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雅琥诗歌的中和之美及其成因*

周钰（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浅析雅琥诗歌的中和之美及其成因*

周钰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雅琥是元代著名的文臣，也是诗歌史上有一定成就的色目诗人。他诗歌总体上呈现出的雍容儒雅、平正从容的特点，大体可以用“中和之美”概括。雅琥诗歌“中和之美”的特点和元代的理学背景、“盛世之音”有密切关联。同时他自身的仕宦经历与基督徒身份也在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雅琥诗风的研究，可以丰富尚显薄弱的元代诗歌研究，也可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增添新的内容。

雅琥；中和之美；元代诗歌

雅琥（1284-1345），字正卿，色目人，也里可温氏。原名雅古，经文宗赐名改为雅琥。同大多数元代诗人一样，雅琥长期在中国文学史上得到的关注极其微薄，在各民族频繁互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今天，对少数民族文学面貌的具体呈现尤为重要，而雅琥正是元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色目人”比中原“汉人”“南人”更早纳入蒙古部落政权，元朝建立时政治地位也仅次于蒙古人。与汉族观念不同，他们并不在意政权的更替，相反对新的盛世充满期待。而“也里可温”则是元代对基督教徒的称呼，具体的来源如今已难以辨明。在元代，也里可温不仅种群庞大，有自己的管理机构，作为宗教人士的他们还颇受政府优待。雅琥正是兼有二者身份。在本文中，笔者拟对雅琥诗歌风貌进行揭橥，并探讨其成因，希望能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构建添砖加瓦。

一、“中和之美”在送别诗和其他题材中的体现

雅琥诗歌的总体特点，尚无人归纳，窃以为“中和之美”庶几可以概括之。且这种美学风范在他的送别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雅琥现存的46首诗歌中，有13首明确标识送别题材，而且多为赠别同僚友人。①试看《送御史王伯循之南台》：“京华岁晏饶风雪，况复知交远相别。金貂贳酒燕市傍，官柳残条未堪折。客心恋恋不忍发，离歌莫唱《阳关》叠。羡君年少早致身，文章德业追古人。绣衣骢马向南去，江湖草木含青春。”由远大苍茫之景渲染离情写至眼前酒宴依依惜别，用阮孚和荆轲的典故描画出疏放不羁的形象，为下文的宽解离情张本，真切自然。结尾称颂友人功业并假想旅途中一片春日欣欣向荣之景，寓以赞美和祝福。诗题清楚地标明送别对象及官职、赴任地点，文法起承转合，中规中矩。全诗文气迂徐舒缓，有春光和煦貌，并没有传统离别诗中强烈的沉痛和不舍。其他送别诗也多类此，如“明日扁舟又南去，天涯相望意如何”（《留别凯烈彦卿学士》），在闲散和从容中透出淡淡的哀伤，又饱含天涯若比邻的慰藉；“归时莫过临邛令，应有王孙识赋文”（《送吴子高还江夏》）对契阔的好友予以幽默且委婉的欣赏；“苍虬挂屋寒筇瘦，白鹤悬巢古栈深”（《送蒙古学教授之邛州》）虽遥想友人赴任地的萧瑟和凄清，却同时烘托赞扬了友人高洁的品行，此意掩盖了情感上的低回。

雅琥这一类哀而不伤的送别诗都带有“中和之美”的特点，“中和”为儒家中庸之道，主张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和之美在诗歌特征上即体现为文辞面貌的雍容和雅、温良恭俭，内在精神的平正从容、冲淡悠远，章法的秩序谨严、庄整齐肃。值得指出的是：和宋儒“外圆内方”、圭角不露的理想人格相近，“中和”并不代表文辞与感情的平庸浅浮，相反往往是在自然圆熟、平易晓畅的表达中蕴含深醇的情理与思致。

雅琥其他类型的诗中也均有体现：如咏物写景诗既有浩荡开阔的气象，又有脱离尘世的舒徐和渊静，“真馆云溪上，孤高逼太清。江山环几席，星斗拂檐楹”（《云溪真馆》）；题画诗如《唐宫题叶》结尾“莫道银（一作天）河消息杳，明年锦树又西风”以温润雅致的意象婉转道出了美好未来的可能性；怀古及悼亡诗也均清和雅正，如《挽阔里吉思丞相稷山公》中“青门圃废多秋草，绿野堂空半夕晖。欲采蘋芳酹椒酒，临风惆怅独沾衣”；《钓龙台怀古》中“逐鹿兵还神器定，屠龙人去钓台空。海门落日潮头急，何处繁华是故宫”，用不饰雕琢的语言将对亡友的悼念或世事变更的兴叹寄寓于寥廓凄清的背景下，内敛而深挚。

二、雅琥诗歌“中和之美”的成因

（一）理学背景对雅琥诗风的影响

关于雅琥这种涵煦和顺的中和之美，究其主因应是理学精神的渗透。理学在元代被定为官学，元仁宗时始将朱熹注解的“四书”定为科举主要内容，同时文统和道统重新结合，逐渐产生了理学“流而为文”的现象。“元代文章家和理学家都主张以韩柳欧苏之文，载周程张朱之道，在文章风格上注重表现中和之意，追求一种‘儒者气象’，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文风于是乎形成。”［1］

雅琥汉化程度很高，他自觉地置身于儒家文化中，并极力颂扬：“相承礼乐真儒事，阿阁新巢有凤凰。”（《观祀南郊和李学士韵二首》其二）观雅琥诗句，使用的典故浑融、不堆砌，酬赠好友谦逊有礼。他写就的规模宏大的《上执政四十韵》中“渴慰苍生望，饥怜赤子贫”“草芥难终弃，刍荛尚可询”等句更是充斥着作为儒士的爱民用世之意。朱熹强调人内心的存养、省察：“心宰则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则情流而陷溺其性，专为人欲矣。”（《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何倅》）雅琥即使在窘迫潦倒的外贬时期，寄给友人的诗歌（《拟古寄京师诸知己二首》其二）里描写京都风貌还是“阆风接玄圃，紫禁连西清。扶桑浴朝暾，缥缈见层城”，诗人回忆里依旧气魄宏大而又不失温润美好的印象，正是他自身鸿朗高华、儒雅光洁心胸的投射。此诗有穷途末路的苦楚和求仙避世的幻想，然贯穿始终的仍是对京都深挚的怀念。雅琥以一贯严密的文法和甘苦自知的口吻写来，读者透过涵煦雅正的外表能感到内中平易却益发深厚的情感。可见雅琥诗歌风范正是他在理学背景下自身有意无意实践的成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雅琥诗歌中为数不少的访仙问道的诗句，相比朦胧的道家色彩，其中宋儒洒落圆融的心境追求更为明显，王阳明说：“君子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王阳明全集》卷五《答舒国用》）

（二）元人盛世心态及文坛盛世之音的作用

元朝为马背上的民族执掌政权，疆域横跨欧亚，统治者气度开阔，国号“大元”即“取《易》‘大哉乾元’之意”［2］4。雅琥所处的社会正是元代承平日久之时，元末的戴良回忆：“盖方是时，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之所可及”（《皇元风雅序》），类似的自豪自信神态在元代史料里数见不鲜。当时文宗天历年间，创奎章阁、尊孔重儒，文坛上以虞集为代表的四大家提倡“盛世之音”：“以平易正大振文风，作士气，变险怪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烂为名山大川之浩荡”（虞集《跋程文献公遗墨诗集》）；“夫为诗与为政同，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揭傒斯《萧有孚诗序》）。

雅琥雍容儒雅、旷达宏朗的诗歌正是在一代盛世下的咏唱。另外元诗宗唐又注意性情抒发的节制：“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朱子语类》）雅琥即有言传世：“唐后虽有诗，终不能如唐”（《跋雅琥所藏鲜于伯机词翰》），可见其创作理论是合于文坛杨载、虞集等人宗唐复古的潮流的，如《题周昉明皇水中射鹿图》以“开元天子奋神武，一矢成功定寰宇。飞骑营中堕牝鸡，妖星散落纷如雨”开头，笔力雄健，气度宏朗，节奏紧凑，语言晓畅又富有意境，结尾“君不见天宝年来事事非，宫中行乐昼游稀。可怜野鹿衔花去，犹向樽前按舞衣”，在惋惜中缓缓收笔，留有余韵。另外，今日观雅琥留下的书法，也正如他们所倡导的文风：“明畅而温柔，渊静而光泽。”（《李景山诗集序》）

（三）仕宦经历与酬唱赠答之涵化

从雅琥的仕途来看，他曾经任秘书监著作佐郎、奎章阁参书的身份也不容忽视。他周围环绕馆阁之士，时常一起结伴唱和，其送别诗就可见一斑。寄给友人的诗歌也是频频回忆往昔同僚之谊，而且都带有显著的彼此褒奖的印记：“经术匡君须我辈，莫将离恨染白发”（《寄南台御史达兼善二首》其二），“天上词臣夐莫双，乘骢此日莅南邦”（《送苏伯修御史之南台》）。他还写有《上执政四十韵》、明显纪事应制的《观祀和李学士韵二首》和一定数量的题画诗。

质言之，对于雅琥，诗歌相比纯粹生命体验的记录，更是官场上酬唱应和、助兴佐欢的对答。雅琥外贬静江同知时，“馆阁僚友及京师声明之士纷纷为雅琥送行，各欣然为文章，以美其行而劝其无久于外，以致其去处之情”［2］114，其中就有元代馆阁之风的标志性人物——马祖常，写有《送雅琥参书之官静江诗序》，亦可见雅琥在其中的参与及所受影响。这种馆臣惯有的经历无疑造成他诗歌典雅庄重、工稳平和、多应事而非因情而作的特点，但有时也使其诗歌情感缺乏深厚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的成就。

（四）基督教信仰的深层影响

雅琥诗歌的中和之美还和他基督徒的身份密不可分。雅琥的本名雅古即是典型的基督徒名字。虽然他的诗歌宗教意识弱化了，但这并不代表其中宗教信仰的缺失，事实上他的宗教信仰完全内化在了诗歌中。基督教提倡博爱，爱上帝爱己爱他人，“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②，《新约·马太福音》里说“真福八端”是虚己、哀恸、温柔、饥渴慕义、怜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种提倡宽容、清修的戒律自然会培育出一个温良恭俭、感恩知足的人。

观雅琥《游李氏园》“抚景忽惊人易老，赏心浑与世相违。花前惆怅流觞缓，欲问东君借落晖”，对岁月易逝的感伤轻柔地以“欲问东君借落晖”结束，并没有过多的凄恻与兴叹，平正和顺，不多求于世，对上帝赐予的生命心怀感恩和满足。耶稣即反对忧虑：“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命多加一刻呢”（《新约·马太福音》），二者内在的心境是类似的。

三、结语

明人胡应麟曾称雅琥的送别诗“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靖之途”（《诗薮·外编》卷六）。综上所述，雅琥的诗歌确实充溢着这种中和之美，它是雅琥自身理学修养、盛世文论、仕途酬唱和基督信仰的结合，是元代文学不可忽视的成就。此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雅琥诗歌的中和之美更是“边缘的活力”和“中原文化的巨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之间“共谋和共创”的有力证明，于当今“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树立“大文学观”有着积极的意义［3］。

注释：

①杨镰.全元诗（第37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433.

另：本文雅琥诗歌均引自此书433-443页，下文不再一一明注。杨镰先生在《全元诗》中列为47首，笔者认为是误将《二月梅》计算了两遍。

②转引自李天纲.圣经一百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6.

［1］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M］.北京：中华书局，2005：36.

［2］杨镰.元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117.

［3］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J］.文学遗产，2003（5）：17-28.

本文系“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PZY2015A008）阶段性成果。

2016-03-03

周钰，女（汉族），就读于江苏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