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宰相李吉甫之政治功业与应用文书写

曲景毅

(1.南洋理工大学 中文系，新加坡　637332；2.哈佛大学 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美国 波士顿　02138)



中唐宰相李吉甫之政治功业与应用文书写

曲景毅1，2

(1.南洋理工大学 中文系，新加坡637332；2.哈佛大学 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美国 波士顿02138)

李吉甫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其应用文书写亦值得称道，被李商隐称作宪宗朝之“大手笔”作家，可惜学界殊少关注。文章以政治与文学的互动为视角，阐释李吉甫之政治功业与文学书写。吉甫志灭强蕃、改革弊政，以片言移人主意，充分显示出其儒者品格与革新精神，其经世用心反映到应用文创作中则语言简洁，平实通达，文笔具有史家笔法，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吉甫与中唐多位文臣交游密切，引荐士大夫、拔擢文人学士，对中唐政治文化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李吉甫；应用文；政治文化；中唐

李吉甫(758-814)，字弘宪，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其父李栖筠有远度，庄重寡言，能文章，善书法，不妄交游，常衮在《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中称其“其学博而精，其文简而当。明以辨政，居官可纪，秩更三署，名重一时”[1]413：4231，官至御史大夫。吉甫少好学，能属文，明练典故，“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衷，时多称之”[2]148：3992，颇受宰相李泌、窦参推重。宪宗即位，李吉甫为考功员功郎、知制诰，不久又入为翰林学士，转中书舍人，元和二年、六年两度拜相。始当国，“经综政事，众职咸治”[3]146：4743，再辅政，稍修怨，然总体上“畏慎奉法，不忮害，顾大体”[3]146：4744，深受宪宗宠信。在政治功业之外，吉甫之文学辞章事业亦颇为可观，可惜学界殊少关注。他曾为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著述颇为丰富，有文集二十卷，编有《古今文集略》二十卷、集唐人表章笺启露布等为《类表》五十卷(亦名《表启集》)、集梁陈迄唐开元歌诗三百二十首为《丽则集》五卷、《国朝哀策文》四卷、《梁大同古铭记》一卷，可见其文学素养，并注意文集的编纂。李商隐《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谈及历代“大手笔”作家时云“至于宪祖则有臣祢庙曰忠公”，祢庙即李德裕先父李吉甫，称其为宪宗朝的“大手笔”作家*按：从六朝至今，“大手笔”这一称呼由来已久。“大手笔”一词语出《晋书·王珣传》，最初是指有学识、有文采、为皇帝赏识的文章家代表国家或皇帝本人草拟的哀册谥议、文檄军书、诏诰制敕类朝廷公文，鲜明表现出为王者代言的特征。由于撰写这类公文的文章家多数是以文章著称，即他们不但擅长公文写作，也长于创作墓志、碑文、行状、赋等较有文学色彩的文章，所以“大手笔”逐渐地扩展指称善属文的文章家，并进而由专写文章延伸到各种文学样式兼擅且成就卓荦的文学大家。在唐代，被史书或时人称作“大手笔”作家的有陈叔达、颜师古、岑文本、崔行功、李怀俨、苏瓌、李峤、崔融、张说、苏颋、常衮、李吉甫、李德裕、令狐楚、韩愈、皇甫湜等16人，不同时期皆有以“大手笔”而著称者，真可谓是一代有一代之“大手笔”。可参见曲景毅：《唐代“大手笔”作家考论》，台湾《辅仁国文学报》，第32期(2011)，第75-103页；曲景毅：《唐代“大手笔”作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318-330页。按：关于李吉甫被称作“大手笔”作家，这里需要作点说明。李商隐《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记述历代“大手笔”作家时，是引述唐武宗和李德裕的对话，李德裕称“玄宗有臣曰说，曰瓌”，这里“瓌”应为“颋”，考《旧唐书·苏瓌传》苏瓌于睿宗景云元年(710)十一月即卒，何谈其为玄宗时的“大手笔”？李德裕如此推崇苏瓌为“大手笔”作家恐怕是把其子苏颋的殊荣加诸在其父名上，这样他就可以推崇其父李吉甫。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时引牛僧孺讥讽德裕溢美其父事云：“李太尉德裕会昌中以恩撰元和朝实录四十篇，溢美其父吉甫为相事，公(牛僧孺)上言曰：‘人君惟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实录》皆当时名士目书事实，今不信，而信德裕后三十年自名父功众所不知者而书之，此若垂后，谁信史？’”又按：苏瓌是有吏能的，景云初对于朝廷制度的恢复起到一定的作用，史称其“明晓法令，多识台省旧章，一朝格式，皆所删正”，在地方和中央为宦均有声名，《新唐书·苏瓌传》称“瓌治州考课常最，为宰相，陈当世病利甚多”。苏瓌谥号“文贞”，说明其生前能文，撰有《中枢龟镜》(又称《中枢龟鉴》)一卷，值得注意，参见王齐洲《苏瓌〈中枢龟鉴〉初探》一文的相关论述，《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因此，苏瓌与李吉甫被称作“大手笔”作家是与其子苏颋、李德裕的政治与文学分不开的，称他们为“大手笔”作家需要审慎对待。。本文以政治与文学的互动为视角，阐释李吉甫之政治功业与应用文书写，从中领会其经世用心。

一、志灭强藩

藩镇问题是唐代后期的主要祸患，肃宗、代宗过于优容，德宗初继位尚有讨伐之心，然建元四年发生兵乱，大臣杜黄裳称其“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4]213:7627。

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均“尤精藩职”(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在行政作风、政治态度、为人处世、道德文章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传承性。赞皇李氏，乃政治上的务实派。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李氏为北朝数百年以来的显著士族，实可代表唐代士大夫中主要的一个派别，是以经术礼法为“家学门风”的“山东旧族”[5]70-86。“吉甫性聪敏，详练物务，自员外郎出官，留滞江淮十五余年，备详闾里疾苦”[2]148:3998，任淮南节度使及各地刺史时对人民疾苦切身体察，为政时务实为民，在朝为相时，针对当时藩镇贪恣，予以坚决弹压，以法度裁制藩镇，使属郡刺史自为政，限制藩镇势力，振举朝纲。

吉甫所精研者，纯为经世致用之学。他认为安邦定国，舆地之学最为重要。他一生志灭强藩，对舆地之学的情有独钟，亦是为其政治器业服务的。元和二年，吉甫上《元和国计簿》十卷，元和八年进所撰《元和郡国图》、《六代略》、《十道州郡图》等，其《元和郡县图志序》云：“汉祖入关，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萧何收秦图书。高祖所以知山川厄塞，户口虚实。厥后受命汜水，定都洛阳，留侯演委辂之谋，田肯贺入关之策。事关兴替，理切安危。举斯而言，断可识矣。”[1]512：5205笔者认为宪宗时的元和中兴和武宗时的会昌中兴，都深赖此书指引。吉甫具有很强的恢复中央集权的愿望，以为“方镇之权杀，而朝廷之威令可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中兴三十年而来，兵未战者，患在将帅以养寇自重，纵敌藩身”(《右龙武统军张伯仪谥议》)。

《唐会要》卷五三《杂录》云：“国以民为本，亲民之任，莫先牧宰，能否实系一方。”又云：“末世命官，多轻外任，选授之际，意涉沙汰，委以藩部，自然非才。”元和二年，吉甫首次为相，鉴于当时藩镇贪恣与专权，为削弱节度使权力，提高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建议令藩镇所属州郡刺史可自为政，不必听命于节度使或观察史，并由朝廷派出郎吏为刺史，加重刺史的权任。他主张对平浙西节度使李锜的擅命专权采取坚决处置，并迅速平定，功封赞皇县侯，徙赵国公。为相岁余，功绩卓著，史称：“德宗以来，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易地者。吉甫为相年余，凡易三十六镇，殿最分明。”[3]146：4740此传文虽可能略有夸张*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十四云：“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拜相，明年九月出镇，其时魏博则田季安，恒冀则王士真，卢龙则刘济，淄青则李师道，淮西则吴少诚，沧景则程权，易定则张茂昭，汴宋则韩弘，泽潞则卢从史，陈许则刘昌裔，河东则严绶，凤翔陇右则李鄘，东川则严砺，俱未从节。所更代者，不过河中、邠宁、西川诸近镇而已，恐未必有三十六镇之多。传文不足深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89页)。此条材料，钱大昕与岑仲勉有争论，后经傅璇琮考证为是，参见《李德裕李谱》，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56-58页。，但无可否认的是吉甫对藩镇的强硬态度。

元和三年(808)，吉甫为御史中丞窦群弹劾，出为淮南节度使*此并非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所云“吉甫诬构郑絪，贬斥裴垍等，盖宪宗察见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镇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恶，改定《实录》”者，岑仲勉《隋唐史》、《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已予以驳斥，谓非实情，淮南为当日中央政府之第一节镇，宪宗授吉甫并“亲临通化门饯行”，岂是“疏薄”，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引新旧《唐书·吕温传》证吉甫出镇乃为当时宦官所抑，甚为有理。。在淮南三年，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数千顷，修浚漕渠，颇有政绩。时“江淮旱，浙东、西尤甚，有司不为请，吉甫白以时求恤，帝惊，驰遣使分道赈贷。吉甫虽居外，每朝廷得失辄以闻”[3]146:4741，“在扬州，每有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皆密疏论列”[2]413:3994。

元和八年(813)二月，吉甫进所撰《元和郡国图》、《六代略》、《十道州郡图》等。今存《上元和郡县图志序》云：“况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千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邱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1]512:5205这透露出吉甫作此图志的现实用意，即鉴于安史乱后的藩镇割据，通过编写地图，加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权威与控制。“久而伏思，方得所效，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所以前上《元和国计簿》，审户口之丰耗；续撰《元和郡县图志》，辨州域之疆理。”这是中唐以来经世思想的集中反映，也是这部地理总志的独特风格。程大昌的跋语盛赞此书“此于唐家郡县疆境，方面险要，必皆熟按，当时图籍言之，最为可据”；“宪宗经略诸镇，吉甫实赞成之，其于河北、淮西，悉尝图上地形，宪宗得以坐览要害而隃定策画者，图之助多也。”*(清)陆心源. 皕宋楼藏书志[M]. 清光绪万卷楼藏本.清人孙星衍《元和郡县图志序》称吉甫“皆切时政之本务”，称《志》“文义简括，便上省览。唐宰相之善读书者，吉甫为第一人矣。”*(清)孙星衍. 孙渊如先生全集·岱南阁集[M]. 四部丛刊影清嘉庆兰陵孙氏本.《四库全书总目》以《元和郡县图志》列于地理总志之首，称“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 中华书局(整理本), 1997.。是年八月，回纥入犯，吉甫对回纥侵扰采取积极政策予以防御，修复夏州到天德的驿馆，重置宥州，治经略军，加强北方防御。《元和郡县志》卷四新宥州条亦载：“今之多士，居平则横生异议，深沮边计，及闻边警，又承虚声，以汹朝廷，冀因几危，摇动时事。但当设备，不足为虑。”切中要害。

中唐宰相武元衡《祭李吉甫文》称颂吉甫“内参密命，外正戎机，竭心膂以振皇纲，励精诚以辅元化”[1]531:5390。为相期间，取得了突出的政绩，他的文章彰显着“尊王室，卑诸侯”的宗旨，处处意在“显王言”、“彰帝范”。晚年一直为宪宗征讨淮西吴元济作积极准备，可惜暴卒，后由其继任者武元衡、裴度等人继续施行其方略，完成了元和中兴伟业。

二、改革弊政

首先是打击宦官。元和元年(806)，史载：“中书史滑涣素厚中人刘光琦，凡宰相议为光琦持异者，使涣请，常得如素。宦人传诏，或不至中书，召涣于延英承旨，迎附群意，即为文书，宰相至有不及知者。则是通四方赂谢，弟泳官至刺史。郑余庆当国，尝一责怒，数日即罢去。吉甫请间，劾其奸，帝使簿涣家，得赀数千万，贬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见本道使，罢诸道岁终巡句以绝苛敛，命有司举材堪县令者，军国大事以宝书易墨诏。’由是帝愈倚信。”[3]146：4739

元和六年(811)，李吉甫再次入相，声誉甚高，“中外延望风采”[2]148：3996，“入对延英，凡五刻罢，帝尊任之，官而不名”[3]146：4741。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省官减俸，废京城诸僧的庄田、水硙免税特权，减轻贫民负担。他还建议宗室诸女由有司管理其婚配。六月，精简冗官八百零八员，吏一千七百六十九员，他有著名的《请汰冗吏疏》：“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庞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国家自天宝以来，宿兵常八十余万。其去为商贩，度为佛老，杂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侍衣食之人七。而内外官仰俸廪者，无虑万员，有职局重出，名异事杂者甚众。故财日寡而受禄多，官有限而调无数，九流安得不杂。万务安得不烦？汉初制郡，不过六十，而文景化几三王。则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县千四百，以邑设州，以乡分县，费广制轻，非致化之本。愿诏有司博议，州县有可并并之，岁时入仕有可停停之。则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国家之制，官一品，俸三千，职田禄米，大抵不过千石。大历时，权臣月俸至九千缗者，州刺史无大小皆千缗。宰相常衮始为裁限，至李泌量闲剧稍增之，使相通济。然有名在职废，俸存额去，闲剧之闲，厚薄异类。亦请一切商定。”[1]512：5203吉甫认识到“清浊之由，在官之省烦”[2]14：435，反映出时弊，勇于面对，果敢裁撤不必要的官员，以汉代官制作为证据，肯定了唐代宗时期宰相常衮裁限官员之功，前后一脉相承。吉甫又有《请减职员量定中外官俸料奏》[6]61：745-746一文，引晋代荀勖“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之语，认为“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省”，针对官员过多主张予以厘革，以求达到“官省则易治”的目的。《旧唐书·李吉甫传》称道吉甫再次入相时“请减省职员并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中外官俸料，时以为当”[2]148：3994。

三、以片言移人主意

吉甫擅以片言移人主意，史书所载元和元年的两件事例可资证明。第一，吉甫赞宰相杜黄裳请征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献计献策，史称“刘辟平，吉甫谋居多”，“上由是器之”。当时是否征讨刘辟，宪宗还未拿定主意。吉甫力主“绝朝贡以折奸谋”，适逢浙西观察使李錡厚贿贵幸，意欲领盐铁转运使，恃宠揽权，骄横不法，吉甫奏言：“昔韦皋蓄财多，故刘辟因以构乱。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盐铁之饶、采石之险，是趣其反也。”[3]146：4738宪宗由此认识到财货过多容易因生祸乱，故委派李巽为盐铁使。征伐伊始，高崇文围攻鹿头山未下，有人建议出并州兵合围，吉甫不以为然。奏曰：“汉伐公孙述，晋伐李势，宋伐谯纵，梁伐刘季连、萧纪，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蕲、鄂强弩，号天下精兵，争险地兵家所长，请起其兵捣三峡之虚，则贼势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惧舟师成功，人有斗志矣。”[3]146：4738吉甫以其宏学博识和对攻蜀历史的娴熟，主张另调精兵攻三峡以分贼势，并以此激励高宗文的斗志，后来崇文八战皆捷，收复成都，终立大功。吉甫在这里显示出高超的军事艺术与识人用人的才智。第二，吐蕃遣使请求结盟，吉甫认为不可：“德宗初，未得南诏，故与吐蕃盟。自异牟寻归国，吐蕃不敢犯塞，诚许盟，则南诏怨望，边隙日生。”因而宪宗辞其盟使。吐蕃又请献滨塞亭障南北数千里求盟，吉甫以为：“边境荒岨，犬牙相吞，边吏按图覆视，且不能知。今吐蕃绵山跨谷，以数番纸而图千里，起灵武，著剑门，要险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实丧之，陛下将安用此？”[3]146：4739吉甫识破了吐蕃试图与唐结盟然而侵蚀南诏的阴谋。吉甫有《谏畋猎表》一文，颇为讲究谏戒艺术。宪宗也在一定程度上听从，元和七年七月，宪宗在延英殿有“朕近日畋游悉废”[2]143：3995云云。

四、儒者品格与革新精神

吉甫“业以儒进”，最初称为太常博士时年尚幼，即“明练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宝后中宫虚，恤礼废缺。吉甫草具其仪，德宗称善。”[3]146：4738吉甫有《修元献皇后斋奏》一文。其《忠州刺史谢上表》这样概括自己：“臣往岁曲台掌礼，已蒙访对之荣；南宫起草，犹兼奉蕝之任，陛下展事宫庙，臣实职导乘舆。”[1]512：5201吉甫博学宏识，应对机敏，元和八年(813)十月，宪宗在延英殿问时政记，吉甫身为监修国史，率先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右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记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或不可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时政记是也。”宪宗紧跟着问：“间或不修，何也？”吉甫又对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故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璹修之于长寿，及璹罢而事寝；贾耽、齐抗修之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然则关时政化者，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史也。”[2]413：3995其才学可见一斑。

一方面他主张“诚以非礼之事，人君所当慎也”(《请罢永昌公主祠堂疏》)，“敦肃风教”(《赠太傅岐国公杜佑碑》)[6]61：746。但另一方面他思想开明，不为迷信所扰，富于革新的勇气和胆识。他在饶州刺史任上，“州城以频丧四牧，废而不居，物怪变异，郡人信验；吉甫至，发城门管钥，剪荆榛而居之，后人乃安”[2]413：3993。当时的郡吏以有怪坚请，李吉甫云：“神好正直，守直则神避；妖不胜德，失德则妖兴。居之在人。”[7]3：200后在宰相任上，“初，政事堂会食，有巨床，相传徙者宰相辄罢，不敢迁，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彻而新之。”[3]146：4744

五、创作风貌

李吉甫无疑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而存在，他身后陷于党争泥淖，使其著述的流传颇受影响，显示其代为王者言的“大手笔”文字亦随之湮没。据笔者搜集整理，吉甫现存文三十三篇*《全唐文》存21篇，《唐文拾遗》补2篇，《唐文续拾》补3篇，《全唐文补编》(中)补5篇，《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补1篇，另据《唐会要》卷五三补1篇。 参见笔者：《唐代“大手笔”作家考论》，台湾《辅仁国文学报》，第32期(2011)，第98-99页。，以谢表和疏奏较为突出，在藩镇时以谢表为主，居庙堂时以奏疏为主。此外，《全唐诗》卷三一八存其诗四首。元和八年六月，他曾与武元衡、李绛、郑余庆、权德舆奉诏进诗，事见《旧唐书·宪宗纪》。《宋史·艺文志》载《集贤院诸厅壁记》二卷，云：“李吉甫、武元衡、常衮题咏集。”[8]209：5389唐代文史学家陈尚君认为今存常、武二人诗中，有述及集贤院者，但未必即出此集*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按：陈尚君记为《集贤院诸厅壁记诗》二卷，查《宋史·艺文志》实无“诗”字。又按：今常衮有《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武元衡有《奉酬中书相公至日圜丘行事合于中书宿斋移止于集贤院叙情见寄之什》。另，李吉甫有《癸巳岁，吉甫圜丘摄事合于中书后阁宿斋，常负忝愧，移止于集贤院，会门下相公以七言垂寄，亦有所酬，短章绝韵，不足抒意，因叙所怀，奉寄相公，兼呈集贤院诸学士》诗。。

武元衡《祭李吉甫文》称吉甫“出入三朝，徘徊二纪，论思禁掖，润色王猷。”[1]531:5390“润色王猷”是李吉甫被称为“大手笔”的原因。吉甫现存文章中有许多谢表，如《忠州刺史谢上表》、《柳[郴]州刺史谢上表》*“柳”当为“郴”字误，《困学纪闻》卷一七《评文》“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条：“《柳州谢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谢上表》也。”(《四部丛刊》三编影元本)参看《李德裕年谱》，第37页。、《饶州刺史谢上表》多以工整妥贴的四字句为主，如“郡守分符，朝有常典，王人赐告，荣并贵臣。事出非常，恩超往例。拜舞之际，悲欢失容”，四字句工整妥贴。他前后共有《贺赦表》六篇，都是标准的骈体公文，显示出模式化的特征：先闻赦诏，中贺，臣闻，夸饰圣德，顿首。当然，有些文字的散体化也较为明显，特别是《全唐文补编》所补文章。

李吉甫虽不以文学著名，但从现存的文章可见语言简洁，平实通达。由于曾监修国史，故文笔具有史家笔法，不铺张，不雕饰，且具有较强的叙事性。贞元九年(793)，李吉甫任明州员外长史时作《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并序，这在其文章中属于较长的一篇。此文最大的特点富于叙事色彩，间插入对话或人物的语言结撰碑文。如受诏入京时，“春秋二十有八，将就宾贡，途经丹阳，雅闻鹤林马素之名，往申款谒。还得超然自诣，如来密印，一念尽传，王子妙力，他人莫识。即日剃落，是真出家。因问以所从，素公曰：‘逢径则止，随汝心也。’他日游方至余杭西山，问于樵人，曰：‘此天目山之上径。’大师感鹤林逢径之言，知雪山成道之所，于是荫松藉草，不立茅茨，无非道场。于是宴坐之久，邦人有构室者，大师亦因而安处，心不住于三界，名自闻于十方。”“大历初，代宗睿武皇帝高其名而徵之，授以肩舆，迎于内殿。既而幡幢设列，龙象围绕，万乘有顺风之请，兆民渴洒露之仁。问我所行，终无少法。寻制于章敬寺安置，自王公逮于士庶，其诣者日有千人。司徒杨公绾，情游道枢，行出人表，大师一见于众，二三目之。过此默然，吾无示说。杨公亦退而叹曰：‘此方外高士也，固当顺之，不宜羁致。’”将圆寂时，“其徒有未悟者，以日暮恐不克集事。大师曰：‘若过明日，则无所及。’”，“大师贞立迷妄，除其憃宴，破一切相，归无余道。乳毒既去，正味常存。众生妄除，法亦如故。尝有设问于大师曰：‘今传舍有二使，邮吏为刲一羊。二使既闻，一人救，一人不救，罪福异之乎？’大师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脱。’”[1]512：5206-5207碑文融合儒释道思想，称赏大觉禅师“有若似夫子之言，庚桑得老聃之道”。贞元九年十一月，吉甫撰《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世以为传奇小说，鲁迅据《太平广记》卷三九一辑入《唐宋传奇集》卷二，卷末《稗边小缀》云：“文亦原非传奇；而《广记》注云出《异闻记》，盖其事奥异，唐宋人固已以小说视之，因编于集。”郑钦悦，开元天宝时人，《新唐书》卷二○○《儒学·赵冬曦传》附其事迹，李商隐有《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类似的还有《唐茶山诗述碑阴记》[6]61：745。

六、文人交游与拔擢人才

李吉甫曾与当时许多政客文人有交往，这里仅述其与文人交游事迹。贞元十一年(795)，一代名相与制状奏议的文章圣手陆贽(754-805)被贬为忠州别驾，吉甫为忠州刺史，是其上司。《旧唐书·李吉甫传》云：“时贽已谪在忠州，议者谓吉甫必逞憾于贽，重构其罪。”[2]143：3993可是，吉甫尽释前嫌，深重陆贽，《旧唐书·陆贽传》云：“初，贽秉政，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量移忠州刺史。贽在忠州，与吉甫相遇，昆弟、门人咸为贽忧，而吉甫忻然为厚礼，都不衔前事，以宰相礼事之，犹恐其未信不安，日与贽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贽初犹惭惧，后乃深交。时论以吉甫为长者。”[2]139：3818由此可显吉甫之器量，他“坐此不徙者六岁”。元和二年(807)正月，吉甫拜相，《新唐书·李吉甫传》云：“始，吉甫当国，经综政事，众职咸治。引荐贤士大夫，爱善无遗，褒忠臣俊，以起义烈。”[3]146：4743《旧唐书·李吉甫传》云：“自员外郎出官，留滞江淮十五余年，备详闾里疾苦。及是为相，患方镇贪恣，乃上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叙进群材，甚有美称。”[2]143:3993由朝廷派出郎吏为刺史改变了王叔文以来的选官弊政。吉甫与裴垍(？-811)一起选拔人才，“人得叙进，官无留才”，史称“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诏将下之夕，感出涕，谓垍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方归，便入禁署，今才满岁，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宰相之职，宜选擢贤俊，今则懵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鉴，今之才杰，为我言之。’垍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有得人之称。”[2]148：3989-3990关于吉甫与裴垍在选官中的作用，南宋胡寅有所评价：“李吉甫不得端亮之列，夫听言莫惟于受荐，以人才志趣有异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选择，以防参商矛盾之为己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垍所疏三十余人，曾不猜靳。知人之明，虽在裴垍，得人之誉，乃归吉甫。”*《致堂读史管见》，卷二四，宋嘉定十一年刻本。又，《翰林志》载：“初，姜公辅行在命相，乃就第而拜之。至李吉甫除中书侍郎平章事，适与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挥翰，两不相知。至暮，吉甫有叹惋之声，垍终不言，书麻尾之后，乃相庆贺。礼绝之敬，生于座中。及时，院中使学士送至银台门，而相府官吏候于门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唐人轶事汇编》，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6页)《旧唐书》裴垍、吉甫传末史臣曰：“吉甫知垍之能别髦彦，垍知吉甫之善任贤良，相须而成，不忌不克。”[2]148:4005后来，吉甫更密奏裴垍为相。元和四年(809)，李吉甫镇淮南，武元衡(758-815)镇西蜀，二人有诗唱和，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序云：“公手提兵柄，心匠化源，芳词况余，情勤靡极，质文相映，金玉铿然。蜀道之阻长，楚郊之风物，襟灵所属，尽在斯矣！永怀赵公岁寒交友之情，因成诗人不可方思之议，聊书匪报，以款遐心。”后来吉甫在相位暴卒(元和九年)，武元衡有《祭李吉甫文》盛赞其政治与文章功业，对其弃世，深表痛悼，并有诗悼念吉甫。吉甫镇淮南时，曾自扬州寄诗(已佚)刘禹锡，命追和之，禹锡有《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李相公》。元和五年，柳宗元有《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盛赞吉甫治绩，“盛德大业，光明如此”，李吉甫托吕温以手札致谢，宗元又作《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谢之。元和八年，王建(767-830)在长安求官，有诗《上李吉甫相公》：“圣朝齐贺说逢殷，宵汉无云日月真。金鼎调和天膳美，瑶池沐浴赐衣新。两河开地山川正，四海休兵造化仁。曾向山东为散吏，当今窦宪是贤臣。”

李吉甫拔擢了大量文人学士。他曾奖掖羊士谔与吕温。羊士谔(约763-819后)，工诗，以典重称，吕温(772-811)，能文，被时人推尚，《旧唐书·李吉甫传》称其“早岁知奖羊士谔，擢为监察御史；又司封员外郎吕温有词艺，吉甫亦眷接之。”窦群(760-814)，元和初为唐州刺史，李吉甫与武元衡共引之，召拜吏部郎中。此三人后来与吉甫交恶，于元和三年摭拾宰相李吉甫，阴事告之，辞多不实。段文昌(773-835)，段成式之父，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有文名，他曾在吉甫为忠州刺史时以文谒吉甫，后吉甫居相位，奖擢之。骆峻(763-841)*《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云：“《全唐诗》作骆浚，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08-609页。另，其生卒年标为762-841，小误。杜牧《唐故灞陵骆处士墓志铭》云：“建中四年，年二十，游京师……会昌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全唐文》，卷七五六，册8，页6839-6940)唐人以虚岁纪年岁，故其生卒年为763/764-841，“年二十”盖虚指，故生年为763年较为可靠。《中国历史人名大辞典》其生卒年即标为763-84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5页)。，有诗《题度支杂事典庭中柏树》，吉甫因见此诗而拔擢之。《唐语林》卷三云：“骆浚(误，应为峻)者，度支司书手也。尝健羡一杂事典，题诗一绝于柏树曰：‘干耸一条青玉直，叶铺千叠绿云低。争如燕雀偏巢此，却是鹓鸾不得栖。’会度支使巡诸司，见此题，问左右，云：‘浚所为也。’召与语，可听。曰：‘钱谷粗晓，词气不卑，言语古壮，人品亦佳。’翌日，以语巡官李吉甫，遂擢为度支巡官。”[7]3：259-260骆峻后来典领名郡，有令名。林宝，著名史官，其《元和姓纂》一书是在吉甫的赞助下完成，其发凡起例、规模体制均有吉甫的功劳，这在王涯《元和姓纂序》中有详述。凡此种种，均证明李吉甫在中唐政治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学术界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与深入研究。

[1](清)董诰.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后晋)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李吉甫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4](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5]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6]陈尚君. 全唐文补编(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7](宋)王谠.唐语林校证[M]. 周勋初，校证.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8](元)脱脱. 宋史[M].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责任编辑蒋涛涌)

On Middle Tang Prime Minister Li Jifu's Political Achievements and Literary Writings

QU Jing-yi1,2

(1.Division of Chines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637332， Singapore； 2.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Boston 02138, USA)

Li Jifu(758-814) is a famous statesman in the middle Tang period while his practical prose writing is also praiseworthy. Li Shangyin(813-858) thought highly of him as a “dashoubi” writer in Emperor Xianzong (reigned 805-820).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 political achievements and literary writings for which the academia has little attention. Li had great ambition to solve the military governor issue and get rid of the maladministration during his term as the prime minister because his assertion always had a decisive impact on Emperor Xianzong. It shows that Li had Confucius character and innovative spiri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his biographies in the standard histories and his practical prose in which the writing style is concise and plain access with a historian writing stroke and a strong narrative as well. Li had close friendships with many civil officials, and promoted quite a few literati and scholars. All these things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iddle Tang political culture.

Li Jifu; practical prose; political culture; middle Tang Dynasty

2015-09-08

曲景毅(1979-)，男，天津人，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K242.3

A

1008-3634(2016)02-005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