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哑默

王六一

我所认识的一些比我年长十几二十岁的朋友，因家庭出身为国民党官僚、资本家、地主等“反动阶级”，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要培养的是工农，干部子弟，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论成绩多么好，都被拒大学之门外，充其量，只能让他们读中专，技校和农业学校。然而，有些朋友就连上中专的机会都没有。这些具有社会文化背景，家学渊源的子弟，大都将中小学教师作为他们的职业。这些中小学教师的潜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可他们却传承了诗书礼义家底，使中外文化艺术得以在民间和地下传播。我在贵阳结识的诗人哑默、周渝生、施惠平等人，就是这些被边缘化、有文化与艺术抱负、有理想的代表人物。

我是大约在1972年通过曾珠认识诗人哑默的。当时曾珠在一乡村学校当代课教师，在区教师会议上见到了野鸭塘小学老师哑默。哑默将他的诗文集《乡野的礼物》赠给曾珠，热情邀请她和朋友周末到他在城里的家里做客。我读了他的诗后，感到他与美国的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一样，在讴歌大自然与生命的美好。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他那美妙抒情的诗句：在大自然的世界里，在我们的爱里，那高高的檬子树上的每一片树叶都是一粒音符、一个词汇、一片色彩。

出于对诗人的仰慕与好奇，我就与曾珠相约，前去位于公园南路街上的老宅院拜访诗人。当我推开门，那丛巨大的芭蕉叶掩盖着一角楼房的院落，让我感到来到了一户诗书礼仪的人家。我们径直上楼到哑默长方型的房间。这位诗人房间里的玻璃书柜中摆着贝多芬、舒伯特等著名音乐家的肖像画，桌上放着码得整整齐齐的书籍和画册，一切井然有序，一尘不染。想不到在“灭资兴无”的“文革”时期，在这儿还有一个有着资产阶级情调的文化沙龙。那时，山城贵阳“文革”还在肆虐，图书馆关闭，书店没有书卖，文化一片凋零。哑默的这一沙龙，是文化沙漠中的绿舟，是我们这些喜爱文化艺术的青少年心目中的文化殿堂。诗歌爱好者，文学青年，喜欢音乐、美术的青年出没于这一沙龙。那时经常到他家的有从事文学创作、酷爱音乐绘画、学习外语、开始哲学思考、进行历史研究的男女青年工人、知青、剧团乐手、服务员如刘邦一、旷杨、瞿小松、马健平、曾珂、曾理、王六二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画家、作曲家、专家教授。

不知怎地，见到哑默时，我联想到了英国诗人拜伦。他一头似乎随时会飘扬起来的秀发，更使他具有诗人气质。哑默对我们亲切友好，他鼓励我多读书，我们在他家听过《流浪者之歌》等小提琴名曲，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使我们振奋，而《月光奏鸣曲》又将我们带入了美好的大自然。我们君子之交淡如水，往来好几年，似乎没有在一起吃过饭。然而丰富的精神聚餐，使我们受益一生。

我在哑默家好几次见到过他的诗友黄翔，黄翔当时年已三十了，给我的印象是愤怒出诗人。黄翔与哑默这对诗友反差很大，哑默穿着整洁，黄翔不修边幅，哑默陛情温合，黄翔脾气暴躁；哑默充满想象，黄翔神经兮兮；哑默的诗歌如江河，黄翔的诗句如火山喷发。在我看来，这两位性情各异、背景不同，能在一起合作只能说是诗歌的神奇魔力所致。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宁静、温煦的缪斯栖之地，会策划和掀起惊天动地的民主浪潮，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据我所知，黄翔就是在与哑默等诗友激烈的讨论、争辩后，与朋友要到北京西单民主墙贴诗歌大字报并在现场散发诗集的决定，就是在这里做出的。于是，黄翔的《火神》、《民主墙颂》，哑默诗选《地球，家园》、《给阿美利加的歌》等诗作，1979年赫然出现在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诗人通过民主活动来向社会宣扬他们的诗作与主张，奏出了他们生命旋律的强音。街头文化热烈的场面消失后，哑默退回了他的生活，继续他的创作。我一直认为他天生是位诗人，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有着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和一颗充满想象力的心灵。记得中美宣布恢复建交后，我有一次到省图书馆借书，与哑默不期而遇。为了配合宣传中美建交的意义，省图的宣传栏张贴了许多反映美国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坐标性建筑和音乐艺术等内容的彩照，其中包括白宫建筑、乡村音乐、自由女神。哑默对公开展出这些图片兴奋不已，说是要用诗歌来表现外面的世界。

我长年在外面奔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与故乡的许多朋友联系稀疏，所幸还保留了部分日记本。翻阅纸张已经发黄的日记，我见到了年轻时与哑默交往的记录。

1980年8月9日周六晚，我上哑默家拜访。我到时，他正伏案刻自己的文章，即兴朗读了他几首乡土味很浓的诗，诗中渗透了他对自然的深情。我们感动的是他几十年默默耕耘，什么也夺不走他创作的热情。在为社会所不容的漫长岁月中，写出了自己的诗歌、散文、随笔。

我与诗人在上世纪最后一次联系是在1981年3月21日。我从他那儿获得了他自己编辑的散文、诗歌、小说集《心在跳动》。我在日记中写道：六二晚上到诗人哑默家带回了他赠给我的集子，手捧这一自编、自刻、自印的集子，我感到这是一本有意思的文集。

上世纪80年代我远走高飞，浪迹海外，客居京华，为生计奔忙。可无论是走在波兰钢琴家肖邦故乡的田间小路，还是乘船漂荡在蔚蓝色的地中海上，还是穿行在北京的胡同中，我一颗跳动着的心，不时触景生情，联想到当年在贵阳、在哑默沙龙中欣尝西方音乐、聆听诗人朗读聂鲁达和自己创作的诗歌的情景。正是通过在西南一隅早年所受到的文化和艺术熏陶，使我到了外面的世界，对异邦的文化艺术并不陌生。文化、诗歌、艺术早已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显现出了它迷人的光彩和巨大的力量。上世纪末，经过当翻译、做外贸、在中外合资企业任高管等多年的打拼和折腾后，我作为北漂来到京城，终于有机会从事与文化艺术相关的工作。我在三辰出版社任总编辑，创意、策划的十卷本中国动画史几经寒暑终于问世。通过几载寒暑南来北往，甚至到海外收集资料、采访和参与写作这十卷本动画史，我认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和原始稿件的价值和意义。

我对文化的兴趣进而发展为对文化的自觉，我开始注意和关心哑默和他的作品。前几年到深圳开会，拜访诗人农夫，我们谈论了到哑默，得知哑默笔耕不辍，已出版了厚厚一本诗集，感到十分高兴。后又从研究贵阳五青年画展的策展人、美术评论专家郑娜女士那儿得知，她从哑默当年的日记里获得了尹光中等在北京举办贵阳五青年画展的现场记录，为她撰写论文提供了宝贵资料。

互联网的普及为我寻找哑默的信息提供了极大便利，我从网上一篇哑默所写的贵州地下诗歌简介一文后，感到他搜集到的资料之丰、脉络之清，难有人望其项背。而他自办的诗刊和他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艺小阳春时期，在全国出现的民刊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都是使我激动不已的重大选题。我通过网络重新发现的师长，在好友诗人李勇的安排下，终于与他今年在筑城相聚。见到别多年的老友及其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女儿，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回到北京后，通过李勇发来的邮件，收到了哑默与夫人子衿合作整理编辑的十卷本《守灵人文集》电子文本，更是喜出望外。哑默在给我的简信中写道：“近期几次重聚首，很令人怀感亦欣慰！你们已人过中年，而我也进垂暮之境了……我的文著分文学部和社科部，现将文学部的电子文本先发你。另具《问道》文一篇，可作自传阅。该篇有幸发于《诗探索》2013第三期上。今日我清理资料时，找到一张短简底，是1981年3月我致你的。现影印于下。”

收到十卷本《守灵人文集》后，我夜不能寐，浮想联翩。我想，哑默与他的诗友当年自己刻写钢板、油墨印刷的诗作，与东欧捷克、波兰，前苏联等国家出现的地下诗人的作品有着同样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然而他们的命运却有所不同。那些东欧地下诗人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而我们这些诗人的作品连自费出版的机会都没有，这使我产生了为他出版文集的冲动。我以为，哑默将他的创作称为“隐态写作”用的是一中l陛词汇；我认为，他们的诗作是藏在地下沉甸甸的金矿，他们以自己的劳作，为社会留下了有别于权势、主流宣传的那些应景、奉承和洗脑之作，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谎言、欺骗和盲目的世界成为可能。潮起潮落，只有不图功名、利益和个人的得失，方能以隐态写作的方式，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与追求。哑默的艺术执着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诗歌、散文与文学的方尖碑，他的诗歌必将属于未来！

（作者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亚太动漫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