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著名女书画家冯文凤事略考

杨克石

(五邑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民国著名女书画家冯文凤事略考

杨克石

(五邑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广东江门529020)

民国书画家和美术家冯文凤，工篆、隶、真、行书，尤擅隶书，有书法刊于1947年《中国美术年鉴》、《当代名人书林》等；绘画风格中西交融，洗练清新，具有“海派”风味。她还是“五四”新女性的杰出代表，主持创办“香港女子书画学校”，首倡成立“中国女子书画会”，组织举办“四家书画展览会”，参加筹设“上海美术馆”等，为中国书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尤其为女子美术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冯文凤；奇女子；书画家；美术活动家

冯文凤(1902-1961)，女，名鹥，别署瘦梅鹤山人，广东鹤山人，民国时期著名书画家和美术活动家。一生醉心于书画创作，积极投身艺术活动和美术教育，成绩斐然，贡献卓著，被视为“海上闺秀”①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遗憾的是，书画界和美术史关于她的记载和评介仅有只言片语。难得看到的几篇短文，不但内容雷同，而且论述平平，很难对冯文凤有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本文在文献资料与民国书画史料收集与调研基础上，对冯文凤的生平历史、书画成就、艺术理论和历史贡献进行分析，力图客观而全面地述评这位民国时期书画界的“奇女子”。

一、神童出奇自立，错嫁不做怨妇

民国时期奇女子甚多，书画界最具传奇色彩的当数冯文凤。她是岭南书法名家冯师韩之女，幼承家学，工篆、隶、真、行书，尤擅隶书。她是国画大师黄宾虹的门生，又曾留学意大利学习西画，不但擅长中国书法、绘画，而且在油画、雕塑、摄影、音乐、骑术、游泳等方面也有相当造诣，还喜欢养名犬名猫，可谓多才多艺，被誉为民国时期的“奇女子”。

冯文凤天资聪慧，勤奋执著，性格独立，非一般女子可比。冯文凤在《从学习书画谈到妇女研究艺术》中就很强调学书法需要天资和工力。她说：“原来中国的字，想写得好，除了读书之外，便要靠有天资和工力了。天资是不能够强求，工力是靠自己的努力，尤其是有良好的指导者。若果只靠天资，没有工力，那他所写的字轻浮飘忽，缺乏根底，反转说来，只有工力，而没有天资，那他所写的字拙滞呆板，没有一点神韵，所以天资和工力，都不能偏废的。”[1]171冯文凤在该文开头还回忆了她看父亲写字而不肯先吃晚饭的事情，可见她儿时是在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刻苦勤练，才练成了书法神童。1915年，冯文凤不过13岁，便展现了不凡的艺术天赋。她在香港面对大众即席挥毫，气度非凡，艺惊四座，围观者拍手叫绝，把冯文凤称作“神童”。也就在这一年的5月8日，她在香港《华字日报》上刊登《鹤山女子冯文凤隶书润格》：“二宣四屏八元；大宣四屏拾元；楹联折半；随封加一。润资先惠，十日应付。接理处水车馆口瑞兴隆。”小小年纪便懂得自立，生活无用仰赖他人，凭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挣钱谋生。人们纷纷议论：“人小能擎天，真是不简单！”在感叹之余，又有人怀疑这是其父为女造势，于是故意将订函径直寄到她父亲冯师韩的家中。冯师韩万般无奈，在5月18日的《华字日报》刊登《冯师韩启事》澄清此事，这才平息了书坛上的一场风波。更为离奇的是，六年后的1921年4月，冯文凤竟然刊登广告说：“自1915年鬻书卖画以来，计得楹联1362对、画18桢。现因学年俱进，昔日之作，颇不满意，拟赎回补过。凡还我书者，奉银一元，还我画者廿元。”并重新制定润利。此言此举，闻所未闻，至此冯文凤名声大噪。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要跟自己的作品较劲。往日卖出的书画，如今居然要“赎回补过”，真可谓奇人奇事！当年发生在冯文凤身上的奇闻奇事，现在看来并不难理解：倘若没有这种奋发努力、永不止步的坚强意志，没有这种不断否定自我、挑战自我的较真精神，冯文凤的书法和绘画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的。

冯文凤才华横溢，豪气如虹，被视为民国书画界的女中豪杰，但个人生活却有着不幸的遭遇。这不幸的生活经历，也有几分传奇色彩。她的丈夫邓仲如，原是冯家的一名普通家僮，并且已经有了妻儿。奇怪的是，冯文凤偏偏喜欢上了这么一个男人。尽管亲人极力阻拦，她执意嫁给了邓。邓入赘冯家后，不日暴富，生活变得骄奢淫逸，经常出没烟花之地，还接连纳妾好几个。起先，得知丈夫纳了新宠，冯文凤气得离家出走，不是旅居上海，就是回到香港娘家。后来，邓又接连纳了三妾，她心中的纷扰反倒解脱了，处之泰然了。朋友问她为什么不恼怒了？她回答说：“纳第一宠，气恼者是我，如今他纳了第三、四妾，气恼在第二、第三妾，与我何干矣！”[2]139人们都佩服她的大度和气量。这以后，冯文凤就从这种婚姻的窘境中解脱出来，不做怨妇，而自立自强。婚姻上的不幸遭遇，反倒熔铸了她发愤图强的刚毅性格，成就了她终生相许的美术事业。她把所有时间寄情于书画，把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书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从冯文凤的这些故事中，人们似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士人风范和敬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的传统士人人格，主要就表现在儒家进取精神和道家效法自然思想的融会贯通。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士人读书致仕，遵循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训导，以天下为己任，同时追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但是，世事多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于是他们还需以道家思想来应对不济命运。当灾祸不幸降临之时，一些有志之士，就在道家思想的熏染下，顺其自然，自我解脱，或以潇洒幽默，坦然处之，或寄情书画，成就艺文大业。像柳宗元、苏轼、文征明、徐渭等人都是这样。然而，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末民初，一介弱女子能够像古代文人志士那样，不屈服于命运，立志高远，不做怨妇，也就有了李清照“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大丈夫气概，真可谓“奇女子”、“女汉子”了！

二、书法精绝神妙，绘画清新脱俗

冯文凤的书法精绝神妙，绘画清新脱俗，是民国闺秀书画家中的佼佼者。她的父亲乃岭南书法名家冯师韩，对说文和声韵学研究颇深，尤其精于隶书，与邓尔雅有“邓篆冯隶”之称。冯文凤受父亲影响，五岁时便开始学习书法，由唐楷入手，上溯北魏、汉隶。后经勤学苦练，艺则日进，工篆、隶、真、行书，最擅长的也是隶书。其用笔的顺逆、转折、方圆、肥瘦、浓淡、枯湿皆有家法。她的隶书结体取势，承而能化，跌宕雄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身为一位女性艺术家，她人格独立，禀性刚毅，崇尚金石碑刻的厚重、雄大，成为她书法的鲜明特点。董桥在《董糖的滋味》一文曾介绍他收藏的冯文凤赠陆丹林②一联：“洗桐拭竹倪元镇，较雨量晴唐子西。”上款“红树主人”，下署“冯文凤”，几枚印章皆为极品，可以称作“精绝神妙”。关于冯文凤与陆丹林的关系，董桥写道：“听说陆丹林品味独特，绝不随俗，不喜欢刘石庵、邓石如、何绍基的字，送他都不要，认识齐白石也从来不要白石老人的画”；“冯文凤跟他是知交，给他写这副对子看得出丝毫不敢马虎”。这幅对联深得陆丹林的喜爱。对联笔力遒劲，墨色饱满，力透纸背，“小得只有四十八厘米高，旧裱工格外考究，那手书法果然精绝神妙。”陆丹林“红树室藏”朱文方章连艳红的印色都仿佛凝脂那样诱人。[2]138-139冯文凤书法之精妙，由此可见一斑。1933年11月，上海《新闻报》公开征集全国闺秀书画佳作，由读者投票评选，张大千、黄宾虹等为评委，在800余参赛人中，冯文凤的书法作品荣获第一名。她的传世墨宝有《赠春渠先生甲骨文书法轴》、节临《曹公碑》、节临《秦公簋铭》、节书《水经注》等。有书法作品刊于1947年《中国美术年鉴》和《当代名人书林》、《民国时期书法》等。

冯文凤最擅长的是隶书。隶书在汉字发展史上，是由篆书“古体”过渡到楷书行书“今体”的转折点，其完成和确定为规范书体是在汉代。冯文凤特别重视汉代以来书法名家的笔墨技法和审美经验，善于处理书法传统和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她的隶书重视折笔和出锋的运用，注重横画左掠右波的笔势，强调点画的轻重疾徐，粗细变化，错落有致。突出撇、捺的末端处，折笔而行，由原来的向左、右下转为朝左、右上方挑出，其笔势、笔力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流动感和峻拔的意态来。书者以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信笔所至，至性至情，达于美之极处。她的节书《水经注》，不过29个字，文字来自《水经注》，署款“文凤”，钦印“文凤书印”。其书风遒劲古朴，柔中寓刚，精绝神妙。如此一个温厚瘦弱的女子，写出的却是阳刚十足的隶书。书法是一种无蔽的存在，即所谓“书为心迹”，是一种直接与心灵相通的符号。这里“书”和“人”似乎形成强烈反差。冯文凤的篆书成就也不可小觑。篆书是一种相对古老的字体，其笔画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笔笔中锋，粗细一致，两端圆润，呈现出一种饱满圆浑的笔势和形态，有所谓“玉箸”之说。但是，这种古拙之美不足以充分发挥书法家的个性。冯文凤的篆书广为涉猎，博采众长，在用笔与造形上有创新和突破。行笔始端兼用方、圆两种笔法，弥补了传统篆书的不足。某些笔画自由向外伸展，字体趋于方形，一改篆书以往偏于狭长的体式。在行笔、着墨上更显变化多端，其骨力内含，凝重沉实且意态生动，具有“形美以感目”的美学效果。节临《秦公簋铭》，设色纸本成扇，民国廿三年作于青峰山寺，署款“甲戌鹤山文凤”。该书字体方整而严谨，微曲中求劲健，作笔铿锵有力，笔笔见功夫，有力透纸背的金石气，表现出强悍雄风。在《从学习书画谈到妇女研究艺术》中，冯文凤就特别指出，篆隶二书是学习书法的登堂入室之门。她说：“写字是从篆隶两体入手，都要下过一番苦功，因为写篆书，可以练习圆笔，写隶书，可以练习方笔，把圆笔方笔的基础弄好之后，那就无论写那一体的字，都事半功倍了。如果学字，不从篆隶入手，而先写行书草书，那就任你埋头埋脑写字几十年，也无所成就。”[1]172这就难怪隶篆两书成为了冯文凤的拿手好戏了。

在画家黄宾虹的年谱里提及自己的门生，有冯文凤、顾飞、黄冰清等。由此看来，冯文凤学习中国画，曾拜著名画家黄宾虹为师。她的绘画，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和艺术风格。她又曾留学意大利学习西画，故国画里常常融入西画的元素，中西交融，秀丽典雅，洗练清新，创作了不少具有“海派”③风味的作品，被视为“海上闺秀”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纵观“海上闺秀”的绘画作品，基本上是和“海上画派”一脉相承的。她们既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传统，又借鉴了西方绘画的技法，创作了一大批中西合璧、具有“海派”风味的绘画作品，在中国画坛有一定影响。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闺秀画家大都没有个性鲜明的作品，她们均未跳出“海派”的樊笼，不敢越雷池半步。冯文凤的绘画大致如此，其笔法墨彩均属上乘，但画作缺乏创意，未能形成个人的艺术风格。相比之下，她的绘画不及书法的成就大。正如书画界的一位前辈所言：“冯文凤这位广东鹤山人的隶书了不起，画倒是规规矩矩见不出什么创意。”[2]138-139冯文凤的绘画作品大都散落在民间，可能由于战乱的缘故，如今很少见到她的真迹了。目前尚能看到的多是一些小幅扇面画，其中又以花鸟画居多。与传统中国画比较，她的画作墨色不是那么浓重，色彩淡且薄，其笔法和韵致明显融入了西方水彩的一些技法，但又不失细腻、柔美而灵秀的东方格调。

三、女子书画教育家，美术事业活动家

冯文凤不仅是民国闺秀书画家中的佼佼者，还是“五四”新女性精神的杰出代表、中国女子美术事业的领头人和推动者。“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新思想、新科技的同时，开始接触到西方“男女平权”的思想。广大妇女认识到妇女解放与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关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女性解放运动”和“兴女学运动”。她们冲破封建陋俗，走出闺阁，投入到社会的滚滚洪流。在这种形势的感召下，冯文凤积极投身中国女子书画事业，组织女子书画社团、创办女子美术学校、举办女子书画展览会、编辑女子书画刊物等，为中国书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尤其为我国女子美术事业作出了非凡的历史贡献。

1918年，16岁的冯文凤在香港创办了“香港女子书画学校”，并在1925年到上海设立分校，立志开启中国女子美术教育，培养女子书画人才。对于女性的艺术教育，冯文凤也有独到的见解。她认为女性更有接近艺术的气质。她曾经回忆她创办女子书画学校的过程说：“到了十六岁的时候，因为有许多亲友的怂恿，就设立女子书画学校，公开招生，教授书画和刺绣了。广告登了两天，报名来学的，竟有数十人，分班教授，不到半年的功夫，各生都有相当的成绩。因此我觉得女子对于艺术，是比较接近的。当中有些固然富有艺术天才，成就比较容易，就是资质差一点的，因为性情所近，也容易入门。”[1]173这些观点，似乎是一些近现代女性先知先觉的智慧之悟，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观点的滥觞和肇始。

冯文凤在“海上画坛”异常活跃，由她首倡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成为了民国时期中国女子美术事业的最大盛事。1934年，寓居在上海的一批闺秀们，在冯文凤、李秋君、陈小翠、顾青瑶、杨雪玖等几位有影响的女书画家发起组织下，于4月29日在上海克能海路(今康乐路)890号成立了“中国女子书画会”。[3]随即黄宾虹的妻子宋若婴、学生顾飞先后加入。主要成员还包括何香凝、陆小曼、吴青霞、唐冠玉、周炼霞、谢月君、庞左玉等人。“中国女子书画会”于6月在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女子书画展览会”，展出作品600余件。参展阵容、展出规模空前，轰动了整个上海。展览会结束后，编辑出版了《中国女子书画展览会特刊》，由冯文凤题写刊名，何香凝的一幅山水画领衔在前。一时间盛极全国，各地闺秀书画家纷纷加盟，鼎盛时达到200人之多。如此规模的女性书画社团组织形式，在中国美术界是史无前例的。她们雅性相投，寄情翰墨，或吟诗，或作画，或办展览，或出刊物。《时代画报》等报刊纷纷刊文报道，称该会为“盛极一时的女子艺术界空前之集合”，它把与男性书画家并列的独立女性书画家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提供一个平台，来引领同时代女性书画的方向，推动女性书画整体水平的提高。冯文凤是“中国女子书画会”的会长，常务工作一直由她主持。该会每年活动一次，直到1937年抗战暴发冯文凤去香港，才交由陈小翠、李秋君等人负责。上海“孤岛时期”④，女子书画会中断了展览活动，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5月，才在上海成都路“中国画苑”举办了“第十三届会员书画展览会”。“中国女子书画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女性自行发起组织的女性美术团体，冯文凤功不可没，正如谢沐芳在《民国时期女史书法》中所言：“若不是有冯文凤这样的领军人物，即便是有更庞大的女子书画队伍，也不一定会有女子书画会”[4]。

冯文凤不仅发起并参与组织了中国女子书画会的工作，而且作为女性艺术家和女子艺术教育家，发表了自己的美学观和妇女观，即所谓的“妇女对于研究艺术的旨趣”。在《从学习书画谈到妇女研究艺术》中，冯文凤专门论述道：“艺术是注重真善美的，提高人们的精神，使人有崇高伟大的人格，发挥个人的旨趣，充分表现作者独创的境界，抒写个人的胸臆，目空千古，神游六合而以造化为师，宇宙为对象，这些都是真的，美的，善的，和平的，优越的，清洁的，伟大的，光明的，和爱的，惟艺术才能够表现。最适合妇女的个性。有了艺术修养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诗意的，而有含蓄，与那些鲁莽灭裂粗笨愚呆，自然有很大的分际。妇女在国家法律上是和男子平等，但我们在社会所担任的责任，实际说起来，和男子略有不同。要是我们妇女因其性之所近，从事文艺的研讨，那他所成就的，不只关系他的本人，简直影响整个的社会，是无疑的。”[1]174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美术史和审美教育史上最具有女性主义特色的妇女观、美学观、艺术观和审美教育观。不仅在当时堪称中国女子书画会的女性主义理论纲要，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可资借鉴和继承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民国时期，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聚集着众多女性书画家。这些“海上闺秀”的出现，繁荣了上海书画市场，促进了女子书画艺术的发展。冯文凤、陈小翠、谢月眉和顾飞是其中最为活跃、最具影响的人物，被当时上海书画界誉为“女中四杰”。从现存的一幅冯、陈、谢、顾四位女书画家的工作照，便能感觉到那女中豪杰的气势。冯文凤能书擅画，尤精于隶篆，其书风遒劲古朴，刚柔相济，精绝神妙，让人叹为观止。陈小翠能诗擅画，其画作在“海上闺秀”中算得上是高格调的。她擅长花卉、翎毛和仕女，技法雅纯，加上辅以诗句，自然又多了些许韵味。谢月眉擅于花鸟，所作工笔、没骨、写意精微秀丽、清新高雅、甜美自然且充满生趣。顾飞的山水，挺拔峻峭、清润深远。四人当中冯文凤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在她的倡议组织下，1939、1941、1943年，她们连续在上海举办“四家书画展览会”。展览会社会反响强烈，各大小报刊均作了专题报道，一致认为这是“女子书画界的一项盛举”，称她们的艺术成就“不但可以称霸于女界，竟然可以压倒须眉”，“她们的率直，她们的豪爽，她们不慕荣利而献身艺术的精神，就使她们的作品有了另一种成功”。这无疑是对四位女性书画家艺术成就的高度评价和表现出来的新女性精神的热情颂扬。[4]

冯文凤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远不只这些。1920年，18岁的冯文凤在上海主持举办了“华人女子美术展览会”，展出盛况空前，至此女性书画作品备受社会关注和青睐，在民国美术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笔。1947年，45岁的冯文凤参加筹设“上海美术馆”，并担任征集委员会委员。这以后，冯文凤到美国考察美术和美术教育，于1961年春病逝于美国。冯文凤的一生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觉的女性意识和新女性精神，成就了她终生热爱的书画艺术和美术事业，令她成为民国时期女性书画家中的一朵奇葩。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承人，她不计得失、不图名利、积极奉献，为中国书画艺术、尤其为中国女子美术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给中国美术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注释：

①“海上闺秀”的造词同“海上画派”、“海上画坛”有关联。“海上”本是一个不太清晰的地理概念。“海上”一词有时可当作是“上海”的同义词，但有时其意义又宽泛起来，可以包括上海以及周边的地区。“海上闺秀”是专指民国时期上海及其周边的女性书画家。

②陆丹林，1896年生，广东三水(今属佛山)人，书斋名红树室。民国文化闻人、报刊名编辑、美术史家和书画鉴藏家。编著有《枫园书画录》、《红树室书画集》、《美术史话》和《艺术论文集》等书。

③“海派”即“海上画派”，是中国近代画坛上颇具影响的绘画艺术派别之一。“海派”一词最早见于民国四年日本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书中有云“前海派”和“后海派”。民国九年，上海学者、书画家杨逸编撰《海上墨林》，记述上海书画家的生平行迹，此书署名与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中的造词有关系。

④“孤岛时期”，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始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上海租界止。这一时期，租界周边都是日军占据的区域，唯有英法等国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的地方，故曰“孤岛”。

[1]黄寄萍.当代妇女(缩微品)[G].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

[2]董桥．董糖的滋味[M]//胡洪侠．董桥七十．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139．

[3]包铭新，李甍.中国女子书画会史实考[J].民国档案,2006(2)：133.

[4]谢沐芳.民国时期女史书法[Z/OL](2014-08-01)[2016-04-20].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e2df7a0102uzbn.html.

[责任编辑李夕菲]

2016-04-27

本文为2015年度江门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规划项目“成就卓著的现代女书画家冯文凤”(批准号：JM2015C09)之研究成果。

杨克石(1972—)，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设计美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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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513(2016)03-00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