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幸福的人学维度

□李红梅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马克思研究幸福的人学维度

□李红梅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马克思研究幸福的人学维度在于：以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平等、人的发展理论为基础，站在现实的人的起点上，以人的应有、人的现有、人的现有的扬弃这一线索描绘人类应有的幸福图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悲惨命运，探寻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实现路径。其现实性、实践性和批判性原则为幸福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以人为本”指明了现实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幸福；人学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3.003

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标、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1］（P5）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性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肆意扭曲和摧残，面对人们对自由、解放和幸福的渴求，马克思诉诸实践，将其一生致力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形成了实践人学，实现了人学范式由理论转向实践的革命。马克思实践人学把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和目的，其对人的异化的扬弃、人的本性的复归、人的解放的实现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幸福的达至路径。故此，将马克思对人的幸福的研究置于人学之维，以人学理论为基础，以现实的人为起点，以人的应有、现有、现有的扬弃为线索，是通向幸福王国的必由之路。

1　马克思研究幸福的人学理论支撑

1.1人的本质与幸福

对人的本质的揭示是探讨和认识幸福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阐释有以下几点：其一，人是社会的人。“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2］（P684）“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135）马克思不是孤立地研究人，而是将人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中，也只有在社会关系中，人们才能获得幸福。其二，人是能动的人。马克思以其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和扬弃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提出世界是能够被认识和改造的，也正是人的这种能动性决定了人能够不断征服和改造自然界为自我服务。其三，人是发展的人。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的变迁，即人是“发展的人”，进而有获取幸福的可能性。

1.2人的需要与幸福

需要与人类共始终。幸福实质上就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达到完满程度后深刻而持久的心理体验。马克思用大量篇幅论述了需要，认为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并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人的肉体存在需要、人的社会存在需要和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人的肉体存在需要主要是指人的生理需要，如吃、穿、住等。人的社会需要是更为根本的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包括人的平等交往、相互尊重的需要，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幸福的原因就是其需要本性和生活状况相矛盾，因而人的需要的满足过程就是获得幸福的过程。但并不是所有需要都是合理的，只有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才是可以满足的。进而，马克思提出，要满足人的合理需要，既要满足人生存的需要，也要充分肯定人的享受需要的合理性，资本主义压制“工人的任何奢侈”、剥夺穷人的审美能力都只会增加工人的痛苦。

1.3人的价值与幸福

人的价值问题主要探讨的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人的生活使命。人作为一定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劳动者，必然包含着客体属性、功能和与主体需要之间满足或不满足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价值关系。价值关系通俗地说就是意义和作用关系。人主要是通过他的劳动向社会贡献物质或精神财富，以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要。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越大，他的价值就越大。马克思十分关注人的价值，即人怎样表现自己的价值，使自己的一生成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一生。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提出，一个人决不应该仅仅为了获得个人谋生的手段来选择职业，而选择职业时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正因为个人价值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不仅仅要为自己的幸福而奋斗，也要为人类幸福而奋斗，只有每个人自觉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价值，个人和人类的幸福才能实现。

1.4人的平等与幸福

平等是人的权利的一种。据马克思的人学观点，人的平等包括人自身素质的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平等。人和人平等是人的“应有权利”，但马克思看到，在阶级社会里，人和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这是人的“实有权利”。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应有权利”和“实有权利”往往陷于矛盾状态。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阶级鼓吹人人平等、所有人的平等，但实质上是超阶级的、抽象的平等，只不过是资本特权和金钱特权的表象。马克思反对这种抽象的平等理论，认为“抽象的平等理论，即使在今天及在今后较长的时期里，也是荒谬的。”［4］（P670）马克思还看到，追求幸福也是人的平等权利的一种，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理想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一般说来多些，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5］（P245）因而，现实的人的现实平等既是人的幸福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幸福的一种。

1.5人的发展与幸福

人的发展问题贯穿于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始终，他用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诠释了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首先指出人是类存在物，而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就是人的类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发展就是劳动和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接着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无不现实地表现在具体社会关系变革中，因而，人的发展就是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还指出，人是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发展就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发展，是在人的各种素质总和作用的基础上的个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经常为满足最迫切的生存需要进行斗争，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而剥削、压迫工人的资本家也得不到全面发展，“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6］（P317）在人没有自由、独立和个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是不可能发展的，而人得不到发展就得不到幸福。更有甚者，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人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片面性和工具性特征，这种“畸形”发展对人的幸福的获得不仅起不到促进作用，反而限制人对幸福的追求和获得。因此，马克思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探讨个人发展途径，寻求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方法。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7］（P318）“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失”；［8］（P516）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9］（P649）

2　马克思研究幸福的人学起点

从小生活在特利尔的马克思深受法国革命，尤其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影响，又因其父亲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敬仰之情的感染，马克思的思想便顺理成章地从思考人的问题开始。马克思有关人的思想的最初要素是人的幸福和自由。在中学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认为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是最幸福的人，他用“高尚”、“完美”、“伟大”“理想”来形容这种人，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这种人的崇拜和敬仰，可见，他把人类的幸福和自我完善看成是一致的人道主义理想目标。此后，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原子自由偏斜运动进行了论证和赞许，主张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实际上提出了“人的本质上应当是自由的”这一原则。《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坚持这一原则，探讨了出版自由及劳动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自由或平等问题，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并引用塔西佗的话“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刻。”［10］（P31）由此，说明了自由和幸福的一致性。

然而，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者多把人理解为理性存在物，费尔巴哈作为第一个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的思想家，［11］（P48）批判了其理想性和抽象性及其对人的实存幸福的忽视，主张从抽象的理性回到实在的自然，从幻想的理性王国回到实在的感性人间，把人看成一个由肉体、血液、人格、感情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把人的自然性还给人。由此，费尔巴哈创立了他的人本主义哲学。人本主义提倡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世俗的幸福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对人类幸福的追求，与马克思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人生理想不谋而合，加之人道主义者在人的理解上的缺陷，马克思开启了信仰和崇拜费尔巴哈哲学之路。从《德法年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期间，马克思主要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基础，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理解和论述人，并提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2］（P46）的命题。由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心主义局限，马克思的这一命题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色彩。虽然费尔巴哈也探讨幸福，但将“类”这个脱离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抽象物作为人的本质，使得人的一切痛苦和不幸都根源于人和自然界以及人与人的分离之中，此时的人便仅仅是感受着欢乐和痛苦，希望与悲哀的生物学的人，这种人是不能真正获得幸福的，因而，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研究幸福，注定摆脱不了黯然伤神的命运。

马克思也感觉到“价值批判和科学说明”之间的矛盾，即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来批判非人道现象有一定依据，但由此来说明社会现实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马克思试图从经济学上寻求一条说明现实社会的道路。在该文的末尾，马克思提出“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13］（P102）这一问题在文章中已经得到初步回答，即在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和本质中去寻找。在接下来的研究中，马克思则逐步转变思维方式，继续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进行公开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批判的纲领性意见，提出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P135)的命题。接着，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提出“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的命题。至此，马克思与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彻底“清算”，转而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人的三次命题的完成，表明马克思所关心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在变革世界的过程中变革人本身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因而，马克思研究人类幸福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着眼于人的本质的实现和现实幸福的获得。

3　马克思研究幸福的人学线索

站在现实的人的出发点上，马克思以人的应有、人的现有、人的现有的扬弃这一线索描绘了人类应有的幸福图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悲惨命运，进而探寻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实现路径。

3.1人的应有

人的应有，是马克思对人和社会现实及其规律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理想图景，表现了人类对自身和社会进步的渴望，是人类自身的内在要求。理想和图景具有引导的力量，早在中学考试拉丁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中，马克思就对理想的时代作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异性受到了损害或者被破坏了，同时，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无度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可能称为幸福的时代。”［15］（P825）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去从事伟大的事业，使敌人感到惧怕，并号召贵族与平民之间展开良好的竞赛，那么奥古斯都所确立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符合他那个时代的国家。”“因为，如果百姓都柔顺亲密，讲究文明风尚，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了，那么统治者倒会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16］（P826）继而在其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又指出，“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17］（P7）那么，怎样的人才是完美的、幸福的人呢？马克思提出“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18］（P7）因而，他给自己定下人生的目标，即“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19］(P7

到了《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清楚地表达了自由这一人的理想，认为这个理想“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真理”。但此时对自由理想的理解还具有唯心主义因素，当马克思投身到实际斗争以后，便执着地为争取自由理想而斗争：争取出版自由和精神自由，用“矛头”和“斧子”为自由而战。由此可见，马克思一生关心人应该是什么、人能够是什么、人将是什么等有关人的问题，把幸福和自由看成人类应有的伟大理想和美好图景，并忠实于自己选定的人类理想，为此而战。［20］（P102-103）

3.2人的现有

马克思对人的现有状况的了解是从他就职于《莱茵报》开始的。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为了堵住进步人士的嘴，落后、顽固的普鲁士政府实行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竭力控制言论和出版自由。政府当局所谓的“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顺的探讨”，实际上是给人们的言论自由套上了锁链。作为最先进的莱茵省议会，实质上是不同等级为了各自利益而进行论战，因而，贵族势力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议会也成了冒充民意的摆设。普鲁士人民大众的生活也非常贫苦，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农民不得不上山捡枯枝败叶，而政府为了把森林、土地和公共用地变成私有财产，以农民盗窃林木为名，把贫苦大众告上法庭。按照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林木盗窃法，未经土地和林木所有者允许而伐木甚至捡枯枝的，都被判成了盗窃罪。马克思醒悟，所谓的林木盗窃法，实际上就是私有者的私人利益。普鲁士国家与黑格尔所颂扬的理想国家是完全相背离的。自私自利的林木所有者，正是要通过林木盗窃法，使国家机关成为他们的耳、目、手、足，“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中的人们是不可能幸福的，他们所拥有的是无限的贫困。而政府对此是视而不见的，即使个别官员发现了贫困，也只会在“治理范围之外”去找原因，因而造成人民大众悲惨生活状况的不是个别官员，而是整个黑暗的社会专制制度。

马克思负责的《莱茵报》被查封后，他深深感受到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的艰难，因而转向法国。在那里，马克思逐渐认识到黑格尔“国家制度创造人民”的错误性，并指出是人民创造了国家制度，是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因而，“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1］（P10）“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他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22］（P15）同时，马克思看到仅仅谈论政治解放是不够的，因为由于私有制的存在，通过政治解放而获得的自由首先是资产者任意处置其私有财产的自由，而实际的不平等和压迫仍然存在，因而必须实现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在巴黎结识了来自己世界各地的流亡者，并和当地工人建立了秘密联系，深入到当地生产实践中去考察人尤其是工人的生存状态。此时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造成了劳动本身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本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成了外在于人的强制性活动，劳动者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因而工人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劳动与劳动者相异化导致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相异化，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与劳动者相对立，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占有的产品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这两个异化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异化。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这种类本质通过改造自然界创造物质产品而得到确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不能确证自己的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自己类本质的人。以上三种异化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相异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由此产生，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压榨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从揭示市民社会的地位，认识实现人类解放的决定性意义，到发现异化的秘密，马克思看到，在资产阶级社会，贫苦大众美好的应有生活与悲惨的现有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工人阶级幸福而自由的生活图景仅仅是一个幻想。

3.3人的现有的扬弃

工人阶级恶劣的生存困境震撼了马克思，更坚定了他为拯救无产阶级而努力奋斗的决心。从此，马克思将一生奉献给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的幸福事业。

在马克思的世界里，对人的现有的扬弃要消灭异化。从分析劳动的异化到发现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过程中，马克思窥见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根源，又是其结果。因而，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和对异化劳动的消解是人获得自身幸福的前提和方式。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人把自己的感性活动、把一切“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人全部占有了自己的整个生命，占有了自己的全部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便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幸福思想的真实意蕴。马克思立足于社会物质生产，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前提，具体而深刻地阐述了消灭异化的问题，进一步指出，只有生产力得到普遍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世界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正是消灭了现存剥削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得以发生的前提。［23］（P39）也只有拥有了这个前提，物质产品才能极大地丰富，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从而为消灭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创造物质前提。

消灭私有制和异化仅仅拥有物质条件还不够，还需要不断壮大的、占人类大多数的世界无产阶级队伍同资本主义旧社会做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聚集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和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巨大社会力量。马克思非常重视斗争在幸福的获得中的重要作用，少年马克思就在自述诗中初显“迎着风暴走，顶着战斗上”的斗争意识；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继续表达了他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豪情；《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又在政治斗争中发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从而实现了思想的伟大转变；其后，在回答女儿的20个问题中，马克思把斗争作为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可见，斗争对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斗争分为生产斗争、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等，而马克思认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斗争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4］（P272）他认识到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状态下人们是毫无幸福可言的。因此，人们只有从剥削状态下解放出来才有获得幸福的可能。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无产阶级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而哲学找到了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如此，无产阶级就可以拿起哲学武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有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从而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摆脱被压迫的境地，获得自由幸福的生活。马克思曾庄严宣告，“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5］（P10）否则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只是一句空话。他指出，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26］（P318-319）马克思还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分工带来了私有制，人与人的关系根本的是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最后的斗争”，它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全人类的幸福。故此，在马克思视野里，无产阶级是实现全人类幸福的主体力量，而最终达至幸福彼岸的是进行无产阶级斗争。

4　马克思以人学维度研究幸福的双重意义

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研究幸福的人学维度，有着双重意义。

其一，马克思彻底颠覆人道史观抽象、孤立地理解人的方法，把人置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予以考量，其研究人学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研究幸福提供了新的视角。现实性原则是马克思在人学方面不同于，或者说超越于前人的地方。他把人从抽象中解放出来，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研究人的生产劳动、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社会性、历史地变化着的人性等，第一次破译了无数哲人不懈探求的“斯芬克斯之谜”，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科学解释，为人们获取幸福奠定了现实基础。［27］（P165）此外，实践性原则把人们从书斋中呼唤出来，强调人的劳动实践的能动作用，为人们获得幸福提供了可能。批判性原则把人从压迫和剥削中唤醒，呼吁人们联合起来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整个无产阶级通向幸福之路指明了方向。

其二，就当下中国人民的幸福问题来说，“以人为本”是其中重要的价值原则。“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们党执政的理念，也是实现人民幸福和国家幸福的法宝。但是，由于“以人为本”理论本身的不甚成熟，便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空想”的缺陷，使得幸福的实现陷入虚幻。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为“以人为本”提供了哲学支撑和学理支持，使其在理论上不至于陷入空洞。马克思以现实性和实践性原则研究人学，是人学史上革命性的一步，其中最关键的革命是实现了人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二元对立向辩证统一的转换。西方人学将人的“手段”与“目的”这两个价值截然分开，认为“要把人当作目的看待，绝不要把人当作手段使用”，［28］（P317）这种片面强调人的目的性的观点看似是对人的关照，实则是把自己当作目的，把他人和社会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是资产阶级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的表现。马克思人学革命超越了对人的价值的片面认识，认为人是目的和工具的统一，找到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现实道路，使得“以人为本”从空想变为科学和现实，为人类克服重重困境，最终走向幸福王国提供了信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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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宏兰

作者简介：李红梅（1986－），女，湖北宜昌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3-0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