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与合法性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双重矛盾性功能

舒建华



资本积累与合法性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双重矛盾性功能

舒建华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资本积累与社会和谐的冲突，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模式，通过国家干预创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共同繁荣的时期。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导致福利国家陷入重重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基于这一社会现实，对福利国家进行深刻的反思，探讨了福利国家的双重功能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性。福利国家部分地、暂时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矛盾并没有解决，最终导致其功能性要求反过来成为自身发展的障碍。

资本积累福利国家合法性资本主义国家功能西方马克思主义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两个基本功能：“积累与合法性”，即“国家必须尝试去维护或创造使有利可图的资本累积成为可能的各种条件，然而，国家也必须尝试去维护或创造社会和谐所需的各种条件。”〔1〕与这双重矛盾性功能相对应，产生了两个部分的国家支出：“社会资本”和“社会费用”。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两个功能之间又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破坏社会和谐的条件，而社会和谐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抑制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国家功能的矛盾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中更为显著。福利国家的双重矛盾性功能对国家政策提出了相互冲突的需求。高夫从人类的两个基本活动出发，进一步将福利国家的功能和活动区分为“工作人口的再生产与非工作人口的抚养”两个部分，认为福利国家的功能就是“运用国家的力量去修正劳力的再生产与维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工作人口”。〔2〕虽然福利国家的功能之间存在着矛盾性，但是福利国家仍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往往在某些地方是相重合的，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一、资本主义国家功能之一:资本积累

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以资本积累为其基本的、主要的功能与任务。这种必然性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基础与效率来阐述。

首先，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转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其物质内容来源于资本积累的持续性实现。奥菲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由双重因素决定：国家的制度形式由民主制和代议制的政府规则所决定，而“国家权力的物质内容则由积累过程的持续性要求所决定”。〔3〕形式和内容共同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运转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国家的物质内容又占据了更加根本的地位，制度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饰这一事实：“国家权力的物质来源和使用方式，依赖于从积累过程中吸取财政收入，而不是普通选民的投票偏好”。〔4〕政治权力通过税收体系间接地依赖于资本积累的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资本积累过程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权力依赖于资本积累过程的实现，但是资本积累过程并不是国家所能组织和控制的，“国家权力依赖于一个它不能组织的积累过程，掌权者就必然致力于促进最有利于私人积累的政治条件”。〔5〕在奥菲看来，国家促进资本积累的功能并不是由于政府与特殊阶级的联合，也不是因为资产阶级凭借其经济势力给国家施加压力，虽然也有这种可能，但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运行依赖于外在于它的资本积累过程的实现，国家必须依赖于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才能获取足够的税收，维持国家的权力运作。

其次，从国家的效率和效力方面来说，国家行为的效率和效力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直线的衡量标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效率和效力的判断，通常都是以其能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即资本积累过程为标准。资本主义国家“行为的导向是，根据私人交换和积累的标准，促进私人领域的效率和效力。……自由民主的宪政安排除了追求有利于实现普遍商品关系的前提条件这些目标以外，国家甚至根本就不允许有其他实质性的目标”。〔6〕资本主义国家效率和效力并没有来自于国家自身的标准，而是以其促进商品形式普遍化和私人积累的程度为标准的，国家政策的好坏标准是其是否符合资本积累的要求。“不存在独立于商品交换关系之外具有‘内在’标准的‘好’的政策，一项明显无助于促进私人组织发展商品形式(或使它们保持这一形式)的政策不仅在政策制定者看来是一种失败，而且这种政策的预算基础也将消失。”〔7〕

奥康纳将与国家资本积累功能对应的国家支出称为“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又进一步可以划分为“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和“社会消费”(social consumption)〔8〕两个部分。奥康纳在一些地方也将其称为“资本成本”，即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所需的成本或条件。奥康纳认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仅仅从私人领域来看待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即单纯地从私人投资与私人消费之间的相互促进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存在局限性的，而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从更宏观的角度弥补了这种局限性，将国家宏观层面上的政策支持和资助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社会投资是用于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和资本利润率的国家项目和服务，如国家资助的工业开发区，在国家支持下提高生产技术和规模。社会消费包括降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提高利率的项目和服务，如国家开展的社会保险项目，既扩大劳动力的再生产力，又降低劳动成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不断社会化、专业化以及垄断化，为了更好地确保资本积累过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消费支出要求不断增长。

社会投资可区分为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包括有形的经济基础设施，如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设施，电力、天然气、水等工业发展项目，教育和研究的设备和装置，农田水利工程，矿业开采工程，商业规划、运动场地、公园等城市建设项目，等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实物资本不断增长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不断上升，资本的积累依赖于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备，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需要越来越多的实物资本的投入来保证其发展。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管理成本的不可控制导致的持续的财政危机等要素，促使垄断资本和国家不断相互渗透，垄断资本必须借助于国家途径将自身发展的资本成本社会化。其次是经济基础设施的不可分割性特征。基础设施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配套性的设施，其建设规模总是比较庞大。这种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个体资本来说是难以组织和实现的。在实物资本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也显而易见。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劳动力技能培训、产品研发、技术进步等等。奥康纳认为，任何一个公司、行业、利益集团都不能单独承担其提高劳动力知识和技能及研发能力的任务，因为成本高、研发结果不确定等等因素，所以，教育、培训、技术研发等等只有在国家参与的过程中才能够有广泛的保障。

社会消费可以划分为工人阶级消费的产品和服务与针对经济不安全的社会保险。工人阶级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城郊发展项目、城市建设项目等；针对经济不安全的社会保险包括工人阶级补偿、老人和遗嘱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健康保险等。虽然社会消费项目有很大一部分对象是工人阶级，但是奥康纳认为，其根本目的仍然是维持资本积累。城郊开发和城市建设项目一定程度上是应垄断资本发展的需求，为垄断资本拓展了新的获取利润的空间。而社会保险则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为资本积累创造有利条件的间接手段。“社会保险的扩张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技术的、周期性的和其他形式的失业的直接结果。”〔9〕社会保险通过保障失业和退休工人的生活，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但是，社会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为雇佣劳动者，尤其是垄断性部门的劳动者，提供经济保障，提高士气和加强纪律，促进生产和利润的增长。“社会保险最基本的意图和作用是扩大提高生产率、生产和利润。从这个层面来说，社会保险主要地是一种资本主义和企业的保险，而不是对工人的保险。”〔10〕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工资为资本主义买了一份保险。

除了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与降低劳动力成本之外，社会资本还能够通过国家直接投资资本积累过程，如国有企业或国家对企业的扶持等，转化为直接的经济发展动力。高夫认为，“国家的形式——它的本质、结构和角色——将会受限于该社会的生产形式或是剥削的本质，这个国家的‘福利’功能也将是如此”。〔11〕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的福利国家，其首要功能必然是促进资本积累过程的实现。高夫将奥康纳的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分别称为“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方案与服务”与“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方案与服务”〔12〕，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在提高劳动力生产率的同时，降低劳动力成本，促进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积累。

二、资本主义国家功能之二：合法性

如果说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然性功能，那么，其合法性功能则是另一必要性条件，这种必要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日趋重要。奥菲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来源于“成就社会”(achieving society)〔13〕的概念。所谓成就社会，是指个人的收入、地位是与个人的工作、贡献、成就相等的回报，即个人收到的回报是源于个人成就及其对社会产生的贡献的大小。成就社会的一般原则是，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在工作和生产中的地位，而他在生产领域的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取决于个人的表现或成就。通过这个一般原则，成就社会宣称自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公正的社会组织形式。然而，这种所谓的合理和公正无法掩盖成就社会概念自身的矛盾性：一方面，它的社会和政治倾向源于平等主义的传统，挑战社会特权，以个人主义作为社会地位分配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在保证个人平等的同时，它又是一个为社会不平等提供支撑的合法性原则，以保障成就原则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秩序及这种不平等秩序对个人的不公正。个人的成就及其对社会的重要性是“人为决定的”，成就社会只是为表现、成就和收入、地位之间提供了一个“伪证明”〔14〕。在现实社会中，个人的收入和地位并非完全对应着其相应的表现和成就。在这种“成就社会”的概念下，社会阶层体系、特权、贫困实际上都被合法化了，因为每个人的现存状态都被归因于一个平等的机制下的个人原因。成就社会所宣称的平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一种意识形态。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成就社会”概念的合法性功能越来越无法满足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意识形态功能的自我证成也逐渐成为问题。资本主义社会逐渐由个人或特权集团决策转向组织化的、结构性的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个人成就为标准的“成就社会”概念的合法性机制逐渐耗尽了它的潜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守夜人角色已经不再能够适应社会要求，国家介入并弥补成就社会的缺陷，成为必然的要求和趋势。而国家的介入(如失业救助等)进一步违背和打破了成就社会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国家替代成就社会意识形态发挥其合法性功能，对于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来说是必要的。对于国家政权来说，“任何权威要获得合法性，都必须以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为前提，不论这种义务是要达到何种目的。决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在于它是否完成了普遍和正式规则(如选举规则)的要求”。〔15〕政治权威必须在一套被广泛接受的规则之下才有效。这套规则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得以结合，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这套规则下达成基本共识。但是，普遍规则和形式只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媒介，真正决定合法性的要素在于这些规则所能带来的预期结果。我们对于任何权威的承认，不只是在于其运行的方式，更是在于这种权威在某种程度能够给我们带来可预期的好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可预期的好处对资产阶级来说是资本积累，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则是生活和安全保障、贫富差距缩小等。因此，“合法性问题从而可以被看作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统一”。〔16〕国家的合法性功能包含了两个条件，第一，政治权威是否符合普遍的规则，使国家政权获得法理性依据；第二，国家是否会达到某种有利的结果，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合法性功能的探讨着重强调后一个方面的内容，认为“贫穷和国家救济项目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特征”〔17〕。

资本的积累过程总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破坏性后果。奥康纳将资本主义的累进性的破坏性后果称为“社会成本”〔18〕，即资本积累过程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由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组成的社会资本(资本成本)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输入方面，而社会成本则是资本积累过程的输出方面。资本积累过程的社会破坏性或社会成本，包括很多方面，如生态环境破坏、城市污染和拥挤、工人健康损害、失业和贫穷以及社会混乱与政治合法性危机等等。这些破坏性后果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展不断增加，如果超出资本主义自我修复机制的范围，反过来就会威胁到资本积累过程的实现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合法性。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的社会成本必须得到额外的弥补，才能保障资本主义积累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国家不仅要为资本积累提供输入性的条件，还必须修复或弥补其输出性的结果。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累进性的破坏性因素，要求国家投入更多维系社会和谐的服务和项目，以确保其合法性基础的稳定。福利国家用以修复资本主义破坏性后果、维持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合法性的支出，称为“社会费用”，它与用于资本积累的社会资本共同组成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支出的两大块。而国家社会资本的投入，又会追加这种社会费用的需求，“国家倾向于花费更多的社会费用，以缓和私人资本主义积累的破坏性结果”〔19〕。

社会费用有两个基本的对象和内容，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剩余人口和剩余生产能力，也即奥菲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的瘫痪。这两个基本的对象构成剩余资本，分别形成相对应的福利费用和战争(军事)费用。首先，垄断性部门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引入加剧了人口的剩余，造成大量的失业，并且由于劳动力的剩余，竞争激烈，工资水平降低或增长缓慢，工资不稳定或失业的人员陷入贫困之中。这些都造成了无法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得到满足的需要越来越多，这些人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福利服务和项目。剩余人口的扩大加剧了劳动力供需结构的差异，同时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安全因素。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持续性和稳定性的考虑，国家不得不负责起照看这部分人的责任，或者通过直接的社会福利项目和服务，救助无法在劳动力市场实现交换关系的人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或者国家部门增加公共部门就业岗位的供给，创建社会建设项目吸收剩余劳动力和生产力。其次，垄断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即剩余生产能力。在奥康纳看来，过剩的生产力会像过剩的人口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不稳定的因素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国家与社会的合法性造成威胁。为了充分利用闲置的生产力，垄断资本必须扩张其市场范围。资本主义市场扩张最通常的途径就是海外市场的扩张，通过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内的剩余生产能力，促进垄断资本的积累。海外市场的扩张需要通过国家建立相应的强大的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和控制世界性市场和投资网络。这同样构成社会费用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康纳认为，“人口剩余和生产能力的过剩是同一个过程(或者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分别以福利费用和战争费用为形式的国家支出的增长也是同一个过程”〔20〕，两个部分费用的增长共同促进了国家的社会费用支出的增长。福利国家的成长与战争国家的成长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可以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叫做“福利—战争国家”。国家的福利开支为无法在资本体系中维持自身生活的剩余人口提供救助，既能在政治上控制过剩人口，又能扩大社会需求和国内市场，国家的战争体系不仅开拓并保持对国外市场的控制，也延缓国内的经济停滞。除了针对剩余资本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方面也构成了社会费用的组成部分，即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家机器，如警察、监狱等。但是奥康纳并没有对其进行详细论述。

在奥康纳那里，福利体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功能中的一种，是社会费用中的一部分，且主要是针对剩余人口，这是狭义意义上的福利国家体系。至少在很多学者那里，奥康纳所说的社会消费项目也是属于福利国家体系的。事实上，奥康纳所说的福利体系与国家的其他功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我们说福利国家的时候，往往是从广义的意义上出发，探讨包含了国家福利装置的资本主义国家整体。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一个具体阶段和表现出来的整体形态，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基本的矛盾性的功能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

三、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功能的矛盾性

在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国家两个基本功能的矛盾更为显著。高夫基于奥康纳提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基本矛盾性功能，相对应地将福利国家的功能归结为工作人口的再生产与非工作人口的抚养。首先，工作人口或劳动力的再生产促进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必须满足几个条件或方面：工人的劳动为他们换取一份足够的工资；家庭主妇的服务劳动；儿童的培养。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秩序在很多时候是无法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越来越多地介入其中，“当代福利国家修正了资本主义中的劳力再生产”〔21〕。其次，福利国家对于社会中的“非工作团体的抚养”〔22〕，实现国家合法性功能，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和谐稳定。非工作团体是指那些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或社会原因无法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工作和维持自己生活的群体，如儿童、老年人、病人、残疾人以及失业人员等等。高夫认为，非工作团体是所有人类社会都必然包含的因素，因此，“所有的社会都必须发展出某些机制，将部分的社会成果自直接生产者手中转移到这些团体身上”〔23〕。传统社会中，这种机制主要是由家庭这种血缘的、伦理的纽带担任，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机制被冲散，非工作团体的抚养机制开始逐渐转向国家，成为一个政治的、社会的问题。因为这些非工作团体实际上会对整个社会秩序造成压力。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压力尤为积聚和明显，构成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合法性的挑战。福利国家合法性功能的活动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福利国家意识形态或压制性的规范和管制作用。如果将福利国家对非工作团体的救助看作是一种获取合法性的软实力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或强迫性的规范和管制则是一种硬实力。它的方式不是从社会内部渗入合法性的要素，而是从外部将不利于合法性的要素加以控制和整合，如教育体系、警察、监狱等等机构的设置。这些机构间接或直接地从国家获取支撑，从属于国家政策和目的，对工作人口和非工作人口都形成约束力和威慑力。

福利国家针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同时履行着维护资本积累和合法性的功能，从而形成了一个矛盾性的综合体。福利国家面临着这样的质疑：“福利国家究竟是压制的机构、或是扩大人类需求与减轻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痛苦的体系？是协助资本累积和利润、或是用来保护和增加你薪水袋中的金钱的社会工资？是资本家的欺诈、或是劳动阶级的胜利？”〔24〕高夫的看法是，福利国家同时包含着压制与满足需求、资本累积与增加工资、资本家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所施的恩惠与劳工获得实际利益这两方面。资本积累及资本主义体制的维持，社会福利的增加、劳动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带来的事实。

国家既通过干预来控制盲目的市场力量可能造成的失控，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同时又通过一系列社会规范和控制系统使人们服从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福利国家必须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同时，它又必须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资本积累过程意味着阶级的剥削，国家的资本积累功能必然会触犯其他阶级的利益，从而在其他阶级那里丧失国家的合法性，破坏他们对国家忠诚和拥护的基础。但是，如果国家忽视资本积累的功能，又会使它自身的权力来源趋于枯竭，破坏其自身的税收基础。〔25〕高夫认为，“社会政策在资本累积、劳力再生产与大社会体系的合法性三个目标之间，有许多固有的冲突存在，这些冲突也反映在国家支出的水准与方向的冲突上。”〔26〕社会资本支出是可以对资本累积产生促进作用的。而社会费用的支出虽是必须的，但不具备生产力。这些社会费用的支出并不会直接促进资本的累积，甚至可能损害资本累积，但是这种社会费用的支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却是必要的，一旦没有这种支出，其后果将是比这些费用支出更高的破坏性代价。

国家面临着相互冲突的需要和要求，而“政治—行政系统所面对的相互冲突的需要和要求，持续导致相容性问题的出现，导致现行社会政策制度可行性问题的出现。”〔27〕因此，福利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都纳入到福利国家的框架内，形成“相容性战略”，使福利国家政策能够同时应对来自资本积累和合法性的要求。奥菲认为，福利国家的资本积累功能和合法性功能之间存在一个总体的平衡点，这种平衡的实现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国家促进资本积累的行为符合合法性的规则，国家的合法性通过福利国家促进资本积累的政策得到强化和巩固。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状态。首先，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其次，为了解决劳动力和资本过剩，维持被排斥出资本逻辑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商品形式，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出售能力，提高其实现商品形式的能力。但是，国家的这些措施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相对有限的，并且实际上又产生了新的冲突和矛盾，原本旨在维持商品形式普遍化的措施，反过来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形式形成了冲突。再次，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国家合法性原则的接受正经历着结构性变迁。国家政策增强了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提高了他们对国家的要求和期望，国家合法性所要满足的条件也相对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赖以维系的合法性体系越来越难以履行其功能，越来越无法抹平资本积累带来的社会创伤。

四、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张力及其出路

福利国家资本积累功能和合法性功能的矛盾性使福利国家面临持续的冲突和相容性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两个矛盾性的功能之间又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张力，这种张力给福利国家带来了相对稳定性。

福利国家功能之间的张力表现在：福利国家的两个矛盾性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又存在着重合。社会资本和社会费用分别是国家用于维持资本积累和国家合法性的支出，但社会资本和社会费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的一项支出总是同时包含了资本积累和合法性功能。用于资本积累的福利国家政策也可能加强其合法性基础，如国家投资的建设会增加劳动力岗位。而用于合法性建设的项目也可能带动资本积累过程，如儿童教育。儿童是未来的工作人员，因此，儿童教育可以看着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但是,儿童又属于非工作团体，因此，儿童教育又可以看作是福利国家对非工作团体的抚养。并且，现存的非工作团体也可能在未来转化为劳动力，即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功能为资本积累储存能量。福利国家的两个主要功能并不是截然分开执行的，福利国家的很多政策同时具备这两个功能。一些福利政策，对于劳动阶级来说，是在市场的盲目性和非人性的秩序之外提供了庇护，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福利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劳动阶级的反抗情绪、整合与控制了劳动阶级、维护了资本主义的整体秩序。因此，福利国家的功能虽然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保证了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于资本积累和社会和谐都是有效的。

福利国家由于自身存在的矛盾性，其对于资本主义矛盾的调和性作用是有限的。但是这并不能否定福利国家在促进资本积累与社会和谐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福利国家模式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要性条件和发展趋势。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并不能因为福利国家功能的矛盾性而将其完全否定，福利国家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福利国家矛盾的解决方案不是废除，而是要积极寻求重组福利国家的道路：一方面，福利国家的重组道路应尝试从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经验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到非国家主义模式，加强其他社会福利要素在社会福利中的重要作用，如家庭、社区，减少国家负担的同时，增加福利模式的灵活性以及社会的福利自发性；另一方面，也是根本性的方面，积极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从而在社会根基处解决社会的矛盾问题，而不是依赖于事后的补偿、修正。基于当代社会出现的新趋势，结合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位于政治边缘化位置的新社会运动，寻求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解决其矛盾的根本性出路。

〔1〕〔8〕〔9〕〔10〕〔17〕〔18〕〔19〕〔20〕〔25〕James O’Connor,TheFiscalCrisisoftheStat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p.6,p.6,p.138,p.138,p.158,p.XX,p.XX,p.28,p.6.

〔2〕 〔11〕〔12〕〔21〕〔22〕〔23〕〔24〕〔26〕〔英〕高夫．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M〕．古允文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67，31，76，70，70，70，15，79.

〔3〕〔4〕〔5〕〔6〕〔7〕〔15〕〔16〕〔27〕〔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忠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9，18，18，133，134，131，132，112.

〔13〕〔14〕 Claus Offe,IndustryandInequality, Translated by James Wickham, Edward Arnold, 1976,p.42,p.48.

(责任编辑：王云川)

2016-05-20

舒建华，博士，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广东广州51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