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军抗战忠魂祭

周诗若

新中国成立后，由贵州省志办编写出版的《贵州省志·民政志》，录入了八年抗战期间在贵阳建的两座黔军部队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一座是建在地名叫纪念塔的“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塔）；另一座是建在三桥街上的“国民革命军第86军抗战将士纪念碑”。这两座黔藉儿女为国捐躯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告诉人们那些不应忘却的历史……

草鞋兵出黔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战幕拉开。黔籍部队共有11个正规师开赴前线抗战。当时因部队条件艰苦，战士穿的大都是草鞋，被国人称“草鞋兵”。出黔抗战的这11个正规师是：由贵州遵义人陈铁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85师（以下只称部队番号）、由贵州松桃人罗启疆率领的第82师、由贵州遵义人柏辉章率领的第102师、由贵州桐梓人何知重率领的第103师、由贵州绥阳人吴剑平率领的第121师、由贵州兴义人王文彦率领的第140师、由贵州桐梓人蒋在珍率领的新编第8师、由贵州龙里人刘伯龙率领的新编第28师、由贵州盘县人冯剑飞率领的预备2师、由贵州三穗人周致群率领的新编第71师和由柳善率领的新编第55师等共10多万黔籍儿女。（以上将领是十一个师首任师长。此后人事变动大，不一一列名）。

八年抗战期间，贵州共征集兵源639631人。据贵州《地理志》载，这一时段贵州全省总人口为1060余万人（增减变动不大），征集的兵额占全省总人口6.03%，平均16.6个贵州户籍人口中就有1个兵。据《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对全国各省正规军征兵数的排名，贵州在诸省中征兵数排在第9位，但按人口比例，贵州征兵的比例却名列前茅。所征兵额基本上投入抗战正面战场。

为民族视死如归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比日军差，而国内部队虽统称国民革命军，但非嫡系部队的装备又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差。贵州部队基本上是“草鞋加步枪”，装备和日军相比可谓天壤之别。黔军官兵明知开赴前线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他们为了我中华民族之存亡，抱着宁愿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以身许国，也不愿当亡国奴的决心奔赴疆场。许多官兵出征前后还给家乡或家人留下了绝命书。仅录第121师师长吴剑平在征途中给家乡绥阳县的好友、绥阳县名流陈凤楼的书信，以彰民族气节，其信云：“已函告内子，若我战死，绥阳产业，除一部留给他们生活外，可酌提三四千元红契捐入学校，以尽我未完之愿。”并激励官兵说：“日寇意在侵略中国，实行其大陆政策之野心。我国人忍无可忍，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乃决心起而抗战，以图国家民族生存。”“以其屈服而为亡国奴，不如抗战而牺牲。”像吴剑平师长给家人留下绝命书者，不在少数。而在八年抗战中，黔军健儿魂留沙场者，总数虽无精确统计，但从102师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的阵亡人数中可见一斑。出黔时，全师官兵9700人，第一次长沙会战前的历次战役中，牺牲6000余人。陆续增员7000人，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全师仅存不足千人，累计全师为国捐躯的就有1.2万余人。另据《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文史资料专辑》收录的李祖明先生所辑《抗日战争中贵州藉部队部分阵亡官佐名录》记载的阵亡官佐数，102师有32人，103师有40人，140师有63人，121师有12人，新编第8师42人，85师有9人，补充师有8人，新编28师及独立34旅有5人，在非黔军部队中的黔藉阵亡官佐有29人，共计阵亡官佐235人，其中军衔最高的为中将1人、少将13人、校官48人，而这仅是11个师中8个师的部分阵亡官佐数，实乃冰山一角。官佐阵亡人数如此之多，何况士兵乎。

经百战痛歼日寇

在200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段话让正面战场上的抗战史实重现在我们眼前。贵州草鞋兵从“七七事变”后的第32天即1937年8月8日起投入南口地区争夺战开始，至1945年4月，即日本投降前4个月，在与日寇血战中参加的重大战役就有：1937年8月8日至26日的南口地区争夺战；10月13日至11月2日的忻口会战；10月15日至11月11日的中后期淞沪会战；12月1日至13日的南京保卫战。1938年1月至5月24日的徐州会战；5月24日至6月9日的兰封会战；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1939年5月1日至20日的随枣会战；9月14日至10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11月至1940年10月底的桂南会战。1941年9月至10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12月23日至1942年1月6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1942年3年17日至5月15日的入缅援英作战。1945年4月至6月参加湘西会战。共计22次。参加的大小战斗不计其数。

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军民遭受了重大伤亡。但不论是在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或入缅战场，国共两党领导下的军队及民间武装抗日力量也给予日军很大的杀伤，痛歼日军的战斗层出不穷。仅以两处“松山”战斗为例：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时，为歼灭武汉外围田家镇松山口的日寇，第86军（军长何知重、副军长吴剑平）121师（师长吴剑平兼）黔军参加了田家镇保卫战，与友军一道在松山口一连打了三次大胜仗，歼灭日军一个整编联队，使日军进攻武汉的部队无法越雷池一步。这一战役的胜利，后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史编纂委员会选为成功战例载入史册。另一痛歼日寇的战例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8军奉命调云南，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参加滇西大反攻。松山是在滇缅战略公路上的一个战略要地。由日军精锐的56师团辖下的精锐联队第113联队即松井联队驻守，该联队配备有野战炮兵大队、战车、工兵、战地医院，还带有军妓。兵力多达3400余人。周围25公里内，明碉暗堡等星罗棋布。为打通这一战略要地。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下令限期攻下松山，逾期则团以上将领将受到军法惩处。第8军是主攻松山的部队，军长是贵州兴义人何绍周，系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侄儿。司令长官卫立煌恐何绍周自视有何应钦是自己叔父而掉以轻心，特写了10个字送给何绍周：“勿以熟相欺，勿以身试法。”在此役中，第102师和第82师是贵州部队。在探出松山周围25公里内的明碉暗堡和全部工事后，在松山顶峰敌主阵地下方的山体内，由工兵采取坑道作业掘洞，装填了3吨TNT炸药。攻山部队全部撤至安全地带后，何绍周军长一声令下，工兵营长按下起爆器，一声闷响，山摇地动，黑烟如柱，直冲云天。日军从长官到士卒，除4人奄奄一息被俘外，全部被炸死。松山一役，可说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次完全、彻底、干净歼灭日军精锐之师3000余人的辉煌战例。战斗结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专门向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发来贺电。

俗话说，无功不受禄。黔军装备虽差，但作战勇敢，不怕死，广大官兵抱着拼死救国的决心，虽损失惨重，但在战斗中大量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取得许多辉煌战绩。因此，率领11个师出黔抗战的11位师长中，陈铁升任集团军副司令，何知重升任中将军长，吴剑平、王文彦、蒋在珍、周志群、柏辉章5位师长升任中将副军长。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黔军儿女在八年抗战中牺牲巨大、战功卓著。

留青史碧血千秋

勒石为铭，昭示后人。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记事文化、或者说是警示文化之一。本文开篇提到的抗战期间分别建在三桥街上的“国民革命军第86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建在纪念塔路上的“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市民都叫纪念塔），就是当时各界人民为纪念为国捐躯的黔籍将士而建的祭祀性建筑。还在三桥的纪念碑旁建了一座八角形状的招待所，供过往官兵和各界人士祭祀阵亡将士时食宿，市民称这座房屋叫“八角房”。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这两座纪念碑就是昭示后人：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日军的侵华史，不要忘记日军轰炸贵阳的罪恶史。更不要忘记黔人的抗战史，不要忘记千万贵州儿女血洒沙场、马革裹尸的悲壮史！

时过境迁，物变人非。虽然，这两座黔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三桥国民革命军第86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还有当时的照片，纪念塔却连照片也没有留下来。但它们永远竖立在人们的心中！世世代代！世世代代！

10年前，云南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曾从我这里征集到一些贵州抗战部队参加滇西战场的史料。前不久，我赴腾冲瞻仰。在“中国远征军名录墙”遇到了一群驴友，每人手中拿着一枝黄色菊花，注目敬礼。交谈中，得知他们是在昆明不同大学读书的大一学生。我问他们为什么给远征军献花祭唁？他们回答说：“因为他们是为民族存亡而战，为保卫国家而牺牲。”多么感人啊！今天的大一学生，应该是90后的青年。不忘国耻，敬仰抗战烈士，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之光，正在发扬光大！

在八年抗战中，为保卫国家、消灭日本侵略者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黔籍将士，名留青史，永垂不朽！

（作者系贵阳市云岩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