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与民主建构
——托克维尔新闻传播思想探析

芮必峰，　房金环

(安徽大学 a.新闻传播学院；b.文学院，合肥　230039)



出版自由与民主建构
——托克维尔新闻传播思想探析

芮必峰a，房金环b

(安徽大学 a.新闻传播学院；b.文学院，合肥230039)

新闻民主既指以新闻资源作为手段参与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也指新闻资源配置的民主化。托克维尔认为，出版自由既能促进新闻资源参与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又能促进新闻资源的民主化配置；报刊不仅给人民提供接收信息的途径，也是人民发声的平台，它既影响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影响民主社会的民情，而法治和民情则是民主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在出版自由制度下，可通过舆论监督、提供政治信息、制造社团、分散报刊权力等的新闻传播活动对民主政治产生影响；可通过疏导情绪、形成正确的结社观、养成恰当的结社技巧和形成情感认同等途径来影响民情。

托克维尔；出版自由；民主建构；政治；民情；中国传媒

相对于之前的口传媒介和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是指20世纪以来以广播、电视、录像、传真、电脑等电子设备为载体的新传播媒介。与印刷媒介文字的稳定性及线性排列有助于构建一个理性、自信、规范的主体不同，电子媒介的信息模拟*“信息模拟概念”是马克·波斯特对电子媒介时代信息传播特征的概括，旨在说明电子的介入怎样使语言的传播复杂化。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本身“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1]。人们对信息模拟的无限追求带来了主体的迷失，语言能指和所指的迷失。于是，躁动与喧闹、欲望与理性、竞争与融合，既颠覆着生活的常态也建构着生活的常态，既成了人们指责的对象也成了人们追逐的对象。众声喧哗、网络乱象、媒介融合……这些表象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应该怎样看待这些表象与隐情，这些表象与隐情对民主法制的建设有着怎样的作用？对此，托克维尔关于出版自由与民主建构的新闻传播思想，或许能给当下中国传媒存在的问题提供另一条可供思考的路径。

作为系统论述美国民主制度的第一人，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概念含义不尽相同，但多数情况下，民主就是平等的代名词。托克维尔的民主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美国式的民主观和法国式的民主观。美国式的民主观代表了托克维尔理想中的民主观，这种民主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民主，这种民主观下，人们珍视自由，在自由的基础上享受普遍的平等。而法国式的民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在此民主观下，人们首先追求的是平等，为了平等人们宁愿牺牲自由。尽管美国式的民主是理想的民主，但这样的民主却容易遭到民情弊端的伤害。

一、民主社会民情弊端的形成原因分析

民主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人们身份的平等，以及这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身份平等……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2]但“实际上,平等可能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上被奴役的状态”[3]。对此，最令托克维尔担心的不是平等可能带来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平等可能导致的被奴役的悲哀。这种被奴役的悲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专制，二是多数人的暴政。

1.政府专制形成的原因及其所导致的后果

“为了社会区隔而进行的斗争，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4]在民主社会，之所以会出现政府专制，是由于人们过于追求平等所造成的。“显示民主时代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5]而人们越是平等，平等所产生的嫉妒心理越强，对平等的渴望也越强烈。因为，“当不平等是社会的通则时，最显眼的不平等也不会被人注意；而当所有人都处于几乎相等的水平时，最小一点的不平等也会使人难以容忍。因此，人们越是平等，平等的愿望就越是难以满足。”[6]

在平等的诱惑下，人们只埋头于自己的私事，不再关心周围的人,“民主主义不但使每个人忘记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7]这种做事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的行为，导致了人们精神孤独和极端的利己主义。而极端利己主义则给政府专制有了可乘之机，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是专制长存的最可靠的保障，并且它总是倾其全力使人与人之间隔绝。”[8]

卢梭说：“如果抛弃自由，我们就贬低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抛弃生命，我们就完全失去了生命。世间没有任何财富弥补这两者的损失，无论以任何财富来换取生命和自由都是违反理性和自然的。”[9]

与卢梭不同，民主时代的人们一心要发财，他们对金钱、财富、享乐的热爱，超过了对理想、自由、声誉、名望、甚至生命的热爱。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此时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野心家要执政，那么,他会发现，篡夺各项大权的道路是向他敞开着的。只要他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于搞好各项物质利益，人们就容易听任他去做其他事情，而不管好坏。”[10]在人们更为热烈、持久、难以遏制地追求平等的过程中，由于对无政府状态的惧怕和对秩序的渴求，“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11]

“在民主时代,专制权力的特点并不是暴虐和凶狠,而是烦琐和干扰。这类专制虽不践踏人性，但却直接压制经商的天才和开办工厂的能力。”[12]权力干涉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扩大权力范围，当权力范围无限大时，人们就成了它的奴隶。而一旦成为政府专制的奴隶，不久，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会随之枯竭。因为土地出产之丰富与否不在于土地是否肥沃，而在于人们是否享有自由。

2.多数人的暴政形成原因及其所导致的后果

除了政府专制，多数人的暴政也是威胁民主化进程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民主时代，多数人的无限权威是有其现实和历史原因的。与贵族社会相比，由于民主社会的人们身份日趋相同，所以谁也不必信赖他人。但是，这种相同性却使人们对公众的判断怀有几乎无限的信任，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公众的判断不与大家拥有相同的认识，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承认它的价值的。

除了这些现实的原因外，多数有权管理国家的观念还与历史有关。以美国为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最初来到美洲大陆的是一群清教徒，当时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彼此完全平等的，不同居民之间在利益上还没有自然形成的长期对立。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认为,多数人联合起来的智慧一定比一个人的大。刚开始，多数人的强权是靠强制使人服从的，时间久了，服从多数成了人们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后来又被顺理成章地写进法律，习惯与法律的结合更加巩固了多数人的权力。

道义、习惯、现实和历史的诸多原因，使得民众越来越多地依赖、迷信多数人的意见，多数因此而拥有了无限的权威，在这个时代，“多数人既拥有物质力量又拥有精神力量。”[13]“不管是什么政治法令统治人民，都可以预言人民对舆论的信赖将成为一种以多数为先知的宗教”[14]。在多数人的意见拥有无可辩驳的力量时，“真话也不敢违反多数的意见。”[15]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16]。

针对多数人可以拥有无限权威的说法，托克维尔指出：“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是渎神的和令人讨厌的……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17]反对多数人的暴政，首先就要遏制多数人的无限权威。因为当多数人的意见拥有无限权威，成了裁判一切纠纷的最高准则时，就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当多数人的暴政发生时，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个人也将随之失去自由。

二、出版自由与民主建构

为了防止政府专制和多数人的暴政，就需要新闻业“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从而帮助建立或是维持代议制政府”[18]。新闻参与民主建构的方式有两种形式，“一是以新闻资源作为手段参与民主政治的方式;二是新闻资源配置的民主化”[19]。托克维尔认为，出版自由既保证了以新闻资源为手段参与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也促进了新闻资源配置的民主化，“他所看重的，不仅是报纸的‘耳目’功能，而且是报纸的‘喉舌’功能”。[20]

托克维尔的“出版自由”观，属于自由主义传播体制下的出版自由观，即主张任何个人都拥有出版自由而不必经过政府当局的许可；报刊有权监督批评政府和官吏，这种监督和批评是正当合法的；强调“意见的自由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原则。托克维尔认为，在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出版自由的影响不仅及于政治观点，而且及于老百姓的一切见解。它不仅能使国家改变法律，而且能使社会改变风气”[21]。在民主社会，出版自由不仅是自由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出版自由对民主社会的政治和民情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出版自由对政治的作用

(1) 实施舆论监督，防止权力滥用 “因为人类很容易犯下错误，所以人类社会所建构的任何制度，如果缺乏对自身的监督、批评与修正的话，那这样的制度就不值得我们对之忠贞不贰。反之，那些能够真正对自身进行监督、批评与修正的制度则值得我们赞成与拥护。”[22]托克维尔指出，当一个国家分裂为两个势均力敌的两派，每派都争做多数的代表时，如果在领导权之旁再建立一个几乎与之同样大权力的道义的权威，当政者就不能够长期只说不干地混下去的，然而这个道义的权威需要舆论监督的力量。

除了督促政府为民办实事外，舆论监督还具有防止政府权力滥用的功能。特别是针对有些标榜自由的国家里，每个政府工作人员都可能犯法而又不受惩罚，因为宪法没有给予被压迫者向法院控告官员的权利，在这样的国家，被压迫者只能借助于舆论的威力，而出版自由则是实施舆论监督的前提保障。

(2) 制造社团，推动民主化进程当舆论监督缺乏效力时，众人联合起来所组成的社团也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因为这些社团不仅监督舆论而且还能制约舆论，不仅监督法律而且还能实施立法。因此，“再没有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更需要用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制了。”[23]在这里，多数人结成的社团与多数人的暴政不是一个概念，社团形成的原因在于个体无力反抗强大的政府专制，社团的目的是追求民主正义；而多数人的暴政形成原因在于人们的从众思想，以及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放弃个人自由的一种价值选择。

但是，大多数希望联合和需要联合的人却分散于各个地方。这时，只有通过报纸，他们才能把这些志同道合者集合起来结成社团，托克维尔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报纸制造社团。结成社团后，人们需要继续借助报刊，使互不相识的人们彼此交换意见，制定社团目标、行使集会权、选举会员参加政治活动。社团不断变化，报刊也要与时俱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团也在制造报刊。社团数目将随人们身份日益平等而增加，报刊数目也将随社团数目的增加而增加。报刊与集权程度成反比，却与民主程度成正比。

(3) 提供政治信息，促进政治自由在行政分权的民主时代，人们可依法组织一个握有实权的常设机构，以管理本地的行政事务。为了便于管理，人们需要一份报纸以了解本地及全国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人们了解的事情越多、眼界越开阔，就越能促进政治自由，反之亦然。

全国共同的大事，由一些大人物操持，尽管他们聚集开会的机会较少，彼此之间缺少经常性联系，但是，报刊却能把政治生活传播于国家的各个地方，可以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关注的政治议题上，并为政党树立旗帜。报刊使那些未曾谋面的政党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从而不断交流，达成共识。地方上的事情则由当地居民主管，这些居民因为要在一起商讨当地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之间不得不经常联系和彼此合作。

(4) 分散报刊权力，降低报刊影响力分权思想既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他新闻传播思想的一部分。与法国大革命前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的首都巴黎相比，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巩固也得益于美国没有大的城市，在美国，人力、物力、财力分散在广大国土的各处，这样的城市特征减弱了权力的集中度。同理，为了防止报刊对政治影响力过于强大的现象，出版自由一方面有助于分散报刊权力，进而降低报刊影响力；另一方面，不收保证金和没有门槛费的媒体制度，也促进了新闻资源的均衡化、民主化分配。

在出版自由的美国，每个小镇几乎都有自己的报纸。报刊种类繁多即没办法统一行动，因此，每类刊物都特色鲜明、各显神通，却没有联合起来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情形，而且报刊在攻击政府或为政府辩解时，也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式，因此美国报刊无法汇成可以冲击甚至冲垮政府大坝的洪流。

2.出版自由对民情方面的影响

“性质决定政体，原则推动政体的发展……，这就是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的区别。前者是政体的特殊结构，后者是推动政体的人的情感。”[24]不同的政体需要不同的民情来维护，专制制度需要恐惧、民主共和制需要美德、君主制度需要荣誉和忠诚。对于维护和巩固民主制度来说，具体的政治措施很重要，但是良好的民情更重要。出版自由除了影响政治措施外，对民主社会的民情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 疏导民情，稳固民主制度在出版自由的影响下，一方面，由于办报容易，每个人都可以办报；另一方面，由于竞争，任何报纸都无望获得巨大效益，因而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和有天才的文人在此面前望而却步。在此情况下，办报人一般都地位不高，教育水平低下，思路不敏，办报宗旨也呈现出以粗暴的、毫不做作的、单刀直入的方式刺激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感情。对于这种现象，托克维尔虽然觉得遗憾，但还是肯定了报刊这样做的政治意义，“不能否认，对出版界采取这种放任做法的政治效果，曾间接地促进了公共安宁的维持。”[25]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既释放了矛盾者双方的怨气，又使那些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力的人不愿意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意见，以免降低自己的身份。出版自由不仅疏导民情，而且还稳固民情。因为在实行出版自由的国家，“他们所以喜欢一种见解，是因为这一见解在他们看来是正确的和由他们自己选择的。”[26]而“只有进行自由选择的个人，才是具有责任感的；也只有进行自由选择的个人，才能实现其人性”[27]。责任和人性的美德，恰好是民主社会需要的民情类型。美国政府不断地推出新人管理国家事务，政府的施政难得一贯和按部就班，但美国政府的总方向却比其他国家稳固得多，而支配社会的主要舆论也比其他国家持久，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版自由的影响。

(2) 形成正确的结社观，掌握恰当的结社技巧有着自由传统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其结社也是自由的。在自由的民风中，他们有着正确的结社观和恰当的结社技巧。在这样的国家，人们把结社看作弱者们为了实现共同愿望的唯一方式，结社的目的是为了战胜强者，因此在结社的过程中，他们就要找到尽可能感动多数的理由，把多数拉入自己的队伍，然后博得多数的支持。在此观念下，他们社团的宗旨是温和的，手段是合法的。人们只想依靠法律讲话，所以一般都讲真话，并且只靠说理和恳求。时间久了，人们也养成了温和、理性、守法、务实的性格。

(3) 形成对自由的理性认识在民主时代，人们缺乏对自由价值的理性认识和对自由的内心追求，是人们不断走上被奴役之路的主要因素。托克维尔指出，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不是那种把自由当作显示自己伟大，或者把自由作为实现自己物质利益手段的人。而是那些真正认识到自由的价值，从内心热爱自由，并衷心希望把人都教育成为热爱自由的那些人。有着自由传统的美国人，在结社、出版自由的影响下，对自由有了更理性地认识，知道真正值得拥有的自由是有节制的自由。

为了达到这种有节制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中，美国人民既遵守“人民主权原则”，也奉行“正确理解个人利益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和“正确理解利益原则”是相对应的两个概念。“人民主权原则”要求人们“在公民互相应尽的义务上，人们必须服从；而在仅与他本身有关的一切事务上，人们却是自主的。也就是说，人们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而正确理解利益原则则要求人们不需要发挥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了他人，只要每天做出小小的牺牲就可以了。。在人民主权原则下，人们是独立的个体，是自己的主人，人们忙于经营各种事情，社会生机勃勃。而正确理解利益原则则要求人们把激情时刻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关心他人就是关心自己。只靠正确理解利益原则还不足以养成有德之人，但它可使大批公民循规蹈矩、自我克制、温和稳健、深谋远虑和严于律己。它虽然不是直接让人们依靠意志去修德，但能让人们比较容易地依靠习惯走上修德的道路。

(4) 形成情感认同 “我决不认为人们只是由于承认同一个领袖和服从同样的一些法律而组成了社会。只有当人们从同一个观点去考虑绝大多数问题时，……只有同样的一些事件给他们留下同样的印象和使他们产生同样的思想时，社会才能存在。”[28]但是，在民主时代，形成支配其他一切原则的情感共识却很难。

一方面，民主社会长期的流动性，“它削弱了以往将过去牢固地保存在脑海里的一切社会纽带，包括阶级的，家庭的，行业的及社团的种种联系。”[29]另一方面，民主社会是一个平等的高压碾平了一切差异，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千篇一律的社会。消失了差异性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极端文化的社会，但是，“没有极端的文化潜在的是一种极端的文化。它是一种没有限制感，自由地投身于无限开发机会，不受任何一种传统和陈规束缚的文化。”[30]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与法国《人权宣言》所宣称的“自由、民主、博爱”不同，美国的《独立宣言》主张的是“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美国不仅代表一个政治理念——自由的理念，而且代表一个社会理念——个人主义的理念，即一种促使个人摆脱过去的束缚，在这块处女地再造自己，获得新生的推动力。”[31]虽然美国人有着很强的个人主义，没有历史感，“缺乏本能的爱国心”，但是 ，报刊却能把美国的历史和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唯一的历史文献是报纸。如果报纸断了一期，时间的锁链就会断裂，现在和过去就连结不上了。”[32]而且把善与恶联系在一起，“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该保存其特性和激情”的报刊[33]，也打破了民主时代“千篇一律”的社会病，让各种观点在争鸣碰撞中，形成对治理社会公共理念的情感认同。因此，尽管美国人治理国家的方法灵活多变，千差万别，但是，“他们对待治理人类社会所必要的普遍原则却是意见一致的……在所有的州，对自由、平等、出版、结社、陪审制和公务员责任，都有一致的看法或观点。”[34]“美国人一方面因这些共同的观点使他们互相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又因一种感情即骄傲而使自己与其他民族隔离开来。”[35]在共同观念下，美国人建立了一个多数人和平统治的政治环境，共同维护了一个自由、平等、繁荣的社会。因此，“印刷术促进了平等的发展，而同时又是平等的最好缓和剂之一。”[36]

三、结　语

显然，我们与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当年他主张的出版自由、报刊分权、依靠报刊力量反抗暴政等的思想不免有着许多理想的成分。但是，托克维尔的时代正是世界范围内民主化进程方兴未艾、不可遏制的时代。当下中国，也正处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东方与西方盘根错节中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期，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历史的不期而遇，使得托克维尔的新闻传播思想对于当下的中国传媒，仍有着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媒介赋权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传播信息、抒发感想。新媒体既改变着传与受的角色定位，也改变着信息的传播方式、内容、效果，互联网上呈现出一片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于是有人抱怨，以前是少数人说，多数人在听；而今天却是多数人说，无人在听。面对众声喧哗，主次不分的舆论场，我们在传统农业经济长期影响下形成的求稳、求秩序的思想，反映到今天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管理上，为了所谓的求稳、彰显主流声音，媒体平台的管理人员往往根据组织要求或自己的一己之见，想方设法地屏蔽不同声音。

面对这种现象，托克维尔那句“我认为一个良好的政府主要目的在于为人民造福，而不在于不顾人民的疾苦而建立一定的秩序”[37]的话，仍然掷地有声、值得我们深思。没有居安思危的反思、进取精神，“常态化是爱国主义的敌人，而不是它的基础。”[38]托克维尔指出，秩序只是手段，进步才是目的，有时候乱也是一种进步、越乱越应该普及权利的享受范围。无独有偶，在民主化进程中，民众的蒙昧、纷乱也曾让杜威“对当时的民主状态深感忧虑”,但他仍然坚信“治疗民主的疾病的方法只能是更民主”[39]。中国古训曰“解铃还须系铃人”，虽然所指不同，但是方法却是相通的。

因此，当一种话语权力失落时，我们理性的做法应该是审视这种权利的自然状态，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采取恰当的措施加以引导，促进社会民主和法制的进程。而不能靠一味的指责甚至用禁言来堵塞人们的声音，须知“推动人们去塑造环境、改造自然的，将是解放了的而不是压抑着的生命本能。至于攻击性，它也将服从生命本能的要求。”[40]德布雷说：“可口可乐美丽女性饮用者们的青春永驻和万宝路烟民的牛仔般雄性气质，甚至都不必说感官上完全使人不安的摇滚音乐，它们也许对推翻东欧共产主义要比索尔仁尼琴的地下出版物或哈维尔的宣言做的更多。”[41]正是因为这些广告张扬了生命的活力，暗合了人们内心对自由、文明的向往，所以它们才具有无限魅力。文明的进程是任何人都阻拦不住的，一旦受到质疑，只是简单地屏蔽消息，这样做的后果一是错失提升自己形象的大好机会，二是不疏只堵，引向舆论继续发酵，形象将会越来越差。

“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尤其是当今中国，对内，我们“依法治国”，“简政放权”，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草根创业“遍地开花”；对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正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挤进世界民族强国之林，已经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在此情况下，对于言论自由处理得好，对内能重塑政府威信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外能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众声喧哗的网络舆论场有其存在的社会原因，它既反映着人们经济地位的日益平等，和信息资源的民主化配置在进步，也说明着人们之间的经济地位差距的加大，和我国信息资源配置的不平等现象在加深。

一方面，在人们地位和信息资源趋向平等时，平等并不一定有利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倾听，由于缺乏权威，还可能造成大量同质化的声音。但这种众声喧哗的环境却能考验个人或组织话语的有效性。因为越是平等，人们之间的对话就越是随意，无论个人或组织，若所谈内容是与人民生活无关紧要的假大空，或陈旧迂腐、没有思想深度，民众既没兴趣也没必要去静心倾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分析工作的好坏的一个指标，就是看它在何种程度上引起的抵制”是有一定道理的[44]。托克维尔也多次强调，思想威力的强弱不因知道该思想的人数之多少而改变，而是因表述该思想者的不同而不同。一个没有思想深度的人，无论他在大庭广众面前怎样地大喊大叫，也没有一个颇有思想深度的人，在少数人面前不动声色地演讲所具有的号召力强。在笔者刷微博的经历中，深刻认识到真正有思想、有深度的文字是颇受大众欢迎的，有时还能达到共识和引起争鸣，而争鸣是思想最好的触媒。

另一方面，在人们地位和信息资源配置不平等的情况下，当处于缺乏信息资源环境下的人们一旦运用起信息资源，由于缺乏必要的媒介素养，发出非理性的声音是常有的事情，而这些非理性的发声也助长了众声喧哗网络舆论场的形成。

1840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结束时指出，“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份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自由，导致文明还是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就全靠各国自己了。”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托克维尔清楚地知道，民主化进程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历史趋势，但是，怎样合理地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这对每个热爱自由的人来说都将是一种严酷的考验。

历史发展到今天，信息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遏制的时代走向，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目标下，中国仍有很多地方依然处于经济和信息资源赤贫化的境地，信息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已经成为加大我国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不平等的一个显著因素。怎样推动中国信息资源的民主化配置，怎样发挥信息资源对民主法治的作用，这些，对政府、媒体和广大的网民来说，也将是一种心态和智慧的考验。

[1](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范静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0．

[2][3][5][6][7][8][10][11][12][1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98、838、621、670、627、630、672、624、671、298．

[14][15][16] [17][21][26] [28][32] [33] [34][35][36][37](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27、298、282、287-289、203、211、435、236、206、435、436、876、675．

[4][42](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7、11．

[9](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M].高修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68．

[18][22][38](美)迈克尔·舒德森．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M] ．贺文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2、7、189．

[19]李彬，李漫．新闻自由与新闻民主:内涵、语境及问题[C]．新闻学论集22．中国会议，2009：: 78．

[20]董天策，刘晓伟．传播与“共同体的想象”——托克维尔传播思想探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3，9：104．

[23][2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39、231．

[2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M].徐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0．

[27][29][30] [31](法)雷蒙·阿隆，(美)丹尼尔﹒贝尔，等．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 [C]．陆象淦，金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8、37、40、248．

[39]单波，黄泰岩．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J]．国外社会科学，2003，3：39．

[40](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 ．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8．

[41](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22．

(责任编辑刘翠)

Press Freedom and Democracy Construction:Analysis of Tocqueville's Thoughts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UI Bi-fenga,FANG Jin-huanb

(a.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Democracy of news refers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news resources in social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s a means, and to the democratization of news resources configuration. Tocqueville believes that freedom of the press can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news resources in social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news resources configuration. Newspaper is not only a way for people to receive information, but also a platform of people's voices. It affects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conditions of people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are the basis of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Under the system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can be influenced by the news dissemination activities such as the supervis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political information offering, the community formation,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newspaper power and so on. People can be influenced through the emotion guidance, the formation of correct views of social groups, the development of appropriate skills of association, the formation of emotional identity and other ways.

Tocqueville; freedom of the press; democracy construction; politics;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Chinese media

2015-11-03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2AZD014);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项目(yfc100030)

芮必峰(1957-)，男，安徽马鞍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G210

A

1008-3634(2016)02-008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