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古大臣之风

罗强烈

我们在读史过程中，常常能看到“古大臣之风”这个词语。“古大臣之风”往往是指一些在君主专制下的大臣，他们能够不畏威权，坚持正直原则，也指相对能够焕发自己坦荡光明、健康自由的人格品质。毛泽东所称道“诸葛一生唯谨滇，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就是一位具有“古大臣之风”的北宋宰相。我曾经在《遇上宋仁宗幸运，遇上宋徽宗遭殃》一文中说过，北宋前期，尤以宋仁宗时期为代表，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优质时期：在这个时期，君主们大多尽力约束自己，让他们所执掌的公权力基本正常地行使，而执政和台谏等朝廷大臣，也多有“古大臣之风”。这种比较理想的政治状态，曾经作为正面力量，鼓励过程朱修补和继续幻化儒家的封建伦理政治理想。

那就从吕端入手看看北宋的“古大臣之风”。

人们通常关心的官位高低、金钱多少等世俗问题，吕端却总是淡然处之，所以留下“糊涂”的历史名声。宋太宗要提拔吕端为宰相，吕端并没有为得到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沾沾自喜，相反，他此时想到的是朝廷执政班子的团结问题，为此不惜放权和让位，因为他身边还有一位声望卓著、才能优异的名臣寇准，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寇准性子刚烈，吕端怕他内心不平衡而影响朝政工作，于是请求太宗另下一道命令，让副宰相参知政事，寇准和自己轮流掌印、领班奏事，得到了太宗的批准。后来太宗又有诏旨：朝中大事一律先交吕端，然后才上报；然而吕端仍然遇事都与寇准商量。最为奇特之处在于：吕端后来干脆主动让位给寇准，自己降格去当副宰相参知政事。再后来出征澶渊的历史证明了吕端为天下惜才的眼光，也证明了寇准确实是一根比吕端更为重大的朝廷栋梁。

寇准不但有“古大臣之风”，而且应该说就是传说中的古大臣典型。寇准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率性可爱的封建政治家。坦率地说，自秦始皇始，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集权政治严如寒冰，而在北宋能够出现寇准，却也能够给人一缕温暖的慰藉。

寇准19岁考中进士，然而钦点进士之际，宋太宗会在大殿平台上目测和提问，年纪太轻的往往会被罢去。后来的明太祖应该是学宋太宗，曾经把神童解缙打发回家历练几年再来。有人给寇准出主意：增报年龄。寇准回答：我刚准备踏上仕途，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怎么能欺骗皇上呢？最终19岁的寇准被录取了，授予大理评事。

寇准的“可欺君耶”应当不属愚忠，而是出于一种“忠君爱国”的传统理念。后来的事实证明，寇准官运亨通靠的决不是阿谀奉承、依附权贵，而是刚正不阿、抗颜直谏。用《宋史·寇准传》的话说：“会诏百官言事，而准极陈利害，帝益器重之。”有一次寇准与太宗在办公室讨论问题，寇准据理力争，惹得太宗愤怒地站起来，想以非正常方式结束争论，哪知寇准不干，拉着太宗衣服“令帝复坐”，直到问题解决，太宗与寇准才各自回家——《宋史》没说是什么具体问题。

1004年10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南下攻宋，北宋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一片惊慌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自己的故乡南京，枢密院事陈尧叟主张迁都自己的故乡成都；宋真宗自雍熙北伐惨败之后，对辽国就一直心存畏惧，既无心抵抗、又怕担负道义责任，六神无主；此时，只有帝国栋梁寇准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战，而且告诉宋真宗，如果往南逃跑，整个国家的人心就会崩溃，敌人乘势追击，大宋江山将无法保存。宋真宗这才被迫与寇准一道御驾亲征澶州。

宋真宗时代，黄河是流经澶州的。真宗到了澶州南城，怎么都不愿去宋军主力所在的北城前线。寇准一面坚持推进北城“取威决胜”，一面宽慰北宋第一位在深宫里长大的真宗皇帝，说他自担任兵部尚书以来，对这场战争就有所准备，如今更有王超劲兵屯驻中心以扼契丹锋锐，李继隆和石保吉大军拖着契丹左右双臂，四方驰援的队伍也会很快来到。宋真宗仍然下不了决心。寇准出帐寻找“援军”，恰遇太慰高琼前来办事，寇准先把高琼抵入道义高台：“太慰深受国恩，今日有行动报答吗？”寇准拉着高琼重返帐中，据《宋史》记载，寇准“厉声”对宋真宗说：“请陛下问太慰高琼。”高琼简洁四字：“寇准言是。”宋真宗这才半推半就地渡过黄河。

宋真宗把澶州北城的军事指挥权完全委托寇准，自己回到行宫中，还不断派人到城上观察寇准。深知真宗心思的寇准，与杨亿在城上饮酒博彩、谈笑高歌，这下真宗赵恒心里踏实了：寇准都如此神态轻松，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寇准这个“桥段”，使我们想起诸葛亮的“空城计”，前者是真实的稳定军心，后者是虚构的麻痹敌人，但其智慧含量应该都是一样的。《三国演义》成于元明之际，罗贯中的灵感有可能来自寇准这个“桥段”。

虽然在局势有利于北宋的情况下，缺乏英武气概的宋真宗仍然不顾寇准的强烈反对，在契丹人搭起的和谈台阶前，以每年进贡辽国30万金帛的条件签下“澶渊之盟”；但是，寇准毕竟在关键时刻，以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安定了社稷，可以说对帝国功重如山。

寇准走到自己的政治顶峰，因奸臣王钦若“寇准把真宗当‘孤注一掷”的挑拨，宋真宗第二年就罢了寇准的相权。宋真宗病重期间，刘太后暗中参政，寇准培养的丁谓已官至参知政事，但丁谓觉得自己拜相还欠火候，又把外放的寇准请回来。虽几经宦海沉浮，寇准高洁的秉性依旧率真可爱。当饭后丁谓用衣袖为寇准拂去胡须上的菜叶时，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教训丁谓：“参知政事是国家大臣，应该操劳国家大事，哪有给长官拂须之理？”为此，寇准后来被丁谓和刘太后联手贬到雷州，一年多后终老雷州。

寇准之后的韩琦当然也是北宋名臣。他参加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虽然他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或者是失去锐气，或者是缺乏见识，但他身上闪现的“古大臣之风”，仍然是北宋历史上的亮点。

韩琦虽然出生仕宦之家，却20岁就以第二名高中进士，后来多次出将入相，《全宋词》还录其词4首。宋仁宗嘉祜二年，刚中进士的苏辙曾写过著名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表示了仰慕和求见高人之心，这个“高人”就是时任“军委主席”的韩琦。韩琦曾经“相三朝，立二帝”，“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欧阳修对他的评价是：“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宋史·韩琦传》采用的大概也是欧阳修意思：“琦蚤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评价更高：“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

宋仁宗驾崩之时，已宣英宗进宫继位，但仁宗的手突然又动了一动。左右大臣见状心六神无主，都盯着宰相韩琦。此时的韩琦真有欧阳公所说的“社稷之臣”风采，他临变担当、当机立断：新君照旧迎立，如果仁宗醒来，就当太上皇。事后有人劝韩琦：“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韩琦回答说：大臣死生以事君国而已，哪能如此患得患失？宋神宗也是韩琦所立“二帝”中的—帝，神宗继位，有人不满韩琦专权三世，御史中丞王陶告他跋扈，韩琦为表示不恋权位，竟然潇洒地坚决辞位。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古大臣之风”，则表现得更为文人化和戏剧化。两人均曾经被任命“同修起居注”，也就是为皇帝写流水账日记，然而两人都坚决不干：虽然给皇帝写日记有更多亲近皇帝的机会，但王安石想干实事，不愿当这个闲差；司马光干脆说自己“不愿为四六”，也就是瞧不上“起居注”这种无聊文字。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最大相同点，虽然政治理想方向相反，但他们都能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被后人誉为历史上的两位“拗相公”：王安石坚持变法不合糊，要当宰相就得按自己的政治理想干，而且为了实现自己富国强兵的理想，他具有罕见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洫”的政治家气魄，如果不能按自己的政治理想干，那就宁愿不当宰相。宋神宗在变法运动中曾经几度动摇，王安石也就曾经相应地几次辞相。司马光的政治态度也很鲜明坚决，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基于权术考虑，曾经非常希望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与王安石互相支持，也互相监督，但司马光向宋神宗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废除王安石变法。宋神宗数次劝说都无效，更无法满足司马光先决的条件，司马光干脆离开朝廷，躲到西京洛阳“独乐园”里写自己的《资治通鉴》。

我在《王安石的政治梦》中说过，以王安石的政治经历为例，可以看到北宋社会的政治宽容性有点像个童话，我还说到过一个民间调查：如果可以自由穿越中国历史，许多知识分子都愿意回到北宋。北宋大臣这一片人格亮丽的精神风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诚如张宏杰所说，自秦始皇建立帝制后，中国的“国民性”在君权专制之下便江河日下；如果要找出其中直堕黑暗的时段，那应该是始于农民皇帝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我们看看嘉靖皇帝一朝，夏言、高拱、除阶、张居正，甚至包括严嵩，应该说都是人中之杰，但是，他们被—个修道炼丹的皇帝治得人格扭曲；到了明熹宗时期，皇帝都可以不出面了，躲在宫中干他的木匠活儿，只要一个太监魏忠贤，因为能口衔皇权，就有多少知识分子叫他亲爹？就有多少知识分子在全国给他修了生祠？令人心碎，不堪回首。

（作者系新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