中国与拉美国家农产品出口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模式比较的实证研究
——以巴西、阿根廷、智利为例

赵银德，苟建华，宋树理

(浙江外国语学院 国际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中国与拉美国家农产品出口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模式比较的实证研究
——以巴西、阿根廷、智利为例

赵银德，苟建华，宋树理

(浙江外国语学院 国际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强化出口农产品供应链的质量安全监管是获得国际农业竞争力的战略工具。文章通过运用模糊评价方法计算得出的模糊值对比分析了中国同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国家的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状况。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状况总体上好于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国家，但是影响质量安全监管状态的变量不同；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总模糊值都要好于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国家，但中国的民营企业质量监管机制与质量保障等变量的模糊值低于巴西；中国的合作组织的总模糊值要低于巴西，好于阿根廷、智利，其中供应链服务体系变量的模糊值高于巴西，其他变量的模糊值要低于巴西。

农产品；出口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模糊评价

一、引言

在农产品全球供应链运作中，尤其是出口到欧美市场的农产品，其质量安全标准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指标。从贸易保护主义视野来看，高标准的质量安全是一种隐形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因为这提高了农产品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农产品供应链，强化出口农产品供应链的质量安全监管成为获得国际农业竞争力的战略工具和关键要素。因而，对农产品全球供应链的运作过程研究正成为当前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热点。

一般而言，国外学界对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运作、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等方面。大多研究表明，农产品出口供应链组织的模式、供应链契约协调、供应链信息管理、物流运作等影响了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Henson，etal.(2000)[1]的研究指出，农产品市场上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供应链组织纵向一体化的方式来解决，但设置多部门监管模式会阻碍供应链一体化组织模式的形成。Beulens，etal.(2005)[2]认为精细设计供应链契约可以有效分离出农产品供应链上的质量安全供应链主体和非质量安全的供应链主体，而质量成本、质量检测失败概率、供应链主体的质量成本等因素又会影响供应链契约的有效性。Hooker，etal.(2003)[3]研究表明，制度创新和组织结构改善有力地推动了阿根廷、智利等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的演进，有效地突破了农产品国际贸易技术壁垒，提高了出口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质量竞争力。Sébastien，etal.(2008)[4]研究表明，巴西、智利等国依据农产品国际质量标准制定的完善的质量安全标准，对出口农产品供应链的质量安全规制起着很大作用。

而国内学者对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的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供应链的优化等方面。颜卓等(2011)[5]认为，农产品出口质量检测对强化农产品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要，政府需要采取合适的方式，促进质量检测的升级，以此服务于出口供应链的发展。郄海拓等(2013)[6]认为，我国传统农产品供应链运作中的质量安全信息传递存在问题，因此，强化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建设势在必行。何畅(2011)[7]认为，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源仍在于供应链的运作，为了规避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运作中的隐形贸易战，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应改造传统的贸易流通模式，积极打造现代出口农产品供应链，从以产业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出口供应链优化升级及政府标准化监管两个层面来实施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阮建女(2012)[8]认为，我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运作中存在进口国的贸易保护、农产品出口国集中、预控能力不足、产业链结构松散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和农产品供应链上进行优化。

加入WTO以后，中国与拉美等国的农产品贸易更加频繁，其中，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在农产品国际市场中，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通过国际农业企业主导出口农产品供应链，将产品输出到欧美等终端国际市场，带动农业发展，从而使得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为主要代表的拉美国家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取得较多的市场份额。当前，中国与拉美等国在经贸、农业等合作领域正在加速对接，中国与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的农产品贸易往来将更加频繁。本文对比研究中国与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的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模式，以此为中国的出口农产品质量监管提供经验及启示。

二、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模式研究的构成变量和研究设计

(一)供应链运作

大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农产品供应链组织运作、供应链关系、供应链契约、供应链协调、供应链信息管理、供应链物流运作等可以体现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运作水平，而这些供应链运作水平又决定了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如Banterle，etal.(2006)[9]对意大利肉制品加工供应链的研究表明，农产品供应链垂直一体化的程度影响了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的可控制水平和质量风险，垂直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水平越高，质量安全风险越低。汪普庆等(2009)[10]的研究表明，不同的供应链关系会影响企业选择不同的质量安全监管模式，进而决定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控制水平；供应链合作关系越紧密，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主导实施的质量安全监管措施越能得以实现，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越能得以保证。贾愚、刘东(2009)[11]对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的研究表明，农产品供应链契约是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供应链契约设计不合理是导致农产品供应链上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源。

为有效评价供应链运作模式，本文参考相关研究成果，设计了如下7个指标：(1)企业最大程度上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垂直一体化组织模式(x1)；(2)企业同供应链伙伴总是能保持长期的供应链合作关系(x2)；(3)企业同供应链合作伙伴建立契约关系时，质量安全监管指标是供应链契约最重要的合同条款(x3)；(4)与主要的合作企业共享产品质量检测及质量等级相关信息(x4)；(5)与主要的合作企业共同制定出口农产品种养、生产、加工等操作标准(x5)；(6)建立了完善的出口农产品供应链信息管理系统(x6)；(7)出口的农产品都是通过具有全球供应链运作体系的冷链物流系统来实施的(x7)。

(二)质量监管机制

食品安全的公共品属性及质量安全风险的信息不对称性，使得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不可能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因此，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需要强化质量监管。世界各国都对出口农产品实施了质量安全监管，不同的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和方式有不同的质量安全监管绩效。Baron(2011)[12]的研究表明，随着农产品供应链的不断延长，食品安全问题责任的划分和相应的治理也显得日益复杂化，质量监管机制的设计要考虑到相关利益主体的互动，构建预防性控制的市场治理机制和各类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的社会治理机制相互配合、合作治理格局。吴元元(2012)[13]认为我国应当构建由政府、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媒体等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运行机制。

针对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机制，本文设计如下9个指标：(1)质量监管部门总会对出口农产品实施质量监管(x8)；(2)质量检验检疫部门在通关环节总对出口农产品实施质量检测(x9)；(3)海关也总是对出口农产品实施质量监管(x10)；(4)农业部门对农产品的种植养殖环节实施环境检测和初级产品的质量监管(x11)；(5)出口农产品总是通过第三方权威质量检测机构实施质量检测监管(x12)；(6)出口农产品能通过新闻媒体监管(x13)；(7)出口农产品总是由进口商自己的质量检测部门进行监管(x14)；(8)出口农产品总是会受到行业协会的监管(x15)；(9)出口农产品总是会受到来自国外消费者的监管(x16)。

(三)质量保障体系

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实施保障体系主要包括法律法规与行政管理体系、国际市场拓展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生产监控体系(包括环境保护、农资监管、农产品清洁生产、加工等)、农产品市场准入规制体系、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农产品质量信息追溯体系、质量仲裁体系等。关于质量保障体系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质量保障体系对于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的保障作用，尤其是农产品的质量检测、质量认证体系及质量追溯体系等内容。

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针对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的评价设计如下的9个指标：(1)政府针对出口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出台了专门的法律法规与行政管理体系(x17)；(2)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服务机构，为出口企业提供国际市场的开拓服务(x18)；(3)国家有统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x19)；(4)国家实施的是一套包括种养环境保护、农资监管、农产品清洁生产和加工等一体化的生产监控体系(x20)；(5)政府设置了出口农产品市场准入管制体系，农产品必须按照相关要求才能进入国际市场(x21)；(6)国家针对出口农产品构建了专门的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x22)；(7)出口农产品都获得了国际认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的认证(x23)；(8)已建立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信息可追溯系统，出口农产品都能实施质量信息追溯(x24)；(9)针对出口农产品贸易，国家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仲裁体系(x25)。

(四)支撑服务体系

出口农产品供应链技术支撑体系包括农产品种养生产技术服务、产地环境检测与环保技术、农产品检验监测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与分析技术、预警预报等诸多技术支撑体系，这些支撑服务体系是提升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标准的重要技术基础。目前，发达国家的这类支撑服务体系较为完善，尤其是欧美国家；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较晚(Oliveira和Silveira，2013)[14]；比较而言，我国的农产品供应链支撑服务体系建设起步也较晚，但学界对这些内容的研究相当关注。如吴为等(2009)[15]对农产品供应链支撑技术的研究指出，农产品产地环境、检验检测技术及信息化平台的发展，可有效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的信息及时性、准确性、灵敏度、共享性和数据分析能力，使农产品质量安全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潘春华(2010)[16]的研究指出，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体系可以实现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进行预警预测，借助现代信息网络，实现对农产品供应链全程实时监控，及时通报给相关人员并通过网络发布，可以预防和减少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

结合相关文献，本文针对出口农产品供应链支撑服务体系问题设计如下5个指标：(1)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有关农产品种养生产技术服务部门，为企业提供这类专门服务(x26)；(2)政府设有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专门的产地环境检测与环保技术服务(x27)；(3)政府设有专门的有关农产品加工生产技术服务部门，为企业提供出口农产品加工生产技术服务(x28)；(4)政府设置了专门的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与分析机构，为企业提供专门的风险评估服务(x29)；(5)政府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系统，能为企业提供专门的预警预报服务(x30)。

三、中国与巴西等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的比较分析

(一)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比较分析方法的选定

在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模式的比较上，无法得出质量安全控制模式的好或不好的绝对结论，在评价质量安全管控模式的过程中，本文所选取的一些指标属于主观评价指标，由于主观判断具有模糊性，因此，本文就选用模糊评价方法①来比较中国和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拉美国家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控制的模糊评价值。

首先，将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表示为模糊集A，设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的构成变量为A的子集B，则调查的n家出口型涉农企业的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表示为B(n)={a，tb(a)}，其中，a∈A，tb(a)是a对B的隶属度，tb(a)∈[0，1]。

其次，设定隶属函数。根据Cerioli和Zani(1990)[17]的研究，本文把变量的隶属函数设为：

(1)

对于本文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来讲，tb(a)的值越大，表示其质量安全管控状况越好。

第三，变量指标的加总。依据Cerioli和Zani(1990)[17]提供的如下式(2)的计算公式，可以对变量指标进行加总计算。

(2)

其中，k表示在第i个功能因素中包含k个初级指标。公式(2)可以保证在其他出口涉农企业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某一衡量质量安全管控状况指标的隶属度时，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指数是增加的。

(二)变量的测量与调查问卷的设计

根据Churchill(1979)[18]的量表设计原则，本研究主要采用了供应链运作、质量监管机制、质量保障体系、支撑服务体系四大类共30个测量变量来衡量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模式。问卷设计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的方式，程度水平包括极不赞同、不赞同、不赞同也不反对、赞同、非常赞同5种。在正式调研前，研究团队在浙江省的出口农产品加工企业中进行了预调研，发放问卷80份，回收有效问卷67份。经过研究团队对问卷进行前测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前测问卷的KMO值为0.823，累计方差解释度为70.6%，并通过了Bartlett球形检验(p<0.000)，说明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信度和效度。

(三)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

正式调研时，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企业问卷的翻译工作由我校拉丁美洲研究所老师协助完成。研究团队对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国家出口农产品企业的调查研究主要采取两种途径：一是借助我校国际交流部门及拉丁美洲研究所同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高校的合作关系，委托合作高校对自己所在国家的出口型涉农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每个国家发放60份，共180份，三个国家分别回收44份、51份和49份，回收率分别是73.3%、85%和81.7%；二是依托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有进口农产品国际贸易业务的浙江省企业，委托他们对这些国家所在的贸易伙伴进行问卷调研，巴西、阿根廷、智利分别发放60份，共180份，三个国家分别回收41份、46份和53份，三个国家的回收率分别是68.3%、76.7%和88.3%。尽管是两种调查渠道，但问卷内容和调查对象是一致的，不会影响调查问卷的有效性，通过汇总检查两种方式的调查对象时，没有发现重复问卷问题。合计两种调查问卷渠道，巴西、阿根廷、智利发放的问卷数相同，都是120份，合计回收数分别是85份、97份、102份，合计回收率分别是70.8%、80.8%、85%。国内的调查问卷主要选择了浙江省的出口型涉农企业，发出问卷120份，回收107份，回收率89.2%。

在数据处理时，为了能正确反映中国同巴西、阿根廷及智利三个国家在统计指标上的一致性，选取巴西70.8%的回收率做统一标准，即在每个国家选取85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使得每个国家的问卷数量具有一致性，数据分析结果更具可比性。

(四)中国与巴西等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的模糊评价比较分析

根据国内和拉美三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本文用模糊评价方法测算了中国和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国家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见表1)。由于对巴西、阿根廷及智利三个国家的出口农产品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的难度大，调查样本难以取得，样本数量不多，因此，本文的分析结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与此同时，由于本次调研的中国外资型企业样本数量少，不能代表其整体状况，因此，本文只对其数据进行参考比较，不做深入分析。分析结论如下：

表1 中国与巴西等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的模糊评价

1.中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的质量安全管控总体状况好于拉美国家

表1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的总模糊指数为0.787，而巴西、阿根廷及智利的总模糊指数分别为0.770、0.694和0.708。从总指数来看，中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好于巴西、阿根廷及智利三个国家，巴西好于阿根廷和智利两个国家，而阿根廷与智利两个国家的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比较一致。从衡量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的四个构成变量来看，中国的各构成变量的模糊值大都在0.7以上，有些变量的值高于巴西，有些低于巴西。且中国和其他三个国家的各个变量中指标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

(1)供应链运作变量。中国的模糊值是0.846，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分别为0.781、0.679和0.741。总体上看，中国的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运作水平要高于巴西等三个国家。中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运作变量中各指标模糊值最大的隶属度是x2，最小的是x7。也就是说，在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中，同供应链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的供应链合作关系在保障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较高质量安全水平的概率较高，最低的则是冷链物流运作体系对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作用。在巴西的出口涉农公司中，隶属度较高的指标是x4和x3，分别达到了0.883和0.875，说明巴西在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运作中，企业把质量安全指标和质量安全检测作为供应链合作最重要的条件；阿根廷隶属度较高的指标是x2和x4，智利隶属度较高的指标是x3和x2；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国家隶属度最小的指标都是x7，这和中国企业的选择是一致的。这说明，尽管不同国家的企业在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上讲，在供应链运作上，供应链合作关系是否紧密、质量安全指标和质量安全检测等因素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控显得至关重要。

(2)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在监管机制变量中，巴西的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模糊水平最高，模糊值是0.821，中国的模糊值为0.779，要低于巴西的水平，高于阿根廷0.749和智利0.716的模糊值。中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变量中各指标模糊值最大的隶属度是x12，其次是x14，最小的是x8。即在质量安全监管机制中，由第三方权威质量检测和进口商自己直接检测在保障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较高质量安全水平的概率较高，而国内质量监管部门的作用最小。在巴西的出口涉农公司中，监管机制变量隶属度较高的指标是x9和x11，分别达到了0.901和0.876，最小的指标是x14，说明巴西的出口质量检测和农业部门对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很严，在初级农产品的种养环节进行了严格把关，使得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有保障，而新闻媒体等对其监管的作用并不突出。阿根廷隶属度较高的指标是x11和x8，最小的指标x15；智利隶属度较高的指标是x11和x12，最小的指标x16。在9个指标中，模糊值最大的隶属度主要标志有x9、x11和x12三个指标，说明中国、巴西、阿根廷及智利四个国家出口质量检疫部门、农业部门和第三方的权威检测机制的设置对控制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都很重要，但是，中国在农业部门对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控方面状况没有巴西、阿根廷及智利三个国家的好。

(3)质量保障。在质量保障变量中，巴西的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模糊水平最高，模糊值是0.828，中国的模糊值为0.817，巴西略好于中国，中国高于阿根廷0.739和智利0.744的模糊值。中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变量中各指标模糊值最大的隶属度是x23，其次是x24，最小的是x19。即在质量安全保障体系中，中国出口涉农企业获得农产品国际质量认证和实施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在保障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较高质量安全水平的概率较高，但在国内还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体系。巴西的质量保障控制变量隶属度较高的指标是x21和x24，分别达到了0.964和0.873，最小的指标是x17，说明巴西的出口农产品市场准入机制和实施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在保障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较高质量安全水平的概率较高，而针对出口农产品而设置的相关法规与行政管理体系则比较薄弱。阿根廷隶属度较高的指标是x23和x20，说明阿根廷在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和一体化生产监管体系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智利隶属度较高的指标是x22和x17，说明智利在设置专门的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建设出口农产品相关法规与行政管理体系等保障方面有成效。阿根廷和智利隶属度较低的指标都是x25和x21，说明二者在出口农产品的准入管制体系和质量仲裁保障方面还较薄弱。

(4)服务体系。在服务体系的变量中，中国的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模糊水平最高，模糊值是0.707。在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三个国家中，巴西好于其他两个国家，但是从模糊值来看，差距并不大。中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服务体系变量中各指标模糊值最大的隶属度是x26(模糊值是0.778)，其次是x28(模糊值是0.722)，即在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服务体系变量中，中国政府提供的初级农产品种养技术服务和农产品加工技术服务在保障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较高质量安全水平的概率较高。巴西的服务体系控制变量隶属度较高的指标是x27和x26，模糊值分别是0.704和0.670，阿根廷隶属度较高的指标是x27和x28，模糊值分别是0.715和0.620，这说明两个国家的政府提供的农产品环境检测技术服务在保障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较高质量安全水平的概率较高。智利隶属度较高的指标是x28和x27，说明智利的出口涉农企业在获得政府提供的农产品加工技术服务和农产品种养环境检测服务等方面有成效。在五个变量指标中，中国和拉美三个国家隶属度最小的指标都是x30，说明中国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系统的建设方面还较薄弱，都还有待于加强建设。

2.中国和巴西等国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状况构成因素的影响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就中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的管控状况而言，供应链运作和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的功能较为显著，都达到了总模糊水平0.787以上；而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和供应链质量安全服务体系变量的模糊水平较低(0.779和0.707)，都在0.787以下。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和供应链质量安全服务体系还存在较大的问题，从而影响到出口农产品供应链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对巴西而言，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起最大作用的变量是农产品质量保障体系、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和供应链运作，都达到了总模糊水平0.770以上；而供应链服务体系变量的模糊水平较低，0.650小于总模糊水平0.770。巴西仍然需要在供应链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进行强化。阿根廷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起最大作用的变量是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和质量安全保障体系，都达到了总模糊水平0.694以上，而供应链运作和供应链服务体系变量模糊水平较低，说明阿根廷在农产品供应链运作体系的建设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智利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起最大作用的变量则是供应链运作、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及监管机制，都达到了总模糊水平0.708以上，供应链服务体系变量的模糊水平较低，只有0.632。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智利而言，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水平的提高，须重点强化供应链服务体系方面的建设。

3.中国与巴西等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的企业类型比较

从表2的数据分析得知，国有企业(出口涉农企业)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状况的总模糊指数为0.830，巴西的企业为0.770，阿根廷的企业为0.694，智利的企业为0.708，国有企业同他们比较分别高出0.060、0.136、0.122。从模糊指数的构成变量看，在供应链运作、质量监管机制、质量保障体系及服务体系四个变量上，国有企业的模糊水平都高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企业，尤其是供应链运作变量指标，中国的国有企业要明显好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的企业，模糊水平差距分别达到0.075、0.177、0.115，而质量监管机制和质量保障体系的差距不大，供应链服务体系尽管模糊指数总体上不高，但也好于三个国家企业的水平。

民营企业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状况的总模糊指数为0.790，同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三国的企业相比较，分别高出0.020、0.096、0.082，总体上，民营企业也好于这三个国家的企业。从模糊指数的构成变量看，在供应链运作、服务体系两个变量上，民营企业都好于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国家的企业，在质量监管机制、质量保障体系两个变量上，民营企业则要低于巴西企业的模糊指数，分别低0.049和0.026，但要好于阿根廷和智利两个国家的企业。

合作组织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状况的总模糊指数为0.731，同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三个国家的企业相比较，中国的企业比巴西的企业要低，差距为0.039，比阿根廷和智利的企业要高，分别高出0.037、0.023，但是差距并不大。从模糊指数的构成变量看，在供应链运作、质量监管机制、质量保障体系三个变量上，合作组织都要低于巴西；供应链运作指标要好于阿根廷和智利；质量监管机制变量指标低于阿根廷，好于智利，差距分别为0.008、0.025；质量保障体系变量指标同阿根廷及智利相比，其差距分别为0.014、0.009；供应链服务体系变量指标好于巴西、阿根廷与智利，差距分别为0.005、0.046、0.023。

表2 中国与巴西等国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状况的模糊评价

续表

四、结论

本文通过调查得到了中国、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四个样本国家的出口型涉农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模糊评价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分别得到四个国家的企业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的模糊指数，并用指数进行分析比较。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水平要高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三个国家企业的总体水平，巴西好于阿根廷和智利两个国家，而阿根廷与智利两个国家的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比较一致。从衡量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状况的四个构成变量来看，中国的供应链运作变量指标和供应链服务体系指标明显好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三个国家的企业，质量监管机制及保障体系等变量指标反映的模糊指标指数则要低于巴西，但要好于阿根廷和智利。影响中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控的因素很多，起最大作用的变量是供应链运作和质量安全保障体系，中国出口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运行机制和供应链质量安全服务体系仍须强化建设，可以充分借鉴巴西在质量安全监管运行机制和质量保障体系方面的建设经验。

注释：

①在现实决策过程中存在大量无法运用经典数学加以定量描述的模糊问题(例如幸福、温饱、小康等)。美国数学家L.A. Zadeh于1965年首先提出了模糊数学这一概念。模糊评价方法就是建立在模糊数学基础上的专用于描述和处理模糊性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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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StudyonComparingQualitySafetyControloverExportSupplyChainofAgriculturalProductsbetweenChinaandLatinAmericanCountriesIllustratedbytheCaseofBrazil，ArgentinaandChile

ZHAO Yinde，GOU Jianhua，SONG Shul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n the enterprises from China， Brazil， Argentina and Chile，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quality safety control over export supply chai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thre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by the fuzzy value calculated by the fuzzy assessment method. Moreover， the paper categorizes Chinese export 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their nature and then compares them respectively with those in Brazil， Argentina and Chile. The analysis shows: the quality safety control over agricultural exports in China is generally better than that in Brazil， Argentina and Chile， but variables influencing quality safety control are different； the overall fuzzy valu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are better than those in Brazil， Argentina and Chile， but the fuzzy values of variables as quality control mechanism and quality guarantee in China are lower than those in Brazil； the total fuzzy value of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s lower than that in Brazil， but higher than that in Argentina and Chile， whereas the fuzzy value of the supply chain operation variable in China is higher than that in Brazil while the fuzzy values of other variables are lower than those in Brazil， indicating that the experience of Brazili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is worth learning for China.

agricultural product；export supply chain；quality safety control；fuzzy assessment

F114.46

A

2095-2074(2015)04-0080-11

2015-04-13

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3C35054)

赵银德(1964-)，男，浙江诸暨人，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教授；苟建华(1970-)，男，四川南充人，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宋树理(1982-)，男，山东武城人，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