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识青年”：潮头上的孤独眺望者

胡泳+吴丹彤

近年来博客、微博的势头有所消退，但新一代网络技术造就的网络社群却呈澎湃之势。其中像“知乎”“政见”这样以青年为主、注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社群，逐渐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他们代表了网络时代的“新知识青年”。他们的崛起已成为过去两三年里最重要的网络景观之一。这一群体的组成是什么样的？新的网络平台为他们提供了怎样的发声机会？他们是否会拥有持续的影响力，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

【实践者及其理想尝试】

这一代“新知识青年”集中于85后这个年龄段，也有不少90后。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恰逢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期，而当互联网进入快速转型阶段，这一群体开始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比前辈更幸运的是，他们是伴随着信息的大规模民主化而长大成人的，互联网提供了海量信息的入口：一方面，它打破时空限制，开拓了获取更多元信息的渠道；另一方面，它正在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信息发布的主要平台。新知识青年们善用新的信息平台，从社会化问答性质的“知乎”、广场式的“微博”及更小范围的熟人社群“微信”等以文字为主的空间，到喜马拉雅、荔枝FM、优酷等自媒体发布平台，在网上发展出多元的公共空间。

除了数字化技术的支持外，更为重要的是“新知识青年”已学会充分利用互联网表达意愿。他们多为高校在读生或毕业生，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独立思考能力，喜欢质疑传统的一言堂式发言，倾向于多元对话；在人人关心自我的消费年代，仍保持对社会的殷殷关怀；在浮躁的时代氛围中，仍愿意静下心来诚恳地做好一件事。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知识分子是有监督和审查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并自觉承担特殊社会使命的群体。而这一代“新知识分子”有觉醒的公民意识和自由表达的强烈愿望，在专业背景和开阔视野的支持下，他们积极卷入社会进程中的重大议题，并对现状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解读。

随着社交网络的演进，分散各处的“新知识青年”在公开的网络场合，逐渐结成不同的群体。就目前他们的网络运作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原创内容为主，另一类以海外翻译引进的内容为主。

原创类型占较大的比重。于2011年11月正式上线的“政见”就是其中之一，该团队由海内外政治学研究者和国内一线时政记者志愿组成。与大众传媒提供的快餐式信息相比，“政见”反其道而行之，致力于从学界的研究中挖掘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在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基础上，用专业、通俗的方式，提供给大众更接近真相和更具解释力的观点。

比政见团队更早的是“我在中国”团队。其运作的内容分为线上和线下：线上对抗碎片化阅读，通过电子周刊《Co-China周刊》坚持内容的深度整合，希望重新发掘一些被埋没的话题，而“被热炒的话题”则能得到“冷静分析”；举办夏令营和线下论坛则是透过公共讨论直接介入现实生活的尝试。但因为种种外在因素，Co-China团队在2015年春节前正式宣布告别读者。

和Co-China的线下论坛有一定相似之处的是“纽约文化沙龙”，于2013年7月起每周六举办一次，根植于纽约的土壤，请专业人士介绍讲谈，并与参与者就某一话题进行探讨。每次活动的讲义和现场录音都会上传至播客平台，打破时间及场域限制，让大众可以随时上网站寻找感兴趣的专题收听。创办者称，沙龙致力于“吸引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聚在一起，用各自的视角解读世界，以对整个世界的好奇激发讨论与思维的碰撞”，最终达到对世界的一种更立体和全面的认识和感悟。

相对于政见团队、Co-China和纽约文化沙龙的议题广泛性，“破土网”则有非常明显的话题指向——以底层视角关注弱势群体，批判新自由主义。一如“破土”这个名字所示，“破土网”希望自己有关怀底层的切实诚意和破土而出的力量，关注社会遭遇的不公与悲苦以冀展现民众的声音与力量。

除了原创内容的生产外，另外有一些新知识青年也做起了前沿信息的传递和翻译工作。他们依靠信息资源和语言优势，为国内用户提供域外视野，有助于弥合不同知识阶层的信息沟壑。比如“参差计划”团队，以“消除新闻阅读中的语言障碍，为读者提供立体化新闻阅读的视角和比较新闻的材料，以使认识更接近真实”为宗旨。从第一批仅十几名的北外语言专业学生，到更多具备翻译能力、拥有海外背景或记者工作经验的志愿者加入。到2014年3月，“参差”提供的免费新闻内容吸引了约400位志愿翻译者，约14万个订户，影响人群覆盖面甚广。

在这一代“新知识青年”的“理想实验田”中，以上所列只是他们收获成果中很小一部分。

【多元组成及群体差异】

“新知识青年”是一个多元的群体，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拥有海外背景的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力军，而只受过本土教育的知识青年，在群体中则相对占较小的比重。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正是这一代新知识青年成长的年代，在物质生活改善和全球交往密切等大背景下，能看到这一代新知识青年的涌现，几乎同步于海外中国留学生数量的暴涨趋势。2015年10月21日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4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从2000年到2014年，这15年间中国留学生人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22%。

但即便如此，在同龄人中能出国留学的仅是一小部分。为何这一小部分却在新知识青年中占据如此大的比重？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海外经历能让留学生近距离感受到最直接的文化冲击，接触更多元的文化。留学生身在海外，发现先前认为“正确”“合理”的观念不再那么天经地义，由此产生对以往认知的l不疑。其次，在有海外教育背景的新知识青年中，受过系统的国外社会科学训练的人数可观，他们在看待中国问题时，擅长于将国外理论应用于国内的环境。最后，他们拥有更多样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怀，他们借由网络充当着某种“信息桥梁”的角色。

相较之下，国内高校学生在信息获得的时效性上，与海外的“新知识青年”存在落差。对外文信息的解读能力也参差不齐——语言能力的高下和是否能较大程度转换思维方式，影响着对信息的理解。另外，国内青年所利用的信息发布平台也多囿于国内的社交网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视野。

除此之外，就数量更庞大的国内同龄人而言，为什么选择参与公共事务的青年占比如此之低？一方面这和国内的教育体制有关。长年循规蹈矩带来的惯性就是：缄默是一种趋于安全考量的选择，即使内心不认同，但表面上不反抗；而那些顺流的选择，则出于功利性考量，未必伴随有内心真诚的信仰，而只是希望博得事业方面的筹码。

另一方面，在现实竞争的压力下，学生在进入社会后，很多人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将目光只局限于一己之私，而忽略了四周和他人，努力学习各种明暗规则下的生存技巧，却不去拷问其是否合理正当，似乎全然遗忘了每个人都是这个急剧变革时代的参与者与塑造者，更无须提本应具有的社会责任和自觉。在一篇题为《理想主义实验田》的采访报道中，“破土网”的创始人之一，北大的社会学系毕业生左楠提到：“我的学校是精英学校，所有学生受的都是精英教育。他们和底层不一样，都想往上爬，人生目标是有车有房，甚至还有带领企业的野心，很少有人愿意放下身段为底层做点什么。”如果有一些和底层的接触，也是为了获取日后高升的跳板，一些人“当村官和选调生是为了几年后更好地往上爬，但底层需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关怀他们”。

【内外皆忧的困局】

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一样，“新知识青年”也有其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

自身矛盾的所在之一，就是难逃精英框架。网络技术带来了扁平化的趋势，但仍无法避免“知识沟”（美国学者蒂奇纳等在1970年提出了“知识沟”假设：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编者注）。新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其教育背景、社会资本等多方面因素，令他们更容易占有渠道，获取更多信息资源，也能轻松逾越语言障碍，接纳意识形态的多元，由此开阔眼界，脱颖而出。然而信息的急速更迭，也更加使人难以获知一切，在这样的条件下，“知识沟”在网络社会中必然存在并具有扩大趋势，最终导致话语权的落差。

与此同时，“知识沟”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也催生着精英主义。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难逃精英阶层的体系，他们抱有科普之心去促成民众意识的觉醒，然而也正基于这群“沉默的大多数”，让他们找到了某种掌握话语权的优越感。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广泛的关注度，甚至被标榜某种身份标签。方可成作为“政见”团队的发起人，在知乎网上回答“‘政见是个怎样的团队？是如何运作的？”这一问题时，对于团队成员有以下的描述：“‘政见是一个独立网站，向你介绍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是怎样分析中国的……我曾戏称‘政见团队可能是全世界名校校友密度最高的团队，我们的成员大多是在国内外一流大学读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其中又以研究生居多），大家来自牛津、剑桥、哥大、宾大、杜克、伯克利、康奈尔、密歇根等等，当然还有华人世界的台大、港中文、北大、人大等。”即便是戏称，他们亦可能有意无意构建着群体壁垒，主办的沙龙局限于一些学术圈子或留学生圈子。在这里，专业化成为公共讨论的硬l生指标。如此，持有专业知识的青年，与更多没有接受精英教育的大众形成了更大的分化。这种精英式的“新知识青年”与大众，尤其是普通青年的距离又该如何消解？这可能是他们在日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次是参与的可持续性不高。“新知识青年”的社群活动，很多时候可持续性是关键。社群成员的“社会化”和持有的热情往往背道而驰。随着成员个人生活轨迹的变化，例如毕业、结婚等，会出现投身公共事务的热情不再，行为也趋于保守，仿佛过往的公共参与只是人生一个阶段的过程而已。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年轻时候直接表达不满只是某种幼稚的行为，当一个人开始“社会化”，学会了老道、狡猾、圆融，他就成熟了。《吾国与吾民》中对中国青年的概括，在多年之后放到当下却似乎仍然适用，不禁令人思考“新知识青年”之路究竟能走多远。

外部困境也分为好几个层面。首先是如“扶不起的阿斗”般涣散的网民。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提到：享乐使人民失去自由。在泛娱乐化的年代，大众的注意力被转移，在“趋利避害”的本能指导下，惯性选择消费简单有趣的内容，在享乐中退化而不自知。社会总体上呈现“娱乐至死”的状态，把公共事务视为应该远离的所在，越来越多的人只专注于“自我”的“小天地”。

此外，即便有对严肃事件的一些兴致，网民在信息更迭中也难以保持持久的注意力。互联网在培养了人们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即逝公众”。对待严肃话题的讨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关心和耐心，即使参与探讨，能够理性表达的程度亦有限。“新知识青年”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就某些公共事件引导话题性的讨论时，网络话语中非理性的部分常常使得理性声音迅速被淹没。民众对公共事务的探讨往往陷入二元对立，立场先于事实，罕有批判性思维。在面对某些国际问题时，尤其易形成民粹情绪，又因为“面子”等民族自尊，纵使知道自己站不住脚，也要诡辩式地护卫自己。

面对涣散的网民，作为意见领袖的“新知识青年”，在介入网络夺取话语权和获取注意力的时候，若被迫放下身段应和民意，其独立性难以保证；而若依然故我，则在铺天盖地的舆论浪潮中更加无力，只能选择在小圈子内部交谈。这在一定程度上再次拉大了“新知识青年”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一而无法依托于民众，他们所表达的话语又具备多大强度的力量？

“新知识青年”群体在内外困境交织的情状之中，或许弥漫着某种失落感，然而以上针对其负面的探讨，正是出于对这个群体更大的希冀。毕竟，正是这其中还在坚持的那些如同孤岛般的“新知识青年”们，在用微弱然而有力的话语和行动，以各自致力的方式汇成共同努力，推动着社会的缓慢前行。

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自我的世界，去体会时代跳动的每一次脉搏；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幻觉中醒来，敢于去触碰现实中的创伤；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汲汲于私利，不再因无知而放任并助长那些“被合理化”的规则，而坚持在各个层面寻求突破和改变。希望“新知识青年”群体会有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注入，并且发展和壮大，带动更大批理性且具批判思维的公民，消解话语权力的距离；希望在面对外部困境时，仍要保有韧劲，这种韧劲是某种在制度和自由间博弈的生存技能；希望那些独立团队能如雨后春笋般繁盛。这样，“新知识青年”就不再是在大浪潮中独守阵地的摇摇欲坠的孤岛。

就像诗人北岛在《岛》中写的：有了无罪的天空就够了/有了天空就够了/听吧，琴/在召唤失去的声音/希望并不渺茫/有他们在，至少不算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