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话史识史德

文/孔见

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话史识史德

文/孔见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被任为太史令，故在《史记》中以“太史公”自称。他作《史记》时，在每篇传记的最后都加上“太史公曰”，进行点评，发表自己的议论。这成为古代写史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一种传统。如《汉书》为“赞”，《后汉书》为“论”，《三国志》则直书“评”，其他或为“述”、或为“议”，等等不一，都以这种形式发表史家自己的看法。有的还在历史的叙述中加以点评式的议论，也算是夹叙夹议。这些文字，有的反映了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对人物的褒贬，对历史事件的是非议论；其中也不乏取媚、诽谤或掩饰之笔，使一些历史人物遭到了歪曲，也使一些史事更加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但应当肯定，司马迁的“太史公曰”，是很有生命力的、批判性的专评，使叙述的历史更加灵动；对人物的是非善恶的评析，也表现了作者非凡的历史眼光。

作为历史学家，贵在秉笔直书，重在掌握史料，并能够依据史实作出正确的叙述和判断，这是检验其史识史德的重要标准。司马迁青年时期有博览群书和实地考察史迹的经历，他继其父为太史令后，又以五年时间整理先人之旧闻，即其父的遗稿，并勤奋阅读皇家石室金匮之古书，有了相当充分的知识和史料准备，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42岁那年才开始编写《史记》。司马迁卒年约为60岁，大致在这10多年时间里完成这部52万多字的巨著。他在《自序》中表达了编史是以《春秋》为志向，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也就是说，他著史是为：“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来说，这种治史的志趣是十分高尚而有见识的，是值得后人称道和钦佩的。

司马迁在他的“太史公曰”的评议中，就表现了这种史识史德。他在这里，确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独立人格，“贬天子，退诸侯，斥大夫”，“别嫌疑”，“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敢于发表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论，自成一家之言。他不但批评前朝诸如秦始皇、秦二世的暴政，而且对当朝君王的评议也时有微词。如在《吕后本纪》中评议吕后时说：“故孝惠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表达了对这个女人夺位专权的不满。他在本纪中有吕后而缺惠帝，也包含了这一层的意思。吕后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女人，刘邦死后，其子惠帝继位，但大权掌握在吕后手里。吕后把刘邦宠幸的嫔妃一一折磨处死，像戚夫人被砍去双手双脚，扔在厕所里，称为“人彘”。惠帝看到这种惨状后，病了一年之久，从此荒废政事。所以对吕后，司马迁是加以贬斥的。而对汉武帝，作为臣子的司马迁也敢于大胆批评，他对武帝频繁使用武力征讨一事加以谴责，认为“因勤远略，使得天下萧萧然，民穷财竭”；而对武帝晚年为求长生不老，迷信鬼神，求助巫术，也讥讽有加。他在指点评论历史人物时，不但敢于赞美同刘邦争夺天下的项羽，说“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而且对当时诸如韩信、黥布一流的失败英雄，也表示了惋惜之情。司马迁在人物评议中，无论是诸侯还是卿相，凡是佞幸之徒及酷吏，都加以鄙视和斥退，而对于草野豪侠之士，则极为赞美。如对游侠，就称赞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曷可少哉。”司马迁的这些言评，表现了十分鲜明的是非观念和无所畏惧的品格。

由上可见，司马迁作为一个古代的史学家，能够垂范后世，不是偶然的。正确对待历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史德史识的修养，是一个历史学家必备的条件，二者不可偏废。尊重历史，就是尊重人民。一个正直的史学家，应该仰无愧于先人，俯有益于来者。那些戏弄历史、亵渎历史的人，实际上是对自己人格的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