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亮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1],鲁迅先生此番话,精辟概括了志怪小说与唐传奇的渊源关系。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受时势影响,内容虽吸收新的文化因子,文体体制却没有跳出志怪的藩篱,仍然是“残丛小语”、“粗陈梗概”;另一方面,在承袭中有意识地加以重构,形成新的小说类型——唐传奇。唐传奇的成熟、繁荣,很大程度因其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进行了改写。这种改写,体现了唐人“有意为小说”,表现在故事情节、叙事思维、文体体制等诸多方面,是对志怪小说文体的一种再创造,是促使小说文体独立的重要原因。
唐传奇中的许多作品,有些是口耳相传的奇闻异说,有些是文人士子于驿馆官舍的“昼晏夜话”,有些是科场士子逞才炫学的怪谈漫说……“说”“话”“谈”,透露出小说消遣、娱乐的性质。神奇怪异、看似荒诞不经的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符合接受者求新、求异、求奇的审美心理,成为唐传奇创作的重要素材库。唐传奇沿袭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题材,继续演绎花妖狐魅、神仙道士、精灵鬼怪等类型故事。但为吸引接受者视线,唐传奇小说家对此类故事的情节进行了增衍或改编。增衍、改编的重要方式是移植、组合不同题材的故事入小说,形成内容细致详实,情节委婉曲折,意蕴深广、绵长的故事,彻底脱离了六朝志怪“残丛小语”、“粗陈梗概”的樊笼,演进之迹甚明。
“扣树传书”是志怪小说的重要题材,源自曹丕《列异传》“胡母班”:“胡母班为泰山府君赍书诣河伯,贻其青丝履,甚精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