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鱼

程相崧

1

“那条金鱼哪里去了？”母亲从乡下打来电话。

“娘，什么金鱼？”我愣了一下，用手罩住话筒，压低声音。

这些年，母亲一直住在城里，帮我照看着女儿。女儿今年四岁半，从春天开始，养了几条金鱼。那金鱼是母亲带女儿去公园玩儿，从花鸟市场买的。一开始是六条，后来女儿喂食太多，撑死一条。一天晚上，又莫名其妙蹦出去一条，结果，就只剩下四条了。我跟妻子觉得“四”不吉利，原打算买两条补上，从网上查了查，才知道“四”为文昌数，对文职人员以吉数论。我在学校工作，妻子是公务员，我们不但接受了那四条小鱼，还对它们倍加关照起来。

在接到母亲电话时，我正被这部手机困扰着。这些天，总有很多陌生电话不分时间打过来，接通后总是同一个人的声音。那是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叫孟梅。那个声音我真是听厌了，也听怕了。每当那个声音响起，我就会头发奓起，起一身鸡皮疙瘩。有时在晚上，我跟妻子女儿一起坐沙发上看电视，她就打过来了。有时在白天，整个办公室的老师都在备课，她就打过来了。现在搞得，妻子一听见我的铃声就过来抢我手机，同事一听见我的铃声就齐刷刷抬起头，投来一片奇怪的目光。

孟梅是个疯子，一开始听我课，就用热辣辣的眼睛盯我。每节课四十五分钟，她能目不转睛盯我四十分钟。我把她当成了好学生，提问，擦黑板，辅导作文。这个学期，她竟在交上来的作文本里，夹了一封情书。信纸是六张还是七张，我记不清了，说了很多肉麻话。我当即写了封简短的回信，委婉地拒绝了她。我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该讲的道理都跟她讲了，可她变本加厉，不但不知收敛，还到处跟人说她喜欢上了我。

她那样张扬，先是在我上课前往讲台上放纸条，接着把露骨的话写到黑板上。我故意躲着她，疏远她，甚至不再提问她。她竟然自主抢答，还答非所问，一站起来就倾述对我的思念。我忍无可忍，只得告诉学校领导，只得给她家长打电话。在那之后，学校做出处理，将她调到其他班级。我原以为事情到此结束，没想到她竟然展开了新一轮电话攻势。

我希望“四”能够给我带来好运，因为妻子帮我从算命网站查过，今年我命犯桃花。我一个大男人，这样说并非矫情。如果你见到孟梅，就会理解我的感受。母亲的话让我眼前一下出现了那四条金鱼。我拿着电话，心里想，是金鱼又蹦缸了？我记得，第二条金鱼失踪时，母亲围着鱼缸到处寻找，嘴里就念叨着这话。三天后，那鱼从客厅另一端的沙发底下找到，已经成了鱼干。这一次，母亲回了乡下，就算金鱼又发生不幸，她怎么会知道？我诧异了一阵，才明白母亲说的并不是它们，而是另一条我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的金鱼。

“你忘了吗？就是你小时候玩儿的那条塑料金鱼啊，白色的身子，红色的眼睛，”母亲说，“鱼的脑袋、身体和尾巴都是用输液器上的皮管儿做的，眼睛用的是上面的滑轮。”

我慢慢想起它来，眼前也浮现出最后一次看见它的情景。那应该是我少年时代的某个傍晚，在收拾文具和课本时，偶然发现它躺在抽屉的角落。我也许专门朝它瞥了两眼，也许没有。我敢肯定的是，那时候自己就已经有些拿不准还能不能把它叫作金鱼。那是我的一个玩具，是我寥寥可数的玩具中的一件。透明皮管儿做的身体被空气氧化已经泛黄，柔软的尾巴变得坚硬，上面剪出来的螺旋也没了弹性。在摆弄着它度过了幼年、童年和少年之后，我为难地不知怎么称呼它。可是，不叫金鱼又能叫什么呢？谁也不能否认，它在刚刚编织成形时，的确是一条金鱼，一条精美的手工金鱼。

我不记得自己是任由它待在老地方，还是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几十年过去，我再没遇见过它，也再没想起过它。这天，不知为什么，母亲竟然提起它来。这让我有些惊讶，因为，母亲这趟回乡下老家，是为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那件事虽然在我看来意义不大，对于母亲却似乎非同寻常。她要回去找回她丢失了几十年的身份：赤脚医生。按照上级部门文件，只要从前做过赤脚医生，中途离岗的，都可以申请认证。经核实，每年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助。

这个消息并没任何人告诉母亲，她是在幼儿园门口接送孩子时，顺便听同样接送孩子的两个老人讲的。

“这是最后一次了，你做赤脚医生是哪一年？咋不找找去哩？”一个说，“我已经填了表，找上之后，一年国家给两千块钱呀！”

“我干了两年就去了东北，连个档案也没有，行不？”

“你能找到证人就行，”刚才那人问，“你们村没说？”

母亲说，她当时眼前一亮。赤脚医生、发钱、两千块，这些零碎的字句让她有些激动不安。她听着那两个人的情况，觉得跟自己一样哩。她只知道现在退休的民办教师有补贴，复员军人有补贴，难道从前干过赤脚医生，没坚持下来，半途而废的，也有了补贴？她禁不住问人家，我跟你们情况一样，也能找？人家说，一年几千块钱，咋不找？傻哩？你去你村里问问嘛。

那两个人怂恿母亲去问，几个平常跟母亲一块儿接送孩子的，也劝她赶快。母亲犹豫两天，才断断续续把话给我说了。不就是几千块钱嘛，费心巴拉找啥？我随口跟母亲说。我让孟梅搞得焦头烂额，对什么事儿都无暇顾及，便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再说，母亲走了，谁给我们接送孩子呢？没想到的是，这次母亲下了决心，坚持非回去不可，固执得很。为这事儿，我不得不跟妻子商量，最后把岳母接到家里來照顾孩子。

我觉得孟梅真是疯了，一开始用一个号打，后来我不接，她就发短信。再后来，我把她拉进黑名单，她就用另外的号码打过来。不知新买了卡，还是借的其他同学手机。我是班主任，第一次跟他们见面，开班会，就公布了电话号码。这是一般班主任的做法，我现在却后悔了。我不知怎么办。这种事情我从教以来还是头一次遇到。我想，通信录里那么多联系人，总不能为了她换号吧？那样也是治标不治本，说不定她从哪儿打听出新号，又会打来。更重要的，这样做并不能消除这事儿对我的负面影响，不能改变大家对我的看法。

一开始，母亲自然想让我陪她回去，因为，申请认证要找人作证，还要从网上填表，这一切都让她打怵。她在知道我请不下假来后，只得自己一个人回去了。她回去后便打来电话，大意是去村委会问了，这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我听着，随口答应着，说实话，有些敷衍，有些心不在焉。我告诉她再去把申请方法问清楚，具体如何认证，需要找哪些人。我说这些的时候，其实心里想的是她能够知难而退，最好，下午就放弃那念头，搭车回来。

我没想到的是，不一会儿，母亲又打来电话。这次，她把所有细节都弄清楚了。她说，需要找三个证人。其中，她做赤脚医生时原镇街卫生院工作人员一名，她工作过的村子里的村干部一名，跟她同期从事乡医工作并坚持到现在的乡村医生一名。我问她能找到不，她说能，能找到一两个，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其他人。

她的勇气和信心让我有些沮丧。如果父亲活着，还能陪她去找那些证人。父亲没了，父亲几年前就没了。我这个做儿子的，不能让她像个孤寡老人一样自己为这样棘手的事情东西奔走。我最后还试图打消她的念头，便劝她说，几十年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就算找到，人家咋会还记得你哩？人家就算记得你，敢为你作证不？这样，母亲也有些犹豫，就挂了电话。一分钟不到，母亲又打来电话。这一次，她问起了金鱼的事儿。

“你咋又想起了它哩？”我问。

“那是一件证物。”母亲说。

我不知道母亲那条小金鱼从何而来，但从陈旧程度来看，无疑是她做赤脚医生那个年代的东西。它上面没有任何时间标志，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顶多作为一个引子唤醒大家的记忆。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找那条金鱼，虽然，目前来说，也许唯一能给她提供帮助的，就是那条金鱼。

在一个小时之后，母亲打来电话，高兴地说她找到了那条金鱼。她欣慰地说，看来还是她自己把它保存了起来。

我知道，这个周末非回乡下老家一趟不可了。

2

我开车带母亲去找的第一个人，是在孟家集开诊所的孟现华。

在我小时候，母亲曾不止一次跟我和姐姐说过，她做过赤脚医生。有一次是我得了病，村医王西运给我打了针。我疼得眼含泪花，说娘，如果你会打针就好了。有一次是我家那头母猪病了，兽医来给母猪打针，姐姐惊讶地问咋用那样粗的针头。母亲见怪不怪地说，她当初在猪身上练习打针，就是用这样的针头。我体弱多病，王西运经常到家里来，母亲也就经常有机会提到那话。那话题再谈下去，我们自然就要问她，你咋没坚持做个赤脚医生，而是做了个农民？这问题总让母亲怅然若失，最后叹口气，摇摇头说，唉，那时年龄小，不懂事嘛。不懂事？我疑惑地想，是不愿意学，还是跟其他学员闹了矛盾？对于此事，母亲再没做过更多解释。

每一次提到这话，姐姐总是陪着母亲唉声叹气，我却暗自庆幸。我知道，母亲如果坚持做乡医，就不会嫁给父亲程希田，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姐姐和我。正如母亲所说，如果坚持下去，对比当时跟她同时学医的，她日后至少也要在镇卫生院工作，甚至在县医院上班。如果真那样，她还是叫王凤花，却已经不再是农民王凤花，而成了内科大夫王凤花，或者妇科专家王凤花。作为医生的王凤花当然还会嫁人生子，可是，鬼才知道那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在车上，母亲告诉我，她最想找的人其实并不是孟现华，而是她学赤脚医生时的女伴魏小可。那时候，她在王庄，魏小可在魏庄，两人同時被自己的大队推荐去公社卫生院学习赤脚医生。他们住在卫生院的集体宿舍，从卫生院大食堂打饭。母亲说，她们俩年龄相差只有一岁，她属鸡，魏小可属猴；俩人同吃同住，用现在的话说，魏小可是她的闺密。

“你咋不去找魏小可呢？”我一边开车一边问。

“我不知道魏小可现在在哪儿，她离过婚，不知又找了没有。”母亲说。

从我的老家程庄到孟家集，十二里路，却全是土路，颠簸不平，疙疙瘩瘩。我没有出声，心里还是有些抱怨，仿佛为母亲的多事。母亲今年六十八，自从父亲走了之后，一直在我家住着，不缺吃穿，为那每年两千块钱折腾啥哩？更何况，她一个人又没能力找，而我跟妻子工作又这么忙。如果最后能成功还好，如果不成功，耽误这工夫不也划不来。

“咱不找了，钱我给你行不？”我问母亲。

“那不一样。”母亲说。

我开着车，心里想，母亲都是让父亲惯坏了，直到现在还跟孩子一样，任性，不识劝。这让我不由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活着时的许多事儿。我这时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我问自己：如果换成提出这要求的是父亲，你还会不会磨磨蹭蹭？我有些不能回答自己。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家里，我对父亲和母亲的感情，的确有些不同。

在我们家，姐姐和我从小就讨厌母亲，喜欢父亲，这或许跟村里许多人截然相反。我们小时，父亲母亲还年轻，村人看到父亲，总会指着母亲跟父亲说：你看你多有福气，找这样一个俊媳妇儿。那时母亲的确迷人，端庄，大方，隐隐透出一种高贵气质。村人的话也许是奉承，却每每让父亲尴尬良久。当然，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大部分情况下，母亲总是有意识地避免跟父亲同时出现在人家面前。母亲曾经当着我们小孩子的面儿跟父亲说，你瞅瞅你这小个头儿，我跟你在一块儿走路，都不敢穿高跟鞋。

村人都说父亲好福气，只有我们姐俩知道，父亲在大部分情况下，或许只能咬碎了牙往肚里咽。我和姐姐小时的尿布都是父亲一个人洗，母亲从未碰过一片。这话是我七岁那年拉肚子，不小心将屎拉到床单上，母亲训斥我时亲口说的。母亲捂着鼻子，把那条脏床单胡乱卷成一团，用脚踢到墙角，等父亲回家后收拾。母亲还随口说，她白天不会抱孩子，晚上不会搂孩子，除了一个肚子和两个奶头，她一概不问。她只管生，不管养。这样的话，她就是当着父亲的面儿也说过几次，仿佛是为了羞辱父亲没有奶子和肚子。

姐姐和我小时，渴了饿了，想吃点儿啥可口的东西，总是会去扯父亲的衣袖。父亲会给我们摊面糊，炸薯条，做鸡蛋羹。父亲厨艺好，从前在公社食堂做厨子，食堂解散，他才回家当了农民。这些都不想吃，父亲就让我骑他的尿脖儿，领着姐姐，去村口经销店买。这时，母亲要不就是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要不就是躺在床上嗑瓜子儿。在村里，别人家挽留客人在家吃饭都是说别走了，让娃儿他娘给做点儿好吃的。在我们家，这样的话都是母亲说。她说，你们别走了，我让程大头给你们做饭去。程大头是爹的诨号，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内疚和惭愧，大大方方。

母亲不光漂亮，还会说话，而父亲则口讷，见了熟人只是点点头，不大吭声。村人都夸赞母亲，却很少有人夸赞父亲，也许跟这有关。母亲长得漂亮，穿着也得体，可在家里却邋遢得要命。在女人每个月的那几个特殊日子，如果不是父亲给她往床上垫个小褥子，她每次都要把被单弄脏。那种纸也得父亲跟着收拾，不然准会扔得到处都是。

父亲后来到砖窑厂给人家拉砖，早晨吃饭出去，中午回来，还要给全家人做饭。母亲闲在那里看电视，也不动手，顶多动动嘴，指挥回来的父亲烧什么菜，做什么汤。父亲回来得晚了，我和姐姐已经放学，母亲就会给我们两块钱，让我们去买饼干。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还要母亲，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父亲不仅对母亲从无微词，还整天乐呵呵的。我们的亲戚们都说，父亲好脾气，母亲摊上父亲，也是有福哩。我却从没看出他们哪怕其中的一个人有福。我甚至预感，他们的婚姻走不到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两人却并没离婚的迹象，一直到姐姐出嫁，一直到我结婚。

我清楚记得，在为姐姐筹办嫁妆时，为一对暖水瓶，母亲让父亲反复往镇上商店跑了八趟。不是颜色不对，就是哪地方稍有瑕疵。父亲最后一趟回来，已经晚上十一点。他是叫开已经打烊的店门，到人家仓库调换的。父亲头发湿得一绺一绺，贴在额头，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路上来来回回奔波不算，我不知道口讷的父亲是怎么样跟人家一遍遍交涉的。在我结婚后的头几年，母亲仍旧跟从前一样养尊处优，使唤着父亲，还从不给他好气儿。父亲却也还是那样乐呵呵的，保持着在这个家族和亲戚里一个老好人的形象。这让我由衷佩服父亲，如果他改变形象，无疑会晚节不保，引起大家非议。结果，一场车祸将父亲定格在那里，让他永远成为这个家族和亲戚里男性朋友的楷模。

父亲是给人家送砖时，开着拖拉机冲进河里淹死的。父亲是那样顾家，他甚至在临死之前，为人家送了一趟砖之后，还偷偷拐回家，专门为家里的狼狗黑子送了一趟狗食。父亲开拖拉机多年，是个老把式，咋会冲进路边一条几米宽的小河沟里去呢？那条小河沟那样浅，平日都很少蓄水。所有得知父亲死讯的人都心存疑惑，可父亲还是死了。父亲的死给母亲打击很大，她一连许多天失魂落魄，精神恍惚。

在一个月后，我跟姐姐才从悲痛欲绝的母亲那里得知一个细节。在父亲死的那天，母亲检查了他买回来的狗粮，摸了摸，因为嫌太潮湿，曾大发雷霆，将父亲痛骂一通。

3

我们在孟家集的一个胡同里，找到了那家诊所。

那是一个五间房子的院落，大门口竖着灯箱，上面的字是“孟家集卫生所”。我跟母亲下了车，跟村人打听，这诊所大夫是不是孟现华，他们都点头称是。他们看看我，又看看母亲，问你们也是慕名来？孟大夫能治各种疑难杂症，治老寒腿更是一绝。我们朝他们笑笑，走进院子。我发现，五间堂屋的中堂改做了诊室，两边耳房还有厢房应该都是病室，挂了同样的帘子，还有同样形式的门牌号。有几个穿着白大褂子的年轻人在院子里走动，有的拖着治疗盘，有的脖子上挂着听诊器。

“你们来看病？”一个年轻人问。

“我们找孟大夫。”

我边说，边领着母亲往堂屋走。走上台階，看到门里一个比母亲年龄稍长的老人穿着白大褂，在桌子后坐着。母亲扯扯我衣服，低声说就是他，这人我还认识。

我们走进屋，见他正为一个患着妇科病的女人把脉。我们在那儿等他把完脉，开了药，送走病人，才把来意讲了。

我说着的时候，他就将目光从老花镜上扫过来，望着我，望着母亲。我看出他的表情挺严肃，眼睛很大，眼白上布满血丝。他听我们说完，嘴咂了咂，朝下撇撇。

“老孟，孟现华，你不认识我了？”母亲凑上一步，套近乎似的笑着说，“我是王凤花啊，你记不起来了？”

“我记不起来了。”孟现华耷拉下眼皮，把老花镜摘了，放在桌上，摆弄着手里的温度计。

“老孟，你忘了吗？那年男的有你，有刘文广，有钟文超，还有吕建德，女的有我，有魏小可。”母亲说。

“我记得刘文广，钟文超和吕建德，我们一起打牌，还一起打篮球，我不记得你们女的。”孟现华说。

“他们几个都干啥哩？”母亲问。

“刘文广后来考了大学，钟文超当兵去了，都不干医了，”孟现华说，“吕建德跟我一样，在吕屯开了个门诊部。”

“你咋会不记得？去邵庄给小学生打预防针，咱俩分一个组里哩。”母亲似乎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喘着气说。

“你找其他人吧，看他们记不记得。”他说。

我们又走了十多里，才到吕屯。到此为止，我们恰好走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吕屯不如孟家集大，只有百来口人。吕建德的诊所没有孟现华家那样气派，只是沿街两间房，外间摆着桌子药架。如果病人需要肌肉注射，或者躺下挂吊瓶，可以到里间，那里有张小床。吕建德个头矮，却结实，皮肤黝黑，一看就知道除了经营诊所，还是个做农活的好把式。

我们走进诊所，吕建德一眼就认出了母亲。他盯着母亲看了几秒，便大声叫出了她的名字。他撇开一个正在看病的男子，从桌子后面站起身，迎了出来。他扶母亲坐沙发上，又给我搬一把椅子。他三言两语打发走那个病人，在对面坐下。先是盯着母亲，感慨地说，老了，我们都老了。母亲笑笑说，几十年了，怎能不老？不老不活成了妖精？吕建德又端详着我的脸，跟母亲说，我那时候学赤脚医生，还没他大。说完这些，又说我像母亲，尤其是眉眼，跟年轻时的母亲一模一样。

吕建德显得那样热情，那样坦诚，那样随和。他很健谈，问了母亲这些年的境况，又问姐姐和我。他时不时抿抿嘴，点点头，或者摇摇头，以表示他的肯定、赞许或者失望。他说姐姐是个努力的孩子，说我也应该加倍努力。他表现得像是一个从小就熟悉我们的长辈。当我们提到遭遇车祸过早离去的父亲时，他眼圈儿忽然变得红红的，甚至转过身，用手绢擦了擦眼睛。像父亲不是他头一次听说的陌生男人，而是他一个老朋友，甚至亲兄弟。

“老吕，言归正传。”母亲拭干眼角的泪。

在母亲絮絮叨叨说明来意时，我不失时机把那张表格递给了老吕。老吕一边听，一边认真翻看，连前面附带的文件跟填表说明也仔细读了。我紧紧盯着，不知他会不会忽然翻脸，变得跟老孟一样。虽然，刚才我们聊得很好，像老朋友，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毕竟，那时他并不知道我们的来意，并不知道我们此行有求于他。

“这事儿简单啊，包我身上，”老吕“啪”地把表格拍桌上，“举手之劳，这个忙哪能不帮？”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吕竟然丝毫没难为我们，这么爽快就答应下来。为防止他反悔，我赶紧从公文包掏出签字笔，塞到他手里，并指给他位置。他接过笔，签完字，连同表格一块儿递给我。

“这又不是作伪证，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给学生们打过预防针，一起给老百姓发过打蛔虫的糖丸儿，一起去农民家里灭过苍蝇老鼠嘛！”吕建德说。

“就是，这些能忘？”母亲说，“孟现华竟然说没见过我，不记得我。”

“老孟小心眼儿，老孟还记仇。”吕建德哈哈一笑，“你忘了老孟约你看电影，你没去？”

他的话让母亲低下头，甚至有些脸红。

“那时候他喜欢你哩，你不知道？”吕建德是个直爽人，也不避讳我在场，跟母亲说，“你是大美人，喜欢你的可不止他一个。”

“你那时候也喜欢我母亲吧？”我开玩笑地问老吕。

母亲不好意思地扯扯我衣襟，打了一下我手。

我想，若不是我在场，他们谈话也许会更自由些，更深入些。我借口买烟，便踱了出去。从他们谈话的神色和内容，我能凭着想象补充并部分还原当时的情景。谁没经历过青春，谁的青春又没些故事呢？从母亲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珍视着这段记忆，并为能够回忆起它们而幸福。我能感觉出，当年，他们都喜欢母亲，包括老孟，甚至包括老吕。我还能感觉到，老吕肯定不是故事主角，如果是，我不会留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我是父亲的儿子，我要对父亲负责，虽然他已经死了。

我回来时，他们还在谈着什么。我故意不进屋，在院里远远站着，抽着烟。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看了看，又是一个陌生号码。我知道肯定还是孟梅。我差点儿当着他们的面儿暴跳如雷。我觉得，这神经病是想毁了我，毁了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直接按了关机键，把手机装进兜儿里，浑身还在发抖。

我又点着一支烟，平静了一会儿，才隐约听见两个老人的谈话。

“你真的不知道？不但我们几个，就连他都喜欢你哩。”老吕说。

“他？”母亲抬起头，“他那时也年轻，刚参加工作，还没结婚。”

“他那样身份的人，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想追求你，他跟人说，你对他表白了，你亲口对他说你喜欢他。”

“我知道这事儿。”母亲低着头，远远看不甚清，或许有些脸红。我想起来，母亲三十多岁就爱脸红，她脸一红很好看。

“他还请客了，在公社食堂里，摆了一桌。”吕建德说，“你在第二天却突然走了，不干赤脚医生了，是因为这事儿？”

“他不知道，那话让一个姑娘家多难为情哩？”母亲低头说。

“你离开就为这？”老吕惊讶地问。

母亲仍旧低着头，没有吭声。

“他请客时没有你，后来是谁告诉你的？是她不哩？她整天跟你在一起。”吕建德又说，“她比你有心眼儿呀，你看看后来，说不定人家早有那心思哩。”

他们交谈的时候，曾提到那么一两个人的名字，我都没有听清。有一些话，明显是怕院子里的我听见，故意不提名字。他们彼此心里自然明白，而我却一头雾水。从他们的谈话我还是得到一些有意思的信息。那就是，母亲当年应该曾向某个人表白过，至少那人自己是这样说的。这让许多小伙子心生醋意，其中包括孟现华，甚至也包括眼前的老吕。

那人是谁哩？不是老孟，不是老吕，那是前面母亲和老孟都提到的刘文广和钟文超？那一刻，我甚至突发奇想：那人会不会就是我的父亲？父亲从没学过赤脚医生，但那时在公社食堂做厨子，也未必没有机会见到母亲。他们的谈话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母亲，远远端详她，想象着她年轻时的样子。

这时，我才发现，家里竟然没有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連她跟父亲的一张结婚合影都没有。那时经济拮据，可大部分夫妻还是会有一张巴掌大的合影。

他们朝院子中徘徊的我瞅了两眼，就改变话题，转回到赤脚医生上来了。他们继续讨论寻找证人的事儿。在老吕作证以后，还需要再找两人。他们分别是母亲从前做村医的村子里的村干部，从前公社医务室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村干部好找，母亲做村医是在她娘家，她回到自己的娘家找个证人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后者，也就是原来在镇医院工作的那个证人。

我走进屋子，听到他们在谈论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母亲的闺密，跟她同时参加学习，同吃同住的魏小可。

“她退休了，在面粉厂住，我给你写个地址，你们可以去找她。”老吕说。

4

我一开始以为魏小可就是母亲要找的原公社卫生室的工作人员，我猜想她做了几年赤脚医生，后来肯定转正成了医院的正式工。在路上我还诧异，为什么她现在住在县面粉厂。面粉厂早就倒闭，已经卖掉，退休和下岗职工都住到了回迁房里。

我们一路往县城赶，母亲在车上几次悄悄掏出那个塑料金鱼，在手里摩挲。我想，如果真如母亲所说，这金鱼是件证物，或许跟下面要见的魏小可有关。这小东西，不就是女孩子们做的手工吗？

我开车走到半路，接到妻子电话，说有一个姑娘在我家楼道口转悠。

妻子说：“那个黑蛋来了，那个黑蛋到家里来找你呢，想跟你生孩子，赶快回来吧。”

妻子从前没见过孟梅，可从她的描述，我猜得出那就是孟梅。孟梅个头不高，皮肤黑黑的，有些婴儿肥。我拿着手机，嘴角吸着凉气，没有吭声。妻子愣一会儿，忽然在那头哈哈大笑起来。她因为孟梅那形象找到了自信，彻底消除了危机感。她笑声底气十足，歇斯底里。

我没有理会妻子，挂断电话，把这件事儿报告给了校长。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陷于怎样的苦恼，遭着怎样的罪。若不然，他们还以为我在偷着乐呢。常言不是说了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的语气里带出的怒气比现实中还要饱满几倍，我在话筒里简直肆无忌惮地咆哮起来。我咆哮就是为了向他证明，这一切不是我乐意的。我并没勾引她，是被动的，也是清白的，无辜的。我要让校长知道，我为他当牛做马，不但上下受气，还要忍受无端的骚扰。

我扔下手机，开车带着母亲找到魏小可的家，才知道她并非我们要找的人，我们要找的人其实是她丈夫。

母亲跟魏小可两人相认的情景乏善可陈，俗套得让我提不起讲述的兴趣。她们很快就认出彼此，然后抱头痛哭。魏小可的小区离我们的小区很近，两人都惊讶这些年竟没一次偶遇。当然，也许偶遇过，都没想到是对方。作为补偿，两人相约以后常联系，常见面。两人从大半个世纪前扯起，扯了一根长长的时间的线。这线交叉纷生，让她们自己也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整理思绪，然后又一次拍手哀叹。

这姐俩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进入正题，进入正题之后，没想到魏小可忽然像变了个人，怒气冲冲。

“他不是个人，不是个人！”魏小可愤愤地说，“我不让老吕给他联系，我告诉同学、熟人，任何人都不能跟他联系。”

“我不是要找人签字，也不会找他。”母亲说。“我当时干了几年赤脚医生，就转行了，工作是他给找的，在镇被服厂做衣服。如果我没转行，今天就可以给你作证。我从离了婚就没再去见过他。他还没死，听说病了。我们没有孩子，这是他的原因，他不生养。这倒是让他可以更加大胆地四处留情。不是留种，他没有种。他不用担心有女人会腆着大肚子来找他。”魏小可说。

我从她的话里，渐渐理出来了点儿头绪，母亲要找的那个卫生室的正式工作人员，其实是魏小可的丈夫，一个后来做了镇医院院长，并且四处留情的人。我暗自忖度，有了些职务的人，作风难免会乱一些，这也不足为奇。

“他后来从镇医院调到县精神病院，也把我从镇被服厂调到了县面粉厂。他当精神病院院长，他自己就是个精神病！他爱搞女人，这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搞女人，还四处卖弄，四处炫耀。那些女人，都是有求于他，他不知给人家办了多少事儿。有时候，还没沾上腥，八字没一撇，他就给别人炫耀。他啥样的都炫耀，弄得我倒成了狗也不是的女人。他这个神经病！我可以忍气吞声，他却连一点儿脸面都不给我留。这让人怎么受得了？”那女人说。

“他跟任何一個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许心里都在想着你。”母亲说。

“他不会想着我。”魏小可擤了下鼻涕，说，“但我知道他在想一个人。”

我静静地听着，觉得他们谈到的这个人应该是有一种怪癖，他不但喜欢通奸和偷情，而且喜欢大张旗鼓，甚至在此之前就宣传造势，跟现在的官员搞点啥工程或者上个啥项目一样儿。我想起马尔克斯的一部中篇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套用这个模式，他们谈论的这人应该是喜欢搞一些“事先张扬的偷情或通奸”。他也许没想过别人的感受，尤其是面前这位官太太的感受。男人在外面如此做派，她这个官太太情何以堪？

那女人絮絮叨叨，抽着鼻子，一边说一边取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那个风流院长的家庭住址。她写完，将纸条塞给母亲，不哭了，给我们倒水并劝我们吃水果。我跟母亲没吃水果，喝了点水。

“你那次走得突然，你走之前，”魏小可说，“他请人吃饭，还吹牛说……”

母亲没接她的茬，望了望我，说：“他负责我们那一期赤脚医生学习班，是老师哩。”

“他算啥狗屁老师？你走就对了，那时候你我都幼稚。”魏小可说完，长叹一声。

那天，母亲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魏小可没有留我们吃饭，临走送我们下楼。我朝车子快步走去，听到身后魏小可悄悄问母亲：

“那件事儿是谁告诉你的？”

我听到母亲说出了父亲的名字。

“他？”魏小可的声音透着惊讶。

“我不想提他。”母亲说。

“他是个好人，老实人。”魏小可说完这话，朝车里的我和母亲摆了摆手。

那天晚上，母亲回到家就病倒了。也许是一整天跟着我跑的地方太多，出了汗着了凉；也许是因为见了这么多旧人，情感波动大，第二天就发烧，出冷汗。我开车带她去了趟医院，拿了药，人家大夫让回家养病。我们原是说好第二天去找那人的，肯定去不成了。我怕母亲心里急，也就没再提。这样一来，竟然一下拖了十来天。最后，我不得不跟母亲提出，自己一个人去找那人试试看。母亲犹豫再三，最后同意了。

我拿着魏小可留给母亲的那张纸条，看到上面写的一行字，字迹清秀、干净。那名字是刘雪峰，字体大些；后面一行小字，是他住的小区名字和楼号楼层门牌号。临出门前，为了唤醒他的记忆，我悄悄拿了那条塑料金鱼。

我开车走到半路，接到一个电话，是学校打来的。学校终于给了我一个答复，对孟梅给予劝退处分。劝退就是保留学籍，把学生撵走，跟开除也差不多。我如释重负，在电话里对领导千恩万谢，并下决心做保证，以后一定把工作做得更好。我挂上电话，轻松得像是要飞起来。我连着哈哈大笑两声，大声说，这神经病走了，终于走了！这个好消息意味着：第一，我以后再也不会遭到她的纠缠；第二，事实还了我一个清白，还了我一个公道。我是被动的，被迫的，我是受害者！我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在单位做人了，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面对妻子、女儿和所有亲戚朋友了。

我到刘雪峰家之后，才知道他已经偏瘫了。给我开门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她自己介绍，是刘雪峰聘请的保姆。这样来说，刘雪峰在跟魏小可离婚之后，便再没结婚。刘雪峰半卧在床上，下巴流着哈喇子，身子在不停地哆嗦。他现在这个形象，跟魏小可讲述中的那个风流成性的精神病院院长差距实在太大了。我简单说明来意，望望他，不知他有没有听懂。他样子有些吓人，让我在脑中不得不努力做着一个判断：他是不是还活着。我很快得出结论，他还活着，他的眼珠还在动弹。那眼珠包着一层水，灰色，让人感觉柔软得如同蜗牛的腹足。

我说明来意，讲完在车上就想好的话，把衣兜里那条塑料金鱼拿了出来。我把它挑在手指上，跟小时候当玩具时一样，让它在空中摇晃着。我转过身去，看到床上那人在颤抖，同时，喉咙发出一种强烈的异常响动。

我惊奇地看着保姆跑上去，拿着痰盂，抓着卫生纸。我尴尬地站在那里，插不上手，看着保姆手脚麻利地收拾干净，又看着老人往后面的枕头靠了靠，大口喘气，额头上汗珠如豆粒子，半天才消停下来。

“程先生，大夫安排过，不能让他激动，要不你改天再来？”保姆犹豫着，跟一旁呆立着的我说。

我望着那个保姆，心想，她真是善良体贴。一个男人，如果要打算做个刘雪峰这样的风流痞子，最后弄得众叛亲离，真要提前给自己物色一个这样的好保姆。

我诧异着，手机又响了，还没来得及接，就没了声音。我拿出手机，看到那边是个陌生号码。我这次没有发怒，竟然莫名其妙有些怅然若失，有些说不上来的温柔感觉。我知道那是孟梅，却没有了从前那种张嘴就想骂她的冲动。我盯着手机，甚至默默念了一遍上面的号码，犹豫该不该存下来。孟梅走了，被学校劝退了，这个决定，是学校领导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做出的。孟梅的父母很开明，一开始就跟我道歉，说好话。他们都老实巴交，连句话都不会说。我盯着那号码，忽然有种想回拨过去的冲动。我站在那里，愣了几秒钟，那个号码发来一则短信：

“老师，我正在外出打工的火车上，谢谢你两年来的关心，我一生都会永远记着这段美好时光。”

我们走到客厅，女保姆忽然站住，说程先生等一等。我站在那里，看着她在客厅里翻箱倒柜。在一番找寻之后，不知她在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条跟我手中的金鱼一模一样的金鱼。

“你看怪不怪，程先生，”那个女保姆说，“他也一直保存着这样一条金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