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大地湾遗址及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晏 波，李慧慧

（天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三十年来大地湾遗址及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晏 波，李慧慧

（天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大地湾遗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因其文化遗存历时长、文化类型丰富，备受考古及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全面收集现有论著可以看出，30余年来学界主要集中在大地湾遗址考古发掘、聚落遗址、彩陶玉骨器、地画、史前农业、史前环境、大地湾遗址文化关系、遗址保护及文化价值等主要方面研究。当前学界在大地湾遗址文化分期、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聚落演变、环境变迁诸问题已达成共识。

大地湾；遗址；综述

位于秦安县五营乡的大地湾遗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总面积约275万平方米。1978年至1984年，省文物工作队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文化遗存众多，成果颇丰，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2001年、2006年～2008年、2014至2015年又多次进行考古发掘，对大地湾史前遗址的认识更加深入。大地湾遗址包含了距今7800年至4800年的远古文化遗存，不仅是甘肃史前考古中极为重要的发现，而且被学术界评为20世纪我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也有学者认为大地湾遗址是新石器考古的空前发现。[1]2006年在大地湾遗址区域内的考古工作，又发现了距今6万年人类活动的遗迹。

大地湾遗址作为西北乃至全国重要的史前遗址，从开始发掘以来就一直引起考古、历史、文化、艺术各个学科的广泛关注。早在2002年前后，程晓钟收集整理了大地湾遗址相关发掘简报、专题研究37篇，编辑为《大地湾考古研究文集》。[2]该文集收录了编者认为重要的考古发掘报告、聚落房屋遗址、大地湾地画、大地湾遗址文化关系、文化价值等内容。文集中，主编者的《大地湾考古研究述论》对大地湾遗址年代及分期、大地湾一期文化命名及与其他文化关系、不同时期大地湾房屋建筑、出土器物（彩陶器、量器等）、地画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详细梳理，并在各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认识和见解。该篇是迄今较为详细的研究述评。2009年，程氏将该文部分发表在《华夏考古》期刊上。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30余年来与大地湾相关的研究论著、报道多达150余篇，涉及大地湾考古发掘、聚落遗址、彩陶玉骨器、地画、史前农业、史前环境、大地湾与史前文明等几个主要方面的研究，此外，大地湾遗址保护及资源开发也日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在全面收集现有的论著基础上，就30余年来大地湾遗址考古发掘及相关问题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大地湾考古发掘报告及报道

迄今为止，对大地湾遗址考古发掘介绍、整理、研究最为详尽也最有影响的考古发掘报告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3]该报告从各方面揭示了1978年至1995年前后8年的发掘总体状况。8年里大地湾发掘面积达14752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房址240余座、灶址98个、柱基2处、灰炕和窑穴325个、墓葬65座、窑址35座以及沟渠12段。出土器物8367件，陶器4204件，石器、玉器1937件，骨角牙蚌器2226件，兽骨17000多件以及数十万块残陶片。该报告全面公布出土遗迹遗物的资料，大地湾动物、木炭、植物、彩陶和颜料、玉器等鉴定分析报告，也对陶器、骨器所属动物、所属部位等部分进行了详尽说明。以此为基础，报告还对大地湾遗址的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可以说，以大地湾考古为标志，甘肃新石器时代研究从此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因此，有学者认为大地湾遗址考古发掘在中国史前考古上有六大之最之说。[4]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称大地湾考古及其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是甘肃史前考古的丰碑。

其实，关于大地湾房屋及聚落遗址的零星的考古发掘报告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陆续公诸于世。阎渭清最先对考古发现的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房屋、窑址、灰坑、出土陶器等遗存资料报道。[5]几乎同时，1980年发掘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的发掘简报也公诸于世。[6]自1978年～1982年的五次发掘，已发现大地湾遗址主要有四个阶段的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即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早期、仰韶中期、仰韶晚期遗存。张朋川对上述各个阶段的陶器和房屋遗迹等主要考古发掘成果进行报道和分析。[7]1980年发掘的编号为F405的大型房屋建筑遗址，位于甘肃秦安五营公社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五掘区，其建筑结构复杂，面积大，在我国仰韶文化遗址房址的发掘中是罕见的。[8]1982年，发掘历时四个月，位于秦安五营乡邵店村东约一里处，五营河南岸的第二级河谷阶地上，总编号为第九区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此次发掘开方13个，实际揭露面积1050平方米。共发现房址25座，灶坑3个，灰坑77个，窑址6座，出土陶，石，骨，角，蚌器等1200余件，内涵为单一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9]2003年，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早期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发表。[10]该报告表明大地湾各期遗存中，仰韶文化早期阶段的聚落布局最为清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大型房屋F229，成人墓葬M222和M213以及瓮棺葬成为重要的考古成果。作为第一个发现的仰韶早期定居遗址，它在甘肃地区是值得注意的。受半坡姜寨，北首岭遗址的启示，该发掘为研究中国史前社会组织形态提供宝贵资料。

大地湾的考古发掘也备受媒体关注。2000年前后，《甘肃日报》等对此进行过报道。2014年至2015年考古专家在大地湾遗址内又进行了新的发掘工作，目前的考古报告散见在媒体报道中。《光明日报》在2015年2月8日第四版报道2014年发掘出土的野外编号标本946件，同时还报道依据遗物进行的测年与环境分析，发掘再度确认大地湾遗址新石器层位下有连续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大量测年及环境样品的提取为揭示中国西北地区古人类狩猎采集、早期农业栽培、成熟农业的转变过程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中国文物报》2015年9月11日第8版以《甘肃大地湾遗址发掘再获新成果》为题，报道两年里发现的14处新石器时代遗迹。其中房址4座、灰坑9处、灰沟1条，以及旧石器时代独立火塘1处。早于大地湾一期的旧石器时代火塘为大地湾遗址区域首次发现。本次发掘再度确认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揭示出从中国传统的以石英砾石为主要原料的打制石器和碎片，到出现石叶为代表的细石器，再到以陶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显示出连续演化的基本特征。

二、聚落、房屋遗址研究

大地湾遗址作为史前聚落遗址，这方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大地湾遗址相关研究中尤为重要。除上述关于聚落的考古发掘而外，郎树德等对大地湾遗址房屋遗存、遗址内的聚落形态演变、社会功能及聚落形态体现的社会分工诸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郎树德以大地湾考古发现的240余座房屋遗存为例，对其房址的演变，分类及功能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11]郎氏研究表明，大地湾遗址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历程在甘肃东部地区在7800～ 4800bp之间，历经3000年之久，经历五个文化分期并伴随着聚落演化过程。大地湾史前聚落经历了从小到大、从河边阶地到山地、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从单一到复杂的演变趋势。聚落遗址变化表明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山林过度开垦及环境恶化，最终导致该文明的衰落。[12]

编号为F901的房屋遗址备受学者关注。对此，学界有会堂式公共建筑和宫殿式建筑两种观点。郎树德张在该房屋遗址的发掘简报中称，F901应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用于集会、祭祀或用于某种仪式的部落会堂。苏秉琦则认为F901奠定了中国宫殿制度的基本格局。延续苏先生的观点，张力刚认为F901房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仰韶文化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建筑工艺高超的一座原始宫殿式建筑遗迹。大地湾遗址是以F901为核心的聚落遗址，是中国史前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历史变革的一个缩影。[13]他还探讨大地湾文化遗址中环壕聚落从凝聚式统一体聚落的出现，内部分划的向心式联合体，主从聚落的形成等方面演变趋势，得出当时已进入父系社会的发达阶段的论断。[14]钟晓青就秦安大地湾遗址中的单元居址和公共房址做初步分析，单元居住区着重于大地湾各期居址以及与其他北方新石器建筑遗址之间的比较，公共房址与大地湾同期同类房址之间的比较。[15]

甘肃的史前建筑较为丰富，尤其以大地湾遗址最为典型。大地湾遗址一期房屋遗存到五期遗存，自成体系，发展有序。在多年的漫长发展变化过程中，房屋建筑技术与建筑材料的运用有很大的变化，大地湾先民对人类建筑技术、材料选择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6]何朴如等就大地湾遗存的大地湾一期、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的房屋建筑遗迹进行分析复原，对比不同时期房屋平面布局、建筑构造、建筑技术等，指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房屋建筑进步明显。[17]程晓钟就上述大地湾遗址四个时期的房屋建筑遗址遗迹推测复原，研究得出比较完整的房屋发展序列，即由“圆形或椭圆形袋状半地穴式”发展为“方形或横长方形半地穴式”再发展为“方形或横长方形平地式”。[18]半坡遗址和大地湾二期文化遗址均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遗存，对探讨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农业起源及史前聚落等提供证据，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从两者的选址、聚落布局、建筑结构和技术等方面进行简略的比较研究。[19]

彭博以大地湾仰韶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为依据，探讨该时期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经济成分比重，房屋出土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以及手工作坊、“大房子”等房屋类别。这些房屋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着当时的房屋使用情况和社会分工。[20]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聚落遗址的白灰地面也引起学界的关注。李最雄认为大地湾先民在建造地面时，大量应用人造粘土陶粒轻骨料和以这种骨料为集料，料礓石烧制的水泥为胶结材料的轻混凝土，是建筑史上的奇迹。这种白灰地面也被称作“混凝土”。[21]陈瑞云对大地湾新石器时代仰韶晚期文化遗址F405地面“混凝土”中的胶结材料和轻质集料研究，实验表明，其“混凝土”是由石灰、黄土和粗细集料配制而成。“混凝土”地面涂有白色饰面，饰面是以石灰浆涂刷而成。“混凝土”中的轻质粗、细集料是一种组织疏松、多孔的天然碳酸钙结核。[22]

三、彩陶、玉、骨器等研究

甘肃出土早期陶器数量可观，分布地域广泛，文化类型众多。秦安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均有陶器出土，从公元前5000多年左右一直延续到距今2000多年左右的春秋战国时期，充分说明甘肃陶器制作文化源远流长。大地湾彩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陶器制作工艺和纹饰等方面。

对大地湾一二期彩陶的研究可以揭示中国彩陶的起源及发展，探索陶器的制作过程。马清林等对甘肃古代各个时期的制陶工艺进行研究，指出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掘中，也出土了不少陶器。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外观以绳纹为主，还有不少以动物纹为装饰的彩陶。这表明，距今7000年左右大地湾先民已经开始手工制陶。[23]李文杰认为大地湾一期夹砂陶的分层现象是采用模具敷泥法而成的，模具敷泥法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制陶方法之一，比泥条筑成法更原始，在中国古代制陶工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4]有学者通过对大地湾遗址五期代表性的陶器碎片样品做化学成分及光谱实验分析，指出大地湾一期陶器以夹砂陶或泥制陶为主，烧制温度不均，颜色不纯正。二期陶器大部分由精制粘土制成，黑彩红陶盛行。他还指出，分析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彩陶，其制陶工艺前期为彩绘陶、彩陶，中期阶段基本为彩陶，晚期出现以胶接材料为粘附剂的彩绘陶。[25]

从彩陶颜料分析亦是探究不同文化期彩陶工艺的另一途径。有学者指出，大地湾一期彩绘陶颜料大多使用方解石，彩绘陶尝试烧制石灰或石灰性质的矿物。一期以赤铁矿等红色颜料为主，二期以黑色颜料为主，但出土块状颜料基本为红色，含有方解石和高岭石，三期、四期以石英矿物为彩陶白色颜料，较多的彩绘陶再度出现。[26]其化学组成和可能包含来自外部对象。张正翠对大地湾一期简单的制陶工艺和素陶、彩陶萌芽阶段分析，认为一期彩陶工艺应是在早期彩绘陶基础上发展形成。[27]

对于上述大地湾一二期彩陶的现有研究，魏春元等有详细的评述。[28]在他看来，当前学界对主要是通过器物形态学的观察来揭示大地湾一二期陶器制作工艺，对陶器坯体成型、修整、装饰、烧制等工艺取得基础性的研究成果，陶器成分、颜料等问题也有进展，方法论上值得借鉴。但从总体上讲，大地湾彩陶制作工艺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大地湾陶器纹饰和构图也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杨建华对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研究表明，大地湾仰韶文化早期主要遗存“应属半坡类型中、晚期阶段”，中期“同以庙底沟遗址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些丰富的遗存在年代上基本是相互衔接的，是研究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之间关系的重要资料。[29]邵耀峰对大地湾二期鱼纹的演变考查，得出其演变规律是由复杂到简单，由写实到抽象。鱼纹图案是大地湾先民渔猎生活和谐与繁荣的写照，反映着当时的生产水平，寄托着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之一。[30]顾万发通过对大地湾、原子头等遗址出土的特殊彩绘图案的解读，确认早期彩陶中广泛存在的“斜向轴对称”构图法和“阴阳组合”的构图思想；又通过对该构图法和构图思维在中国早期彩陶文化中产生、传播等情况的研究，解决了彩陶研究历史中多年未解的“人面鱼纹含义”、“马家窑类型舞蹈纹盆内涵”、“石岭下层鲵鱼图案意义”、“庙底沟类型繁复图案构图方式”等诸多特殊难题。[31]

任瑞波对大地湾第五期遗存的陶器重新梳理，指出认为该期陶器可以分为区别明显的A、B两类，其中A类陶器不但与大地湾四期遗存基本相同，而且与常山下层文化迥异。大地湾第五期A、B两类陶器应分别归入大地湾四期和常山下层文化，而且这两类陶器缺乏共存关系和前后发展演变关系。[32]

在陶器器物上，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大型鱼纹圜底盆、及F901出土的陶制量具、大型陶鼎、釜等最引人瞩目。有学者探讨了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大型鱼纹圜底盆的年代及文化属性及其宗教意义。[33]陶制量具是我国最早度量衡的实物证据，将我国度量衡实物史提前4000年。[34]

此外，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及早期的发掘简报和2006出版的大地湾遗址考古报告中也有不少关于大地湾不同时期陶器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包含陶器种类、颜色、纹饰与符号、工艺各个方面，此不赘述。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大地湾各个时期陶器的制作工艺及特征问题学界已经达成初步共识，但在细微之处仍需多学科的综合比较研究，如大地湾彩陶会不会有外来交换的因素影响、一期彩陶工艺是不是最早的制陶艺术等问题。

甘青地区史前玉器在研究早期中国历史中意义重大。该地区玉器可分为早期仰韶中晚期玉器、中期的马家窑文化玉器，晚期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玉器。[35]然而大地湾文化中已发现玉器，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玉器称为大地湾类型或前仰韶类型（该类型的玉器大地湾遗址并未发现，笔者注）。甘青地区仰韶早、中期文化的玉器以工具类和装饰品为主，其发展水平较低，是由于受发达的彩陶文化的抑制所造成。根据形制和用途，可分为工具类、装饰品和礼器三大类。而且礼器类由于具有较高的精神层面意义，所以在选材和制作工艺上，远高于前两种类型。[36]

大地湾遗址一至四期共出土骨、角、牙、蚌器2227件，丛雨林解剖鉴定711件，并撰写了《大地湾遗址骨器鉴定登记表》。[37]该登记表对骨器所属的动物、名称、用途等均有涉及，研究工作具有开拓性质。余翀在此基础上对经过鉴定的692件骨角牙器数据统计，对比各类骨器比例，分析大地湾先民使用动物变化情况，依此反映出它们与大地湾史前生态环境、聚落规模、生产方式的关联。[38]

四、大地湾地画研究

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时期F411房屋遗址发现的地画因其所处位置、时代、绘画技巧和文化内涵的特殊性，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学界有5种观点、10余篇论文探讨该问题。

赵建龙最先关注大地湾仰韶时期的地画。他首先披露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F411房屋遗址内发现地画和情况，对地画的位置、内容、时代详细报道，刊登摹本，认为有祖神崇拜的意义，画中方框内为祭祀的小动物。[39]参加过大地湾遗址发掘工作的张朋川认为是崇拜以共同体面貌出现的氏族祖先神，上组人物手持条状物，方框内是这个氏族的图腾神的动物形象。张朋川还介绍，观摩过大地湾地画的一些考古专家认为可能是巫术活动中用作厌胜的图画，用以诅咒令生者不安的幽灵。

这种“巫术说”提出之后，得到学界的广泛响应。尚杰民认为该地画是一幅驱除虫灾的巫术活动，表现人群战胜动物群体的关系。[40]随后李仰松对赵氏的进一步研究认为该地画反映着当时社会组织、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多方面信息，提出地画与巫术的关系，是人们实施巫术仪式，为家人驱鬼的真实记录。[41]杨亚长认为该地画表现出原始先民的祖神崇拜，是狩猎图。人们通过对狩猎场面的描写，可能经过某些仪式以求获得更大收获，是一种巫术的表现。[42]吴少明直接认定并不是狩猎图的巫术，地画本身就是巫术图。也有学者就地画中具体形象的辨识以及社会功用阐释，认为该地画为上组手握阳具的两男性，下组方框为仰身屈卧的两位女性，该地画是原始人类对生殖和种族繁衍重视与崇拜的反映。[43]

与“巫术说”类似，有学者认为该地画是是一种萨满教的仪式活动，表达的是萨满教的宇宙观，画方框中为一对骷髅，该画应是大地湾骷髅地画。[44]除“巫术说”而外，还有“丧舞说”、“性爱生殖”、“祭祀说”等观点。

“丧舞说”。宋兆麟认为上组人物手握器物作舞蹈状，方框内的形象一望即知是两个仰卧的人形，四肢皆屈，所谓头上的触角实际上是一种发饰或发辫，其中的“尾巴”应该是一种人体装饰，并引青海大通舞蹈彩陶盆为证，地画题材主要是对已故亲长的一种悼念，人们表演的正是丧舞，地画的形成与当时的丧迁习俗密切关联。[45]马格侠对丧舞说继承并发展。她通过对比同时期的墓葬情况，指出该地画是表现居住在清水河流域的羌人灵魂观念的丧舞，通过丧舞祭祀，他们希望死者能够尽快重新投胎再生，不会为祟于活人。[46]

“性爱生殖说”是对大地湾地画的另一种解释。吕恩国等认为大地湾地画内容表现的不仅仅是人口增殖和生殖崇拜，更反映是一种氏族群婚的婚姻制度。[47]陈星灿通过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的多重视角对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地画进行剖析，认为大地湾地画与世界各地史前时代广泛存在的男性爱型岩画颇多相似之处，是史前社会的男性同性爱画面。[48]有学者就大地湾地画所表现的内容讨论，得出大地湾地画应是一幅野合图，性生活的直接描写说明了人们的自身生存、种族繁衍及发展，反映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49]也有学者通过对上部人物、下部动物及人物左手动作的分析，认为该地画是父系社会阶段体现“求丰育”观念，是与巫术思想无关的装饰画。[50]

在众多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提出大地湾地画是对地母的舞蹈图，有三人面对象征蝼蛄的地母而舞，是先民迎春进行的郊祀类的祭祀活动。[51]

此外，从绘画、舞蹈等艺术史角度看待该地画的意义。张朋川认为大地湾地画是我国原始社会目前仅见的具有独立性的绘画，距今有5000多年历史，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且保存完整的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有肇始意义的重要地位。[52]地画原始的舞蹈和涂形艺术，突出体现个体人物形象，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也反映出一对男女舞蹈场面，对原始艺术研究也具重要学术价值。[53]

五、大地湾遗址与史前农业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碳化黍、油菜籽等农作物，为我们探究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及农业文化提供极好证据。冯绳武最先探讨大地湾一期灰坑中发现的碳化谷物种籽黍、油菜籽等，分析大地湾农业文化发展的背景以及大地湾和清水河谷的环境变迁，指出大地湾所在的清水河谷是我国最早的粮食和油料作物的种植地，也是中国旱作农业黍稷等的起源地。[54]游修龄统计中国新石器时代黍、粟出土地点分析，以大地湾遗址发现的黍为代表是西北黄河上游黍作农业的起源地中心，在语言学上有黍作农业向西传播的证据。[55]徐日辉等也指出，距今8220年历史的大地湾农业文化为主体代表的渭河上游是目前已知中国农业起源地之一。[56]对冯氏的观点，安成邦等并不同意，大地湾遗址并非中国农业的起源地，中华文明是诸多新石器文化融合的结果。[57]苏海洋认为大地湾一期文化所在的渭河上游也不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唯一起源地，仅仅是黍作、粟作农业起源地带的一部分，是该类农作物重要的培育基地。[58]对于大地湾出土的碳化黍，安成邦等研究指出8～7.3kaBP之间的大地湾一期栽培作物黍数量少，出现频率低，并且个体较小。而6.4kaBP之后的半坡期农作物出现频率空前提高，籽实饱满。这说明在由大地湾一期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过程中栽培作物黍成功实现向农作物的过渡，气候变化是本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59]

徐日辉等联系大地湾遗址农业文化和秦文化关系，指出秦人西迁天水后经历种植业、农牧业、畜牧业几个阶段，秦赢在秦地牧马是出于防御和发展需要。[60]由于大地湾遗址和早期秦人所处时代环境巨大差异，徐氏提出的这两者之间农业生产间的联系及其农业发展阶段还值得探讨。

依据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不同文化期农业植物遗存的形态鉴定及数量统计，表明遗址中最早出现的是黍，尔后黍渐少，粟渐多。结合孢粉分析等相关环境考古学研究资料的证据，模拟出渭河上游葫芦河流域的先民们的经济活动及环境变化。这是大地湾史前农业研究的另一方面。[61]

新近的考古发掘表明，秦安大地湾所在的渭水上游是中国北方早期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甘肃秦安大地湾Dadiwan06探方的最新发掘成果揭示出大地湾先民经历原始采集狩猎、先进采集狩猎、早期栽培与成熟农业的4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反映大地湾遗址距今6.0万年以来由采集狩猎经济逐步向农业经济过渡的持续人类活动历史。[62]

六、大地湾史前自然环境及遗址保护

秦安大地湾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黄土高原所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村落遗址。遗址内所包含的动植物信息为学界探讨史前环境提供重要的依据，为探讨大地湾所在区域环境变迁及文化兴衰提供可能。

黄春长对遗址不同时期地层进行6个剖面的取土孢粉分析，揭示了全新世该地区的植被演化过程。同时他指出大地湾文化形成在温暖带半湿润落叶阔叶林环境，温暖湿润、森林茂密的清水河谷孕育了大地湾文化，但随着气候恶化，干旱寒冷的森林草原植被环境使得大地湾文化演变为仰韶文化，陶器、房屋建筑聚落、生活区域随之发生改变。[63]夏敦胜等以大地湾遗址为例，通过孢粉分析结果，并结合磁化率、碳酸钙复原了陇西黄土高原地区全新世期植被，气候的变化过程。研究表明，全新世气候存在三个大的阶段，全新世早期气候以寒冷为主要特点，中全新世气候温暖湿润，晚全新世气候以干旱为主要特征。研究区域内全新世大多数时期为草原植被，仅在短期内形成针叶林植被，全新世期间曾出现5次干旱事件，它们具有2Ka的准周期，并具有一定的突发性，距今4.2Ka前后曾出现洪水事件。[64]目前学者达成的共识是在全新世前一个温暖期的后半段(8～7 cal ka BP)，大地湾文化、磁山文化等北方旱作农业发展起来。[65]

受上述学者研究的启发，一些学者开始从自然环境变迁的角度去探究大地湾文化、文明的兴衰和环境适应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台一系列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政策以来，大地湾遗址保护工作逐渐开展。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对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产生、发展及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进程意义重大，大遗址保护理应重视和加强。大地湾遗址是甘肃规模最大、收获最丰的考古项目，其规模、遗迹遗物丰富程度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首屈一指。鉴于此，2003年7月甘肃省政府批准《大地湾遗址保护规划》方案，目前秦安大遗址保护项目正在实施中。

李泉等介绍了大地湾遗址五期文化遗存，披露了大地湾遗址保护开发现状，总体规划及分类规划等问题。[66]陈同滨介绍并分析了中国建筑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对占地275公顷的大地湾史前聚落遗址编制的保护与展示总体规划，深化遗址保护规划的体例格式与编制技术手法，探讨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结合问题。尤其是根据科技信息手段——航空摄影图提供的遗址分布范围地理信息特征，从地形地貌特征上对原考古发掘确定的遗址边界进行了探讨，尤其大地湾遗址F901号保护问题。[67]程晓钟等叙述《大地湾遗址保护规划》基本情况，大地湾遗址保护与展示建设的主要内容，并提出该规划实施面临的相关问题及对策。[68]他还就大地湾遗址本体保护与周边村镇建设关系分析，认为大地湾遗址周边及核心区域内人口密度大、村镇建设和宅基地无序扩展对遗址及环境会造成威胁，提出探讨性措施。[69]陈冬梅等就大地湾遗址保护的硬件和软件建设等几个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指出不论总体还是局部保护都应 遵循与周围景观一致、保护文化生态原则。[70]

七、大地湾遗址文化关系与文化价值

大地湾遗址分为五个文化层，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周边史前考古文化关系成为学界探讨的又一问题。大地湾一期遗存较为全面的揭示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为探索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起源提供有益启示，并为探讨老官台文化分期、内涵、特征，与磁山、裴李岗、仰韶文化早晚关系所参照。有学者研究表明，渭河流域老官台文化与中原磁山、裴李岗新石器考古属两个不同类型，老官台文化与半坡文化一脉相承。笼统地说仰韶文化由老官台、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是不正确的。[71]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期间，张朋川等学者就命名大地湾一期文化，探讨它和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大地湾遗址和华县元君庙、彬县下孟村、宝鸡北首岭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样，包含着几个相继发展的文化类型。大地湾遗址除一期类型以外，还有仰韶文化的半坡、庙底沟、石岭下、马家窑等类型的遗存，也有齐家文化遗物发现，大地湾一期类型是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文化。[72]该问题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安大地湾》已经有全面深入的论述。对此学界对现有的研究有详细的梳理。[73]此外，郭小宁从陶器类型对比，重新对老官台的文化分期及其大地湾文化（一期）所处老官台文化期和阶段问题阐述，指出大地湾文化（一期）属于老官台文化早晚两期的第一第四第五段。[74]

前文杨建华通过大地湾仰韶时期彩陶纹饰的对比，也分析出大地湾仰韶时期文化类型。张强禄分析了“石岭下类型”的命名和内涵，它与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关系等，提出石岭下类型与大地湾仰韶晚期是两个不同的遗存。[75]

张力刚等就天水地区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全面分析，指出秦岭以西这三处遗址为代表的前仰韶文化与秦岭以东老关台文化在文化面貌上各自存在较多的地域性特征，二者有一定的差异性，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类型的结论。[76]

大地湾的文化价值突出地表现在它在史前考古和文明起源方面的意义。上个世纪80年代考古的诸多重大发现包括大地湾遗址在内，引起了学界积极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文明起源的时间、中原中心还是多中心、还是多元一体等研究从那时起直至当前仍然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国际上对文明起源的标志有城市、文字、礼制建筑、青铜器等要素，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或多或少具备某些文明特征，并因其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上的重要成就，引发学界探索华夏文明起源与大地湾相关关系问题探讨。

安志敏等就大地湾文化、裴李岗等华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析，认为这些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基础。[77]在1986年兰州举行的“大地湾考古学术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和学者认为大地湾遗址对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产生、发展及探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意义重大，尤其是五千年的殿堂遗址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线索。1988年，郎树德对大地湾遗址所呈现出来的文明曙光揭示。在他看来，大地湾聚落遗址揭示了城乡分野的开始、F901的礼仪性建筑和陶制礼器出现等文明迹象。大地湾遗址是“城市革命的前奏曲”，是有中国黄土高原文明孕育的“村落——聚落（中心遗址）——古城——都市”模式的某些方面，以大地湾遗址为代表的甘肃东部地区是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重要区域。[78]1995年雍际春等继承了郎氏的观点。他认为以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等文化遗存为代表的天水远古文化是中华文明多源中心的组成部分。发展相继文化阶段表明这里的人们从母系社会逐渐走向父系社会，城乡分野、原始宫殿和礼仪建筑等其他重要的考古发现，已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曙光”。[79]汪国富认为大地湾一期彩陶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彩陶，陶器上的彩绘和刻画符号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F901是中国宫殿式建筑的雏形，其地面建筑是世界上最早的混凝土，F411地画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作品，大地湾遗址也是我国农业的策源地之一。[80]这些都对探索中华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张忠尚等人文大地湾文化的出现对我国原始文化的影响和发展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建筑、宗教、陶器、绘画、农业这些考古之最方面，大地湾文化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81]赵建龙认为大地湾五期遗存不仅填补了甘肃史前文化空白，也为泾渭流域仰韶文化分期树立了标杆，为我国文物考古与历史研究贡献重大。[82]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时间问题，中华文明8000年成为新的观点。郎树德认为大地湾遗址的发现揭开了甘肃史前史的新篇章，将我们的研究视野从5000年拓展到8000年前。大地湾的考古揭示出甘肃是中华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史前文化遗物遗迹发展序列完整，聚落演进有序，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理论提供重要证据。[83]前揭安成邦的认为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大地湾遗址代表着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远古文化源头。有学者以大地湾文化为起点，将华夏文明推进到距今8000年的历史时期，认为大地湾遗址对探索伏羲、炎帝、黄帝之间的联系有重要的参考，大地湾文化为人文初祖伏羲时代。[84]

考古发现具有偶然性，即便如此，就当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大地湾文化在全国范围内也不是唯一时间最早的文化类型。尽管大地湾聚落丰富，陶器上刻画符号众多、礼仪祭祀场所也存在，但是要将大地湾遗址确定为华夏文明之源似乎还需更多讨论。

以上从七个方面概述30年来大地湾遗址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此外还有大地湾遗址文化遗存所处的母系、父系社会形态、消防等一些问题，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八、结　语

从上述大地湾遗址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来看，30年来学界在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一些分歧问题也趋于一致。比如大地湾遗址文化分期，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聚落演变、环境变迁等问题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

就需要加强探讨方面而言，笔者浅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考古发掘报告、报道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1995年以前的发掘，后绪的发掘工作零星开展，相应发掘报告还未整理出版，这制约着今后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

（2）就聚落遗址研究而言，和其他地区史前聚落比较研究仍然较少，从聚落的环境考学方面入手可能是一种新途径。大地湾玉器和骨器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陶器研究的视野也受局限，如果将玉器和陶器纳入到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中，或许会有不少新发现。

（3）大地湾的地画是学者们饶有兴趣的研究内容，观点分歧最多。呈现此种局面，一方面受地画反映信息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学者的专业、视野局限导致的。因此，充分综合对比遗址出土所有信息，加强学科间合理的逻辑解释，估计会得出令人满意的研究结论。

（4）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文明起源既是需要探讨的一个理论问题，①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及其形成问题，可参考《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的相关笔谈及张宏彦：《由“酋邦”到“古国”——关于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模式述评》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的论述。也是考古学的一个实践问题。西方的酋邦、社会复杂化、早期国家理论及满天星斗多中心、考古区系类型、文化交互作用圈等中国文明起源理论正在被学界采用和验证。现在学界认为文明起源的标志需要商榷，中华文明5000年也因此受到质疑。毫无疑问，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一体的，问题是这些多元是何时何地何种方式成为一体，这是学术界亟待加强探讨的。大地湾遗址所揭示的文化遗存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据何种地位，起何种作用，仍需诸多努力。我们不能因为地域偏见自创标准，应加强多学科的交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一问题。

（5）关于大地湾第五期为常山下层文化及大地湾一期彩陶来源、工艺问题学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尤其有学者提出大地湾类型玉器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论证。

以上仅是笔者一孔之见，缺乏必要的论证，希望今后能提出更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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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粮才〕

K8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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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1351（2016）05-0081-09

2016-06-11

晏波（1980-），男，陕西勉县人，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