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再制与抵制的修辞策略
——以杭州地铁价格听证会为例

陈文革，陈蓉蓉

（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厦门361024）

权力再制与抵制的修辞策略
——以杭州地铁价格听证会为例

陈文革，陈蓉蓉

（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厦门361024）

价格听证是话语争夺的场所，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用不同的修辞和话语资源塑造利于己方的社会现实，反映自己的诉求。结合现代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以一场地铁价格听证会为案例，分析价格协商中的修辞争夺、修辞策略及其互动特点。文章认为，权力和抵制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抵制也是一种权力。弱势群体的抵制虽然通常很难扭转价格上调，但是这种抵制有利于解构强势群体的话语霸权，重新塑造意识形态，促进社会的民主进程。

价格听证；权力；抵制；修辞；合法化

一、引言

价格听证会是政府在制定、调整一些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之前，邀请消费者、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加，并就该价格调整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协商的会议。相比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定价，价格听证会由于让民众参与政府决策体现了社会民主的进步。在听证会上，垄断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常会以提高服务质量等为由提出上调价格，而作为消费者的普通民众则据理力争反对上调。听证的结果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民众原本吁求的，被指“逢听必涨”（汤耀国，2010）。民众的影响力相比垄断和政府部门较弱，属弱势群体，一直以来人们对该弱势群体不够重视。

有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的角度指出当前中国听证会的一些常见问题，并提出了些改革措施（成洁、赵晖，2014；李晓娟、李会，2013；彭向刚，2010），有的分析听证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话语争斗（SPicer，2005；Saghaye-Biria，2012），认为听证会是制造（合法化）形象的过程（ToPal，2009）。既有的研究偏宏观，轻微观，重政策制定，轻话语与修辞。虽然已有一些学者关注听证会中的质问与回答策略（Danet， 1984）、证人的语言变异（o’Barr，1982）、听证会中的框架操纵（Tovares，2016）以及立场变化（Verdoolaege，2009）等，但大多忽视了话语与权力在听证中的作用（Farkas，2013）。根据《辞海》的定义，听证是“一项安排或处置须经相关者对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质证才能设定和实施的制度”。因此，听证本质上是一场合法化与去合法化之争，是有关价格调整意义的争夺。这种争论、质证或争夺是以话语为媒介，修辞为手段进行的，同时权力因素又贯穿其中。从话语的视角来看，通过对听证会中利益对立方（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权力修辞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价格调整是如何被合法化，哪些话语修辞策略是有效的，权力和话语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二、话语、权力和修辞

1 话语与权力

权力控制无处不在（Foucault，1980），机构是多种权力不断斗争的场所。这种权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强调赤裸裸地对身体控制的权力，而是与知识合谋，通过各种话语实践控制思想，进而征服肉体。也就是说，权力的控制和社会不平等是以话语为媒介的，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受到权力话语的支配，即“权力的运

作是通过话语来进行的，其目的是对人们发挥控制、操纵、压迫和解放的功能”（包亚明，1997：228）。权力来自于所获取的重要社会资源，如财富、地位和工作以及对公共话语与大众传播工具的接触与占有。话语在权力生产和再制中扮演着关键性作用，与权力共生共谋（Fairclough，1992；van Dijk，1996），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话语中的权力（Power in discourse），即处于权力和权威地位的群体通过话语控制弱权群体；二是话语背后的权力（Power behind discourse），即权力影响语言、话语的使用。一直以来权力被认为是自上而下的，强势群体或组织机构（或其成员）通过对另一群体（或其成员）的行为和/或思想进行控制，从而限制其行动自由，或影响他们的知识、态度或意识形态（van Dijk，1996：84）。权力控制和操控的途径包括制定社会规则，建立权威，限制或阻止接触社会资源或话语，而话语通过定义等手段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社会现实，进而使得既有的权力关系自然化、合法化。而权力也引发了抵制和反权力，“话语（也）并不一直都是连贯的，而是充满着内部张力，会被质疑”（Hardy & PhilliPs，1999）。因此，权力控制和抵制是辩证的，“控制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渐进性的，或多或少会遇到弱势群体的抵制或反权力”（van Dijk，1996：304）。权力以许许多多方式强化监控，而人们同样有多种途径避开权力（谭善明，2012：66）。

话语、权力和社会现实之间处于动态的互动过程中。话语权力的生产过程包括再制、抵制和共同生产（van Dijk，1993）。再制指的是精英阶层通过语言/话语实施控制的过程，抵制则是弱势群体反对精英阶层对其控制的过程，而当受控群体接受了控制是自然的或合法的便实现了共同生产。从社会历史语境的角度来看，同一话语或行为在某语境下可能是权力再制，而在另一语境下却是抵制。抵制并不总是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抵制或反对，强势群体与强势群体间也会有抵制，强势群体成员也有可能抵制其所在的强势群体，如在转基因技术争辩中，处于权势地位的专家、院士站出来反对该技术，或是价格听证中，政府部门的官员发声反对价格上调等。权力与抵制是相对的，权力和抵制的确立和特征因语境变化而变化。比如，听证会的主持人本应属于中立，但由于该主持人是由物价局指派的，其开场白“我代表杭州市物价局向听证会参加人表示诚挚的欢迎”及其听证会上的措辞均说明他属于权势阶层。因此，要揭示话语权力的动态发展过程，不仅要考察其具体的话语使用策略，还有考察与之相关的当下语境和社会历史语境（Fairclough，1992）。

2 话语修辞与权力再制/抵制

所有的话语策略本质上都是修辞的，修辞与话语权力相生相伴（涂家金，2011）。强势机构通过修辞使其权力合法化、隐性化，弱势群体则通过修辞予以反制，双方在修辞互动中再制了权势关系。“话语实践意味着在修辞行为中获得权力，也即话语需要通过修辞的伪装显现其合理性。”（谭善明、杨向荣，2012：390）修辞是一场社会运动，是控制修辞与反控修辞之间的角力，民众（弱势群体）通过反控修辞寻求或抵制社会变化，而权势阶层则通过控制修辞抵制或寻求变化（Bowers & Donovan，2009）。价格听证牵涉到作为强势群体的垄断部门与作为弱势群体的民众如何就价格调整的意义进行抗争、争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属于一场微缩版的社会运动。在运动中角力的双方往往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实际处境运用不同的修辞策略进行抗争。对于处于权力地位机构的操控方来说，当遇到对其结构、政策、意识形态或权力的挑战时，可能会使用如下几个修辞策略：回避、压制、调整和投降（ibid.：55）。使用前两个策略属于较积极主动的行为，使用后两个策略属于消极被动的行为，说明操控方已部分妥协，反控群体已部分获胜，因为前者已经基本接受了后者的变化要求。对于处于弱势的反控群体来说，他们经常使用的反控策略包括请愿、宣传、团结、极化、非暴力抵制等九种策略（ibid.）。不同群体受制于所处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并且拥有的不同社会资源，往往会使用不同的修辞策略，但这种区别也不可过于绝对。实际上，机构和民众完全有可能在某些时候使用对方的一些修辞策略。

就杭州地铁价格听证会而言，本研究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对其文本或话语上的修辞策略及非言语或身体抵制和控制进行分析，揭示出属于权势群体的价格主管部门以及地铁集团与作为弱势群体的普通民众在听证中如何进行修辞互动，权力关系对这种修辞互动的影响以及这一互动过程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

三、听证会的话语权力再制/抵制修辞

2012年，在杭州地铁1号线准备投入试运营之前，为广泛征求经营者、消费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杭州市物价局于当年8月3日在杭州举行地铁票价定价听证会，对定价方案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共有22人参加该听证会，其中消费者10名（由杭州消保协筛选），市人大代表1名，市政协委员1名，市总工会1名，市消保委1名，政府有关部门3名，专家学者2名，地铁经营者1名，其他利益相关方2名（均由物价局邀请）。本文的研究语料包括该听证会现场直播的文字、杭州网论坛的网民留言以及当时的一些电视新闻报道。

1 听证会的话语权力再制修辞

1.1 作为回避策略的劝说

强势群体在控制时使用的回避策略包括劝说（反

劝说）、闪避、拒绝回应、禁止反控群体使用一些设备手段等（Bowers & Donovan，2009：55），其中劝说（反劝说）是权势机构最常使用或最成功的策略，因为劝说说明权势群体愿意真诚地与反控群体进行沟通。如果反控群体不进行反劝说，权势群体就可以对方不讲道理为由采用其他控制策略。在听证会上，物价局通过使用一系列数据和范例来作为证据，充分发挥数据的修辞功能，以强化其所提出的定价方案的合理性。我们具体分析作为权势群体的物价局如何通过劝说实现权力再制。

首先，物价局为证明票价的合理性举出了一些关于地铁建造的成本数据，如一期工程平均每公里的造价成本为5亿元左右，二期工程已突破7亿元，高于国内其他城市。根据成本测算和监审结论，杭州市地铁1号线总投资达236.42亿元，2013-2015年完全成本分别为18.58亿元、19.18亿元和19.80亿元，其中运营成本分别为5.78亿元、6.39亿元、7.00亿元（人次单位运营成本分别为7.20元、6.92元、6.07元）。物价局以这些数据来说明地铁投入之大，运营成本之高，进而提出票价的制定须兼顾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其次，为证明地铁票价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市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票价水平是与市民消费水平相适应的，物价局还列举了居民收入及居民交通消费支出结构等数据来表明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杭州市区居民越来越注重出行质量，对地铁票价水平具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地铁票价的定价方案完全在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类。最后，物价局又以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为范例，证明里程分段计价更为科学合理，已经为越来越多城市所采用，可以真正实现同网同价，体现公平合理。

1.2 压制（suppression）

Bowers和Donovan（2009：61）认为，压制要求权势机构彻底了解反控群体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削弱整个反控环境。但他们的压制修辞侧重非言语，此处我们着重分析话语上的压制。权力生产和再制的主要因素以及权力实施的主要手段是控制或限制（被控群体）对话语的接触和交际事件（van Dijk，1996：85）。话语接触主要有四个纬度：策划、情景设置、话语、观众。就本案例而言，观众控制体现在物价局决定了谁可以参加该听证会，可以通过地方报纸和电视媒体进行宣传，如被称为听证专业户、坚定的反涨价者崔盐生被筛选掉，未能参加听证会，因为他被有关部门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孔令泉，2012）。这种压制是实现权力再制和控制的手段。压制修辞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限制民众接触官方文件和讨论的时间。杭州地铁票价的定价方案确定全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准备阶段（6月29日至7月18日）；（2）讨论阶段（7月18日至8月8日）；（3）确定阶段（8 月8日至10月18日）。第一和第三阶段的主导权都在官方政府手上，群众真正能够有机会参与的也就只有第二个阶段。而在第二阶段群众的参与也是受限制的，政府对群众话语的再制随处可见。从时间跨度来看，第一阶段进行了19天，第二阶段21天，第三阶段72天。也就是说，群众真正参与其中的天数只有21天，而由政府主导的决定定价方案的时间却有91天，是群众参与时间的四倍多。在第一阶段中，物价局拥有选择听证会参与者的权力和听证会定价方案的拟定权，而群众只有被选择和报名的权力。在第二阶段中，关于杭州地铁票价两个方案是如何出笼的，根据《民主与法制时报》的调查，受访的所有听证会代表都表示并不清楚（同上）。当群众获得许可参与讨论时，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对方案进行仔细考虑和分析，也没有什么力量来实质性影响和改变方案。在第三阶段里，政府仅就拟定好的定价方案在政府内部向各级政府汇报了定价工作，而群众对定价工作的进行情况一无所知，直至听证会结束后的三个月后，杭州地铁票价终于在千呼万唤中出炉了。

如上所述，物价局在本次地铁票价定价过程中拥有许多资源优势，如优先接触到定价相关的文件，优先取得新闻媒体的支持，以及优先获得与政党领导沟通协商的权力。拥有的优先权越多，话语权力也就越大，在很大程度上，物价局基本拥有最终定价权力，控制了整个定价的过程。许多群众认为一切都已成定局，因此失去抵制的积极性，只能被动地参与讨论，而这也正成全了物价局在听证会上的权力再制。

第二，主导议程设置。公民虽然有参与听证会的机会，但他们的参与明显是受限制的。物价局通过对听证会议程的设置实现对话语权力的再制。在公民听证会中，通常都是由官方先发表一些形式性的演说，向公众参与者提出一系列规则，然后再由一位政府官员宣布听证会开始，发出指令让听证会代表开始发言，公众必须要在官方允许后才能开始参与讨论（Farkas，2013）。

本次杭州地铁价格定价听证会有六项议程。在整个议程设置中，官方政府几乎操控了听证会的整个过程，公众的参与是受限制的。首先，从时间掌控上来看，前面三个议程进行了将近40分钟，市物价局的发言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来阐释票价制定的合理性。而公众真正能够参与的只有第四个议程，在这唯一一个公众有机会参与的议程里，公众本该有机会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实际上参与者每人仅有5分钟来针对听证方案发表意见。其次，从话题控制上来看，官方政府决定了公民可以说什么，什么时候可以说，可以说多久。官方政府不仅控制了听证会的议程，还决定了什么样的话题是允许被讨论的。民众与官方代表

的区别在于他们要参加听证会就得遵循许多规则，如发言时要开门见山，重点突出，而对于物价局代表的长篇发言则不作任何要求。在整个议程的设置中，无论是从时间掌控上来看还是从话题控制上来看，物价局都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公民只能被动地参与其中，而无法影响会议进行的方式。物价局通过议程设置成功地实现了对话语权力的再制。

第三，控制话轮转换和话轮分配。从话轮转换的角度看，在听证会或其他形式的交流中，开启话轮和终结话轮的一方所掌控的权势比另一方要大，因其具有决定讨论何种话题的权利，进而能够控制会话的整体进程，并处于强势地位。而另一方则需要对起始话轮作出相应回答，所拥有的权利相对较弱（陈倩，2011）。

在听证会中，主持人掌握着话轮转换的控制权，而这一权力是由主办方物价局赋予的。这一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听证会中话语的不平等，是物价局对听证会话语的一种再制策略。从开启话轮角度来看，本次听证会由主持人（代表物价局）开启话轮，从听证会开始就控制了会议的议程和方向，处于强势地位。从语料中可以看出主持人通过对到场人员、听证会背景、听证会议程、听证会注意事项等进行介绍来开启话轮，阐明了这次听证会将要讨论的主要话题，并在每一个议程的开端发言来开启话轮。从结束话轮角度来看，主持人通过对听证会进行概括总结的方式来结束讨论。从语料上来看，主持人在开启和结束话轮方面具有较强权势，而听证会参与者则显得较为被动，只能在主持人开启话轮后进行发言，无法超越主持人的控制范围，所拥有的权势相对较弱。

话轮分配考察的是所选语料中主持人和听证会参与者的话轮分配状况。话轮长度是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本案例中，物价局的话轮长度长于听证会参与者的平均话轮，这意味着物价局在每一话轮中说的话要多于听证会参与人。权势强的一方控制着谈话进度，且话语权多于权势弱的一方。在听证会中，主持人掌握了话轮分配的权力，而这一权力也是由物价局赋予的，用以对听证会话语进行再制。

2 听证会话语权力抵制的分析

2.1 反劝说

Bowers和Donovan（2009）的反控修辞中并没有包括劝说或反劝说。但我们认为，与权势群体一样，劝说或反劝说也是或应该是弱势群体的首要选择，因为劝说体现了真诚的沟通，有利于冲突或争执的解决。在本案例中，民众的反劝说策略包括晓之以理（logo）、诉之以情（Patho）、诉诸道德（etho）。

物价局利用数据来增强说服力，公民们也同样采取了这种修辞手法。听证代表陆超翔认为，目前物价部门提出的两套方案定价过高：“我建议降低票价。根据走访调研结果发现，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80%的消费者认为最高6元可以接受。也就是说，物价部门如果按初稿方案最终定价，80%人会选择公交。我认为合理性的票价是2元起步，5元封顶。”这种结合实际的数据触及了物价局的实质利益，有助于敦促其重新妥善考虑地铁票价订票方案。还有许多市民列举了一些与其他交通工具费用及与其他城市地铁票价的对比数据来证明票价的不合理性。网友“眯眼猪头”和natsuame在杭州网论坛以详细具体的数据对比广州和深圳地铁票价，指出杭州地铁票价的不合理。

一些杭州市民也尝试着诉之以情来博取政府官员的同情。对于70多岁的老人在高峰时段不能享受票价优惠的提议，消费者代表杨智指出，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都有年老的一天，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该消费者代表用孝来触及官员们的内心，试图获取他们的共鸣，从而听取他的建言。

针对物价局所提出的公益优先的定价原则，公民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试图找出物价局发言的漏洞，批判物价局的假心假意。他们试图揶揄政府尽管口口声声称亏本、公益、尊老爱幼，实际上却是假仁假义的行为，优惠政策并不真正优惠利民，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网友“瓢虫儿”在论坛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质问杭州为什么不能将优惠推广到别的级别的残疾人。残疾人因为身体上的障碍，本身就处于社会的底层，外出不便，再加上收入少，更应得到政府的关爱，但在目前所提的票价方案中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优惠。该网友的发言直指物价局定价时的一大疏忽，让物价局公益优先的原则无法再那么理直气壮。对于杭州物价局提出的两套昂贵的票价方案，不少网友在论坛中发出各种嘲讽的声音，以此来表达自己愤恨而又无奈的心情。民众以各种挖苦、嘲讽的修辞手段对权势群体的权力形成反制。

2.2 宣扬（promulgation）

宣扬的手段包括利用大众媒体、使用网络、分发传单、贴车尾贴等（Bowers & Donovan，2009：23）。作为权势群体的物价局借助了媒体（新闻报道、网站）的权威影响力与其所能触及的各种资源（如专业知识、合作伙伴、知名专家等）和平台（出版、宣传、传播渠道）影响舆论指向。作为政府机构，物价局的权威及影响力已获得广泛认可，结合资源整合与网络传播，其观点自然影响大量受众，使公众被动接受所提出的地铁票价方案。而弱势群体缺乏权力的体现也在于缺乏话语渠道，平常人更多只是和家人、朋友及同事交流，而参与公众活动，能在公众场合发声的机会较少，对于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较弱。

而在本次听证会召开之时，许多杭州市民都聚集

到会场外面，散发有关地铁票价的资料，并通过举牌来表达心声。28岁的周涛（化名）坐在酒店门口临路的台阶上，举着“我已支付高房价，不应再付高票价”的牌子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影射杭州政府没有做好改善民生的工作，故意提及倍具争议的话题——高房价来吸引众人的关注。这种方式吸引了路人的关注，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公民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自主地参与公众生活，他们的方式简单而直接，口号富有创意，表达了群众的心声，不但吸引了更多关注，也促使城市的管理者们不得不予以重视。公民因此在信息发布渠道上获得了主动权，及时传达了公众的负面反馈，使更多公民参与其中。虽然政府现在仍是社会管理的主导力量，但从举牌者身上体现出来的公民意识散发出城市主人的气质，也体现了公民的抵制策略。

杭州市民们也尝试着诉诸媒体，走上街头接受媒体的采访，大声地说出自己反对的心声，通过媒体的力量来对政府施加压力。针对本次听证会，许多论坛网友也都踊跃发言，在论坛中畅言自己的想法，高调地提出反对意见。市民们高涨的热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有效地对政府进行了抵制。

2.3 挪用主流话语（appropriation）

弱势群体借力于官方话语，以借力使力（毛浩然，2015）的方式来使他们的立场合法化，促使听证会主办方正视其发言，考虑其意见。弱势群体的借力对象通常是官方政府在公共场合所发表过的言论及一些官方文件，这些官方话语包括杭州政府所宣扬的杭州城市精神及所打造的城市品牌等。这些话语官方已借助了多种传播手段，在宣传上下足了功夫，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本案例中的消费者代表方诺指出：“杭州是一个和谐的都市，政府比较大气。正是这样，杭州地铁就要充分体现出一个杭州的特性，而杭州地铁集团又是国有公交企业。”和谐和大气都是杭州政府一直以来所创建的杭州城市精神的其中两点。话语意在表达为体现和谐大气的杭州城市精神，杭州地铁集团作为国有企业，一个国家政府投资与参与的企业，理应响应政府的号召，为进一步发扬杭州城市精神出力。听证会上民众通过借用强势群体的话语来达到反制和反劝说的目的。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听证会代表们仍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但在其他话语抵制策略的基础上，借助这些官方话语的权威性可使弱势群体的意见合理化，并有效提升其话语的影响力与认可度，使听证会代表们的意见能得到物价局的重视。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听证会一直被视为民主话语的典型代表，物价局始终还是能再制其权力。这种再制主要体现在劝说、回避和压制上，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数据引用、限制接触官方文件、控制听证议程、控制话题、决定话轮和话轮分配等实现权力控制。而普通民众也采取了一些抵制策略挑战、攻击物价局的话语。他们使用的修辞策略包括反劝说、诉诸以情、道德诉求、宣扬、挪用主流话语以及在会议外举旗抗议、在网络和媒体上发声等，这些修辞手段与权势群体的修辞手段形成对峙。有些策略，如宣扬、劝说并不是某个群体所特有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修辞策略有时会有交叉。

就话语权力的共同生产而言，市民参与了政府民主化进程实践或“游戏中的游戏”（Flowerdew，1997），可以说他们也一直在参与了话语控制的共同生产。参与听证的民众、听证会外的人们以及在BBS上留言的网民等不管愿意或不愿意，联合生产了物价局的话语权力。他们在听证会上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实例，说明他们支持政府的民主化举措，愿意与政府保持一致。民众遵守听证会的规则，按听证会的要求发言，按次序轮流发言，不打断主持人或官员的讲话等，都是权力共同生产的体现。虽然民众也采取各种抵制策略进行权力抵制，但是从某个角度上讲，也共同生产了权力。比如，他们利用官方数据、官方正式权威话语提高了他们的话语权，但同时也接受、承认了官方话语的权威性。

尽管弱势群体的抵制最终也是与强势群体共同生产权力，但是这些抵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抵制可以视为对主流话语不断进行调整、颠覆和改写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歪曲（Pervert）或微妙地改变话语的意义，最终改变人们对这些话语的理解（Thomas & Davies，2005）。弱势群体的每一次抗争或抵制都可能为以后的类似实践提供参考，有利于解构强势群体的话语霸权，重新塑造意识形态，促进社会的民主进程。物价局或地铁运营集团最后确实也考虑了听证代表的意见，并作了一定的让步。从某个角度上来讲，抵制策略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本研究带来了一些启示，首先，权力的再制和抵制是辩证的，有权力就有抵制。修辞学家和批评话语分析者不仅要关注强势群体如何进行权力再制，更应关注弱势群体应如何去抵制，从而更充分地去揭示权势关系，纠正社会的不平等。其次，应重视修辞在社会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修辞不再只是劝说性的，修辞在改变社会、促进社会民主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最后，由于语料收集的局限性，本案例分析未能展示Bowers和Donovan（2009）提出的其他几个控制和反控制修辞策略，这些策略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也从一个方面支撑了主张将批评话语分析与修辞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观点（田海龙，2015）。批评话语分析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揭示权力再制和抵制的

关系，而修辞则可以从微观的层面揭示这种权力互动具体是如何通过话语实施的。研究者应该注意到权力的再制和抵制策略具有多重性，今后应从多维的角度去分析弱势群体的抵制话语。相对立的群体可能会使用对方的一些策略。本研究指出了政府部门如何以机构化的方式控制听证会，而民众要改变听证过程，平等参与政府决策，阐明了他们加强自身话语权的复杂性以及所面临的障碍。今后应继续多关注民众如何参与政府决策，以确定这些障碍是否可以排除以及民众参与的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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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 涛）

H05

A

1008-665X（2016）5-0007-06

2016-06-06；

2016-08-04

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多语多模态旅游话语与福建对外形象的构建”（FJ2015B253）；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A类项目“大学生跨文化批评性阅读能力培养研究”（JAS141080）

陈文革，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话语分析、双语词典研究、文化语义学陈蓉蓉，女，助教，研究方向：话语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