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坊记》内容中考察唐代戏曲文化大融合的时代精神

孙晓婷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

从《教坊记》内容中考察唐代戏曲文化大融合的时代精神

孙晓婷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

唐代崔令钦所作的《教坊记》是最早一部戏曲论著，它对研究中国戏曲史和戏曲理论批评史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内容记载了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俗乐史料，有唐代的歌舞、曲牌等，文章试图通过考察歌舞戏、曲牌名称与胡乐和西域文化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从侧面看出唐代文化与西域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繁，体现出唐代戏曲文化之间大融合的时代精神。

《教坊记》；曲牌；歌舞

《教坊记》唐代的崔令钦著，关于崔令钦的生平还没有具体的考证。教坊，是唐高祖在位时开始设置的、专门管理与教习雅乐以外的音乐、歌舞、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等。《教坊记》就记述了教坊中的一些佚闻、琐事，再联系到还有其它零星片断的记述，仍能使我们考察到当时俗乐的一些真实情况。但是可惜的是，研究表明现在的《教坊记》只是当时的节本，而足本至今没有发现。文章2800字，列教坊曲名343个。本文章主要研究考察《教坊记》中记载的歌舞内容和曲牌名称与胡乐和西域文化之间的相通之处，来论证唐代的戏曲文化与西域和北方胡乐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唐代的文化处于大融合、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之下。

一、曲牌名称、曲调的西域化

任半塘的《教坊记》中将343曲认为属于清乐有82曲，属于胡曲有35曲，是首次较为系统的辨析。认为可确定的胡曲的三十五是：“《菩萨蛮》、《胡渭州》、《八拍蛮》、《女王国》、《南天竺》、《望月婆罗门》、《西河狮子》、《 西河剑器》、《苏幕遮》、《杨下采桑》、《毗沙子》、《苏合香》、《胡相问》、《胡醉子》、《甘州子》、《穆护子》、《赞普子》、《蕃将子》、《合罗缝》、《胡攒子》、《西国朝天》、《伊州》、《甘州》、《胡僧破》、《突厥三台》、《穿心蛮》、《回波乐》、《龟兹乐》、《醉浑脱》、《春莺啭》、《达摩支》、《五天》、《阿辽拂林》、《大渭州》。”［1］

除了确定清乐曲名者八十二曲， 而剩余二百余曲清乐或胡乐，可惜由于研究材料缺乏，至今没有明确的定论。但后代的学者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学者高人雄发表的《从＜教坊记＞曲目中考察词调中的西域音乐因子》［2］文中论述认为：“《霓裳羽衣舞》曲牌中，歌与破则是在吸收凉州所进天竺的《婆罗门》曲调续写而成的， 就它的主体部分而言主要是外来音乐的改编曲调”［1］；《凉州》属西凉乐，吸收龟兹乐而形成的， 所用乐器多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羯鼓等龟兹常用乐器。除了以上三种，作者从曲牌中曲调以及所用乐器多方面的资料考察，认为来源于西域的乐调曲牌还有《绿腰》、《狮子》、《太平乐》、《合生》、《倾杯乐》、《兰陵王》、《柘枝引》、《上云乐》、《柘枝引》、《杨柳枝》。这些曲牌无论是在曲牌名字、曲调与西域的音乐有关，还是在表演曲调时所用的西域乐器，都可以有力的证明《教坊记》中记载的曲调是有受到西域音乐文化的影响。

二、歌舞戏的西域化

《教坊记》中除了记载诸多曲目，曲目之多让我们感受到唐代音乐的繁荣，还记载了有关于歌舞戏的剧目，其中就有一部分出自西域的乐舞。“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杜渠、借席、乌夜啼之属。谓之［软舞］；阿辽、柘枝、黄獐、拂林、大渭州、达摩之属，渭之［健舞］”［3］。这是《教坊记》中有关“健舞”和“软舞”的一个介绍，这是对为区别唐代舞蹈风格特点。其中“健舞” 是指动作敏捷刚健，节奏较快的舞蹈；“软舞” 是指动作温柔舒缓，节奏较慢的舞蹈。

最重要的信息是有关健舞的“阿辽、柘枝、黄獐、拂林、大渭州、达摩”中有三个乐舞就是来源于西域地区。“佛林”是隋、唐、宋、元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乐舞因地得名。宋人陈阳《乐书·胡部乐》记载在拂林这个地方，每年葡萄熟了的时候人们便酿酒欢宴“弹胡琴，打偏鼓、拍打鼓舞以乐焉”［4］。这是我想到了古希腊悲剧中，人们光着脚，腰里在偏左或者偏右的方向系上腰鼓，穿戴着草衣，脸上画着各种图腾，他们边跳舞边唱歌，像祭祀仪式又像在庆祝活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舞蹈是极具有西方特点的。所以在《教坊记》中记载的“拂林”就是因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影响而产生的。无独有偶，在“健舞”中的“柘枝”乐舞也是又由西域石国传过来的。

在《大面》舞有《苏莫遮》，在唐人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有记载：“《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本戏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5］。可以说明《苏莫遮》的源头在西域龟兹，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中认为龟兹并不是它真正的源头，推测它最初的发源地应该是遥远的东罗马帝国。可以说明来自西域的《苏莫遮》的这种面具戏——表演者佩戴各种奇怪的面具戏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后，在中原地区也蓬勃的发展起来，正是由于他的繁盛，所以文人崔令钦才把它写入了《教坊记》中。

三、所用乐器的西域化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除了曲牌名称和乐舞收到了西域文化的冲击，为表演而奏乐的乐器也同时融合了西域的乐器，例如：竖头箜篌、曲项琵琶、筚篥、胡笳、胡角、胡笛等流入中原和深入民间，使我国古代的乐器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些就影响到了唐代的乐舞以及宋代南戏，甚至在至今福建古老剧种南戏后裔莆仙戏里仍然有筚篥乐器伴奏，可见影响程度之深远。

我们把目光在聚集到唐代戏曲中，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了解了《教坊记》中记载的343种考为清乐者82曲，胡曲35曲，其余为不清辩析的。那么后来学者又有补充，总体看来胡曲也就是来源于西域的曲牌名还是占一定的比例的。那么我们再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除了曲牌名称本身来源于西域，在表演中为其伴奏的乐器也是来自西域的，如考证《凉州》、《狮子》表演中就有西域的乐器。《凉州》属西凉乐，吸收龟兹乐而形成的，所以唐代刘贶的《太乐令壁记》所用乐器多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羯鼓等龟兹常用乐器。《狮子》在《教坊记》中未分辨清楚清乐与胡乐， 推测应该是与《太平乐》、《五方狮子》及以后的《西凉伎》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所用的乐器角度看，当时的西域文化交流应该是空前的繁荣，可以证明西域的音乐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

除了在乐舞中可以得到证据，我们在研究唐代教坊中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隋文帝时教坊机构曾将其继承下来的宫廷乐舞整编分类，设立七部乐：1、国伎2、清商伎3、高丽伎4、天竺伎5、安国伎6、龟兹伎7、文康伎。”其中除了清商伎和文康伎来自南朝属于汉族乐舞，高丽伎是属于朝鲜乐舞，其他四部很明显地受到了西域音乐元素的影响，可见西域乐舞已经占了宫廷乐舞的绝大部分。更是有力的说明了唐朝中原与西域通过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频繁与繁荣，超乎人们的想象。

四、总结

在文化交流繁荣的唐朝，西域的习俗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唐王朝文化的各个方面，《教坊记》中的史料资料就是有力的证据。在教坊中记载的曲牌有一部分就是来源于西域，研究曲牌中所用的乐器以及乐舞都是发源于西域地区。它不仅在唐朝的具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以后戏曲发展甚至今后的发展中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综上所述，通过探究《教坊记》中记载的曲牌与曲名的来源与发展情况，有力的证明了唐代戏曲大繁荣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与精神，这一部分文化已然成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骄傲。

［1］高人雄．从＜教坊记＞曲目中考察词调中的西域音乐因子［M］．西域研究，2005（2）．

［2］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会．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M］．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乐书·胡部乐》，一百五十八卷．

［4］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M］．中国戏曲出版社，2012．

［5］鲁虹．中国古典理论的滥觞——＜教坊记＞简介［M］．戏剧文学，1986（2）．

［6］崔令钦撰，任半塘笺订．教坊记笺订［M］．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