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主题的生命变奏
——夏天敏创作论

黄欣（阿勒泰广播电视大学，新疆阿勒泰836500）

多主题的生命变奏
——夏天敏创作论

黄欣
（阿勒泰广播电视大学，新疆阿勒泰836500）

夏天敏，当代云南作家，其创作视野开阔而深广，把言说边地生命落寞、言说高原之地荒芜沉寂作为自身神圣的社会使命。他的创作题材不仅驰骋于贫瘠封闭的高原乡村世界，也自由往返于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时空当中。本文试从地域与作家、贫寒与人性和苦难与幻象三个方面来讨论其创作的多主题变化。

夏天敏；创作；多主题

一、地域与作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步入文坛以来，作家夏天敏一直笔根不辍，默默耕耘在当代文坛的西南大地上。他已在《当代》《十月》《北京文学》《大家》《山花》《边疆文学》《滇池》等国内知名刊物上发表了中短篇小说150余万字，其中多数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著名报刊选载。大量的文学创作实绩奠定了夏天敏在云南文坛上的地位，在他的影响与带动下，异军突起的“昭通作家群”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纵览作家的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执着于文学创作近三十载的夏天敏，2004年这一年对他来说意义非比寻常——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01-2003）之“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既是对其个人多年创作与写作积淀的一种肯定，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同样是对新世纪初期在云南东北部乌蒙山腹地“昭通作家群”这一创作群体的极大鼓舞。而这里所谓的“昭通作家群”，在学者李骞看来，“关于昭通作家群，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是指在云南昭通地区出生、祖籍是昭通或在昭通工作和生活的写作者。这个群体包含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从始至终都生活在昭通的写作者；第二部分是已经离开昭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作家，这部分又以昆明居多；第三部分是后来到昭通生活和工作的作家。”［1］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文学写作群体，“昭通作家群”虽写作方式各显不同，但这些作家的创作背景相似，之间有共通之处，他们的文学作品有昭通这一区域特有的文化内涵及思维特质，其作品的叙述方式同样也彰显出与众不同的地域特点及组合元素。

新世纪伊始，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创作实绩的日益显著，昭通作家群已从一个地方性文学现象逐渐扩大、并影响到全国层面。“2000至2001年，‘昭通作家群’在全国重点文学期刊上发表、并被各类选刊转载的作品达十余件，占全省同类作品的73%，一举改变了云南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沉寂局面。”［2］当我们回顾几千年来的华夏文明史，昭通曾是个熠熠生辉的文化高地，这里曾经是云南三大文化——朱提文化的发祥地（汉代昭通名朱提）。由此可见，昭通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舞墨之地。然而，由于自身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以及“从唐、宋两朝以来中原与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等多种原因，昭通逐渐被封闭在一隅，成为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3］显而易见的是，恰是这种“封闭”与“贫困”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以来当地发展的滞后以及人的某种卑微感。而从昭通地界成长起来的夏天敏，深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他将这片乡土世界里的贫穷、苦难以及那些低贱的人们勇敢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虽有“家丑不可外扬”之说，但夏天敏的文字却并不避讳这些，他自信于对这片土地的刻骨铭心和熟稔，以一种“疗救者”的姿态与当代使命屹立在昭通那片高原净空之下。我们不难发现，夏天敏是个富有情怀的现代作家，诚如他自己所言，“作家一定要有人文意识、悲悯情怀，要能提出问题，从而引起人们的警醒，更要有关心民生疾苦的责任感和与时代同悲同喜的情怀。”［4］因此，夏天敏的地域书写极具个性化特征，但至于其中间的功与过、是与非，自有待后人去评判、去研究。

二、贫寒与人性

自幼家境贫寒的夏天敏，对穷苦生存境遇的真切体验以及对艰辛生活现实的感知是赤裸裸的，也尤为较真。生命之初所遭遇的尴尬与创伤是作家挥之不去的人生阴影，它像影子一般紧随作家身后，挥之不去也就无法淡忘，而这些在日后难免会成为夏天敏在写作中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由此可见，夏天敏把关注点聚焦在那片贫瘠、荒芜的高原大地以及那些穷苦贫贱的生命上是情有可原的，而这本身也是一种感同身受。换句话说，擅长写实的夏天敏，始终不渝地将个人的创作视点“深入到最底层的人民大众中去，去发现、解构生活。对于生活和他笔下的人物，他有着一种诚恳，一种相信，一种理解。他力避文学的假大空，坚持着一种为劳苦大众的信仰。因而，他的作品总让人感到一种揪心与刻骨，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在众多的乡土题材中，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5］作家执拗于高山贫瘠的土地以及生活于那块土地的芸芸众生，贴着泥土写作引发了读者身临其境的情感共鸣，这种“接地气”是身为乡土作家的夏天敏所具有的独特情怀的另一面。生存于山区高原的众多生灵，无一例外都逃脱不了因高原山区土地贫瘠所带来的生命困顿。“这高原山区，一年不是霜冻就是冰雹，地里种啥没啥。”［6］恶劣的山区环境造成贫瘠与饥饿并行出现，而身处这种环境下的一切生命，其所遭遇的生存困境是相同的，为了生存，他们不顾一切地去想办法填饱肚皮，来使自身生命得以延续下去。人亦如此，羊亦如此，黑颈鹤亦是如此。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和《徘徊望云湖》中，不论是人，还是羊，乃至黑颈鹤，既面临险恶的生存环境，又面临愈演愈烈的饥饿威胁。如何改变自身穷苦的一生，如何与饥饿抗争下去，其考验的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性问题，更是诸多生灵的灵魂问题。从某种意义上看，夏天敏笔下的一切生灵都深受灵魂的煎熬与苦楚。

小学毕业后便参加工作的夏天敏，并不安于现状。他做过工人，还在新闻、文化系统工作多年，曾主动要求去农村挂职锻炼。与此同时，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最终实现了个人从“学工”成长为“作家”的人生飞跃。从这个角度出发，夏天敏无疑是个转型成功的人生赢家，而“他的成功在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对农民的深切关注，对泥土的深情挚爱。他的成功更在于他的真诚，他的作品不矫揉造作，能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7］简单回顾一下作家的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夏天敏的文学之路根源于其生命进程中屡遭挫折又不断奋起的坚守与不妥协之精神。其创作视野是开阔而深广的，他能把众多的小说人物置身于高原贫瘠的大地之上，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真实存在让作家怦然心动，而更多的是作家观照世界、观照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的必须。不言而喻，夏天敏是个极富地域色彩的当代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云南美丽、神奇的山川风物熏陶了他的气质，是红土地上千百年来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五尺道驮来的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激发出他的创作灵感。他植根于这一大块广袤的沃土，始终带着巨大的悲悯情怀，关注生活在乌蒙山区的农民大众，成为乌蒙山区历史进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8］夏天敏以宏阔而深沉的比较视野关注高原之上人性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现实生活中日益窘迫的生存情态不断拷问着人性的真假、善恶与美丑。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可在饥不果腹的艰难困境之下，普遍的人性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考验。那些生活在高原之上的女人们，也如中篇小说《徘徊望云湖》中的石柱家婆娘一样，虽有羞耻之心，却难能做到人生的“两全”：即如何活着，与如何守住女人的贞洁。眼见着家中几个饿得嗷嗷叫的“狼崽”，石柱家婆娘不惜出卖身体给中年光棍刘大毛，为的是让孩子们有饱肚的口粮。她在失身后，狠狠地哭了一大场，这样一个原本秀气丰腴、保守贞洁的女人，在饥饿面前也失了分寸，最终不得不向残酷的现实生活低下倔强的头。如上所述，不难发现，作家的内心深处时刻涌动对乡土世界普遍人性的真实呐喊，尤其对那些身处底层社会人群（包括乡野村民、农民工等）生命悲剧的深度思考，可以说这是夏天敏的用心之处，是其文学世界的特别之处，更是其那种观照边地的由衷表现。

三、苦难与幻象

一般而言，文学、地域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元的。“地域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不同的民族文化。就文学而言，越是地域的就越具有文学的个性，也就越具有不同于我们生活中的陌生和独特的另一面。因此，对地域作家和地域文学的研究都离不开地域环境，地域性不仅是作家的起点，更是他们文学的故乡。”［9］作为昭通作家群的重要一员，夏天敏写作的本身就带有一种浓郁的地域色彩及其诸多特征。对山区高原世界的倾力书写以及对乡村民众的深切观照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这或许是作家自身农村生活体验的一种真诚写照。换言之，夏天敏正是“以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娴熟的艺术技巧和对社会问题进行的深邃的思考，伴随着一系列带有浓厚泥土气息、给人强烈震撼力的作品，再一次引发文坛对乡土文学及其发展的思考。”［10］

从基层走出来的作家，夏天敏的眼光犀利而深刻。在作家的眼中，那些长期在基层与人民打交道的基层干部，基本上都是知识层次低、工作水平有限的。这些基层干部在处理与群众的关系时，一是欺下瞒上，谄媚逢迎，尽显一副副丑陋的面孔。在其代表作《好大一对羊》《徘徊望云湖》这些中篇小说之中，作家别开生面、另辟蹊径，以审慎的眼光去触碰当代中国社会底层存在的阴暗一面，敏锐的洞察力触及社会底层那一幕幕并不光彩的“里子”，欣欣向荣的表面之下涌动着一股股带着罪恶的“假大空”之恶流。作家将凛然之笔触及他所熟悉的那片高原土地——与贫瘠、与穷苦、与饥饿密不可分。小说《徘徊望云湖》中的乡长老吴，虽然来自山区，却不从山区人的根本利益出发，盲目开发当地经济，最终导致地方经济陷入越来越艰难的困境当中。夏天敏笔下的众多人物，貌似没有什么灵魂，但总有一种主心骨的精髓贯穿其中。中篇小说《好大一只羊》里的德山老汉，因为本身的穷困和某种意义上的“幸运”，意外地被地委刘副书记选为扶贫对象。在村里人眼中，德山老汉一家和地委刘副书记“结对子”被认为是一件千载难逢的“好事”。然而，面对地委刘副书记用自己的工资买来的一对羊，德山老汉一家显现出从未有过的紧张、焦虑、不安与局促。事实上，与刘副书记结成扶贫对子，不仅没有给德山老汉一家贫穷悲苦的生活现实带来改观，反而让德山老汉一家陷入一种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并最终导致德山一家的生命悲剧。

作家身居祖国西南高原，始终有种书写边地世界的情怀与情结，而这或许是他得以成就自我作家梦的根由所在。比较而言，夏天敏可谓是个中规中矩的写实派小说家。他始终坚持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曾自愿要求到农村去，要求在实践中得出人生的感悟，可以说，“在农村的两年，从新建学校、兴办讲座到创办文艺宣传队和文学社。他为所在乡镇做了很多的实事、好事，在当代群众中留下了好的口碑。”基于这样的农村生活的切实体验与感知，使他“对农村的发展，对农民的困苦有了深刻的体验，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毋庸赘言，生命体悟由生活体验而起，从这个角度出发，夏天敏之所以能够把其脚下大地写得通透、写得彻底，均源自于其扎根于自己熟悉的那片土地。夏天敏眼中的大千世界，在其笔下都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笔触深深地嵌入那片深沉的高原之地，可他的文学视野并不以此画地为牢。纵观夏天敏的系列作品，他的创作题材不仅驰骋于贫瘠封闭的高原乡村世界，同时也自由往返于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时空当中。作家笔下塑造的那些处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们，同样是作家鉴于自己对乡土世界的充分了解与自信而生成的，这是作家独特的写作视野下的一种体认与深情眷顾，作家试图通过这些众多来自于社会底层那些贫贱的生命以及灵魂来进一步丰富自身精神世界的开阔与广博。

中国西南边地是个丰富而多元的客观真实，作家夏天敏立身于此，并以这个世界的代言人自居，其深深受益于此。与此同时，夏天敏的创作视角是开阔的，其文学世界并非简单而空乏，其关注的西南高地也如新疆兵团的代言人董立勃对“下野地”关注一般，把言说边地生命落寞、言说高原之地荒芜沉寂作为自身神圣的社会使命。作家对边地世界的人与物、人与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在作家夏天敏看来，都是一个个值得去书写、去揣摩的真实存在，富有灵动又唯美的气质。

［1］李骞.“昭通作家群”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275.

［2］［3］马天泽.文坛崛起昭通作家群［J］.瞭望新闻周刊，2002（48）：50.

［4］蒋颖.作家要有与时代同悲同喜的情怀——访著名作家夏天敏［J］.党的生活，2013（11）：41.

［5］吕翼.笔落高原风雨路——记云南省“德艺双馨”艺术家、作家夏天敏［N］.文艺报，2003-02-01.

［6］夏天敏.夏天敏作品精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4.

［7］陈眉江.夏天敏：泥土芬芳［J］.创造，2007 （5）：69.

［8］［10］张颂华.苦涩的咀嚼——谈夏天敏小说［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58.

［9］李祥，杨梦媛.论夏天敏乡土小说中的地域特色［J］.普洱学院学报，2013（2）：60.

［11］昭工.乡土作家夏天敏［J］.云南支部生活，2006（5）：23.

2016-03-01

黄欣，女（汉族），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