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中柳敬亭其人的历史真实新论*

王亚楠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桃花扇》中柳敬亭其人的历史真实新论*

王亚楠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桃花扇》中的柳敬亭作为艺术形象，在清代《桃花扇》评论中多获肯定，主要关注他在明清鼎革后的感慨兴亡。而民国以后论者则多强调他的忠诚、侠义、英勇无畏。实际剧中他的行动多出于私人恩义、知恩报恩，沾染较浓重的江湖习气，具有一定的狭隘性。真实历史人物柳敬亭在后世论者的笔下，也基本是作为一个较为正面的人物形象存在的。但揆诸文献，其形象、性格和行为也有可议之处，主要是有着较强的名利观念。

柳敬亭；《桃花扇》；江湖习气；名利观念

柳敬亭(1587～1670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说书艺人，在当时即享有盛名，挟技艺与达官显贵、文人雅士游，吴伟业、黄宗羲等著名文人都曾为之作传。孔尚任将之谱入《桃花扇》中，更使其广为后人所知。《桃花扇》中的柳敬亭既嫉恶如仇，又热心好义。他原是阮大铖的门客，在《留都防乱公揭》张示后，了解到阮的真面目，决然离去，后为侯方域投书左良玉军帐、又代左良玉传檄南京，明亡后与苏昆生一同隐居南京郊外。《桃花扇》介安堂本眉批称赞柳敬亭“柳老英雄”“英雄本色”“英雄”[1]，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而清代大量的咏剧诗论及柳敬亭时几乎都是柳、苏并举，而且把重点放在他们在明清鼎革后的感慨兴亡上，罕见称扬柳敬亭的侠肝义胆者。民国以后的论者论及《桃花扇》中柳敬亭的艺术形象，则多强调他的忠诚、侠义、英勇无畏。作为戏曲人物原型的真实历史人物的柳敬亭，在后世论者的笔下，也基本都是以正面人物形象而存在的。然而，实际情况是柳敬亭无论作为《桃花扇》中的艺术形象，还是真实历史人物，都远非完美无瑕，他的形象、性格和行为有不少可议之处，主要是有较浓重的江湖习气和较强的名利观念。

一、《桃花扇》中柳敬亭艺术形象的复杂、多面性

柳敬亭在《桃花扇》一剧中出场很早，并贯串始终。他在剧中的主要作用是包括为侯方域投书左良玉军帐(第十一出《投辕》)、为救侯而代左良玉传檄南京(第三十一出《草檄》)，还有就是在明清鼎革后与苏昆生、老赞礼一起感慨兴亡(续四十出《余韵》)。孔尚任在《桃花扇·纲领》中将其列入“左部”“合色”[2]。柳敬亭虽为一个次要人物，但也被塑造得比较成功和出彩，后世论者特别是清代批评者在评价《桃花扇》人物形象时多给予关注，并且基本是正面、肯定评价。如陈寿祺(1771～1834年)《阅<桃花扇>曲因感明季遗事作四首》第三首云：“南朝谁识滑稽生，柳毅传书借一行。唇舌神完高月旦，须眉气壮失公卿。”[3]而实际柳敬亭形象的成功和出彩之处还在于他的复杂和多面。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观[关]壮缪之矫矫者乎？若此者，岂真如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4]王国维对《桃花扇》中柳敬亭的形象和性情的认识，不尽符合文本实际。王国维肯定柳敬亭，是因为他认为其在剧中实施行动时“不顾一己之利害”，即忘我、不计个人得失，但不计个人得失不代表他行事没有动机，更不代表他的动机纯粹。实则柳敬亭在剧中的多数行为都具有明确的动机，这些动机部分是出于维护正义、憎恶奸邪和帮助良善之人，但主要却是出于私人恩义、知恩报恩，沾染上了较浓重的江湖习气。

柳敬亭作为封建时代的艺人，地位卑微，身负一技，混迹江湖，以说书讨生活。他对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有着明确的认识，对于严格而不可逾越的礼法制度和层级区隔也有清楚的体察，所以如若有更高阶层的人士加以赏识，他一般都将此视为恩典、无上荣光而感恩戴德，而且在遇到可以报恩的机会时，必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在他人看来，他能够得到更高阶层人士的评鉴和赏识，其意义也是更大于他实际具备的高超专门技艺的。如第一出《听稗》中，吴应箕提及柳敬亭时就特别指出柳敬亭的说书技艺“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桐城何老相国”[5]。第十一出《投辕》中，柳敬亭自己也说他“曾蒙吴桥范大司马、桐城何老相国谬加赏鉴，因而得交缙绅”[5]。续四十出《余韵》中，柳敬亭说：“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逢时遇节，展开祭拜，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5]柳敬亭如此感激和怀念左良玉，是因为第十一出《投辕》中，柳敬亭赴左良玉军帐投书，以舌辩得到了左良玉的肯定和称赞：“句句讥诮俺的错处，好个舌辩之士。俺这帐下，倒少不得你这个人哩。”[5]“虽是江湖泛交，认得出滑稽曼老；这胸次包罗不少，能直谏，会傍嘲。”[5]但其实左良玉在内心中也不过仍将其视为优伶之辈，柳敬亭也未实际参与谋划军事。第十三出《哭主》中，柳敬亭为左良玉讲说“秦叔宝见姑娘”，便是一显例。

柳敬亭尤其对侯方域感激有加。第一出《听稗》，侯方域、陈贞慧和吴应箕复社三公子主动前往柳之寓所听柳说书。第五出《访翠》，侯方域与杨龙友、柳敬亭、苏昆生和旧院诸名妓于清明节在卞玉京暖翠楼下行酒令。第八出《闹榭》，侯方域等复社三公子同李香君、柳敬亭和苏昆生在丁继之河房饮酒奏乐、庆赏端午。以柳的身份和地位，复社诸公子肯与其常相往来，是他莫大的荣耀。剧中侯方域也多次称赞他，如第一出《听稗》中，侯方域在柳在场的情况下夸赞道：“俺看敬亭，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5]第十出《修札》中，柳敬亭主动请缨、前往左良玉军帐投书，侯方域还对杨龙友言道：“我常夸他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5]东林、复社人士在当时主持清议，维护风纪，在普通人心目中是正义所在。普通民众多以能与此等人士相识、结交为幸，更无论能得其肯定。如清秦际唐《书余澹心<板桥杂记>后》其三云：“笙歌画舫月沉沉，得遇才子定赏音。慧福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6]《桃花扇》第二十四出《骂筵》中，李香君也说：“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5]所以，柳敬亭对侯方域感佩有加，后来他军帐投书、南京传檄，都出于这种感情。但柳如此作为，基本是出于江湖义气，知恩报恩，这种感情具有朴素性，也因此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只针对侯方域一人。第二十九出《逮社》中丑扮蔡益所和净扮苏昆生有两句对白：“(丑)了不得，了不得！选书的两位相公拿去罢了，连侯相公也拿去了。(净)有这等事！”[5]说明苏昆生是知道侯方域、陈贞慧和吴应箕一共被逮入狱的。但到了第三十一出《草檄》，苏昆生为救侯方域冒死面见左良玉，却只提及侯方域被逮，柳敬亭在侧，所以也以为只有侯方域被逮。所以，第三十三出《会狱》中，柳敬亭在牢狱中与侯方域等三人见面，才会有些意外地说：“陈相公、吴相公，怎么都在里边？阿弥陀佛！这也算‘佛殿奇逢’了。”[5]可见，柳、苏二人心中只有侯方域。这些叙写，应该不是孔尚任的疏忽和失误，而是反映了孔尚任独特的历史认识，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理解。

而且，柳、苏二人视野狭隘、目光短浅，只顾私人恩义，无视社稷安危，最终酿成大祸。第三十四出《截矶》中，苏昆生说道：“自家苏昆生，为救侯公子，激的左兵东来，约了巡按黄澍、巡抚何腾蛟，同日起马。”[5]柳敬亭在第三十三出《会狱》中也说“老汉不曾犯罪。只因相公被逮入狱，苏崑生远赴宁南，恳求解救。那左帅果然大怒，连夜修本，参着马、阮，又发了檄文一道，托俺传来，随后要发兵进讨。马、阮害怕，自然放出相公去的。”[5]因左良玉东下，马、阮调四镇堵截，导致江防空虚，清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扬州、南京相继沦陷，弘光政权灭亡，由此江南政治、军事形势大变。可以说，是诸方势力的利益纷争、各自为阵，地位、阶层不同的大小人物的各自行动牵连纠结，形成了一系列不可预料和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南明弘光政权的覆灭，其中既有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柳敬亭虽地位低贱，人微言轻，但由于他自身目光短浅、视野狭隘，间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成为造成弘光政权覆亡的诸多大小力量中的一股，他也为必须弘光政权的覆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二、《桃花扇》中的柳敬亭与历史人物的差异

清代泰州人康发祥(1788～1865)有《读<桃花扇传奇>书柳敬亭事》诗：

老作诸侯座上宾，少年亡命走风尘。鲁连东海收奇策，皋羽西台哭故人。

岁月久归羊马劫，谈谐不怕虎狼瞋。如何谰语王贻上，酒市茶坊例此身。[7]卷十

其中，末句后有小注：“王贻上云：‘听其说书，与市井无异。’余不以为然。”[7]卷十“王贻上”，即清初诗坛领袖、“神韵派”的代表人物王士禛(1634～1711年)。王士禛对于柳敬亭的评价见于其《分甘馀话》卷二：“左良玉自武昌称兵东下，破九江、安庆诸属邑，杀掠甚于流贼，东林诸公快其以讨马、阮为名，而并讳其作贼。左幕下有柳敬亭、苏昆生者，一善说评话，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遗老，左袒良玉者，赋诗张之，且为作传。余曾识柳于金陵，试其技，与市井之辈无异，而所至逢迎恐后，预为设几焚香，瀹岕片，置壶一、杯一；比至，径踞右席，说评话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复强之也。爱及屋上之乌，憎及储胥，噫，亦愚矣！”[8]

首先，需要考察康发祥诗中体现的他眼中、心中的柳敬亭的形象。康诗首联简略概括了柳敬亭的生平，“老作诸侯座上宾”是柳敬亭人生中最得意、辉煌的时刻。颔联将柳敬亭比拟为战国末期“义不帝秦”的鲁连和南宋遗民、著名爱国诗人谢翱，借以赞扬柳敬亭在《桃花扇》剧中的前后两番自荐和他的不忘故国、心怀旧友。颈联赞扬柳敬亭的诙谐调笑、有胆有识，应是指《桃花扇》第十一出《投辕》中他远赴左良玉军帐下书、劝阻他东下就食南京的情节，即“长刀遮客”的故事。尾联批评了王士禛将柳敬亭视为寻常市井艺人的妄言。可见，康发祥诗中所描述的柳敬亭的形象和性格基本是以他在《桃花扇》中的行动表现为基础的。

作为明末清初时期著名的说书艺人，柳敬亭亲身经历了兴亡鼎革的时代巨变，又曾以一介艺人的身份入左良玉幕，加之他与当时的许多达官缙绅、著名文人有交往，所以明末清初的文人纷纷为之赠诗作传。《桃花扇·考据》中涉及柳敬亭的就有余怀的《板桥杂记》、钱谦益《有学集》中的《左宁南画像为柳敬亭题》《为柳敬亭募葬引》、吴伟业《梅村集》中的《楚两生行并序》《柳敬亭传》和《柳敬亭像赞》、陈维崧《湖海楼集》中的《<左宁南与柳敬亭说剑图>序》、龚鼎孳《定山堂集》中的《赠柳叟敬亭同诸子限韵》《贺新郎词赠柳叟敬亭》《沁园春词赠柳叟敬亭》等。尽管有如此之多的诗文传记可供参考，但由于剧情铺展、形象塑造的需要，孔尚任在剧中对柳敬亭形象的描绘和行动的叙述并未完全依从人物生平，而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

《桃花扇》中涉及柳敬亭的形象和事迹的情节与历史真实的差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据现存记载，侯方域和柳敬亭两人人生中实际并无接触，更无深入交往，也就不存在柳敬亭为侯方域排难解纷、往来奔走之事。第二，第十出《修札》、第十一出《投辕》所写柳敬亭自荐赴左良玉军帐下书、劝阻他东下就粮南京，和第三十一出《草檄》、第三十二出《拜坛》所写柳敬亭再次自荐、往南京投递参本和檄文、并被下狱的情节，都与史实有不小的差别，特别是第一次的自荐下书。据吴伟业《柳敬亭传》，柳敬亭入左良玉幕是由于杜弘域的推荐，而对此杜弘域是有着自己的打算和目的的：“左兵者，宁南伯良玉军噪而南，寻奉诏守楚，驻皖城待发。守皖者杜将军弘域，与生(按即柳敬亭)为故人。宁南尝奏酒，思得一异客，杜既已泄之矣。会两人用军事不相中，年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进之。”[9]1056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宁南南下，皖帅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10]87左良玉率军东下，熊明遇请侯方域劝止，侯方域寄书左良玉等皆为史实，但对于下书之人，史无记载。而且，左良玉最后所以退兵，当然并非仅仅因为侯方域代父作书劝说如此简单，《桃花扇》第十二出《辞院》中杨龙友就说道：“还怕投书未稳，一面奏闻朝廷，加他官爵，荫他子侄；又一面知会各处督抚，及在城大小文武，齐集清议堂，公同计议，助他粮饷。”[5]据黄宗羲《柳敬亭传》，柳敬亭为左良玉传檄南京、投递参本的历史真实情形，是这样的：“(柳敬亭)尝奉命至金陵。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与敬亭尔汝者，从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10]87可见，柳敬亭赴南京，并非自己主动请求，而是奉命行事，而且也没有下狱之事，而是极受礼遇。

第三，明亡后，柳敬亭也并未隐为渔夫。黄宗羲《柳敬亭传》记载：“亡何，国变，宁南死。敬亭丧失其资略尽，贫困如故时，始复上街头理其故业。……马帅(按指马逢知)镇松时，敬亭亦出入其门下，然不过以倡优遇之。”[10]87余怀《板桥杂记》下卷“轶事”对此也有记载：“宁南亡败，(柳)又游松江马提督军中，郁郁不得志。”[11]而马逢知则是先为李自成部将，后投降清朝，官至江南提督，后又投降郑成功，郑成功反清失败后，马被清廷诱骗到北京，凌迟处死。康熙元年(1662年)，柳敬亭还曾随时任漕运总督的蔡士英乘船北上，见清王沄《漫游纪略》卷二“燕游三”：“壬寅季春，自淮浦登舟，渡河至宿迁。……白下柳生、王生，善谐谈。包山秦生晓音律。舟行殊缓，时渐入夏，舟中休暇，则命柳生谈隋唐间稗官家言。其言绝俚，柳生侈于口，危坐掀髯，音节顿挫，或咤叱作战鬭声，或喁喁效儿女歌泣态。公(按指蔡士英)尝竦听之，僮仆以下，咸助其悲喜。坐客莫不鼓掌称善，率至夜分乃罢。”[12]关于柳敬亭入京后的情况，曹贞吉《珂雪词》卷首附录的曹禾所作“词话”有如下的记载：“柳生敬亭以评话闻公卿，入都时邀致接踵。一日过石林，许曰：‘薄技必得诸君子赠言以不朽。’实庵(按即曹贞吉)首赠以二阕，合淝尚书(按即龚鼎孳)见之扇头，沉吟叹赏，即援笔和韵。珂雪之词，一时盛传京邑。学士顾庵叔(按即曹尔堪，号顾庵)自江南来，亦连和二章。敬亭名由此增重。”[13]龚鼎孳(1615～1673年)《定山堂诗余》卷四有《贺新郎》“和曹实庵舍人赠柳叟敬亭”，应即此次而作：“鹤发开元叟。也来看、荆高市上，卖浆屠狗。万里风霜吹短褐，游戏侯门趋走。卿与我、周旋良久。绿鬓旧颜今改尽，叹婆娑、人似桓公柳。空击碎，唾壶口。 江东折戟沉沙后。过青溪、笛床烟月，泪珠盈斗。老矣耐烦如许事，且坐旗亭呼酒。拼残腊、消磨红友。花压城南韦杜曲，问球场、马弰还能否? 斜日外，一回首。”[14]

三、历史人物柳敬亭的暗面

当时有不少文人为柳敬亭赠诗作传，孔尚任在《考据》中只列出了钱谦益、吴伟业、陈维崧和龚鼎孳等所作涉及柳敬亭的诗文作品，可能还是为了避免触犯忌讳，所以其中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三人都是降臣，陈维崧在清朝也曾应试博学鸿词科。由此也可见，柳敬亭在明亡后并不安于寂寞，而是继续来往于通都大邑，与达官显贵、叛将降臣诸杂色人等交游，以至于后来汪懋麟在《柳敬亭说书行》中规劝他说：“但得饱食归故乡，柳乎柳乎谭可止。”[15]左良玉死后，柳敬亭经常向人讲说他的故事。吴伟业《柳敬亭传》记载：“(柳)每被酒，尝为人说故宁南时事，则唏嘘洒泣。”[9]1058顾开雍在所作《柳生歌》的小序中也说：“柳生还吴中，酒酣时时向人说宁南事，闻者皆涕下。”[16]卷六《柳生歌》中也有“逢人剧说故侯事，涕泗交颐声堕地”的描述[16]卷六。柳敬亭在明亡后到处对人讲说左良玉的事迹，应该认定为主要是感于左良玉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在左良玉军帐中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辉煌、快意的时期。比如黄宗羲《柳敬亭传》中的记载，柳敬亭以一介说书艺人、近于倡优的身份到南京，如果不是奉命前往、如果没有其背后的左良玉，他绝无可能受到那般超出常理的礼遇。《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中，柳敬亭也有如下的自述：“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逢时过节，展开祭拜，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5]王猷定(1598～1662年)《四照堂集》卷十二“杂著”有一篇题作《柳敬亭为左宁南写照，而自图其像其旁，识不忘也，予为之赞》。王猷定与柳敬亭同时，所记当确实可信。不过，柳敬亭画其像于左良玉旁，应该不仅是表示“不忘”左良玉的恩德，而且在隐隐中是将左良玉推尊为关羽，而自比周仓，表示自己对于左良玉的忠心和感佩。

明亡后，柳敬亭仍然与各类达官显宦、名士文人来往交游，而且更加频繁，柳敬亭几乎从不在意这些人物的出身和经历。这些人物对柳敬亭赠诗作传，数量甚多，可注意者是其中相当数量的篇章是柳敬亭主动索要的，上引曹禾《珂雪词话》中的记载可证。又如宋征舆(1618～1667年)在《书柳敬亭语》中提及：“敬亭责予曰：‘相从久之，无一字与我，何用故人为？’”[17]这说明柳敬亭选择和这些人物交往，也是有自己现实的功利目的的。同时其中的个别人选择和柳敬亭来往、交游并熟络，也是抱着特殊的目的在对他加以利用，比如龚鼎孳。当时的各类人物对柳敬亭的投诗赠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品赏和赞扬他的高超的说书技艺，二是通过对柳的歌咏寄予自己对历史变幻、朝代兴亡的感慨。但其中也不乏批评的声音。如康发祥诗注中提到的王士禛。王士禛在上引《分甘馀话》文字中对柳敬亭的记述和评价，主要是不满于当时部分金陵的“名卿遗老”对于身为一介说书艺人的柳敬亭的过分礼遇。平心而论，王士禛给予柳敬亭的“与市井之辈无异”的评价本无可厚非。柳敬亭的身份本就是一位说书艺人，如上所述，当时的各种人物酬赠柳敬亭的诗文词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描述和赞扬他高超的说书技艺，涉及肯定柳敬亭的仁义性格和形象的内容在篇幅上既不突出，也并不具体细致。对于寄慨的一方面，王士禛生之也晚，对于明清两朝的兴亡隆替缺乏切身的经历和体会，自身又在新朝官至刑部尚书，同时作为二十四岁即成进士的有才有为之士，他对当时清朝早已定鼎中原、国势稳固的现实和文字狱有所抬头的情况当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对于在明亡后到处讲说前明名将左良玉的事迹、常常引得听众感慨流涕的柳敬亭，给予的评价不高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左良玉传檄讨伐马、阮，本属正义之举，却不料因此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正统观念而论，他还曾经“要君”，所以在明亡之后，对他的评价多不高。与之关系密切、曾入其军幕的柳敬亭在明亡后到处讲说他的生前事迹，既出于以其本业报左的知遇之恩，其中也不免掺杂私念，听众感慨流涕也并非表示肯定左良玉，而是被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所感染，和返观自身、引发经历兴亡变幻后自己积蓄于心底的细微感受和深沉慨叹。

康发祥给予柳敬亭很高的评价，而不满于王士禛的说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和柳敬亭为同乡，替乡里的这位知名人物辩护，维护其声誉和地位。而对于王士禛对柳敬亭评价不高的原因，康发祥的观点如下，见于其《伯山诗话后集》卷一：

且吾乡柳敬亭豪侠士也，以赵壹之亡命，效张禄之改名，隐身说书，滑稽善辨，通侯大帅皆优礼之。而贻上亦讥之曰“听柳某之说书，与市井无异”。盖敬亭说书之时，言语凑巧，旁若无人，曾有言侵射贻上，而贻上以此报也。贻上为人本隘，“清瘦李于麟”之目，信其不诬。余《读<桃花扇传奇>书柳敬亭事》云：“老作诸侯座上宾，少年亡命走风尘。鲁连东海收奇策，皋羽西台哭故人。岁月久归羊马劫，谈谐不怕虎狼瞋。如何谰语王贻上，酒肆茶坊例此身。”末句为敬亭一泚前言。[18]

其中，“清瘦李于麟”当作“清秀李于麟”，出自清吴乔的《答万季野诗问》。而且吴乔在此处是用以评价王士禛的诗风和他对明七子派诗学思想和诗歌风格的继承和学习，与王士禛的人品和行迹无涉。康发祥所说的柳敬亭“曾有言侵射贻上，而贻上以此报也”，更是属于揣测之言，缺乏文献记载。康发祥对于王士禛给予柳敬亭的评价表示不满，严厉谴责王士禛，是他在《伯山诗话后集》中谈论王士禛对吴嘉纪(1618～1684年)的批评时连带而及之的。而吴嘉纪也是泰州人，可见康发祥在反对王士禛时是为了“乡贤”的声誉和地位，而不免出语激烈的意气之争。康发祥所谓的“鲁连东海收奇策，皋羽西台哭故人”，是将柳敬亭比拟为战国末期曾“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又将其比拟为南宋遗民、著名爱国诗人谢翱，将左良玉比之为文天祥。以柳敬亭在左良玉军幕中的表现和作用来看，他是无法和“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赵国策·赵策》)的鲁仲连相提并论的。吴伟业《柳敬亭传》记载了柳敬亭在左良玉军幕中的两件事，一是代左良玉传言阮大铖，希望他能“捐弃旧嫌，图国事于司马也”[9]1057，后来因为马、阮筑城坂矶，双方沟通失败；二是救助陈秀，这则纯属私人恩义。而且，鲁仲连自言：“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19]而如上所述，柳敬亭则有较重的名利之心，甚至对于宋征舆说出：“相从久之，无一字与我，何用故人为”的话。就康发祥所谓的“皋羽西台哭故人”而论，左良玉是完全无法和文天祥相提并论的，柳敬亭当然也无法和谢翱相比。吴伟业在《柳敬亭传》中叙述柳敬亭救助陈秀后，说道：“其善用权谲，为人排患解纷率类此。”[9]1057隐隐之中也将柳敬亭比拟为鲁仲连。黄宗羲在其《柳敬亭传》的篇尾对此做了批评：“偶见梅村集中张南垣、柳敬亭二传，张言其艺而合于道，柳言其参宁南军事、比之鲁仲连之排难解纷，此等处皆失轻重。亦如弇州志刻工章文，与伯虎、征明比拟不伦，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余因改二传。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使后生知文章体式耳。”[10]87-88黄宗羲在传文中还说道：“钱牧斋尝谓人曰：‘柳敬亭何所优长？’人曰：‘说书。’牧斋曰：‘非也。其长在尺牍耳。’盖敬亭极喜写书调文，别字满纸，故牧斋以此谐之。嗟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10]87言下之意，他也认为左良玉“不学无术”。对于身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的黄宗羲，仅为一介说书艺人、又在左良玉军幕中无甚作为、明亡后苟活于世的柳敬亭，在明亡清兴的事变中、在君臣将相、仁人志士、烈士列女、殉难军民、遗老遗少、无家百姓中仅为沧海一粟的柳敬亭，当然无法入其法眼。黄宗羲在明清兴亡的宏大历史视野中批评“不学无术”的左良玉，连带而及于本为平常市井之人的柳敬亭，是合情合理的。

此外，夏荃在其《退庵笔记》卷七“柳敬亭”条中就王士禛对柳敬亭的评价也有驳论，谓：“新城尚书言语妙天下，好雌黄。其丑诋左良玉作贼，目其幕客柳敬亭、苏昆生为左党，深尤明季诸老为良玉左袒，并贬柳老技，谓‘与市井无异’，其论极不允。”“渔洋官扬州司李时，年甚少，华胄蚤达，负其才气，凌铄一时，何有于柳老？”“渔洋特创为此说，抹宁南兼抹敬亭，耳食者遂谓柳技平平，且目为左党，冤乎！”[20]同为泰州人的夏荃，其言论也明显因带意气而嫌过激。首先，王士禛评价柳敬亭和苏昆生的文字，应该是随手书写，并没有什么所谓的“险恶用心”，夏荃却认为是“特创为此说”。其次，以柳敬亭在左良玉死后倾其所长、到处讲说左的生前事迹而论，以其中蕴含的报左的知遇之恩的动机和目的而论，称柳敬亭为“左党”中人，也并不违背事实，而且王士禛在《分甘余话》的记述中并没有提及柳敬亭讲说左的事迹，也没有将柳敬亭视为所谓的“左党”中人。再次，清初文人记述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的大量诗文词作品俱在，王士禛以己一人之简短的文字、直截的论断，何以能抹煞和贬低柳敬亭及其说书技艺？实际上，王士禛也并无此动机和目的。

[1]作者不详.《桃花扇》眉批[M].康熙间介安堂刻本.

[2]孔尚任.桃花扇·纲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3.

[3]陈寿祺.绛跗草堂诗集:卷五[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96册,2002:533.

[4]王国维.文学小言[M]//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221.

[5]孔尚任.桃花扇[M].康熙间介安堂刻本.

[6]秦际唐.南冈草堂诗选[M].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卷上.

[7]康发祥.小海山房诗集[M].稿本.

[8]王士禛.分甘余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9:52.

[9]吴伟业.柳敬亭传[M]//吴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黄宗羲.柳敬亭传[M]//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余怀.板桥杂记(外一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2.

[12]王沄.漫游纪略[M]//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民国间上海进步书局本,第十七册,1983:6.

[13]曹禾.词话[M]//曹贞吉.珂雪词.康熙间刻本:卷首.

[14]龚鼎孳.定山堂诗余[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03册,2002:298.

[15]汪懋麟.柳敬亭说书行[M]//百尺梧桐阁集.康熙刻本:卷八.

[16]顾开雍.柳生歌[M]//姜兆翀辑.松江诗钞.嘉庆十三年(1808)敬和堂刻本.

[17]宋征舆.林屋文稿[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421.

[18]康发祥.伯山诗话后集[M].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卷一.

[19]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737.

[20]夏荃.退庵笔记[M].《海陵丛刻》本:卷七.

(责任编辑：刘 燕)

Comment on the Reality of the Character of Liu Jingting inThePeachBlossomFan

Wang Yanan

(School of Literature,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 450001,china)

Many commentators in the Qing Dynasty gave positive evaluations to the character of Liu Jingting inThePeachBlossomFan.They focused on his sign with rise an fall.The commentato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ocus on his loyalty,chivalrous and courageous character.In fact,the motivations of his behaviors relate to private kindness which preserves the strong sophosociety habits.Liu Jingting as an actual historical figure is basically a positive character to the commentators and researchers.However,there is certainly room for discussion about his image,character and actions.Sometimes he was selfish and and seeked after fame and profit.

Liu Jingting;ThePeachBlossomFan;the sophosociety habits;fame and profit

10.3969/j.issn.1672-7991.2016.03.009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11&ZD107)。

2016-08-29；

2016-10-22

王亚楠(1986-)，男，河南郑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和古代戏曲研究。

I206.5

A

1672-7991(2016)04-005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