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文士尚闲心态论

章 辉，李建萍

（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

南宋文士尚闲心态论

章 辉，李建萍

（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

与两汉、魏晋、隋唐、明清相比较，宋代是中国古代休闲文化的成熟期。南宋休闲思潮的倡导者，最主要的是文士人群。他们的尚闲心态，是南宋休闲文化高度繁荣的直接动因。这批文士的代表人物有朱敦儒、胡寅、史浩、陆游、范成大、辛弃疾、张镃、卢祖皋等等。他们的尚闲心态，具体表现在爱闲、求闲、惜闲、夸闲等方面。

南宋；文士；休闲；心态

与两汉、魏晋、隋唐、明清相比较，宋代是中国古代休闲文化的成熟期。笔者曾指出：“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则可谓休闲思潮全面流行并得到充分实践展开的时代。南宋人的休闲成为一种弥漫性的思潮，对全民的生活、伦理及审美趣味产生了重大影响。”［1］11南宋休闲思潮的倡导者，最主要的是文士人群。他们的尚闲心态，是南宋休闲文化高度繁荣的直接动因。

这批文士的代表人物有朱敦儒（1081～1159）、胡寅（1098～1156）、史浩（1106～1194）、陆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辛弃疾（1140～1207）、张镃（1153～1221？）、卢祖皋（约1174～1224）等。平心而论，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也存在一定事功倾向（甚至具有一定级别的官位，可称为政治家），如胡寅、史浩、陆游、范成大、辛弃疾等，但在宋代二重性文化心理影响下，他们同样积极倡导休闲人生。吴功正曾指出：“兼有剑气箫意，这也才是立体的陆游。”［2］313“（范成大）对自然风光和田园风光的观照意识颇得隐逸风味，”［2］332“豪气、雄才、闲情，构合为一个完整的辛弃疾的素质、心态、精神。”［2］347透露出对陆、范、辛等人休闲个性的认可。此外，在南宋宗教界中的一些人物，尽管主要不是站在世俗立场而是站在宗教立场，为求道成仙等终极追求而倡导休闲，但同样流露出尚闲之心态，亦可以作为南宋倡导休闲思潮的某种代表。

在以上人群的大量诗文、语录中，充分表现出了南宋文士尚闲的心态。这种心态，又具体表现在爱闲、求闲、惜闲、夸闲等方面。

一、爱闲：“我本澹荡人，此心实爱闲”

南宋文人普遍爱闲。尽管这种意识在魏晋已经得到确立，但从未像南宋文士那样说得如此清楚、直接和强烈。由于相关资料过于丰富，此处主要就朱敦儒、陆游、辛弃疾三位典型人物加以论述。

朱敦儒明确表示：“只是爱闲耽酒，畏浮名拘缚”（《好事近》）。事实上，他也总是“闲寻桂子，试听菱歌，湖上晚来凉好”（《苏武慢》），“清平世，闲人自在，乘兴访溪山”（《满庭芳》），“爱静窗明几，焚香宴坐，闲调绿绮，默诵黄庭”（《沁园春》），将尚闲之意表露无遗。正如范松义指出：“‘闲’是词人最为推崇的生活态度，这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3］40作为公认的南宋著名休闲人物，张镃则自称“野性乐闲寂”（《移石种竹橘》），“耽幽畏奔逐，何翅畏暑寒？”（《次张以道韵》），“出门苦喧阗，归舍喜清逸”（《偶成》），“自识闲中趣，常嫌闹处行”（《次韵酬曾无逸宗教》），“佐世勋庸金鼎味，贪闲怀抱竹篱烟”（《园中梅有开者，寄呈当涂叔祖》），等等，与朱敦儒发出的“尚闲”同调。此外，卢祖皋亦云：“爱闲身长占，风澹波平。”（《满庭芳》）这样的例子甚多，不胜枚举。

在爱闲之士中，值得一提的是有过政治抱负，又经历了政治挫折的人。陆游历来被定位为“爱国诗人”，但据笔者统计，在他的全部诗作中，“国”字只出现200次左右，“闲”字倒出现了800余次。梁启超有名言“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前半句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军旅之作在陆诗中仅占少数，故符合事实的说法应该是“集中十九休闲乐”。陆游通过诗作展现了极为丰富、全面的休闲思想，因此，称其为“休闲诗人”才更为贴切。我们当然绝不回避他早年“喜论恢复”（《陆放翁》，《四朝闻见录》乙集）［4］65，力求统一大业的事功之念，但当他遭到主和的执政者之不断打击后，便逐渐厌恶官宦生涯之劳碌，甚至开始羡慕自由自在的禽鸟：“嗟尔自适天地间，将俦命侣意甚闲。我今独何为，一笑乃尔悭！”（《长歌行》）于是，他自取“闲官”，但发现闲官也并不闲，仍然处处受羁，时时忙碌。终于，他主动请求“许令复就玉局微禄，养疴故山”。（《乞祠禄劄子》，《渭南文集》卷四）［5］21尽管他晚年投闲山阴带有一定程度的报国无门之无奈，但他在山林生活中强烈感受到了休闲的美好，于是开始对休闲加以真诚而热烈的礼赞。他有两首七律，题目就叫《爱闲》。此外，诸如“我本澹荡人，此心实爱闲”（《登邛州谯门，门三重，其西偏有神仙张四郎画像，张盖隐白鹤山中》），“自爱安闲忘寂寞”（《八十三吟》），“老令初来亦爱闲”（《巴东令廨白云亭》），“嗜睡爱闲常闭门”（《与黎道士小饮，偶言及曾文清公，慨然有感》），“太平阡陌乐闲身”（《夏日》）等直抒尚闲之情的诗句甚多。

辛弃疾的情况同陆游颇为类似。一生以抗金为事功目标的他，在主和派的屡次打击下壮志难酬，终老丘园。尽管开始心有不甘，还曾发出“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的愤激之语，然而在美丽的铅山带湖之畔，他也逐渐爱上了山林之乐，发出“闲处直须行乐，良夜更教秉烛”（《水调歌头·醉吟》），“而今老矣，识破关机。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行香子》）的呼声，甚至还提出“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鲙哉！”（《沁园春》）

可见，不少南宋文士的尚闲，起初虽带有政治失意下的某种无奈与强迫，但山林之乐很快使他们摆脱了隐逸的政治化，而实现了向生活化的转向。即是说，尚闲思想中的政治批评之维已经逐渐淡化，对日常生活中闲情逸致的自觉追求则日益浓厚。爱闲对他们来说主要不再表示为对当政者不合作的退避和拒绝，而是人生经营中自由与快乐的主动追求。

此外，还有一种爱闲思想，完全不是基于政治失意，而是带有一种倡导急流勇退，以此促成官场清明的更深层含义。以南宋政治家史浩为例，他曾数十次上辞官、乞休的表章，并明确指出其目的是“惟坚故里休闲之志，助成清朝廉逊之风”（《重乞休致表》二，《鄮峰真隐漫录》卷一八）［6］198，“专欲投闲而避宠”（《辞太师表》，《鄮峰真隐漫录》卷一八）［6］203，希望皇帝“念其身已投闲，不使重贻于清议”（《辞太傅表》二，《鄮峰真隐漫录》卷一八）［6］202，以成全其高洁的人格名声。这种“闲散是宜，功名何有”（《辞太师第二表》，《鄮峰真隐漫录》卷一八）［6］204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求闲：“老来要觅数年闲”

凡物皆因爱而求，休闲亦然。求闲，是尚闲观念的思想性落实。南宋文士尚闲，遂以为生涯之谋划之鹄的。吕渭老（生卒年不详，约北宋末南宋初）见白鸥生羡而求闲：“白鸥汀，风共水，一生闲。横琴唳鹤，要携妻子老云间。”（《水调歌头·壬寅九月谒季修，题其书室壁曰秋斋梦谒，复以进道韵续之》）潘良贵（约1086～1142）以求闲为晚年唯一追求：“惟平生志在一丘，……泊然于世，殆将无求，期在晚年，康乐燕休。”（《祭亡弟仲严文》一，《永乐大典》卷一四〇五二）［7］430-431胡寅称自己“恳款投闲”（《贺沈潭州启》，《斐然集》卷七）［8］250，“沥恳投闲”（《答范漕元作启》，《斐然集》卷七）［8］250，求闲之心，可谓诚恳迫切。他又言：“身尚纡于簪佩，志早抗于烟霞。”（《谢湖北王漕东卿启》，《斐然集》卷七）［8］253“尘缨未濯，方将枕石而漱流”（《答高参议启》，《斐然集》卷七）［8］256，更暗示了所求为山林之闲而非城中“大隐”之闲。伴随着祖居的修葺，刘子翬（1101-1147）的求闲之思亦起：“伏愿上梁之后，起居燕寝，和乐安平。……全家遁世，想遗迹于鹿门。”（《修祖居上梁文》，《屏山集》卷六）［9］220陆游多次这样表达休闲之需求：“此身已作长闲计”（《成材将还盱江幕，以诗四章为贶，次韵其二以识别。岁在改元孟夏，二十有三日书于卧龙方丈之西壁》），“未言能近道，要得暂身闲”（《季夏杂兴》），“历尽人间行路难，老来要觅数年闲”（《卜居》），“出牧君当千里去，归耕我判一生闲”（《寄别李德远》），“我老正须闲处著，白云一半肯分无？”（《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而范成大为书房起名为“请息斋”，辛弃疾说“问谁分我渔樵席？江海消闲日”（《虞美人》），也分明流露求闲之意。张镃则这样展示其“休闲规划”：“习懒性已成，投闲计为长”（《不睡》），“墅邱寺观游须遍，台榭舟桥乐未穷。”（《榜书轩曰景白，以炉香事乐天像，因题律诗六韵其上》）卢祖皋这样期待休闲：“红叶漫山，清泉漱石，多少心期。”（《木兰花慢·别西湖两诗僧》），他又在亲戚的生日宴会上发表投闲意愿：“平生丘壑志，未老求闲，天亦徘徊就归计。想叠嶂双溪，千骑弓刀，浑不似、白石山中胜趣。怕竹屋梅窗欲成时，又飞诏东山，谢公催起。”（《洞仙歌·寿外舅》）何铨（生卒年不详，约南宋理宗时人）甚至在宫廷应制诗里向皇帝流露出投闲之思：

史魏王弥远出判宁国府，理庙命宰执侍从于此园设燕饯行，有朝官何铨赋诗曰：“饯行朱邸帝城春，随例颠忙宴玉津。报国独劳千一虑，钧天同听十三人；金卮宣劝君王重，花露湔愁醉梦真。却忆故人猿鹤在，便思忙宴玉津。报国独劳千一虑，钧天同听十三人；金卮宣劝君王重，花露湔愁醉梦真。却忆故人猿鹤在，便思投老乞闲身。”

——吴自牧《园囿》，《梦粱录》卷十九［10］179

此外，求闲心态已经不仅南宋文士有之，连一般商人也渴而求之：“资中人李处和，……年三十余而未达，且甚贫也，……因贾于荆、襄、巴、夔之间，不十年而其利百倍。既富，则慨然曰：‘是故吾之权道，岂其初心哉！……’乃毁其舟车，定居与涪之乐温，葺斋馆，益市六经百家历代史传，阖门不出，日以读书教子为事。”（冯时行《稽古堂记》，《永乐大典》卷七二四一）［9］349而且，从李处和的话中可以看出，求闲是其初心，即一贯的追求。南宋文士更是如此。史浩曾数十次向皇帝辞职求闲，并称这是他生来的本性：“予生赋鱼鸟之性，虽服先训，出从宦游，而江湖山薮之思，未尝间断。”（《真隐园铭》，《鄮峰真隐漫录》卷四〇）［11］62从张镃的“风雨梅花梦，溪山老子怀”（《次韵酬张仲思高邮见寄二首》），“名字因农具，襟怀属钓蓑”（《寒食》）可以看出，他对休闲的追求并非晚年兴起的愿望，而是出自本性的怀抱。而陆游云“渔樵自是平生意”（《系舟平水步》），“自计长闲何所恨，一生心事在烟波”（《冬晴闲步东村由故塘还舍作》），“牋天公事君知否？止乞柴荆到死闲”（《冬晴日得闲游偶作》）更可以让人感到休闲对他来说是一种长期的追求。事实上，这种追求非常坚定，可谓终身不渝：“小市朝行药，明灯夜读书。虽殊带箭鹤，要是脱钩鱼。有饭已多矣，无衣亦晏如。坚顽君勿怪，岂失遂吾初。”（《坚顽》）这种追求非常专一：“十年好句满人间，不欠诗名只欠闲。”（《奉送姜邦杰出关》）这种追求又如此强烈，甚至在梦中也时有流露：“梦中去作栖闲客。”（《寄题龚立道昆山栖闲堂》）当他看见溪边的钓船，就会担心自己的梦想是否能够成真：“溪头钓船在，恐负此心初。”（《题史院壁》）

对于得闲之可能性，朱敦儒、陆游等认为是困难的。朱词叹曰：“浮生事、长江水、几时闲？”（《相见欢》）陆诗亦感慨：

每惜好春如我老，谁能长日伴人闲？

《出游归鞍上口占》

江南寺寺楼堪倚，安得身如杜牧闲！

《初冬杂题》

但恨世间闲客少，江湖底处欠渔船？

《初冬杂咏》

闲中一句终难道，何况市朝名利人！

《读林逋、魏野二处士诗》

赵希鹄（约1231年前后在世）亦认为休闲难得：“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而风雨忧愁，辄居三分之二。期间得闲者才一分尔。况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分之一二。”（《洞天清录集·序》）［12］洞天清录集序1而另一些南宋文人则干脆认为休闲不可得。如，倪思（1147～1220）言：

“寻思百计不如闲”、“未老得闲方是闲”、“又得浮生半日闲”，皆昔实欲闲而不能，羡闲而未遂者。闲岂易得哉！

——《闲》，《经鉏堂杂志》卷四［13］45

而费衮（生卒年不详，约南宋绍熙年间人）更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休闲生活非人间之物：

有士人贫甚，夜则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闻空中神人语曰：“帝悯汝诚，使我问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过望。但愿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间水滨，以终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乐，汝何从得之？若求富贵，则可矣。”……盖天之蕲惜清乐，百倍于功名爵禄也。

——《士人祈闲适》，《梁溪漫志》卷八［14］45

现代心理学指出，人往往认为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因此，倪思、费衮把休闲视为不可得之物，恰恰表现了其尚闲程度之高，也更彰显了他们眼中休闲之价值。

这种休闲非人间可得的心态在南宋人士中颇为普遍。因此，他们在得闲之后，往往习惯于把这种美好的生活状态看作是上天的赐予，如朱敦儒云“谢天教我老来闲”（《鹧鸪天》）。而陆游也总将休闲视为造物主对他的格外眷顾：

宦游五十年，天遣还农桑。 《山泽》

人笑谋生拙，天教到死闲。 《衡门》

萧散山林一幅巾，天公乞与自由身。

《晨起南窗晴日可爱戏作一绝》

天亦知予懒是真，暮年乞与自由身。

《或问余近况示以长句》

从来抵死爱湖山，敢料天教半世闲？

《夏初湖村杂题》

闲处天教著放翁，草庐高卧筰桥东。

《病酒述怀》

历尽危机识天意，要令闲健返耕桑。

《冬晴闲步东村由故塘还舍作》

香碗蒲团又一新，天将闲处著闲身。

《闲居初冬作》

造物与闲仍与健，乡人知老不知年。 《村居》

有趣的是，西方哲学家也常将休闲比作神的赐予，以表现休闲的难得与对休闲的渴慕。如柏拉图说：“众神为了怜悯人类——天生劳碌的种族，就赐给他们许多反复不断的节庆活动，借此消除他们的疲劳；众神赐给他们缪斯，以阿波罗和迪奥尼修斯为缪斯的主人，以便他们在众神陪伴下恢复元气，因此能够回复到人类原本的样子。”［15］2中西传统休闲思想对照，可谓相映成趣。

三、惜闲：“寸心方自适，肯易利荣降？”

因为求闲难得，韩玉（生卒年不详，约南宋绍兴年间人）发出“萧闲好，何时遂？”（《上平西·甲申岁西度道中作》）的感慨。因此在求闲而得闲之后，南宋文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惜闲”的心态。胡寅称自己“固欲濯足沧浪，冥心霄汉”，幸而愿望得遂：“幸从人欲，……养以宽闲。”（《谢湖北王漕东卿启》，《斐然集》卷七）［8］253当陆游一旦实现了退隐，就庆幸自己的初愿终于得到了实现：“羊裘老作桐江叟，点检初心幸未违”（《渔家》）。他告诫自己不能再蹈尘俗之路：“著屐此生犹几緉，可令复踏九衢尘？”（《杂题》）“俗缘已断宁容续？幽事虽多不厌增。”（《初冬杂咏》）

陆游尤其喜欢用一个“偷”字，总说自己是忙里偷闲，这说明了休闲来之不易，更意在指出他的惜闲态度：

作吏今三月，偷闲始一来。 《题卧龙山》

忙里偷闲慰晚途，春来日日在东湖。 《暮春》

燕梁寂寂篆烟残，偷得劳生数刻闲。

《焚香昼睡，比觉，香犹未散，戏作》

小葺茆茨紫翠间，今年偷得半年闲。 《看山》

赤日黄尘行路难，青城县里得偷闲。

《青城县会饮何氏池亭，赠谭德称》

投老縻身薄领间，却因马上得偷闲。

《入临川境马上作》

岁晚城隅车马稀，偷闲聊得掩荆扉。 《岁晚》

笋舆咿轧水云间，惭愧忙身得暂闲。

《天竺晓行》

老向人间未拂衣，偷闲聊喜息尘机。 《偷闲》

解组径归应更乐，偷闲犹足傲羲皇。 《晚晴》

张镃也十分珍视这种得闲后的状态：“忙里能偷此闲乐，抗尘宁复叹劳生？”（《题昌化县双溪馆》）因而，他不愿意轻易抛弃休闲生涯：“平生丘壑意，不受暑寒迁”（《伏日》），“寸心方自适，肯易利荣降？”（《清晖阁在柳洲寺旧址二首》其二）在归隐三年之后，他的休闲之志日益坚定：“三年何足道？坚判百年期”（《安乐泉亭上午憇》），“但愿明年更闲散，无灾无难复何疑？”（《守岁》）类似的例子还有卢祖皋“官里从容何日是？偷闲著便寻幽事”（《渔家傲》）等。

四、夸闲：“扶杖过吾邻，相夸自在身”

惜闲之余，南宋人士还表现出一种“夸闲”的心态。张元干（1091～约1161）自称“长夏啖丹荔，两纪傲闲居”（《水调歌头》），以闲居二十载为自夸。胡寅在休闲之后称：“藏拙投闲，粗适山林之性；通名 筦记，未遑竿牍之修。”（《答朱盐启》，《斐然集》卷七）［8］256史浩在求闲获准之后诗云：“官身乞得自由身，不著峨冠只葛巾。若也于斯能得，始知天地有闲人。”（《真隐居士自赞》八，《鄮峰真隐漫录》卷三五）［11］96二人分明均在显示其轻松适意之感。道家著名人物白玉蟾（约1134～1229）云：“只有一般输我处，帝王未有此清闲”（《曲肱诗》，《修真十书武夷集》卷之四十八）［16］811c，认为自己的幸福感超越帝王。

最典型的还属陆游。他“一生自笑闲中过”（《冬夜戏书》），表面上看似乎是自我解嘲，实际上却分明含有自得之意。事实上，他更多地认为休闲生涯是值得被夸耀的：

我本山泽人，散诞傲簪裳。 《山泽》

凄凉吊废苑，萧散夸闲身。 《别后寄季长》

扶杖过吾邻，相夸自在身。 《过邻家》

举世谁能伴我闲，出游随处一开颜。 《出游》

酒楼僧壁留诗遍，八十年来自在身。

《初归杂咏》

他甚至得意地说，他的休闲已经到了让人嫉妒的程度：“俗客妒闲来衮衮，流年欺老去翩翩。”（《春日杂赋》）更多时候，陆游则以较为含蓄的方式自夸，但实际上仍是暗示自己非同凡人：“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独游城西诸僧舍》），“我是仙蓬旧主人，一生常得自由身”（《遣兴》），“君看此翁闲适处，不应便谓世无仙”（《题斋壁》），等等。此外，范成大也自得地夸耀自己是海内最闲的人：“海内闲身输我佚”（《再题青城山》）。相比之下，朱敦儒的夸闲比较特别。试看：

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 《临江仙》

我不是神仙，不会炼丹烧药。只是爱闲耽酒。

《好事近》

洞天谁道在，尘寰外。 《感皇恩》

理解这些词句须与朱敦儒的道家思想背景联系起来。朱敦儒一生求仙问道，以道家和道教的终极目标为休闲理想，把离人间、游仙境作为休闲的最高境界。而此处他又说自己不是神仙，不愿做神仙。这即是暗示出，人有了闲就是神仙，也就不必做天上的神仙；有了休闲的人间就是洞天，人间与仙境也就没有分别了，不需要到方外去另求仙境。不作神仙、不是神仙之语，其实乃是在夸闲而已。

爱闲、求闲、惜闲、夸闲，可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南宋文士尚闲的心态。

［1］ 章辉.“鹏鸠之比”与“忙闲之辨”——南宋休闲思潮中的价值观嬗变［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5，（4）.

［2］ 吴功正.宋代美学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3］ 范松义.论朱敦儒词中自我形象的嬗变［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4］ （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南宋）陆游.陆放翁全集（上）［M］.北京：中国书店，1986.

［6］ 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第199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7］ 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第18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8］ 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第189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9］ 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第19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0］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11］ 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第20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2］ （南宋）陈槱.负暄野录（及其他一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 （南宋）倪思.经鉏堂杂志［M］.邓子勉，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4］ （南宋）费衮.梁溪漫志［M］.金圆，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5］ （德）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M］.刘森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6］ 道藏（第4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

Literati’s Mentality of Advocating Leisur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Hui，LI Jianping
（ School of Humanities，Yuxi Normal University，Yuxi，Yunnan 653100，China ）

Compared with Han Dynasty，Wei and Jin Dynasties，Sui and Tang Dynasties，Ming and Qing Dynasties，Song Dynasty is the mature period of ancient Chinese leisure culture. The advocators of leisure thoughts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re the Literati，whose leisure mentality i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prosperity of leisure culture. Among them are Zhu Dunru，Hu Yin，Shi Hao，Lu You，Fan Chengda，Xin Qiji，Zhang Zi，Lu Zugao，etc. Their leisure mentality is embodied in the love for leisure，the aspiration for leisure，the cherishment for leisure，and the praise for leisur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literati，leisure，mentality

I206.2

A

1673-9639 （2016） 05-0060-06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白俊骞）（英文编辑 何历蓉）

2016-02-29

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自然与超越：宋代休闲美学思想研究”（12CZX073）。

章 辉（1975-），男，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副教授，云南省美学学会理事，浙江省休闲学会会员，研究方向：

中国传统美学、休闲美学。

李建萍（1989-），女，云南昆明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新闻理论、传播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