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述神话的当代思考
——以《后羿》《人间》《碧奴》为例

严婧琨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对重述神话的当代思考
——以《后羿》《人间》《碧奴》为例

严婧琨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在神话重述这一全球化的文化策划项目中，叶兆言、李锐、苏童等人重述了后羿射日、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的神话，把古老的神话原型放在后现代的语境当中，通过重构和解构神话，借神话重述揭示了当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种种问题。同时，在重述的过程中作家也受到消费时代的影响，让神话重述具有了某些局限性。

关键词：神话重述；神话原型；女性形象；男性形象；中国形象

由英国坎农特出版社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的全球“重述神话”大型图书出版项目得到了叶兆言、李锐、苏童等中国著名作家的积极响应，“重述神话”成为了2005年出版界最惹人注目的文化策划事件之一。这个项目以世界远古神话为原型，融合了当代作家的创作风格，融注了当今的时代精神和理念，把历史和当下紧密联合在了一起，重构了带有新时代精神的远古神话。

当今社会，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化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速了现代与传统，现代与文化的断裂。“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等)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胎中，并在二战以后成为一个毁誉交加的文化幽灵，徘徊在整个西方文化领域。”[1]可以说“后现代”是反“现代性”的，也就是说“后现代”具有反思﹑批判﹑扬弃之意。“重述神话”作为当代全球性文化项目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后现代的影子，作家通过“重述”这种形式对古老神话给与了新的阐释。在后工业化的今天，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是以围绕商品消费为主导组织起来的社会。消费社会让一切都“商品化”，人们消费的已经不是物品本身而是物品背后的价值，消费成了一种象征的行为。文化、道德、人性、爱情甚至肉体都成为被消费的对象。面对种种社会问题，“重述神话”则表现了作家对虚无对消费社会中人的精神异化的深刻反思。

一、想象完美女性与母体回归

神话是古代民众希望征服自然的文化想象，随着科学的进步，许多人认为神话的功能已经丧失，但“重述神话”的作家们为神话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重生的神话为我们找到了遗失已久的纯真，带领我们重返集体记忆中的童年。神话自产生以来就被加工和改写，不同时期的神话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当代的“神话重述”项目也借“重述”，反思了当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

1.对神话中的女性形象的完美想像

中国古代以男权为中心，女子在古代地位低下，没有书写自己的权利，对女性的书写往往是中国男性想象中的书写，中国的传统女性形象善恶二元对立，形象扁平，缺乏灵动。但在《后羿》和《碧奴》中作家重塑了神话中的女性形象。《后羿》以射日英雄后羿为原型，描写了后羿跌宕起伏的一生，叶兆言虽然以“后羿”为名，但重点写了嫦娥，从嫦娥的视角出发来塑造后羿，凸显了嫦娥对后羿一生的影响。以前嫦娥被塑造成狭隘、自私自利的女人，但是叶兆言却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女性：她带着母性的光辉悉心呵护后羿成长，之后又与他结合，让他拥有了超能的力量，她辅佐后羿成为了伟大的帝王，但后羿却辜负了她，碌碌无为，贪恋女色，但她依然对后羿不离不弃，最后后羿醒悟了，骗她吃下了仙药，自己却被敌人杀死。嫦娥的形象彻底被颠覆了，她成了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女性，成了男性想象中的女性。她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似乎她的一生都是在为后羿而活，她为了后羿不择手段，甚至出卖身体。而且嫦娥的形象是多变和荒谬的，她既可以是母亲又可以是姐姐还可以是妻子，她的身份而是随着后羿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些为女人制造的神话不仅把女人和固有性联系在一起，还为女人提供了自相矛盾的女性模式。女人必须既是处女又是娼妇，既是母亲又是性爱的对象。”[2]所以嫦娥成了男性理想中的女性。虽然叶兆言把嫦娥从“坏女人”的牢笼里解救出来，但是他终究难以逃脱男性的书写视角把嫦娥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理想女性，她美貌、健美、迷人、通情达理、不离不弃。无疑嫦娥成了一种当代大众文化消费领域中的“偶像”形象，成了一种商品，男人成了垂涎她的顾客。所以叶兆言在“平反嫦娥”的同时也消费了现代版的“嫦娥”。

2.对人内在价值的思考和母性的回归

“神话重述”也揭示了人的一生的悲欢离合。《碧奴》从形式上来看是描写孟姜女不辞辛苦为丈夫送寒衣的故事，其实它揭示了人一生面对误解、离别、死亡等困难做出的选择。碧奴为了丈夫不挨冻千里迢迢为丈夫送寒衣，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和鄙视，他们认为这是荒谬的，因为一个弱女子不可能走那么远的路途。所以碧奴就成了一个“异类”。旁观的人总是用异样的眼光审视碧奴，当他们看见碧奴包里那只瞎眼流泪的青蛙的时候，他们发现了碧奴的价值，就立刻毕恭毕敬了起来。“碧奴依靠一只流泪的青蛙获得了尊严，尽管那是一种意外的女巫的尊严。”[3]碧奴是孤独的，她始终被排挤，她的尊严的获得不是依据她的个人的品行和才能，而是依靠身外之物和她的价值。她成了一个符号，一个空洞的能指。碧奴的遭遇反映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人的价值只能依据外物来体现，同时小说中人们的冷漠则暗示了当今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并且作者笔下孟姜女不再是一个贞洁女的代表，她是一个母性的源头和归宿。碧奴的眼泪像一股清澈的泉水，可以祛除人心中的阴暗，她的泪水让一群顽劣的鹿人回忆起了家乡，让他们想起了母亲，唤起了他们心中尘封已久的孝道、良心、德行，他们的鹿角纷纷滑落，他们重新寻找回遗失的善良。“在这个消费文化君临天下，解构主义甚嚣尘上的无根时代里，苏童通过对孟姜女哭长城神话传说的重述，他要追溯的是人类文明源头的母性文化；他要弹去的是以理性文化为代表的男性文化上厚重的灰尘：这就是贪婪、自私、冷漠、格式化、狭隘、为物欲所充满，永不知足。”[4]苏童重构了孟姜女的形象，在他的笔下，孟姜女成了中国人心中母亲的象征。

二、颠覆男性权威与情感沉沦

作家在重构了嫦娥和孟姜女的形象的同时也解构了原有的神话中的男性形象。通过解构他们，揭示了复杂的人性。

1.对神话中男性形象的解构

作家在神话重述中对于男性形象多采取批判的态度。后羿作为一个英雄神灵深受人们喜爱，但在叶兆言笔下，后羿成了一个半人半神的帝王，小说描写的是这个英雄不断被消解的故事。后羿的身世扑朔迷离，他没有母亲，被人阉割，他是一个残缺的神，他身上既有神的血脉，又有人的烙印，所以后羿是不纯正的神灵。作者开头就解构了后羿的神性，这预示着后羿今后难以逃离人生的欲望与诱惑。当后羿称帝后，就开始走向下坡路，神性开始褪去，人性的弱点慢慢涌现，面对欲望、女色、权力，期待占有它们，他彻底变成一个昏庸的帝王。叶兆言笔下的后羿是当今人的影子：努力、追求、堕落、没落。

不仅是《后羿》，在李锐的《人间》中也解构了男性形象——法海。在人们心中，法海是不讲情义的冷血之人，他一生致力于除妖，对白娘子心狠手辣。但在《人间》中，法海却成了哈姆雷特式的优柔寡断的人，时而坚守师父用生命来除妖的信念，时而又纠结于是否杀死白素贞，他是一个游离于理性和感性的人，他认为妖不是人，是异类，但当他面对善良的蛇妖却迷茫了。白蛇问他：“佛家最讲慈悲，众生皆有佛性，何谓人？何谓妖？”他无法回答，因为他既信佛又信师父，当瘟疫来临，是白蛇用自己的血化成了“回春散”救了他的性命，让他陷入苦闷中，他的体内流着妖的血，他亦人亦妖。被白蛇血救治的村民反而逼迫白蛇自杀，死去的白蛇却真真实实修炼成了人，法海在除妖之路上终于大彻大悟，见证了人性的本质。可以说《人间》让法海摆脱了平面化的形象，成了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

2.对爱情的解构

三部小说都有爱情，但是，“重述神话”中的爱情和原神话的爱情有差别。《后羿》的爱情是一个男权视角下的不平等的模式，主人公后羿虽然精神上依恋嫦娥，但是他却没坚守忠贞，在他眼中爱情只是肉体的欲望，他不断地辜负嫦娥，但是嫦娥却再三忍让，甚至为他物色美貌的女子，他们的爱情变成了消费时代游戏爱情的写照，特别是文中大量的母子乱伦，男女偷情的情节让爱情变得媚俗。

《碧奴》中没有直接写爱情，从碧奴义无反顾地踏上寻夫之路可以觉察到她也许爱过丈夫，但文中的碧奴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物，她寻夫的目的很模糊，似乎并没有爱情和信仰来支撑她去穿越漫漫长路为丈夫送衣服，并且作者对碧奴和岂梁的爱情也几乎没有描写，文中爱情似乎特别淡薄，无法支撑碧奴去远行。碧奴的爱情成了碧奴凄凉的独唱，成了男权视角下的传统女性的受虐之歌。除此之外，小说性描写的缺失也让爱情神话带有过分的洁癖。“信桃君的死亡，暗示了“性”，或者是男性的阳具在整部小说的缺场。这也许是苏童刻意打造出的贞洁。”[5]没有神性和野性的爱情变得十分苍白，让《碧奴》成了一部单薄的“贞洁女”史传。

相比之下，《人间》的爱情描写是最成功的。《人间》除了描写许宣与白娘子的爱情，又增加了青蛇与“范巨卿”“粉孩儿”许仕麟与香柳娘及“我”秋白与“许仙”、梅树的故事情节。白蛇一心想修炼成人，毅然选择到人间，她和许宣相恋、生子，却被法海和村民不容，她献血救治他们，最后却被他们逼死，青蛇也惨死在自己舍命相救的情郎-“范巨卿”的刀下，人身蛇性的“粉孩儿”许仕麟也难以融入人间，他和痴傻的香柳娘的爱情因为外人干涉而凋谢，最后香柳娘惨死，许仕麟浪迹天涯。到了现代，“我”与一个喜欢演许仙的票友结合，但却在文革这场浩劫中惨遭背叛，最后“我”只能对着许宣变成的梅树，倾诉衷情，“我”通过雷峰塔下的《法海手札》了解了自己的前世今生。《人间》把白蛇传的爱情故事的时间跨度拉长，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用佛学思想，把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爱的轮回。旧的白蛇传神话中许宣与白娘子的爱情是被法海所代表的权力所残害，但是李锐的《人间》却解构了这一结局，《人间》中二人的悲剧的根源在于白蛇无法改变她妖的身份，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无意识盲目的大众。纵观《人间》的爱情几乎都面临着他者的目光，群体的残害往往假借正义之名，个人一旦融入群体，就会丧失理性，没有推断能力，感情容易被别人煽动。“在群体中间，就像‘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一样，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之后，会产生出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6]乌合之众的巨大能量让许白二人的爱情只能选择死亡，到了现代，面对群众的邪气，“许仙”又用背叛终结和“我”的爱情。李锐用文革的伤痕记忆告诉我们：最可怕的不是权力，而是借群众力量以正义为名的行为。

作家“重述神话”反映了当代消费社会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不由地思考背后的原因。现代社会具有极大的丰富性，物质的极大丰富让人们变得肤浅和贪婪，面对爱情，人们想到的是一连串的利益，感官刺激代替了长长久久的厮守。后羿沉湎于美色背叛了嫦娥，玄妻为了报仇消费了后羿的爱情，爱情成了消费品，碧奴千里送棉衣可以变成一个笑话，票友为了明哲保身可以出卖爱情。当今社会爱情成了一种消费品，它和肉体纠缠不清，人们不再看重爱情本身，而是在意爱情的实用价值。商品化的逻辑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无意识的反映，物质商品化和利益化驱使人们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让世界变得冷漠，每个人都把自己封锁在自己的内心中，在孤独中消耗着自己的情感。真诚的碧奴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碧奴只能孤独地在寻找人性的道路上踽踽独行。当代社会大家都是陌生人，人们都是孤独寂寞的。当今社会为何要“重述神话”叶舒宪说：“当理性走到了极端之后，人对理性的统治有一种反叛和抵触的情绪，因此需要大量非理性的东西来重新滋养。”[7]当利益主导的消费社会禁锢了人们的心灵的时候，古老神话能走进人们封闭已久的内心。“重述神话”揭示了当下人们的生存困境，借神话来感悟人们的心灵，因为重述神话本身就是反现代性的武器。

三、神话重述的当代意义

中国神话记载着华夏民族的历史，它包含着丰富的古代的文化知识、自然和科学知识，它用生动的语言把它们转化为一个个故事，传播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它浓缩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的精华。除此之外，神话还有精神上的功能。“神话以神意和天人的形式给出的集体意识和因袭模式，影响着氏族集体的思想和行动，形成一定的文化心理和行为规范，体现出类似伦理、教育、法律的价值功能。”[8]并且中国神话推崇“万物有灵”的信仰，在原始人心中，万物和人平等，万物皆有灵魂。原始人通过各种仪式来建立集体意识，通过仪式规定了合理的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可以说在古代中国，拥有原始信仰的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封闭的圈子里。

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原始的民间信仰也日渐消逝，当代中国人已经没有了信仰，面对大自然也不再畏惧。传统的道德体系也土崩瓦解，只剩下用法律等惩戒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科学技术物质文明急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游戏人生的人们却日渐空虚和苦闷，人与人之间的日渐冷漠，欲望、金钱甚嚣尘上，正义、真理、良知等一切美好品德日渐被消解。

远古神话常常以故事的形式，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来启发与教育民众。“重述神话”项目则期望可以通过“重述”这一形式，来洗礼与教化人性。作家通过重述神话重述，反映了现实的阴暗。在三部作品中，当代人的种种精神上的弊病借古人的外衣被作家们揭露。《人间》中人们因为贪图蛇肉和蛇胆而滥杀蛇，结果被蛇群报复，最后引发了瘟疫，村子濒临毁灭。这反映了当下很多人为了一己私欲滥杀野生动物，结果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不得不自食其果。这让重述具有了生态的意义。《后羿》和《碧奴》则暗示了战争对人民的戕害。后羿本来是一个受人爱戴的君主，但当他变得贪婪后就开始四处征战，最后被仇敌杀死。《碧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战争，但是战争却是碧奴送衣的大背景，同时碧奴一路上所经历的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土地荒芜的情景从侧面反映出战争的残酷。而且，三部小说共同批判了变异的人性。《后羿》中后羿本来是博爱的君主，但是随着他实力变强他的欲望也不断膨胀，最后他陷入虚无的物欲生活中，以前的博爱、专情、善良都不存在了。碧奴送寒衣的一路见证了各种奇人怪事，鹿人、马人、车夫等凶残的人就是变异人的象征，作者把碧奴置身于这个冷漠残酷的社会，暗示了当代人性的险恶、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冷漠。《人间》中法海重拾了人性，但是广大民众依然是黑暗的乌合之众，人妄图占据整个世界，把自己放在至高点上，把人的利益作为根本，作者把人蛇爱情放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轮回到现代，“我”与“许仙”的爱情却依然难以逃离他者的注视。“滥杀”“战争”“贪欲”是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它们都起源于人类秩序和自然秩序的毁坏，人不再敬畏自然，人类原始思维中那种母性的博爱与关怀消失殆尽，现代社会中男权思想代表的争强好胜的侵略思想极为盛行，人与动物争夺空间，人与人之间隔阂冷漠，国家与国家之间勾心斗角……整个社会丧失了神话精神之后不再具有古代社会的平衡。作家通过重述神话这种形式，希望借远古神话来教化人们，借远古神话来治疗当下人的精神病症。

但是，虽然作家们在小说中反映了现实问题，但是他们的悲观的态度似乎没有给当下的问题一个合理的答案，并且作家们用“重述神话”来批判当下的同时也不用自主地陷入“游戏”和“娱乐”的套路。苏童对碧奴千里迢迢送寒衣的路程描写过于详细，大量的奇人怪事，把小说变成了志怪小说，丧失了故事本身的悲剧性。《后羿》中充斥着大量的性描写，描写了末嬉、嫦娥、玄妻等人争风吃醋的情节，让神话成了流行的“宫斗小说”。《人间》则过度地描写了人心险恶的黑暗社会，几乎出场的“人类”都是狭隘、自私的。并且小说中弥漫着浓烈的“无常”“因果报应”的宗教消极思想，特别是主人公的结局几乎都是自杀和归隐，让整部小说带有了很强的消极和颓废色彩。在商品化与世俗化的社会中重建一种回归的文化精神确实是“神话重述”的难点所在，“神话重述”能否发扬传统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J].中国社会科学，1996(3)：175-185.

[2]萨莉·肖尔茨.波伏娃[M].龚晓京，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83.

[3]苏童.碧奴[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39.

[4]赵斌，苏克军.对女性文化的颂扬与重祷——苏童新作《碧奴》的隐喻[J].山花，2007(5)：137-145.

[5]朱嫣然.神话重述的集体溃败[J].延河，2013(10)：151-155.

[6]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4.

[7]孙涛.当代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神话重述”[J].文教资料，2012(27)：46-48.

[8]邓启耀.中国神话思维结构[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53.

Contemporary Consideration of the Retelling Legend：Cases ofHouYi，TheHumanWorldandBiNu

YAN Jingkun

(The Literature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The writers including Ye Zhaoyan， Li Yue and Su Tong retold the King Yi Shooting Down Nine Suns，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and Meng Jiangnv bringing down the Great Wall with tears， and they put the legend story into the post-modern context. By refactoring and deconstructing the legend， it revealed the problem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 human and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umption age also had an effect on the writers in the retelling progress， so it make the retelling legend be limited.

Key words：Retelling legend； Myth archetype； Female image； Male image； China image

中图分类号：I207.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6)03-0073-04

作者简介：严婧琨(1991— )，女，河南安阳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0-15；

修订日期：2015-12-15

(责任编辑：倪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