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对抗性情绪偏移与政府形象构建

◎傅文仁 杨 兼

网络对抗性情绪偏移与政府形象构建

◎傅文仁 杨 兼

网络已经在公民的社会生活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互联网营造出的虚拟公共空间中，政府部门的形象往往也影响着真实生活中公民对其形象的认知和其工作的认同程度。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中往往存在着这一类现象，即对于政府部门的工作，对相关政令的发布，网民通常存在着自身的看法，这种看法和政府工作、政令发布的出发点却往往背道而驰，这种看法甚至形成了一股网络情绪，这种情绪对执政者的行为的读解经常形成一种对抗性的偏移，有损执政者的公众形象、阻碍政策执行效率甚至反过来可以推动这种对抗性偏移导致的不良社会情绪滋长。因此，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弄清这种对抗性的网络情绪所带来的偏移现象，对执政者政府形象的构建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网络情绪对抗性偏移的类别

1.完全对立式偏移。

2015年年初，深圳警察吃娃娃鱼打记者事件掀起了大规模的舆论风暴。在事件曝光初期，面对网民的指责，深圳公安在事件调查声明中表示，当天饭局在非工作时间进行，饭局由退休官员个人买单，娃娃鱼也是人工养殖的食材，在说明饭局情况的同时也就警察打记者的行为道歉，并表示将尽快处理相关责任人。然而，深圳公安的这份并非全无依据且主动认错的声明却并没有得到网民的信任，大量网民质疑饭局是公款吃喝，并“发散性”地认为背后有更大的贪腐行为。网民的解读与官方表达的信息呈现出完全对立状态，不仅为舆情的平息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也极大地损伤了公安队伍在舆论场中的形象。

2.负面次生式偏移。

2015年1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表示“决不能让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课堂”。该观点被媒体报道后引发网民关于价值观的大讨论，网络负面情绪异常严重，甚至袁贵仁之子经营、印刷教材也作为网络质疑抱怨的相关材料，网络情绪进一步的向负面挥发偏移。同样，在上海跨年夜火灾事件中，网络情绪也出现了同样的偏移，相关官员在火灾现场附近豪华餐厅聚餐也被当做猛料挖出，进而成为网民质疑上海警方工作不力，背后存在贪腐的“证据”。这两起事件中，网络情绪将舆情挥发到了脱离事件本身的方面，甚至产生了次生舆情。

3.勾沉关联式偏移。

同样是2015年年初，四川和湖北的两道政令也引发了舆论场的一片 “声讨”。为了防治雾霾，四川省通告居民禁止熏制腊肉，而湖北省则禁止焚烧秸秆。然而，这两道出发点本意为环保的政令却得到了舆论场的一致批判。网民在认为熏制腊肉和焚烧秸秆和雾霾的逐步严重并无关系之外，舆情甚至转向了两省近年来逐步严重的环境问题，甚至还有波及到了政府近年来发布的相似政令，这种关联到其他领域的网络情绪偏移也导致了和事件本身并无直接联系的部门的形象损伤。

4.理论延伸式偏移。

2014年10月，网络作家周小平、花千芳受到国家领导人点名、握手，受到热情鼓励。主流媒体对周小平的评价是具有互联网思维、社会责任感、传播正能量，然而在接见后，随即即有人批评周小平“作秀”，而周小平的支持者则回击说这是嫉妒。网络分成 “倒周”和“保周”两派进行观点大战。周小平的理论作为主流舆论的意见代表也被网络全部扒出，最终转移到了理论上的争论。偏移了周小平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事件本身。

5.内外对比式偏移。

互联网中还有一类网络情绪的对抗性偏移，这类偏移针对国内外共同存在的社会现象或问题而存在，经常出现“贬中扬外”的情况。例如，针对国内屡次出现的暴力拆迁，网络舆论中往往会拿英国老太太拒绝搬家导致某社会工程无法进行、美国某人不愿意搬迁而导致道路工程绕行几十公里的案例作为对比，网络负面情绪则在这种内外对比的差异中开始发酵，对政府公众形象造成不利影响。

二、网络情绪对抗性偏移产生的原因

1.情绪沟通缺位。

政府部门在政令发布、组织宣传时，容易忽略具体发布实施后可能带来的网络情绪的走向。因此，在政令发布后，网络的反应往往和发布的初衷背道而驰。在湖北、四川两省防霾政令的发布初衷本意为改善环境，如若真的熏制腊肉和焚烧秸秆对空气质量确实有可见程度的污染，相关部门完全可以直接将两者之间有根据的关联作为引导网络情绪的手段直接呈现在公众眼前，从而减少网络情绪的关联式偏移。这种情绪沟通的缺位是产生网络情绪负面偏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2.对话意识欠缺。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思考的角度和所处的立场不同，公众的意见有时也会对某些有益政令的执行造成障碍。然而，这种可能存在的障碍却不能成为对话缺位的借口。官方在发布某些政令或政策时，方式过于直接，这种“告知性”的公布方式在发布政令，特别是某些容易为公众所误解的政令时，极易引发网民的反感。因此，这种平等对话意识的欠缺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网络情绪的负面偏移。

3.沟通渠道不畅。

互联网在互动方面的发展极大的拓宽了网络情绪的宣泄渠道，这种渠道的畅通极大地提升了网络负面情绪的影响力，这种扩大的影响力又极易推动网络情绪整体的负面偏移。无论是在深圳官员吃娃娃鱼事件中，还是在教育部长讲话引发的风波中，亦或是四川湖北两省的防霾政令引发质疑事件中，网络意见交换渠道的不通畅在很大程度上都助推了负面意见影响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病毒式”的传播对网络情绪出现对抗性偏移现在起了重要作用。

4.社会精英助推。

互联网为意见表达提供了空间，社会精英的意见则在一定程度上集中通过智库发文的方式展现。然而，这种精英对政令的负面解读却因精英或智库在认知层次上的高度极具影响力和公信力，对网络情绪产生对抗性偏移现象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袁贵仁讲话引发的风波最初在舆论场中出现即是由部分高校教师发起的，其中一篇某大学教授三问袁贵仁的博文故意通过混淆本具有明确含义的“西方价值观念”这一概念对教育部的工作进行质疑和攻击，这种社会精英的解读也极大地煽动了网络情绪的出现对抗性偏移。

5.新旧媒体断裂。

目前，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新媒体（自媒体）为主要阵地的民间舆论场二者之间一直存在着裂痕。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使用的两套对立的话语体系背后体现着两种不同角度和不同立场的思维方式，传统媒体往往更加严肃或高屋建瓴，而新媒体则更加地草根化或注重细节，两者之间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断裂导致了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对政令或政府行为理解上的偏差，因此网络情绪在这种偏差的作用下也极易出现对抗性偏移的现象。

6.刻板负面思维。

互联网来带了社会生活透明度的增加，这种增加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政府或官员违规违法行为的曝光。这种负面信息大量的曝光一方面有利于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但在另一方面也逐步加重网络的刻板负面印象的形成。因此，当舆情事件发生时，网民极易根据以往监督的经验，习惯性的进行负面推定或判断，导致网络情绪产生对抗性偏移。在深圳官员娃娃鱼事件中，饭局本身并不违规，然而在刻板印象的作用下，网民还是习惯性地产生了贪腐和公款吃喝的质疑。

三、网络情绪对抗性偏移的危害

1.损伤执政者公众形象。

网络情绪的负面偏移显而易见会导致官方形象的损伤。在深圳官员吃娃娃鱼事件中，深圳公安即使是先承认错误，却依然没有得到网民的谅解，舆论依旧质疑公安系统存在贪腐；舆论场对四川湖北的防霾政令的对抗偏移解读也在舆论场中打造了官方“无脑决策”的形象，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偏移，都对政府部门的公众形象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2.阻碍政令发布执行效率。

某些官方政令在推动执行时，民间舆论场可能因思考立场不同而对其提出质疑，这种网络情绪的对抗性偏移会对政令推行造成一定程度的舆论压力，此外也阻碍了政令发布执行的效率，这种阻碍无疑也是对政府社会公共生活管理提出的挑战。

3.推动社会负面情绪增长。

在网络情绪产生对抗性偏移往往影响力较大，而这种偏移极易造成负面情绪的积累与叠加，最后导致社会整体负面情绪的增长，甚至反过来推动网络情绪对抗性偏移的产生。然而，这种社会的负面情绪对于整体社会生活的发展却是弊大于利的。

4.挤占事实生存空间。

网络情绪产生对抗性偏移的情况下，也极易滋生谣言生长空间。深圳官员吃娃娃鱼事件曝光后，在网络的一片质疑声中甚至出现了类似“参与饭局的都是警界高官，席间出现受贿等违规行为”诸如此类的谣言。然而事实只是退休官员请以往同事吃饭，个人买单。这种具有刺激性的谣言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事实生存与传播的空间，为官方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四、如何应对网络情绪的对抗性偏移

1.情绪模块化预演。

虽然网络情绪具有情感上的不确定性，但由于网络情绪的产生与爆发多是针对社会公共事务，因此，网络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具有可预测性。通过对过去产生网络情绪对抗性偏移的舆情案例进行梳理与分析，能够将网络情绪的对抗性偏移进行模块化归类，每一个具有共性的类别都具有其自身的生发原因、属性及发展规律。找出这种规律后，网络情绪的走向与偏移也可以进行模块化的预演，对在政府与民间舆论场的对话、政令的发布之前，都可以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和导致的网络情绪变化进行相应的预测，为执政者的对外沟通提供相关的参考依据，避免不必要的形象损伤。

2.正面意见的对冲。

在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产生冲突时，如果政府方面并无违法违纪行为，并没有必要一味与负面舆情妥协。深圳官员吃娃娃鱼事件中，深圳警方的第一时间认错道歉就并没有起到相应平息舆情的作用，甚至引发了舆论场“不管有错没错，先认错了事”的指责。袁贵仁事件中，其讲话出发点也仅仅是其工作立场及需要，并无违规之处。因此，面对这种网络情绪的对抗性偏移，则需要正面意见或事实真相与负面意见形成对冲，才能有效地平息舆情。

3.多维度媒体宣传。

在当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产生断裂的情况下，主流意见想要在舆论场中获得更有影响力的生存空间，就必须改变以往过度依赖传统媒体传播的生存方式，主动寻求更适合新媒体时代传播规律的话语体系与传播手段，努力开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重的多维度媒体宣传时代，打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也是两个舆论场之间的话语壁垒，才能使得主流意见更完整、更高效地在舆论场之间流通，打造执政者的正面形象。

4.草根式的话语选择。

在以新媒体为主要阵营的民间舆论场中，也有相应的一套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草根式的话语体系，以往传统媒体正襟危坐式的传达在现代社会中为网民所接受的程度也越来越低。因此，政府在舆论场中表达自我、发布政令时，也需要有意研究和选择一套更能为民间舆论场所接受的草根式的话语体系，在和民间舆论场良好的沟通中潜移默化，才能进一步地避免网络情绪对政府政令与自我表达产生对抗性偏移。

5.平等化的权力身份。

在政府与舆论场的对话中，政府过高的姿态往往会造成网络情绪的对立。因此，政府自我表达及政令发布时，可以适当放低姿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舆论场的讨论，这种权力身份的平等化能够及时阻止网络情绪对抗性偏移现象的产生，对沟通的效率及效果也有相当大的助力。

(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大数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