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批评《文心雕龙》探究*

何建委，陆晓光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200062）

《文心雕龙》被学术界评赞为我国“时代很早、体系最完整、结构最严密”[1]1的文艺理论著作。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著名学者钱钟书却不以为然，认为《文心雕龙》“谈不上有什么理论系统”，甚至整体可能是“废话一吨”。个中缘由，值得探析。对此，本文通过查阅1948年《谈艺录》初版与1979年《管锥编》初版，对照1962年、1979年、1985年三个不同版本的文章《通感》《读〈拉奥孔〉》，参考国内学界有关《文心雕龙》之通识，以爬梳钱钟书对《文心雕龙》的认识与评价，考察其所折射的治学路径，及其相关所见之得失。

一、《文心雕龙》研究的学界通识

《文心雕龙》，自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其“为论文专书之初祖”以来，学界的相关研究很多。1920年前后刘师培、黄侃等人的深入研究，推动了“龙学”的确立。1932年，鲁迅《题记一篇》文中说：“东则刘彦和之《文心》，西则亚理士多德之《诗学》”；均“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2]在鲁迅看来，刘勰的《文心雕龙》堪与西方《诗学》相媲美，是东方有完整体系的理论之作。之后，1934年2月出版的郭绍虞之《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5月出版的方孝岳之《中国文学批评》等书，均肯定《文心雕龙》具备的“集大成”、“条理绵密”、体系完整等特点[3]134,137,173,174。

1934年以后以及1940年代的《文心雕龙》研究主要侧重于注释，比如1944年朱恕之的《文心雕龙研究》、1947年杜天縻的《广注文心雕龙》、1948年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等书。这些注释成果，均是对1929年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的拓展与增补。

1950年至1978年间，《文心雕龙》研究曾经有过一段较为活跃的时期，即1958年至1963年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