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如何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基于资源投入的视角

卓泽林，曹彦杰

美国高校如何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基于资源投入的视角

卓泽林，曹彦杰

创新创业是各国高校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战略选择，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创新创业领域有着独特做法，其通过完善的资源配置、制度保障和相契合的组织结构来鼓励和推动大学的创新创业路径，对当地经济和人才培养作出的巨大贡献，产生了重大反响，该校在创新创业方面的战略机制对我国高等院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有一定参考意义。

美国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创新创业

一、引　言

美国是全球的科技创新大国，一直将创新创业视为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驱动发展战略，大学是创新创业的滋生地，亦是国家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创新主体，“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创新创业课程、校园孵化器、强大的技术转化办公室、创新创业师资队伍以及支持和衔接这些创新主体的创新网络”［1］（P99）。美国高校在创新创业上已经形成完善的体系结构，也有其独特的做法“大学-产业部门合作创新，大学科技园等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建基了大学在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主体地位”［2］。本文试图通过资源投入的视角来分析和总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UCSD）在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的独特做法，希冀对我国高等院校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以及如何服务“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提供参考。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创立于1960年。建校50多年来，该校坚持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的时代精神，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生物技术创新集群领域，该校通过衔接政府、产业以及当地市民这样四位一体的螺旋关系构建起了独具特色的“圣地亚哥模式”，“如今圣地亚哥是美国第三大科技中心和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真正的生物科技产业集聚区，它主导的产业逐渐升级为生物科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不仅无线通信公司数位居全美第一、生物科技公司数位居全美第三，而且10多家世界一流研究机构也汇聚在此”［3］。

二、UCSD创新创业的制度保障

（一）完善创新创业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20世纪60年代成立以来，一直都是政府研发经费主要资助对象。1963年，在大学成立的第三个年头，联邦政府对该大学的资助就高达1108.4万美元，名列所有美国高校的第24位［4］（P67）。当时，UCSD还没有本科生就读，而且注册研究生数量仅有205名。到1972年，UCSD联邦支持的研发经费已经上升了5倍，达到5，730万美元，在全美高校中名列第5位。在成立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UCSD在联邦科研经费方面已经超越了加州大学系统中历史更为悠久的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除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联邦经费增长有所放缓外，UCSD在全美高校所获得的联邦科研资助排名中一直保持在前10名的位置，而且一直超过加州大学系统的其他9所分校。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的调查也进一步指出，2010年UCSD获得了58，030万美元的联邦合同与资助，位列全美高校第7位；总支出达到94，320万美元，位列第6位［5］。由此可见，从研发经费来源来看，UCSD无论在创建初期还是进入正常发展轨道以来，联邦政府一直都是UCSD研发投入的核心主体。

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与产业界的关系却不是一帆风顺的。1980年以前，大学科学家和学生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从事他们的研究，很少与外部有直接的联系，与企业没有达成互动和交易的契约关系，因此，大学从产业界获得的研发经费的比例几乎为零。这与UCSD的前任校长不鼓励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有必然的联系。直到1980年，UCSD新任校长理查德·阿特金森①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主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长15年（1980-1995），对UCSD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尤其是在大学与产业界合作领域，阿特金森校长积极鼓励大学参与企业合作研究，对该校的创新创业产生积极影响，成就令人瞩目。（Richard Atkinson）上任后，大学与产业界的关系才有质的蜕变，阿特金森校长为大学与产业界合作提供了支持和激励平台。正是这些激励政策促使了UCSD教授和科学家们开始与产业界形成互动。在这种激励政策环境下，工程学院于1981年率先打破大学与产业界的藩篱，大学与产业界的后续合作呈现势如破竹之势。例如，在1985年UCSD就与惠普、Unisys、NCR和罗尔等企业建立起长久的产业合作关系。伴随着大学与产业界的互动，1985年UCSD的研发经费来源中开始获得了产业界的资助，当时产业界对UCSD的资助为599万美元，占总研发经费的3.7%，2010年产业界对UCSD的资助呈现上升的态势，其资助额度超过了670万美元，占总研发经费的7%，并位居全美高校获得产业界研发资助的第6名。

除了在研发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与投入外，当地政府在土地政策等方面也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上提供了政策保障。例如，圣地亚哥政府以零费用的无偿政策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建立在二战时海军训练营地址上，地点与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在多利松（Tor rey Pines）区域位置相邻近。因此，UCSD创建初期就在地域环境中形成了校企紧密合作的先天优势，为该校在科学技术转化上打下坚实的根基。不仅如此，通用原子技术公司（General Atomics）从政府那里得到免费的地皮建立了新的科研设施，继而在1955年引进了第一批物理学家来到了圣地亚哥。1960年，时任圣地亚哥市长向乔纳斯·萨克（Jonas Salk）承诺以1美元的价格向其出租土地，以此吸引乔纳斯·萨克也在多利松区域范围内成立了萨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这些企业、研究机构在圣地亚哥政府土地政策的扶持下紧紧凝聚在同一区域内。因此，它们所创造的知识可以在创新主体中互相流动、合作、传播以及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知识分享促使圣地亚哥地区的创新能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掀起汹涌的波涛，实现地区创新主体之间紧密相连、共生共荣［3］。

（二）构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能力建设

科研人力资源是一所大学创新创业能力建设的核心力量，该方面的投入是创新创业投入的重要衡量指标。因此，通过科研人力资源方面的分析，可以了解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创新创业能力建设过程中的状况和进展。从教师科研总数和质量来看，UCSD的研发人员呈现快速崛起的态势。自1960年建校以来，UCSD一直致力于把全球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学者扩充到教师队伍中来。UCSD的创建者们为了吸引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前来UCSD服务，他们提出了“自由追求科学研究兴趣并共襄盛举地筹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使命”的条件，以及在招聘战略上利用大学和社会资源建立创新激励计划，承诺高层次人才提供发展机会、资金和高标准的工资，促使一批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离开历史悠久的东海岸大学来到西海岸这家新崛起的大学。

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许多研究型大学设立了65岁退休的强制性政策，UCSD就利用了这些僵硬的退休政策，为那些富有声誉的科学家们提供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的机会。UCSD在第一次实行招聘战略就招收了在芝加哥大学因为退休政策离职的诺贝尔奖得主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以及一批参与曼哈顿项目的物理学家。这些重量级的科学家们的到来即时获得了国防部以及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大力资助。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批科学家在学术界既有威信和声誉吸引了一大批资金和研究设施，不但在UCSD科研人力资源建设上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时增加了UCSD的研发收入，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相对于资本吸引人才，人才可以更有效地吸引资本。确实，优秀人才对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创新创业能力建设和后续推行的创新创业举措中起着脊梁作用。正如加州大学系统总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成立典礼上所说：“如果人才招聘做得不好而其他所有事情做得都很好，那么你不可能拥有一所优秀的大学；但是，如果人才招聘做得好而其他事情做得不太好，你仍然可以拥有一所优秀的大学。 ”［6］（P277-279）

（三）衔接大学与商界的创新创业网络

大学创新创业不仅仅是源生于内部因素的激发，同样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大学与外界的合作过程中，中间组织（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起着衔接作用。它通过提供合作交流平台，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实现共同目标。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推动外部创新创业的同时，也促进大学与产业界的积极参与。比如，北卡三角区的创业研究发展协会（Council for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in Research）、德克萨斯奥斯丁的IC2、印第安纳的Bio-Crossroads以及斯坦福的科技创业项目（Stanford Technology Ventures Program），这些都是催化大学与产业合作的有效中间组织。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创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也着重强调区域中间组织在创建创新网络的重要性。确实，“大学创新创业成效越来越受到区域创新网络的影响，而且该领域也是当前学术界的主要研究的热点”［7］（P7）。例如，创新网络对大学衍生公司总体生产力、研发能力、研发产出都有积极的影响；参与创新网络有助于衍生企业嵌入社会网络并提高生存率［7］（P7）。

UCSD的创新创业的繁荣发展得益于校长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C.Atkinson）带领的团队构建的塑造学界和商界之间的交流机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技术和创业项目 （UCSD Program in Technology and Entrepreneurship），后来改名为UCSD CONNECT。UCSD CONNECT以一对一对话和圆桌会议的形式孕育出了很多创造性的想法。这些想法关注的是大学和社区怎样合作、学界研究者和创业家如何共事、利益相关者如何与风险资本家和商业服务供应商建立关系，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创造高薪酬岗位和促进区域发展繁荣。

（四）鼓励创新创业和强调知识应用的市民文化

圣地亚哥南邻墨西哥，西接太平洋，北面因大型海军基地把圣地亚哥与洛杉矶明显分隔开来，地理上的隔离状态促使圣地亚哥的市民形成了较强的地方团结创新文化。也正是这种地方创新文化意识激励着圣地亚哥的人们共同谋求发展，通过对个人时间、人际关系以及金钱的重新投资，帮助创建新企业。因此，在圣地亚哥地区经常流行这样的一个观点：“如果圣地亚哥人没有为共同利益而展开合作的话，所有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加糟糕。”［8］（P135）圣地亚哥地区的市民文化主要具有以下五个特征：（1）善于管理不确定变化的风险中心文化；（2）创业型人才，主要包括市民领导、科学家以及商业人士；（3）高度包容性的市民表现平台；（4）相互融合的开放创新环境；（5）重新投资的文化［9］（P172）。

因为缺少祖先遗留下的精神和财富的刺激，所以圣地亚哥人有创新新知识的渴望，这是其迅速发展的秘密所在［10］（P140）。例如，当地一家初创的生物技术公司主管赞扬该地区最出色也最珍贵的社会资本和财富是信任。他说，圣地亚哥洋溢着互相支持的文化。这里的信任度似乎比硅谷的还要高，我们不会像在硅谷一样，尚未公开的协议我们绝不会向外界展示［9］（P140）。

三、UCSD支持创新创业的组织架构

帮助大学研究人员和学生的研究技术商业化是创新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商业化要求将一个有前景的思想或者研究成果转变成有用的产品或过程，要能够以一种大规模的、便宜的和可推销的方式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商业化的范围不只局限于专利和知识转化，如果仅仅止步于专利活动和知识转化还是无法对大学和当地经济产生实际上的影响。技术商业化需要测试、演示、验证并最终将思想转变为有用的可推销的产品，这才是创业活动中的内容。原CONNECT首席执行官杜安·罗斯（Duane Roth）曾将商业化过程描述为一次“4D”旅行过程，包括发现研究（discovery re search）、识别有潜力的应用研究（defining a potential application）、开发和验证应用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the application）、推向市场（delivering the solution to the market）［9］（P141）。显然，为了实现这样的旅程，大学必须为这趟“旅程”配套相契合的组织架构，这样所推行的商业化过程才能顺利进行，并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UCSD从整体上进行顶层设计，在具体项目上分工，在总体上通力合作来推进，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组织架构。

（一）加州大学系统中最大的技术转化办公室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技术转化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成立于1995年，是加州大学系统中最大的技术转化办公室。那么UCSD的技术转化办公室在该校知识产权商业化和促使当地经济繁荣发展方面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的内部的组织设计是如何的？每年需要管理的创业活动有哪些？总体而言，“UCSD的技术转化办公室每年要处理300项披露发明；管理超过1700项有效发明和500份专利；每年实行超过100个新专利的申请；为发明者及其部门分发数百万美元的版税”［8］（P144）。以2014年为例，UCSD的技术转化办公室产生了16家衍生公司、439份有效许可、409份创新报告、68份履行许可、233份发行专利和727份生效许可协议［11］。自2007年开始，该校的技术转化办公室运作开始由负责资源管理和规划的副校长进行管理。由此可见，学校领导对技术转化办公室在促使知识商业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更加认可，进一步从政策和管理的层面来加强对它的管理。技术转化办公室不但增加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额外收入，还促使该校的大学研究知识进一步扩散至市场。

（二）跨越死亡之谷的冯·李比希的创业中心

1998年，时任美国众议院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弗农·艾勒斯（Vernon Ehlers）将联邦政府重点资助的基础研究与产业领域推动的产品开发之间存在的鸿沟形象地比喻为 “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12］。按理说，技术转化办公室、科技园和孵化器等服务组织在填平基础研究与市场之间的死亡之谷已经做出一些探索和取得相当的成效，但是鉴于技术转化办公室在运作职能上的侧重点，难免顾此失彼。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旨在提高大学科研成果商业化能力，跨越“死亡之谷”的新组织模式——“概念证明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在美国一些研究型大学悄然兴起，并逐渐上升至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2］。UCSD的概念证明中心主要与大学技术转化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通力合作，通过加速已申请专利的科技进入市场，从而对大学技术转化办公室的工作起到补充作用。它与传统的孵化器不同：第一，在孵化器进行研发活动通常与大学隔离开来，而概念证明中心则允许受资助的教师和学生在大学实验室开展研发活动；第二，孵化器通常给已有产品的初创企业提供种子基金或分享工作环境，而概念证明中心则评估来自研究产品的商业价值，并且为科研成果吸引风险投资等其他融资资金铺路［12］。

（三）提升企业绩效的贝伊斯塔尔研究机构

贝伊斯塔尔研究机构（Beyster Institute）成立于2002年，是隶属于UCSD雷迪学院（Rady School of Management），“旨在帮助企业推进员工所有权（employee ownership）作为一种有效和负责任商业模式的理解和实践”［13］，员工所有权是指员工直接或间接拥有一定数量自己公司的股票，成为公司所有者，分享公司剩余索取权的一种企业制度形式。员工所有权一般指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员工所有权，如员工的持股计划、员工购买股票计划、大范围员工股票期权计划等，不包括主要针对公司管理层的股票期权计划和利润分享两种类型①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贝伊斯塔尔研究机构官方网站：http://rady.ucsd.edu/beyster/about/.。该机构主要从教育、研究和咨询三个方面来帮助企业提升员工所有权的文化，“员工所有权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通过赋予员工所有权，使员工真正成为公司的主人，提供员工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公司绩效”［13］。换言之，贝伊斯塔尔研究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是针对大学研究发明产业化之后的后续服务，是为了初创公司更好的可持续发展。它与技术转化办公室、概念证明中心不同，但又与它们息息相关，三者一起刚好对大学研究发明进行了前期、中期和后期整个产业链的一条龙服务。

四、UCSD创新创业的经验总结

大学知识创新的功能就是知识的产生、扩散与传播，其作用就是发现新的知识，新的理论通过引用研究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通过合作研究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产业［14］。圣地亚哥知识创新的故事清楚地表明，在知识迅速发展的今天，创新创业的完善体系形成必须具备大量的资源、人才、技术来支持发明和合作。在人才资源的利用上，圣地亚哥的经验表明，只要给有才能的人提供一个宽泛规则的自由空间，就能够鼓励和刺激他们去创造新的和非正统的东西；在主要的创新主体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被称为学术版的风险投资家，以实现不同寻常的学术和财政为驱动力”［10］（P141）。 如今，圣地亚哥已是世界创新集群中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闪烁光芒，其辐射范围已经影响至其他寻求发展的创新中心。圣地亚哥崛起的成功经验，吸引了全球创新集群建设的追捧和探索，“圣地亚哥模式”是美国国内创新集群建设重要参考模板，亦是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研究对象。确实，从提升圣地亚哥经济和就业岗位等实际效果来看，圣地亚哥已经取得非凡的成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作为该地区的主要创新主体，是圣地亚哥地区整体发展的中流砥柱，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和借鉴。

第一，圣地亚哥提升地区创新创业能力和创新发展的政策具体、资源充沛。二战以来，为了扭转圣地亚哥地区的经济发展局势，州政府陆续出台了各项土地政策培育地方的创新创业能力，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零费用建筑用地到通用原子技术公司的免费地皮，继而到萨克生物研究所的一美元租价等具体优惠政策都足以看出，政府为培育地方创新创业能力和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事实上，这些政策支持是促进区域集群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它在圣地亚哥创新集群发展中起奠基作用。应当说，正是这片肥沃的土地、加上政府在财政、人才、技术上的激励措施，为圣地亚哥创新集群的快速崛起起到保驾护航作用。

当然，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在促进圣地亚哥地区创新创业能力和激发经济潜力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对圣地亚哥而言是一大优势，“流动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越强就越能灵活地避开竞争”［15］。圣地亚哥在人力资本流动性上把握先机，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陆续出台多项激励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前往圣地亚哥服务，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了招纳著名科学家，实施了弹性的退休政策吸引了一批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诚然，激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力资本流动性的速度，那么，人力资本可能流进来同时也有可能流出去。为了挽留住优秀人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推行帮助解决应聘人员的伴偶岗位的策略。可见“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对在该地区工作和生活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和投资者不同，他们无法迅速地将自己的资本（人力）进行重新配置”［15］。

第二，领导力（leadership）对研究型大学的创新创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倘若没有源源不断的才华横溢、训练有素同时又斗志昂扬的企业家，那么任何一种经济体都不会成功。的确，商业史学家阿尔佛雷德·钱德勒曾说过，进入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企业家们推动半导体、个人计算机、软件、生物技术、计算机制图、电子商务及互联网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来促使经济结构转型”［15］。而学术领导力可以在塑造大学特色和在大学内部构建创新创业系统方面增加一种很强的目的意识。无论这种意识是通过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还是通过行动支持来构建校园的创新创业氛围，对鼓励大学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创新创业行动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大学校长的领导力和创新创业取向对推动大学衍生公司等技术商业化行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前所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长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前任校长并不支持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导致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学从产业界获得的研发经费上几乎为零，而自阿特金森校长上任以来，大学、产业和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之间的联系使得科研经费快速增长，校长在推动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和商业化在美国高校已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斯坦福大学现任校长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是一批高科技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他坚定地支持特曼的愿景，通过与产业紧密合作，将创意转化为技术。

第三，在区域创新集群抑或知识创新体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创新主体）必须相互沟通和通力合作。各创新主体通过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密切联系，结网互动，形成不断的知识创新网络组织，即知识创新网络。在知识创新网络中，知识在各创新主体之间自由流动，这一方面扩大了知识来源，实现了知识共享；另一方面增强了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了协同创新［16］。确实，在圣地亚哥，大学、政府和产业界通过共享议程设置，分担投资以及共享奖励来共同支持初创企业，圣地亚哥已经开发了两个并行的文化，即大学中的“创业科技”以及社区的“创业公司”，它们通过Global CONNCET这种具体的机构机制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促进该地区企业、就业机会以及经济的显著增长。现在，圣地亚哥因其世界级的生物技术集群和繁荣的经济发展享誉世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创新创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成为其他追求创业型大学的高等院校膜拜的对象。

［1］Andrew C.Corbett，Donald S.Siegel，Jerome A.Katz.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Creating A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M］.Howard House: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2014.

［2］王志强，卓泽林，姜亚洲.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主体地位的制度演进——基于创新过程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5，（8）.

［3］卓泽林.美国圣地亚哥创新集群发展的原因探析［J］.科学与管理，2015，（5）.

［4］William V.Consolazio.The Dynamics of Academic Science:A Degree Profile of Academ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Federal Funds for Academic Science to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M］.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67.

［5］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WebCASPAR:Survey of R&D Expenditures a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1972-2011）［EB/OL］.https://ncsesdata.nsf.gov/webcaspar/，2015-12-10.

［6］Verne Stadtman.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868-1968 ［M］.New York:McGraw-Hill，1970.

［7］Andrew C.Corbett，Donald S.Siegel，Jerome A.Katz.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Creating A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M］.Howard House: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2014.

［8］Thomas J.Allen，Rory O'Shea.Building Technology Transfer Within Research Universities:An Entrepreneurship Approach［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9］Mary Lindenstein Walshok，Abraham J.Shragge.Invention and Reinvention:The Evolution of San Diego's Innovation Economy［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10］John Kao.Innovation Nation:How America is losing its Innovation Edge，and What We Can do to Get it back ［M］.New York:Free Press，2007.

［11］US San Diego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Technology Transfer Annual Report FY2014［EB/OL］.http://invent.ucsd.edu/invent/wp-content/uploads/2015/07/FY14ARTTO_web.pdf，2015-07-14.

［12］卓泽林，赵中建.“概念证明中心”：美国研究型大学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新组织模式［J］.复旦教育论坛，2015，（4）.

［13］黄忠东，杨东涛.基于员工所有权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2）.

［14］王志强，黄兆信，李菲.“创新驱动”战略下大学变革的内涵、维度与路径［J］.全球教育展望，2015，（11）.

［15］加里·皮萨诺，威利·史.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M］.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战略与规划研究所，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16］藤堂伟，赵培.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三重融合”的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优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9）.

［责任编辑：陈梅云］

卓泽林，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曹彦杰，临沂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G649.1

A

1004-4434（2016）01-0162-06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行动基金（PY201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