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理论的生态学之维及其哲学之思

王 慧

（天津商业大学 大学外语教学部，天津 300134）

克里斯蒂娃理论的生态学之维及其哲学之思

王 慧

（天津商业大学 大学外语教学部，天津 300134）

克里斯蒂娃是法国20世纪语言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符号学家、法国著名学术团体“太凯尔”的主要成员之一。她的理论吸收了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精华，重视语言的意义和主体，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同样受益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生态学主张生态和文化多元主义，与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产生了关联。此关联自然地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存在主义哲学领域内留下了独特的轨迹。试图梳理克里斯蒂娃的思想与生态学的联系及此联系在哲学方面的意义，为当代跨学科视域下的克氏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克里斯蒂娃；生态学；哲学；后现代主义

一、引言

1965年，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带着浓厚的东欧学术背景来到了巴黎，开始了与法国学术体系的全面接触与融合，并最终成为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三主将之一。她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互文性理论阶段、解析符号学阶段和精神分析学阶段。第一阶段源于她的关于法国新小说的研究，后转向以意义形成的过程而非文本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研究。得益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法国当代符号学研究和东欧理论对她的影响，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和意义转换论的理论概念，超越了结构主义只关注静态、同质的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在第二阶段，她在互文性理论基础之上融入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提出解析符号学，力争解决符号指意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她还将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主体性的问题引入研究范畴。在第三阶段，克里斯蒂娃以精神分析和解析符号学理论为基点，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女性主义思想等整个人文学科领域。

二、克里斯蒂娃理论的生态学之维

1 以母性意识为旨归的生态学关怀伦理

法国女性主义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后现代理论转向过程中贡献突出。1974年，克里斯蒂娃立足于语言学理论，吸收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实现了从语言学到精神分析学的转变。拉康的镜像理论把人定义为讲话的主体，颠覆了笛卡尔思辨的主体为代表的传统主体观，认为“父权制度下的主体只有正视‘阉割情结’和‘性的差异’才能获得话语权这样的社会地位，这是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兴趣点和关注点”（Grose，1990：148）。他对理性主体与性是天生的说法的解构与克里斯蒂娃关注说话主体的理论不谋而合，其异质性的特点充分体现。克氏对弗洛伊德和拉康较少关注的母女关系极感兴趣，强调母体欲驱的流动多样性以及在前俄狄浦斯阶段遭受压抑却生生不息的母性力量。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婴儿与在母体密切接触中产生的身体欲驱相联，人开始确定其主体身份及主客体的关联。进入俄狄浦斯阶段之后，儿童因对阉割的恐惧而与母体分离，主体的压力表现为在语言中形成的分裂，即意义的差异、矛盾及崩解。精神分析理论批驳生物及历史命运观的绝对化理念，这种新人道主义观体现了人类真实的体验感与分裂感，渗透着一种永恒的异质性。它的持续回归就是不断地重新开始，从而保证了人具备不停选择的潜能。

西方早期关于母性的话语表现在女神神话中，流传最广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母神盖娅——一个生

物性的生命体象征，为生态思想与克里斯蒂娃母性功能理论的结合搭起了桥梁。古代欧洲宗教涉及人的诞生、成长、死亡和再生的生命全过程，女神穿越生死迥然不同的世界，母性力量弥漫于生命的整个过程之中。诺依曼将史前女神的基本特征描述为：“女神作为大圆、大容器的形态，它倾向于包容万物，就像一笔永恒的财富。”（格雷戈里，1981：6）它象征开端与统治权威，属于无意识、无区分的阶段。女性身心合一，其能量的流动提供了生命及创造之源。女神的统治地位影响了整个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理性时代以前她被视为一个养育地球万物的母亲，获得人类的敬仰。在理性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科学家证明地母不过是古人头脑中的虚构观念，人们便开始肆意破坏地球。“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Bookchin，1982：1）大母神退回到人迹罕至之地，而以女性为中心的人类集体无意识难以根除。正如女性主义祭司斯达霍克所言：“我感到虚弱时，她就是我的帮助者和保护者；我感到强大时，她就是我自己力量的象征；在其他时候，我感觉到她犹如存在我体内和世界的自然的能量。”（Tuttle，1986：127）鲁特（1990）在《新女性/新土地》中呼吁：“对人类生活规划必须终止‘征服自然’或剥削物质世界的观念……相反，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生态学的语言呼应体系，在我们生活、运作、存在于其中的宇宙系统和我们意识之间寻找互惠。”新女神信仰者们希望通过新型的生态观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大地母神在现代的复兴是基于“一种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宇宙论”（Bow ie，2000：129），也是生态学意识和女权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发现女神不仅使人的精神灵性得以复原，还让人类最终回归淳朴的人性之根。

几乎所有的文化都要求女性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在描述欲望时，我们仍然不能制造出一个能和阳具独尊相抗衡的男人的形象或者象征性符号”（Kristeva，1984：359）。除了母亲身份，女性在全部的人类历史中始终缺乏主动的欲望形象。每个个体从幼年时期就意识到自我空间，并且承认存在着与之不同的他者空间。空间也可以作为母亲和孩子间关系的隐喻，孩子在母亲的保护之下享受着创造和发现的自由。母亲的边界始终在变化，从而为孩子的活动开启了无尽的可能性。而现实中的母女双方均缺乏主体性身份，“母亲给与孩子的是食物而非语言，母亲自身也是他人的食物、他人的消费品”（Irigaray & Lotringer，2000：20）。母亲从此不得不以男性的价值体系为标准，如果母亲具有主动的男性特征，就会被认为不具备做母亲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没有主动的性欲；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注定要去妒羡性欲的化身，而这一化身将永远困惑它，因为只有男人才拥有此化身。”（Kristeva，1984：361）在父权社会女性受压迫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母亲身份。克里斯蒂娃就强调母亲主体性的建立，因为女性主体最初源于其独特的生理功能，母性是女性快乐的源泉，如新生命的诞生。母性的思维方式不同于父权世界的科学客观性，她最关心的是孩子的成长和存在，这就发展了一种保存而非获得的留存态度，是母性思维与科学思维、机械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区别之所在。克里斯蒂娃认为，西方社会需要重新接纳母性功能，诗性语言是母体在语言框架内的复苏，它意欲颠覆和代替父系律法。人的语言学习是为恢复我们对他人之爱，使用本真的符号学的诗性语言解放人类的生命潜能，而非死记硬背字词的过程。诗性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狂欢化话语，处于不符合语法标准的语言异质层面，突破社会压制，将意指过程从语言结构表层扩展到母亲和符号主导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展现了意指实践的无限流动。对克里斯蒂娃来说，诗性语言和母性功能让人们能够以一种符合常规的方式感受母性领域所特有的异质性，回到身心一体的母亲子宫般的生命原初状态。

克里斯蒂娃认为，语言的多元性意味着主体的多元性，她的女性伦理说遵循同样的逻辑，不同的语言形式（诗性语言和科学语言）和不同的主体（母亲与孩子）相互依存。她在精神分析领域内赋予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性功能以特权，发展出以母性为基础的女性异质伦理学。说它是一种他性的伦理学是因为欧洲父权制文化使女性始终处于一种从属性的他者地位。传统伦理以父权制为基础，“带有性别歧视的生命伦理学都是从男性的视角提出问题并寻求答案，妇女的工作常常被忽视”（Holmes，1992：33）。但即使在重压之下，女性仍旧擅长弥合矛盾的社会关系，抚慰自我及他人，成为不可或缺的关系协调者。女性对生命过程的理解是具象化的，而男性的理解则是抽象化的。妇女的道德强调具体的情境、关系网和关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伤害他人。道德行为应以人类情感来引导人的行动，把关怀当作本体论意义的基础。依克里斯蒂娃之见，要提倡一种以关怀为核心的网络化关怀伦理学，母性原则应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贯穿始终，使无罪的母性的概念广为接受。女性既不是受虐狂，也不会失去其独立人格。而这与关怀伦理学的主张完全一致，否定绝对工具理性主义，建构一种以爱和关怀为核心的新型的性别伦理观。

2 以女性特质为基础的生态价值体系

在原始社会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女性主宰着社会生活诸领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在文化学层面上是逐步以文化克服自然限制的历程，在符号学意义上是以象征压制符号的过程。因为大地母神的缘故，女性、符号和自然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对女性与自然的双重压迫始于16至17世纪，尤其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二元论在西方占据了主流地位，机械中心论取代自然中心论，成为现代科学世界的核心观念，冰冷的机器征服了地球母亲的温暖，同时现代科学的机械主义世界观也取代了以大地母亲为中心的有机论世界观。“只有通过与男性的关系，人类所有其他成员才能自然地加以界定。”（Moller，1978：

93）女性在父权制下从事人类生物性再生产的工作，这就形成了女性—符号—自然、男性—象征—文化的历史及社会层面上的链接，文化对自然的统治与象征对符号、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一样不言而喻。文化—象征对自然—符号的压制关系建构的过程一直伴随着主动性经济生产逐渐将女性的重要性排挤出去的过程。男性用远离、超越自然的方式来控制符号，并宣称对之拥有主体身份，将女性视为纯粹的肉体并将其贬抑为对社会发展无益的他者。简言之，女性特质被认为大大低于男性特征。克里斯蒂娃在理论上摈弃了二元对立的科学机械主义的分析视角，反对牛顿的批评客观性观点。现代理论界定的女性认识方法是关系的，包括相关情境的所有方面，而男性更倾向于考虑个体而不是与他人的关系。男性的道德伦理观强调各自的权力，女性的道德伦理观看重关怀的动力。等级和网状意象分别象征男女两性的认知方式。通过言说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情感和体验丰富了人类的生命过程，而这正是克里斯蒂娃所推崇的关怀伦理学所主张的理念。

西方女权主义质疑启蒙主义时间话语建构性别的二元对立，时间成为统治社会秩序的权威，奠定了政治、科学、宗教多领域的标准。女性被描述为落后于时代的、幼稚的存在，这与克里斯蒂娃1981年在《妇女的时间》一文中的观点接近，即男性的时间代表线性的发展，意指社会的进步，妇女“渴望在作为计划和历史的线性时间之中替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克里斯蒂娃，1992：352）。女性的时间是循环而散乱的，因为月亮的运行按照一定的周期循环进行，类似于女性的生理和生育周期，月亮表现出女性时间无限的和创造生命的一面，“大地和子宫都依循宇宙的节奏”（斯普瑞特奈克，1996）。

女性不仅用血肉之躯养育后代，她的性愉悦还质疑二元对立的逻各斯理性中心主义，因为后者崇尚有逻辑的理论和线性的语言观。克里斯蒂娃从女性独有的直觉和非线性思维的特长去突破男性逻辑的局限，用非线性和反逻辑的女性语言对抗等级制为原则的象征界。在语言学方面，她所研究的符号学既和语言学重叠，又超出语言学的内容，强调话语的对话性，因为语言处于变化着的对话交际语境中。克里斯蒂娃指出，能指并不指向符号系统以外的事物，能指之间的交叉和转换释放出无数的能指关系，而意义只产生于这些相互关系之中。新的文本是一种能动的话语、书写方式，因此意义生产活动永不停歇。

语言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结构体系，而是被各种意义言说着的陈述主体，文本也是这个主体的意识活动。克里斯蒂娃不像其他女性主义者那样在男女二元对立的框架内去寻求女性的解放，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去关注主体。这个过程的主体不是固定不变的，克里斯蒂娃反对伊利格瑞把女性气质定义为贫乏、非理性、黑暗、混乱，试图把对女性的定义从本质的转变为地位的。“由于她们的边际性，她们总是退缩，与外面的混沌世界合为一体，换句话说被视为象征秩序之边界的女人带有含混不清的特点：它们既不在里边，又不在外边，既不是已知，又不是未知。”（莫伊，1992：214）克里斯蒂娃不接受女性的任何本质特征，这种女性的反本质主义概念使女性摆脱贴近自然的标签，让她拥有同男性平等的人格，成为理性的、深邃的、“行动自主的、充分的人”（Wollstonecraft，1982：56）。

这意味着所有的创造性活动并不因为两性差异而有所不同，而要消除男女个体间在此方面的区别。克里斯蒂娃并不奢望建立男女两性间及主体与他者间完全和谐的关系，“它指向的是女性积极地、主动地和批判性地将自己与自然放在一起，并反抗一种破坏的和二元化的文化”（Plumwood，1993：39）。克里斯蒂娃不再聚焦于男女对立的视野，而要倡导一种基于个人独特性之上的女性主义理论，从文本、语言、潜意识层面有力地批判单一男性话语，促进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多元发展。

3 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整体生态观

克里斯蒂娃在创立自己的理论之初受到弗洛伊德的主体无意识、拉康的语言无意识理论极大的启发，尤其是后者的主体观把主体看作是一种空、零的缺失。“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主体只不过是一个瞬间、一个注意的时刻、一种静止，受到这种运动的超越和威胁。……它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甚至拒斥意识/无意识的划分，能值/所指的划分，即是说，甚至拒斥主体和社会秩序借以构成的那种审查。”（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2000:121）克里斯蒂娃认为，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揭露了父权中心主义性质，把主体称为父名，这充分暴露出现有整个文化体系排斥女性的社会地位。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意义生成性、基因文本和现象文本、符号和象征等概念强调各种对立异质因素的并置，以上文本现象都具有异质性和矛盾性、辩证性和革命性的特征，与后现代理论和生态学思维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克里斯蒂娃打破了索绪尔确立的能指与所指的确定性关系，提出颇具后现代色彩的互文性概念。她认为，语言系统中的某些所指可能会转换为其他符号的能指，而也可能是某些所指的能指，每个语篇都来自于对其他文本的转化与吸收。克里斯蒂娃把一切现象都纳入文本系统，不承认存在先验的意义实体。符号自身的意义借助于和系统中其他符号的相似性、差别性而产生。根据互文性概念，又辅之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克里斯蒂娃把关注对象转向言语的主体和无意识。“文本类似于雅可布森的诗性语言的概念，但是我的阐释还包括语言现象的精神分析层面，即无意识和冲动方面。”（Guberman，1996：212）互文性在意指实践的两个领域，即前俄狄浦斯阶段、符号领域和俄狄浦斯阶段、象征领域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中发生，是主体意识在不断的冲突中分解、建构的过程。文本是因互文性而产生的结果，实质为诗性语言，为在诗性语言中进行的意义流动赋予不竭的动力。

克里斯蒂娃通过对互文性概念将符号学研究深入到语言形成之前的无意识的混沌状态。她将意义生成的意指过程分为符号和象征的两个阶段。符号借用精神分析学假定存在的前语言空间，为意义的产生设定一个包容的空间，即母体。它具有无法言传的特质，因此被克里斯蒂娃称为女性的。为了实现意义的充分交流，符号需要突破外界强加给自己的封闭性，主体意识在此刻出现分裂，主客体各自形成，符号在新出现的空间中定位自我，进入现实世界成为象征。符号和象征相互作用产生了语言的意义，克里斯蒂娃的意指实践充满变化。从此意义上讲，解析符号学是对互文性理论的深化，为其发展提供了助推力。

克里斯蒂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基因文本与现象文本的概念。“基因文本既包含符号，又联系象征，涉及动态的意识流动，主体意识尚未形成固定的语言结构，基因文本是一个过程，是在冲动能量威胁下不稳定的量子，而不是符号和非意指过程（还未形成能指与所指）。”（Kristeva，1984：86）而现象文本作为文本的表层，固定的语言结构已经在主体意识中形成，主体的形成也是基因文本作用不断延异的结果。解析符号学关注说话的主体，以意指过程的变化性凸显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活力，展现了文本所隐含的无限开放性。这也为克里斯蒂娃研究每个处于动态过程中的主体准备条件，因为她关注社会空间中每个个体间的联系，社会中每个人健康的心理状况正是构成正常社会交往的前提。在生态学层面，她力求“创造一个以生态可持续性的女性主义的社会与文化”，或者说一个“非剥削性的、非殖民主义的、非等级制的社会与文化”（Mies & Shiva，1993：203）。

“人的悲剧性特点乃是人类中心主义，是其征服、驯养、侵害、剥夺每一自然物体的压迫症。”（Glotfelty & Fromm，1996：113）导致目前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恰是这种近代人类绝对中心主义。由于非人类的自然和人类一样也具有主动性、意向性，它就不能沦为人类政治的受害者，而应被视为一个积极的说话主体和思想主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异不是使后者成为附属物的原因，而应该成为人类文化与非人类自然间的可持续关系的基础，随意剥夺其他生物的生命也会贬低人的身份。生态学研究的对象不断延展，触及到地球上的所有物体，终极目的是既认同所有成员的生命价值，又尊重宇宙的整体统一性，从价值观、文化观、社会体制上予以重新建构，使人类与所有生命形式关联起来。解决这一难题的突破口是根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制度观念，反对单一的男性社会对女性和自然的否定。这是克里斯蒂娃理论中呈现出的多元异质性的反映，这种特性也有助于人们在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的理论基础上建构起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整体生态观。

三、克里斯蒂娃理论生态学之维的哲学之思

正如生态学思维以本体论哲学的方式批判传统哲学的父权制世界观，体现出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原则的价值体系。同样有生态学思维特征的克里斯蒂娃的诗性语言旨在回归身心合一基础上具有“活动力和能动作用、流动性和社会空间”（Grose，1994：19）的母性身体。她对身体的认知从认识论过渡到本体论，身体与主体的关系被转化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身体已变成“多重的身体”。主体性体现一种身体的非特殊性，身体色彩浓厚的克里斯蒂娃哲学也是欧洲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传统的一部分。主体性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首先表明人是隶属于历史、文化和语言的附属物，主体并非完全了解造就他们潜意识的具体方式，主体的本质是语言，作为主体存在的表征而存在。克里斯蒂娃产生于精神分析实践的过程主体指主体性发生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之中，富于流动性的意指实践过程通过符号的互文性作用而使意义得以发生。诗性语言消解语言的逻辑、意指功能，使语言具有诗歌般的隐喻含混性。这种过程哲学根本区别于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的绝对同一的实体论理性哲学。

理性带领人从蒙昧走向智慧，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被高度赞扬，人们相信它掌握了打开世界秩序的钥匙。到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人类理性被提高到崇高的地位。生命和科学因工具理性主义的全面侵入而出现了意义危机，哲学忘记了世界的本源，被理性思维控制。现代生活最深刻的矛盾根源在于个人要保持其存在的完整性，反对文化历史习惯的制约及技术的干预。劳动分工在现代社会得到了高度发展，而以牺牲人的意识和道德的独立性为代价。人类为了适应快速的社会变革，被迫地隐藏起自己最鲜活的潜意识，自我的心灵与他人的心灵开始疏远并加大着距离，而变得僵化，普遍的异化感在全人类的心灵中蔓延。“现代性是一场变革，自认为是把所有人类关系从自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是关于凡人建构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在这次变革的高潮中，我们仍寻求再次回到自然的纽带之中，并想象其为一种逃脱、为一种解放。”（麦克因斯，2000：56）人与自然形成尖锐的对立关系，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原因。现代性制度的出现和完善给很多人带来了难以计数的灾难，受害者包括受资本主义工业化压迫的边缘群体，如农民、无产者和被排斥在公共生活圈之外的广大女性。由于对普适性、总体性的追求，理性自认为能够提供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将自己异化为维护专制力量的价值体系。现代性势必被后现代性所取代，后现代理论采取情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理论只能提供局限性视角，所有关于世界的认知性再现都受到历史和语言的中介作用。

女性主义者批判现代理论起因于对妇女的压迫得到现代理论及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哲学的支持，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人本主义话语将男性特征推崇为人类唯一的标准。不论在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领域中，妇女都受到父权观念的压抑，而处于他者的处境中。进入公共领域，即象征界，意味着承认这种压抑的统一标准。固守于母系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意味着自

愿地被隔离在公共领域之外，保持沉默。备受折磨的女性不得已作出一种分裂的反应，被迫以身体与主体性分离的方式把自己物化为一种工具，失去精神主体性的自我，时刻体验着类似他者所遭受的精神分裂感，致使真我无法言说。克里斯蒂娃用母性身体的物质性，如女性身体的欲望来质疑笛卡尔理性主义虚无的主体与母体的实在性分离。

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性、边缘性以及异质性，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女性群体，因为她们发现自己被边缘化，并被排斥在真理之外。这种做法有助于阐明妇女特殊的、独特的利益，防止有意识地抹煞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女性主义乐于把政治化色彩赋予各种理论体系，与之同源的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和哲学思想也概莫能外。后现代理论为女性主义批判提供了新的哲学武器，克里斯蒂娃和女性主义本质上都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后现代主义强调语言的不确定性及权力的支离破碎，导致女性自身失去稳定性。克里斯蒂娃批判了对妇女这个类别统一认识的政治独断的作法，认为女性的主体意识作为文化的建构物在话语实践中产生。后现代主义理论是一种本质上的文化和话语决定论。克里斯蒂娃的反本质主义话语抗拒现代性、物质性和男权中心主义，致力于主体意识能动性的建构和二元对立的解构。她“把真实世界重新放回意识的起源中，要求我们询问世界或实在真理的观念是如何可能的，并要求我们思索这种观念在意识中的最初涌现”（梅洛-庞蒂，2005：57）。她的理论话语中隐含的超越、意识能动性也是存在主义要求重新建构人类社会倾向的体现，而存在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先声恰好属于克里斯蒂娃所属的法国主体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作为法国左翼文化意识形态界的先锋，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号学理论关注的主题不再局限于性别问题，而是重新审视西方理性思想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女性话语，进一步在女性语言中寻找建构母性身份的空间。她认为，母性的思维过程具有语境相关性的特征，更重人际和谐，而父性较多考虑权力斗争的问题。重视生命的过程和感受，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整体生态观构成了女性主义的生态维度。克里斯蒂娃坚持生命涉及个体尊严，应该超越生物学、社会学常规的硬性界定，强调主体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反抗各种外在决定性因素的规约，目的是创造其独特的价值。在不久的未来，在一种以自然为主流的文化语境中，生物、历史、社会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差异将会因其多样性和异质性而得到认可，最终推动博爱、多元的新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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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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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65X（2016）5-0037-05

2016-03-08；

2016-08-15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朱莉娅·克里斯特瓦对当代跨学科文艺思潮影响的研究”（TJWW 15-02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帕特·巴克战争小说创伤叙事研究”（12BWW 035）；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美国奇卡纳文学研究”（20142226）

王慧，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