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问题归谬

2016-03-03 13:53
许昌学院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应用型办学转型

高 心 湛

(许昌学院 发展规划处,河南 许昌 461000)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问题归谬

高 心 湛

(许昌学院 发展规划处,河南 许昌 461000)

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缓慢和迟滞;由于对转型发展缺乏以社会发展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宏观的系统的理论研究与社会考察,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不少偏离甚至违背正确方向的举措而亟待纠偏正误;促进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又好又快发展,需要政府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转型。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问题

2015年10月,教育部等三部委《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的发布表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由探索、讨论乃至争论,发展到重点推进阶段,同时也表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低下。综合近十年特别是近三年来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步履维艰的事实便不难发现,地方本科院校在走向“应用”的过程中,既有认识上的误区、实践中的差池,也有政府管理上的失当,亟需在认识上理清是非、去伪存真,在实践中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在管理上简政放权、回归本位。

当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政府主导之下,在扩招的普遍性和升格的冲动性共同作用之下,迅速由精英教育走进大众化并豪迈地向着普及化高歌猛进的时候,社会各界逐渐并普遍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其实主要是基于入学率的统计意义,而距离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高度协调与融合则相去甚远;高校发展与社会进步、毕业生素养与职业需求之间已然若即若离甚至渐行渐远,而地方本科院校特别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更是普遍存在发展方向与定位的偏离甚至错位的问题。追本溯源,其症结在于认识上的错讹。

其一,高低问题,即办学水平的评价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价,既没有加入国际通行的评价体系,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评价体系,国人对大学的评价主要依据两点,一是举办者——民办、市办、省办、国办,一是招生规格——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而上之。前者虽然会因其手中掌握的资源及其配给能力与水平的不同而对办学水平产生影响,但毫无疑问,学校的举办者与办学水平并不发生直接关联;后者虽与人才培养直接关联,但学校的升格条件并没有与社会需求和社会评价发生广泛和直接的联系。由此,提升学校规格便成为各方竞相搏取的唯一目标。这种目标和方向的唯一性,最终使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走上了一个自娱自乐式的封闭的单行道,出现了“自古华山一条路”,各家竞相抬身价的局面。在这一升格晋级的热潮中,办学水平的评价标准被严重地扭曲和简单化,人们常常忘记甚至是有意忽视高等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这种源于高教领域内部并进而影响波及全社会的评价方法,由于其从根本上不符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的需要,最终使高等教育特别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发展陷于困顿之中。而当这些高校试图通过改革去纾解困局时,却发现他们的学校几乎完全被这种偏狭的评价所俘获,几番努力之后,他们最终还是不能越雷池一步。

其二,大小问题,即学科和专业的范围问题。地方本科院校的建设和转型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学科和专业的建设问题也必将是一个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选择过程。一所大学建设水平的高与低、发展得快与慢等,与所举办学科和专业的多少并无根本性的联系。然而,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各类高校包括地方本科院校都把学科的多少和专业的众寡,当作评判一所高校发展的快与慢、好与差的标准。于是不顾社会需要,盲目追求学科专业大而全的局面出现了,不顾自身条件与能力,没有条件也要上的现象出现了。必须特别明确的是,学科和专业的多少,确实影响高校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如新兴学科特别是交叉学科的产生、兴起等,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盲目地、不恰当地将学科和专业的多少与学校的社会地位、自身发展前景等挂钩,以致于在面临转型发展,可能要对一些学科和专业进行压缩、改造、合并甚至是裁撤的时候,产生认知与行动上的严重对立,最终不得不将既有的一切全都披挂在身,拖着庞大臃肿的躯体,负重前行,去做披荆斩棘的新事业。

其三,学术问题,即科学和技术的地位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有两句先哲的话时常被拿来说明大学的本质或作为大学的定义,其一为蔡元培先生所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148。另一为梅贻琦先生所讲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讲中首次提出。载于《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大师”和“高深学问”成了大学的代名词,在“科教兴国”战略背景下,“科学”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大学的唯一终极目标,而与科学并列的“技术”则在林林总总、各色各样的评审、评估、评比中被人为地置于次要地位。在上述行为的惯性推动下,大学更是发展到轻视甚至是鄙视技术的地步,盲目和武断地认为,在大学里科学为上,技术为下,科学为源,技术为流,贵科学而贱技术。毫无疑问,这种认知既不符合过往的历史事实,也不适应当今时代对科学与技术的要求。在人类历史上,自科学诞生以来,既不存在科学与技术孰主孰次的问题,也不存在谁先谁后的结论,因为主次与先后的讨论,最终都会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圈。近代以降,其景尤甚。同时,对现当代产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繁荣来说,技术的发明与创新更是厥功至伟,技术对人类社会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因为没有任何异议完全不需要进行讨论。而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在于,在人们普遍明了技术在当今人类社会中的巨大而广泛的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并正快速走向普及化阶段、大学的人才培养现状与社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大学却仍抱残守缺,看技术为下品,视转型为危途。

如果说地方本科院校在走向应用型的路途上,因上述认识上的错误缺乏原动力而优柔寡断,步履蹒跚,甚至是裹足不前;那么在以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主力的转型实践中,则主要由于对转型发展缺乏以社会发展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宏观的系统的理论研究与社会考察,出现了种种偏离甚至违背正确方向的现象,亟待纠偏正误,以遏其萌。

其一,片面工科化。迄今为止,以专科学校为基础组建的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专业建设,几乎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尽速扩大学科专业建设范围,二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将专业建设与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工业化联系起来。特别是毕业生就业率被纳入高校的办学评价指标体系之后,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及其对生产一线技术与管理人员需求的宏大增量,便促使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学科专业建设聚焦工科。近年来,随着转型发展的推进,一部分学校在面向地方的过程中,不能全面认识和理解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涵,对社会需要的多样性估计不足,认识不清,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与特色等,缺乏清晰的了解和准确的判断;低估甚至忽视文科特别是应用文科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和重要地位,轻率、简单乃至粗暴地对待文科专业的去留存废,不顾自身和环境条件,片面发展工科专业,把建设独大独秀的工科专业作为学校的发展愿景。

其二,专业趋同化。与老牌的高水平大学相比,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在人才市场上的最大缺陷是不具有市场开发能力。这种先天不足,决定了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专业建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抄袭和模仿老本科院校的阶段,从专业名称、人才培养方案到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在外在形式上常常表现出和老本科院校专业建设的高度一致性。为解决这一问题,在上下共同努力推动下,近年来,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开始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专业建设之路并取得不俗的成绩,但由于专业建设的着眼点只是由全国转向地方,地域范围缩小了,而专业建设的基础和依据依然是社会需要、就业现状,省域经济甚至大区域经济建设,没有对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更深入更精细的分析、前瞻和预判,于是在应用型这一层面上,再度出现了专业建设趋同化的现象。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实施分类管理的情势下,可以预见的是,虽千校一面不再,但确有百校一面之忧。

其三,弱人文化。专业建设的特性,决定了不同学科专业建设在形式上、内容上的不同。在专业建设过程中需要紧密结合各专业实际,依据各专业的不同需求,全面从事专业教学基本建设。然而这种不同,不仅没有在实际工作中依据专业特性予以凸显,反而由于理工科专业建设的紧迫性和可量化,被人为地忽视和削弱。突出的表现便是在学校有限的人财物的分配上,严重不均衡现象的普遍存在,其中文科专业的投入严重不足最为突出。非惟如此,在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前提下,片面强调受教育者的技术技能方面知识与能力的获取和养成,而对养成健全人格缺乏深刻认识,人文课程资源严重不足,挤占压减人文课程课时现象普遍存在,人文素质课程的内容与形式缺乏根本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对洗礼灵魂、升华思想、保护良知、发展个性、培育正气等具有源泉意义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建设重视不够,投入不足。

其四,培养面向单一化。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是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其核心是应用,其基本点是技术和技能。在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中,从学校定位的应用型,到人才培养的应用型,是一以贯之、有机联系的;在应用的前提下,技术和技能具有最为突出的支撑作用,或具有最为明显的代表性特征,应用与技术技能之间的关系,既不能颠倒,也不能互换。质言之,技术和技能既非应用型的全部,亦非应用型人才的全部。应用型人才之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全面而丰富的,涉及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在终身教育的时代,受教育者对应用型的教育资源和产品的需要,同样也是全面而丰富的,涉及到全部既有和潜在的受教育者,也涉及到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受教育者。只有正确全面认识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责使命,才不至于将人才培养局限在为生产一线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田地,也不会仅仅以传统的技术技能的概念去翻模出自以为是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其五,人才培养岗位化。对于职业教育而言,中国高教界对职业院校和普通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一直都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即职业教育面向岗位,而普通本科院校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则面向行业。近十余年来,职业教育由于定位准确、方向明确、途径正确而快速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虽定位明确,但因方向飘浮不定、路径方法模糊不清而发展维艰,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职业院校之间,如何确立符合自己本质属性的专业体系、人才培养模式体系、课程体系和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等应用型大学的核心构成建设,既没有任务书,也没有路线图、时间表。在认识到不能跟在老本科高校后东施效颦般地自我发展时,应用型本科院校便又积极主动地将目光投向职业教育,希望通过兼采两家之长,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才培养之路。然而,当这些学校走向应用型、提高实践教学的占比、走进企业的时候,发现企业能够提供给学生的只是某个具体岗位,实习生往往要在这个岗位上度过整个漫长的实习期。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学生基本上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接受,要么退出。随着此种情形的持续发展,倒逼学校对既有培养方案进行调整,从而使人才培养定位向岗位化异动。

其六,转型政绩化。近年来,随着国家到各省级转型发展试点校、示范校的次第遴选,转型发展工作的全面推进,各项鼓励政策和促进措施的密集出台,许多地方本科院校已经敏感地触碰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这个历史性拐点,明确感到新的大潮般发展机遇的到来,他们积极面对,抢抓机遇,勇立潮头,借势发展,短时期内使学校的转型发展工作出现显著进步。但同时也有一些学校,对转型发展的认识,既无广度,也无深度,转型发展的举措更是虚实皆无,两眼只是紧盯转型发展的政策红利,希冀通过“新瓶装旧酒”的方法,仅仅挑起一面转型的旗帜,就可以获得多种实实在在的利益,把转型发展仅看作一种政绩,而不是一种神圣的使命,一旦利益到手,便依然故我。这种转型政绩化虽属个别现象,却是需要严加防范的。实践将证明,所有形似而神不备的所谓转型发展,不仅贻误学校自身的发展良机,而且容易混淆视听,给整个转型发展工作带来诸多阻遏。

部分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并不意味着这些学校既往办学的失败,而是现实中国与未来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年的象牙塔已经在将来要投身到社会各个层面、各行各业的数以千万计的在校生面前轰然倒塌。生源的多元化和就业的多样化,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必须破解的基本课题。上述认识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既与学校有关,更与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的管理体制、机制密切相关,地方本科院校的改革,不是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由于主办者、管理者的原因,它们往往不能越雷池一步。

其一,市场中的越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提出,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在人力资源或人才市场方面,政府的“有形之手”在同市场的“无形之手”的博弈中失败的间接宣示,是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成效不彰的明证。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国际贸易国,市场早已在配置社会资源中发挥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高等学校作为人力资源要素中的重要输出地,其办学权来自政府授权,其办学活动要经政府的“授权审批”,其办学资源(包括显性和隐性)由政府掌控和分配,于是大学的诸多建设,特别是学科和专业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推行和实施的,带有明显的“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特点,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所显露出来的规范性、导向性以及由此获得的丰厚资源,使其所隐含的标准成为大学建设模式选择和建构的参照系。高校成为接受政府委托和授权、开展教育活动和办学活动的“被委托人”和“代理人”,而不是面向市场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是以它们普遍地面向政府办学,而不是面向社会和市场办学。管教育的政府成为实际上的办学者,而真正的办学者则成为政府办学的执行者,加之法制建设的滞后,使这二者都不对自己的办学行为负责,高等教育不能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便成为必然。所以,转型发展的实质即是要用市场化的逻辑解决学校不能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而转型发展的核心要义则包括以下两点:一是要使高校成为名副其实的面向市场依法办学的法人实体,二是要让市场竞争机制在高校的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

其二,治理中的错位。市场的核心要义在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的精髓在法治。如果政府不仅可以决定院校设置、学校治理结构,还在学科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招生计划等方面具有不容置喙的绝对权力,并且能够通过拨款制度、招生考试制度、资源分配办法等去不断强化自己行政决策执行力,却要一部分高校勇敢地走向市场,要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市场的需求,便无异于缘木求鱼。在相当程度上,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中的无法可依,甚至是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现象还不绝如缕的情况下,又有几个转型的学校能够真正走向市场,又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转型发展不会中途夭折。因此,政府需要确立从高等教育管理走向高等教育治理的现代政府观念,从自身做起,义无反顾地将“办大学”的职权还给高校。当然,政府作为高等学校的主办者退出对高等教育的直接管理,并不意味着对高等教育撒手不管、放任自流,而是需要奉行“积极的不干预主义”策略,即以积极态度坚持依靠市场自动调节,以求得高等教育的稳定和增长;但当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失灵,不能正常运转,并且影响到公众的利益时,则要进行必要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它是否能为市场的正常运作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如自由竞争不可或缺的“游戏规则”,改善投资、办学环境所必需的交通、通讯等“硬件”设施,培训、咨询及服务质量、效率等“软件”措施等等。在当前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最主要、最急迫的莫过于将高校逐步引导到市场竞争环境中,用市场竞争而不是强制性和保护性政策来促使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其三,协同中的缺位。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大学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2]。而要实现这种多主体参与的合作管理、共同管理,在当前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下,政府不仅要做到不越位、不错位,归还办学自主权并从法律上约束各级政府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不当把持和剥夺[3],而且还要在协调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方面,做到不缺位。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对社会管理过多过细,社会的自主性活动空间受到政府的挤压而过于狭窄,最终导致了当前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严重不足。当前,政府在协同转型发展中的缺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以促进转型发展为目的,提高企业参与度方面纸上谈兵。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在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而转型的最大难堪也莫过于产业和企业对高校热情的冷处理,行业企业参与高校治理与建设的热情不高。各级政府应当在自身的职权范围内,通过法律的、行政的途径,为行业企业参与合作育人提供法律、法规和机制保障以及激励措施,如法律义务、税收减免等,使企业能够、愿意并最终乐于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中来。但截至目前,此项工作并无任何实质性进展。二是在以转型高校治理现代化为目标,鼓励、支持和培育具有专业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方面拖泥带水。各级政府本应大力支持和引导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设立,并根据转型发展的地方高校实际,紧盯行业发展和社会需求,构建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评价指标体系,积极参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教育行政部门仍然直接或间接地扮演着评估的操作者而非教育评价的监管者的角色。三是在构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过程中,解疑释惑、舆论宣传工作力度不够。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存在的“政府推而不动、行业合而不作、学校转而不变、教师改而无效”的现象[4],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学校、教师和行业企业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模糊、疑虑重重,则无疑是一种普遍现象。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没有有效协同国家主流智库、专家学者、主流媒体等,以扎实的理论依据、翔实的数据分析、细密稳妥的方式方法,厘清各种错误观念,明了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引导社会、高校走出地方性就是低质量、应用型就是低水平的认识误区[5],没有在认识的高度和思想的深度上真正激发相关各界推动转型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总之,启动政府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型,是促进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1] 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周光礼.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现状、问题与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14(9):16-25.

[3] 王者鹤.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基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15(4):53-59.

[4] 曲殿彬,赵玉石.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问题与应对[J].中国高等教育,2014(12):25-28.

[5] 刘振天.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与高等教育认识论及方法论诉求[J].中国高教研究,2014(6):11-17.

责任编辑:赵继红

Fallacy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Local Colleges

GAO Xin-zhan

(Development & planning Department,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461000, China)

Wrong understandings led to slow and sluggish development of local colleges in transition. Also, for there is a lack of the macro system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with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s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and the goal, in practical work there have already been many measures deviating from or even violating the right direction, all of which require urgent correction. Therefore,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sound and rapid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colleges need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transformation.

local college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blems

2016-04-22

2015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战略研究”(2015BJY002);2015年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河南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研究”(2015JKGHZDZB-13)。

高心湛(1963—),男,河南长葛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和高等教育研究。

G642

A

1671-9824(2016)04-01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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