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标杆
——刘国光

文/卢继传

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标杆
——刘国光

文/卢继传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争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了解这场论战，有助于人们认识谁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更有助于人们理解计划与市场、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这是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各级政府官员都必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

（一）

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论战烟火，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这把火烧起来的，因而要了解其主张，以及其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转变，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缠绕着资本主义世界，新自由主义受到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追捧，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新自由主义与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经济全球化紧密交织在一起，颇具迷惑性，但已风光不再。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也是一种政治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可用“三个三”概括：以“三论”——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为理论基石；以“三反”——反社会主义、反公有制、反国家干预为政治取向；以“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政策主张。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三是否定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这次金融危机与长期以来倡导不加约束的金融自由化密不可分，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度消费、过度投机，最终导致金融泡沫破裂和实体经济遭殃。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持续了近7年，虽然有的国际机构宣称发达国家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世界经济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世界经济增长轨道。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深陷危机，也使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加剧贫富分化，导致需求不足，助长贪婪掠夺，积累系统风险。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被迫延缓或中断，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和危害性。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把盲目迷信市场的理论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新自由主义也渗透到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曾出现反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两极分化的声音，并发生激烈的争论。在这场论战中，刘国光始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捍卫者。

那么，中国经济学界有没有市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呢？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反映在中国某些经济学家们在教科书中（包括他们的著作、讲话、发言等）讨论关于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时，提出了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中国经济的成功，就是政府作用越来越小、国有企业等部门越来越小、市场自由越来越大的结果；

第二、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成功，就要继续自由化、放松管理、缩小国有部门，只有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国企是市场的对立面，是垄断、特权和腐败的代名词；

第三、中国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称为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学家如果不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就不能叫做经济学家。

（二）

试问，谁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呢？先听一听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是怎样说的。

刘国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顾问，兼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大学教授。

2013年11月26日，朋友与同事聚会，庆贺刘国光九十生日，并研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在会上，刘国光做了题为《九十感恩》的简短发言，他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出息，自知不怎么聪明，自负还算守本分，勤奋以治学，平实以做人，做了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也是在现代的‘天、地、君、亲、师’的培育、熏陶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取得的结果。”他解释说，所谓“现代的天、地、君”就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真正的共产党，这表明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如此看来，第一，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像刘国光那样，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西方经济学只能作为借鉴和参考。

1951年，刘国光是中国派送赴苏联学习经济学的第一位留学生。面试时，经济学家陈岱孙和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问刘国光：“你从前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现在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会不会觉得有困难？”刘国光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只能作为我们的借鉴和参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中也就包括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动摇与改变的。”这一理念他坚持了一生。

70多年来，刘国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学，尤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有人提出市场经济的前面不要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普世的市场经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反对市场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对此，刘国光挺身而出加以澄清，指出这些说法是违背邓小平意愿的。他认为，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来理解，首要的前提还是

“社会主义”，其次才是“市场经济”，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为此，他率先撰写一系列文章，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这一主题的分析，明确我国市场取向政策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演化转变为资本主义。

第二，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像刘国光那样，积极投身于改革洪流，研究我国关注的问题，为国家、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担当参谋的角色。

1938年，刘国光在读高中时，就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70多年后，已年逾九旬的刘国光回忆当年初读《资本论》时的情景依然十分激动：马克思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对资本主义的深入解剖与严肃批判，给他以强烈冲击。《资本论》犹如灯塔，为他指明了人生之路。同时，国家贫弱、外敌入侵、国土沦丧、人民流离……深深刺痛了他的心，更让他坚定了“经济救国”的志向。事实上，“经济救国”的理念一直贯穿在他研究中国经济学的一生的始终，这里略举一、二、三。

早在1979年初，刘国光就和赵人伟合作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深刻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并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原因所导致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内在有机结合。当时，“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观念根深蒂固，该文的发表可谓石破天惊，引发广泛讨论，几家重要报刊先后全文刊载，中央领导称这篇文章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改革之路的标杆”。

对于什么是计划，刘国光提出指导性计划。1982年，他在《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中预见性地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指导性计划的实质就是运用市场调节来进行的计划调节。”换言之，计划调节也就是宏观调控。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是其一。

其二，1993年至1995年期间，我国GDP增长14.2%，显示出过热迹象。到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24.1%，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中央提出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95年的17.1%下降至1997年的2.8%。

在1993年至1995年的这次宏观调控中，“稳健派”的主张被中央采纳。刘国光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一大重要贡献是提出和发展了稳健的宏观调控论，针对我国经济周期变化和体制特点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主张，如宽松环境、稳中求进、微调、双防（同时防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等。学术界便将以刘国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派称之为“稳健派”。

“微调、双防、降温”的思路既克服了经济过热，又避免了急刹车带来的全面紧缩，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1997年1月7日，刘国光和刘树成合写的文章《论“软着陆”》在人民日报发表，从理论上总结了这次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称为“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上述参见2014年5月26日人民日报要闻版“真正的学者只认真理”）

其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混合所有制的办法进行国企改革，刘国光予以支持，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了说明。是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私有经济参与国营经济的改革，意味着逐步把国有经济改变为私有经济，成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种短暂的所有制形式呢？他鲜明指出，党的方针意不在此，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不是短时间的。初级阶段要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过渡，时间很长，所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不应当是向私有制经济过渡的一种短暂的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经济和私营经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无论在宏观国民经济层面，还是微观混合经济实体方面，我们都要公进私进，国进民进，不能只是国退民进。混合所有制要国有控股，国民经济占主导地位，要守住公有制为主体以及国有资本控股的底线。

2001年至201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化情况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是什么？刘国光强调，根据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国企在深化改革中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三中全会的文件也说，“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我们不能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国有经济越来越萎缩，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扩张，国有经济不但不能放大功能，混合到最后反而把国有资产都混没有了。

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有些人只注意外资或私资进入国企的单边关系，如有的民营企业的大佬甚至公开宣称，若不能取得控股权，将不参与国企改革等。刘国光认为，凡此种种，都不符合三中全会关于国资、私资、外资等交叉持股、互相融合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精神。

三中全会文件起草时征求意见，刘国光对原稿中经济部分第六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段以及“合理减持现有国有股份”内容的表述提出意见：目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已经大大缩减的情况下（已经缩减到20%），如果继续对所剩不多的大中型国企进行国有股减持和私有股参进私有股份化改制，世界银行甚至提出到2020、2030年要把国企股份比例降低到10%，或者实行“黄金股”，那么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将要难以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摇摇欲坠，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刘国光又对原稿中第八点提出的“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企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表述，提了意见；当然可以这样鼓励，反过来也可以鼓励公有制经济参与非公有制改革，公有制经济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原稿表述使人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似乎只能是私有控股，到底哪个控股好要看具体情况而定。还要加上一个意思，如果国有控股转变为私有控股，那么混合所有制企业整体的性质也就起了变化。

刘国光以事实说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起步已经多年，不少国企的股权结构已经多元化，上市公司当然如此，在中央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已经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据材料统计，在这些上市公司之间，非国有股权比例已经平均超过53%。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例，将其缩减到20%以下，或者政府持有1%的“黄金股”，甚至放弃“黄金股”的极端水平，连同地方出售大批中小型企业，将涉及巨额国有资产以及相应的巨额利润重新组合到私人手中，促使中国财富结构和收入结构进一步向中外私人资本富豪大倾斜，而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社会福利保障也相应减少。国家所掌握的财富，社会福利的财富，民生、社会建设的财富减少，富豪财富增加，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后果极其严重。

为此，刘国光发出呼吁，国企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早在2007年他就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则，防止财富和收入分配通过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向两级分化进一步推演。所以，他认为，要围绕习近平同志所讲的“不仅不能削弱国企，而且要加强改革”，不能让其锐变为民营、外企进入国企的单边关系，以至于如习近平所警告的一些人在“一片改革声中以国有资产谋取暴利的机会”，重演过去国企改革的悲剧。

刘国光所谈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以上意见，尽管比较尖锐，却发出其内心的关注，至今仍可供决策参考。他“希望国企改革的决策和执行部门择优吸收”。（有关论述、数据等摘自刘国光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第143-148页）

第三，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像刘国光那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民共命运、共呼吸，像刘国光那样老骥伏枥，忧国忧民，为百姓说话，敢于担当。

刘国光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时，始终坚持主张在追求目标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求效率与公平并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平稳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蒸蒸日上的新局面，他既欣慰，又有所担忧：“我最担心的就是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早在2005年4月25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刘国光《重新审视社会公平问题》的长篇文章，引起广泛的影响。他在该文中明确提出，现在必须重新考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进一步重视社会公正的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

他说，改革开放之初提这个口号是针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现在平均主义已经越来越少，而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已由按劳分配为主转向按要素分配为主，对此，刘国光认为，这一分配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就是随着私人产权的相对扩大，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会相对扩大，劳动的收入份额相对缩小，从而拉大贫富收入差距。绝对富裕和相对贫困并行，秘密就在这里。

怎样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和向两极分化推进呢？根据邓小平关于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的精辟论断，刘国光撰文呼吁，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贫富差距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否则，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摘自刘国光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第177、178页）。

他多次强调，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坏的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要避免这个前途，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问题。

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学者的良知与责任感更重要。

第四，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像刘国光那样，坚守科学理论，不可随波逐流。

不过，某些经济学家误解刘国光，提出各种批评，甚至扣帽子造势，每当这个时候，刘国光总是理直气壮地说：“真正的学者只认真理”。

对此，人民日报于2014年5月26日发表的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专访提供了佐证，在其开篇这样写道：“在中国经济学家里，刘国光是一个独特的、难以忽视的存在。”记者如此概述：刘国光大学时接受的是正统西方经济学教育，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情有独钟；他是新中国公派留苏学习经济学的第一人，主修计划经济，却是最早提倡“商品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是市场经济的热情鼓吹者，最早构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却始终坚持市场缺陷甚多、政府调节必不可少；他是最早论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学者之一，但晚年却把“公平”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并为此不懈呼吁……

有人说他多变，但他说，自己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研究问题、为百姓说话、为弱者说话的立场从未改变。

有人说他固执，但他说，学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的学者只认真理”。

那么，刘国光多变、固执吗？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回事。据了解，某些经济学家说他多变，是因为他既说了“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又说了“市场也有缺陷”，“不能迷信市场”；既说了要坚持宏观计划，又说了不能迷信计划。但是，他正确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他说：“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现两者的结合，其目的就是把两者优点长势发挥出来，避免两者的缺陷和不足。”（同上，第54、55页）这个论述无疑是正确的。

更主要的是他旗帜鲜明地坚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

刘国光在八十岁后的十年，即2003年之后的十年，其研究工作大多集中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的《九十感恩》这样说：“我的总的理念其实也很平常，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这个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改革的前途命运，也是现今经济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环绕这个问题的针锋相对的纷争，当然有理论是非问题，但是在更大程度上，是当今中国社会不同利益阶层势力的对决。反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两极分化的声音，虽然有雄厚的财富和权力的实力背景，但毕竟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而主张‘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为导向，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声音，则代表了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希望。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不取决于争论双方一时的胜负，最终将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

某些经济学家说刘国光固执，主要是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批评新自由主义。2005年，他在《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这篇文章中，批评了“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误导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据了解，中国经济学教育存在严重西化现象，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我国许多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已经在事实上蜕变成“西方经济学”专业了，这必须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但是，有些经济学家批评他从市场改革的道路上退回来等。

批评新自由主义就是“从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退回来”吗？批评新自由主义就是“否定改革”吗？显然，这种批评是扣大帽子，毫无道理。2005年刘国光荣获中国经济学奖之时发表了“答辞”，他的回答摘录如下：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我曾作过多次论述，我在“答辞”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观点。但是，话还要说回来，人的思想是发展的，我不敢像有些人那样相信自己一贯正确，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贯正确。

过去，在感受了计划经济的种种问题之后，我们慢慢地就要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我只意识到计划经济有毛病，觉得要搞市场调节，但那时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后经过对中外经验的反复思考和研究，逐渐地看到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形成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信念，赞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差不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期的事情了。这说明我这个人不很聪明，思想发展很慢，但我觉得这是符合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我在提出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就提出不要迷信市场。我们应当重视价值规律，但不要认为价值规律本身就能把一切事情管好，并把一切事情交给市场去管。

他说：“有些人提出完全市场化的主张，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过去，我们迷信计划，犯了错误，于是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我们同样不能过分迷信市场，要重视国家计划协调、宏观管理与必要的政府参与和干预的作用。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走弯路了。”（同上，第83-84页）

不久前，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毋庸置疑，刘国光在经历计划与市场争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内在有机结合，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无论过去或现在，他的坚守所表现的赤子情怀、中国气派，摒弃浮华，行为世范，令人敬重。为此，刘国光2005年荣获“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11年荣获首届马克思经济学奖，同时还是波兰科学院外国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荣誉博士等，成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这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刘国光的独特学风、独特风格、独特信誉。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著名管理学家、知识经济学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