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渔小说创作中悲剧意识的成因

徐　林（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论李渔小说创作中悲剧意识的成因

徐林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 要：李渔是学界公认的喜剧小说家，但这些看似喜剧的小说背后却带有深刻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因素，李渔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有：李渔特殊的人生经历、极富个性的品格和儒释道融合的洞达思想。探讨李渔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李渔小说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李渔；小说；悲剧意识；成因

李渔的白话短篇小说具有浓厚的喜剧特色，历来被学界视为喜剧作品，但仔细读来，这些看似喜剧的小说背后却蕴涵着深刻的悲剧意识①，这些悲剧意识在作品中时有体现。同时，也可透过它观照出作者李渔的创作心态和人生思想。李渔的小说创作主要有《十二楼》（又名《觉世名言》、《觉世名言十二楼》）和《连城璧》（包括《无声戏》和六篇外集），且“一空依傍，自出机杼，又能标新立异，独辟蹊径”[1]。自古以来，文人视小说为“小道”或“末技”，但李渔一反常态，“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终不敢以稗史为末技”[2]，因此于小说中寄寓自我，抒情达意，既娱乐读者，也放纵自心。李渔家道中落，常受银钱之苦；加之，一生处于明清鼎革之际，末世之悲和儒道思想深刻影响了他的抉择，他放弃科举仕途之路，转而归隐田园；因迫于生计，潜心创作，由此他的小说中带有深刻的悲剧意识。任何悲剧意识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必然因素，而造成李渔小说悲剧意识的成因即与李渔特殊的人生经历、个性的人生品格和复杂洞达的思想有关。

一、特殊的人生经历

任何写作都与作家的自身经历有一定关系，或者由于见闻丰富，或者因其经历独特，在此基础上进行主观体验和思考从而下笔成文，李渔的小说创作亦是如此。因其自身经历的特殊和主观体验的敏感，明清易代的悲凉和维持生计的艰难使李渔体验到人生的悲剧，从而将其行诸笔端使小说也带有深层的悲剧意识。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名李渔，字笠鸿，号笠翁、随庵主人、笠道人、觉道人，觉世稗官。李渔出生于江苏如皋，但祖籍为浙江兰溪。他的父亲是医药商人，因父亲经商家中颇有薪资，因此李渔早年生活优裕，遍览群书。他十九岁时，父亲病逝，李渔只得担起家庭的重任，他不愿从商，于是变卖家产返回兰溪。年轻的李渔开始体会到现实的冰冷和残酷。崇祯八年（1635）李渔应童子试，考中秀才，受到主考许豸的赏识被誉为“五经童子”，且“取试卷灾梨，另为一帙。每按一部，辄以示人”[3]，李渔声名远播，踌躇满志。崇祯十二年（1639）李渔赴省乡试，落第而归，但他心志未灰，三年后又赴试，途中闻警而返，作诗《应试途中闻警返》：“正尔思家切，归期天作成。诗书逢丧乱，耕钓俟升平。帆破风无力，船空浪有声。中流徒击楫，何计可澄清？”[4]表达在乱离社会的无奈，人生抱负的难以实现。尤其在甲申（1644）之变后，明朝逐渐没落，社会上战乱频发，李渔一家也成为难民，安定的生活陷于动荡。悲凉凄切居无定所的逃难生活，日趋窘迫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都使李渔感受到人生的悲凉与无奈，这种悲剧性的体验也无可避免的在小说中有所表现。

明朝覆灭，清军入关，明清易代“在这个熟读诗书的正统文士的心灵上划了一道深深的伤口，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寓所毁于兵火，更重要的是他希望为之效忠的王朝也为异族所取代。”[5]末世的悲哀笼在李渔心头，他的科举之路已被堵塞。后李渔在金华同知许檄彩幕下做幕僚，“马上助君惟一臂，仅堪旁执祖生鞭”[6]，他希望自己能大展宏图，然不到两年，顺治三年（1646）阮大钺领清兵攻克金华，许檄彩逃走，李渔再次返乡，依武建功的理想随之破灭。至此，李渔通过文武二业建立功业的理想全部失败，这使得他将关注重心转移到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对功名不成的叹惋和末世流离的悲凉在其小说中时有体现。

清朝颁布削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李渔对此深恶痛绝，“骨立先成鹤，头髡已类僧”[7]，但无奈照做。李渔奉行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然举业不成，国家覆亡，不能“达则兼济天下”他便“穷则独善其身”。他对新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从此不再应举，筑伊山别业归隐林泉，并于此时改名渔②，以示归隐之志。期间，李渔放纵山林生活极其畅快“得享列仙之福”[8]。顺治八年（1651），李渔为生计卖掉伊山别业，寓居杭州，潜心创作“卖赋以糊其口”[9]，他的白话短篇小说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小说中有其自我心志的表露。康熙元年年（1661）李渔移家金陵居介子园，经营芥子园书坊，刊书盈利，同时结交名流。寓居金陵20年间，李渔常带家庭戏班游走各地，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③。世人对李渔行倡优之业常常诟病，李渔不被士人理解，这种苦闷也常在创作中表露。康熙十六年（1677）李渔移家杭州，在西湖边建层园居住，经济上更加困窘，写《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求援，康熙十九年（1680）李渔病逝于杭州并于西湖边归葬。

李渔一生颠沛流离，处于社会的下层，多次辗转于如皋、兰溪、杭州、金陵四地，有明清易代之悲和人生无常之叹，他的小说中大都是社会中的中下层人物，且有对战乱社会中人民流离生活的描写，对小人物寄寓同情和关注。他喜爱造园，伊山别业居住的三年是他最欢乐的时光，杭州芥子园是他谋生、交友兼创作的地方，层园则是他晚年终老之地，但也因造园更加穷困，《三与楼》中的虞素臣和《闻过楼》中的顾呆叟就是他的写照，但他没有虞和顾的幸运，没有好朋友为其捐资筑楼。李渔经历丰富，见闻广博，他的小说涉及面很广，多贴近现实生活。悲剧与天才似乎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缘分，特殊丰富的人生经历使李渔遍尝世间人情冷暖，看尽现实的残酷，他用才华将一生见闻和经历付诸创作，更将自己的人生智慧融入其中，在小说中寄寓理想，抒发自心情志，其悲剧的人生命运也使小说在深处熏染上悲剧色彩。

二、极富个性的品格

李渔小说悲剧意识的产生与其个性的品格也有关系。李渔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品格，他真率、孤傲、圆融、自信，这对他的小说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构成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首先，李渔是真率的。李渔的小说创作是自觉的，早且于其它文学体裁，他在小说中寄寓自我形象，敢于说真话，可见其真率。历来小说这一文体被封建文人视为“小道”、“稗史”是文学中的“末技”，但李渔却一反常态。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在他看来“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终不敢以稗史为末技”[10]，他创作小说是为了“得志愉快”，并不因小说地位低下而弃如敝履，还在小说中寄寓自我，尽情抒情达意，随心所欲的编织各种新奇故事，直率的表达自己的见解，既娱乐读者，也放纵自心。李渔直率的个性在其小说中有很突出的表现，如《夺锦楼》第一回关于父母为儿女许婚的一番议论：“做父母的，那一个不愿儿女荣华，女婿显贵？他改许之意，原是为爱女不过，所以如此，并没有什么歹心。只因前面所许者或贱或贫，后面所许者非富即贵，这点势利心肠，凡是择婿之人，个个都有。但要用在未许之先，不可行在既许之后。未许之先，若能够真正势利，做一个趋炎附势的人，遇了贫贱之家，决不肯轻许，宁可迟些日子，要等个富贵之人，这位女儿就不致轻易失身，倒受他势利之福了，当不得他预先盛德，一味要做古人，置贫贱富贵于不论，及至到既许之后，忽然势利起来，改弦易辙，毁裂前盟，这位女儿就不能够自安其身，反要受他盛德之累了。”[11]李渔对社会上父母给儿女胡乱许婚的现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直接了当的写出，“这番议论，无人敢道，须让我辈胆大者言之，虽系未世之言，即使闻于古人，亦不以为无功而有罪也。”[12]自古儿女婚姻配合之事，错配的多，正配的少，李渔敢于说别人不敢说或者说不明的话，做真人说真话讲真事，可见他性格之真率，但也正因如此，真实的人生本就充满悲剧，更何况处在一个朝代末期和异族统治的社会中，这种真实和率性必然也带有了某些悲剧色彩。

其次，李渔孤傲狷介，小说中常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李渔早年熟读儒家经典，对先哲先贤的品性非常敬仰，尤其在明清易代之际，许多文人为明朝守节更是另李渔钦佩不已，他自己也曾放弃科举筑园隐居。李渔个性孤傲狷介，对社会现实中不合理的地方常进行批判。李渔性格孤傲很有骨气，“饥死牗下，我不乞怜于人”[13]；此外，他还在《答周子》中称“弟虽贫甚贱甚，然枉尺直寻之事断不敢为。……且此公之欲见贫士，岂以能折节事贵人乎？”李渔是有机会通过“事贵人”走上仕途的，但他不屑与此，他一生都为生计奔波劳碌恐怕源于孤傲狷介的性格。小说《萃雅楼》中严世蕃仗势横行，逼权汝修做男宠，遭权拒绝后为报复竟将权阉割。小说对这一惨绝人道的行为予以揭露和批判，以权汝修忍辱得报大仇，将严世蕃头颅做溺器结尾，不仅对弱者寄寓同情，更对恶人进行惩处的描写，也体现出李渔性格中狷介的一面。李渔孤傲狷介的性格，也造成了其生活的窘迫和艰难，小说的团圆结局也是悲剧意识下的无奈之笔。

再次，李渔性格中有圆融的一面，尤其是在面对现实社会时常抱有圆融的心态，这在他的小说中时有体现。如《鹤归楼》中的段玉初和郁子昌，在科举中第洞房花烛后，受到皇帝报复被派边境纳岁贡。面对生离别，段玉初与郁子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段玉初用“惜富安穷”法，将生离当做死别；郁子昌则与妻子缠绵不舍，许诺早早返回。结果却是死别的返回后夫妻重聚，生离的转而妻死夫老成为死别。李渔在文末议论道：“这个法子，不但处患难的丈夫不可不学，就是寻常男子，或是出门作客，或是往外求名，都该用此妙法。知道出去一年，不妨倒说两载；拿定离家一月，不可竟道三旬。出路由路，没有拿得定的日子。宁可使她不望，忽地归来；不可令我失期，致生疑虑。世间爱妻子的若能个个如此，能保白发齐眉，不致红颜薄命。”[14]这种为人处事的方式策略是李渔丰富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更是其在悲剧意识下的解决与调和。

最后，李渔是极端自信的。李渔是一个天才型的文人，他的文化修养很高，且精于戏曲导演和创作，这些都是他自身拥有的才华，常人难以替代和企及，这也是他自信的根源。他的小说是他自信才华的具体体现。虽取材于现实生活，但“一空依傍，自出机杼，又能标新立异，独辟蹊径”[15]，与之前的小说在情节、构思、描写上有很大差别，故事新奇可读，有鲜明的风格特色，常发前人所未发之议论。也正因李渔的极端自信和才华，屡次赴考、受征召入幕，但却在明清易代的大环境中一次次受挫，对自己才华的自信成为悲剧人生的根源，也使小说充满悲剧意识，尽管李渔给每篇小说都设置了团圆的结局，但这些结局在现实社会中却很难实现，其中蕴含的悲剧意识也显而易见。

三、复杂洞达的思想

李渔的思想既复杂又比较洞达，主要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享乐主义与初步民主思想，概括来说，他的思想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主、又主张三教合一，同时掺杂了诸多进步思想与一些封建思想意识的复杂的思想体系。”[16]复杂的思想使李渔常常徘徊在正统与非正统之间，他由此而出的言行也常遭受同时代一些文人的非议；但他思想中的洞达却使他一直坚持自我本心，并不为流俗左右。复杂洞达的思想形成于李渔充满悲剧的一生，必然染上悲剧色彩，因此他的小说也带有悲剧意识。

首先，儒家思想的深刻浸润。李渔“襁褓识字，总角成篇，于诗书六艺之文，虽未经穷其义，然皆浅涉一过”[17]，后来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被主考官誉为“五经童子”。李渔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在社会的动荡和异族的统治下，李渔的努力屡次失败。但儒家思想依然在他脑海中根深蒂固，他有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他始终关注百姓的人生和命运。他的小说寓教于乐，在开篇和结尾处总是发些议论，既是给人一种启示也是一种劝惩，他用自己的智慧教导人民怎样更好的生活，怎样面对无常的社会现实。这其实是儒家教化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孔子曾说“诗言志”，强调文学的功能，而李渔在抒发性情的同时更注重文学的教化作用。此外，李渔的小说中常涉及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忠、孝、节、义，他在小说中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但大致不出儒家思想的范围，仍对其恪守遵从。

其次，道家思想的调和抚慰。李渔在中年建伊山别业归隐林泉，是在儒家建功立业思想受挫后的举动，并且改名渔，显示自己归隐之志，在伊山居住的三年时光是自在快乐的，“予决意功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18]封建文人在理想受到挫折后总是能从道家思想中获得某种安慰，用自适隐居的快乐调和功业未成的郁闷，反而使内心暂时忘却忧愁，获得一种平静。

再次，佛教思想的包容超脱。李渔在金陵居于芥子园，“此予金陵别业也，地止一丘，故名‘芥子’，状其微也。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谓取‘芥子纳须弥之义’，其然岂其然乎！”[19]“须弥”是佛教中用语，指宝山，据此可看出李渔建芥子园的思想，佛教的时空观对李渔是有影响的，芥子之微与天地之宏的对比中也许含有佛家出世的思想；“芥子纳须弥之义”可能也暗指自己虽为布衣，但也拥有“宝山”般的才华。佛家思想的包容与超脱使李渔活得自在满足。

最后，享乐主义与初步民主的思想。李渔在改名理想受挫后，转向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的关注，注意生活艺术，讲究衣食住行，这种享乐主义的思想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但精神享受又高于物质享受。“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他提倡“后肉食而首蔬菜”的饮食方式，这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此外，他还对食物的搭配、酱料的选择、日常的起居、各季节的养生方法等有所研究；在《闲情偶寄•居室部》中详细说明房屋造园构景装饰的方法窍门，是对生活艺术的概括。李渔知识广博，善于思考，并且切近实用，他的这种享乐主义的思想是积极生活的表现。李渔也受到清朝黄宗羲等人反封建思潮的影响，使自己的思想中带有初步的民主进步性。这种初步的民主意识是多方面的，有反对封建帝王的，如《鹤归楼》中对宋徽宗沉溺女色导致北宋灭亡的描写；有对妇女爱情婚姻家庭的关注，寄寓一定的男女平等思想，甚至是女尊男卑，如《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中对三个妓女、乔小姐、曹婉淑才智的褒扬；有对“红颜薄命”的同情，如《美妇同遭花烛冤，村郎偏享温柔福》中的面丑身残的阙里侯，却屡次取得才貌双全的佳人；有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批评，如《夺锦楼》中父母各自为二女许婚，许婚四家后闹上公堂。这些思想都在小说中有所表现，虽然小说是团圆结局，但却蕴含更深刻的悲哀。

李渔的小说毫无疑问是喜剧性极强的作品，但是看似喜剧的外衣下蕴含着深层的悲剧意识，而这种悲剧意识的产生有一定的必然性，与李渔特殊的人生经历、极富个性的品格和复杂洞达的思想密切相关。悲剧与天才似乎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缘分，李渔特殊的人生经历中有许多悲剧，使他获得了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造就了天才的李渔，李渔的著作会世代流传，在文化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注释：

①关于李渔小说创作中的悲剧内涵学界已有论述，参见吕特《悲剧意蕴——李渔小说解读的一个特殊视角》（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2年9月第2卷第3期）、杜慧《无端笑哈哈，不觉泪纷纷——论李渔白话短篇小说的悲剧内涵》（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28卷第5期）、王莹《试论李渔短篇小说的悲剧因素》（中国海洋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和杜慧《“寓哭于笑”与正统观念的颠覆——李渔白话短篇小说三论》（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这里不再赘述.

②沈新林在《论李渔的改名易字及其思想转变》中考证：“李渔37岁改名换字，是他思想发展变化的一个里

程碑，标志着他思想意识的重大转折。”后收入其著作《李渔新论》.

③李渔在《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中写到“予数年以来，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见李渔全集•卷一[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98.

参考文献：

[1][5][15]沈新林.李渔新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3,8.

[2][10]清•钟离睿水.十二楼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8.

[3][4][6][7][13]清•李渔.李渔全集•卷一[M].浙江:杭州古籍出版社，1992:134-135,94,162,105,165.

[8]清•李渔.李渔全集•卷十一[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319.

[9]清•黄鹤山农.玉搔头•序，李渔全集•卷二[M].浙江:杭州古籍出版社,1992:215.

[11][12][14]清•李渔.十二楼[M].上海：亚东图书馆,1949:38,323.

[16]沈新林.李渔评传[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47.

[17]清•李渔.闲情偶寄.见李渔全集•卷三[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6.

[18]清•李渔.闲情偶寄•颐养部•行乐第一.见李渔全集•卷十一[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319.

[19]清•李渔.芥子园杂联序，见李渔全集•卷一[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41.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385（2015）02-0070-04

收稿日期：2016-03-09

作者简介：徐林，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