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梦断何处觅
——《人面桃花》中的原型分析

虞 婧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北京 100083)



桃源梦断何处觅
——《人面桃花》中的原型分析

虞 婧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北京 100083)

应用原型批评的方法，主要围绕“桃源”“血”“雨”“雪”等原型对小说进行分析，从中窥见出格非想要表现的桃源梦，同时展现剧变时代个体的梦想与挣扎、选择与无奈，并力求对当下与未来有所思索与映照。

《人面桃花》；原型；桃源；乌托邦

《人面桃花》是著名作家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开卷之作。格非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索，直到2011年完成了“江南三部曲”的定稿。这是一部悬念迭生、余韵悠长的小说，同时又诉说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

小说从因《桃源图》而发疯的父亲突然离家出走开始讲述，之后所谓的“表哥”——抱着“大同世界”梦想的革命党人张季元来到家中居住……世界的神秘在猝不及防中对秀米打开，随着革命党被剿灭，张季元莫名惨死，他留下的一本日记让秀米懵懂地知道了什么是床笫之欢、也让秀米隐约领悟了革命党创立大同世界的动机。秀米在出嫁途中被花家舍强盗劫走，辗转流离，之后以革命党人的面目重新出现在普济。而在她的革命蓝图中，混杂了父亲对桃花源的迷恋、张季元对大同世界的梦想……一个平凡女子的命运就这样与近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了一起。

关于《人面桃花》的诗学、历史叙事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学者论述，而用原型批评方法分析这部小说的文章寥寥无几。 笔者旨在探索一个新的路径重新对这部蕴含着深刻思想的小说做出不一样的面面观，也折射出自己关于个人、社会和历史的一些思考。

所谓原型，叶舒宪认为是艺术中那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向”[1]。在原型批评的先驱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看来，最有影响的理想永远是原型的十分明显的变体，而作家不过是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2]，原型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种族的记忆，是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此外，弗莱原型概念认为：“原型可以是意象、象征、主题、人物，也可以是结构单位，只要它们在不同的作品众反复出现，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原型的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又是历史文化的，它把文学同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二者相互作用的媒介”[3]11。《人面桃花》是因《桃源图》而发疯的父亲离家出走开始，叙述秀米的人生转变时又构建了现实中符合桃源模式的“花家舍”，同时又以革命党人的大同理想和秀米的革命实践贯穿这种叙述，可见这部小说中最明显的原型应该是桃源，此外，这部小说还穿插了一些其他典型的意象与象征，辅助小说讲出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同时有力地表现出小说中蕴含的高贵艺术性与深刻思想性，比如有关“血”“雨”“雪”的意象。笔者认为这些意象也有着原型意义，来辅助小说的叙事与思想内涵的表达，不应该被忽略，故而亦做些尝试性的分析。

一、“桃源”原型：大同梦与革命理想

1 500多年前，陶渊明创作的《桃花源记》中桃花源“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令后世无数文人服膺与企慕。而实际上，“桃源”和“桃源梦”已经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中的存在，不仅仅是普通的意象，它已然成为凝聚着潜意识感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原型母题。

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始的，包括本能和原型。它只是一种可能，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人的大脑组织结构之中，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激活。无论古今，穿越中西，无论是大同社会的理想，还是“乌托邦”的想象，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都有着一个桃源梦桃源的理想构建和向往，并在历史潮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朝这样一个梦做着努力。

“《桃花源记》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本身拥有的神秘内涵是永恒的，是原型情境的发生，其意象不是陶渊明自己凭借个人心智一时的创作，而是人类所深蕴的原始智慧和宝贵的精神遗产通过他的文字的集中显现。”[5]1古希腊诗人赫西尼德的“黄金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古代老子的“小国寡民”、儒家描绘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桃花源”，呈现的都是“桃源”代表的理想境界这一原型。而在中国文学中，“桃源”的意象更是不断出现，“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相因相传地沉淀在民族的灵魂深处”[5]2。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也不乏这样的桃源原型叙事，废名的“史家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祺的“大淖”世界、贾平凹的“商州”等等，无不具有桃源的性质。

但笔者认为，格非的《人面桃花》与这些作品有所不同，它不仅仅叙说了一个桃源理想，也不能简单地谈乡土情结或是回归意识，它所要讲述的是关于文化反思和历史批判更为深刻、更为超越的内容。

陆秀米的父亲陆侃因“盐课”一案受到株连，在扬州府学任上罢官回籍。秀米一直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发的疯，听说是因为一幅《桃源图》。他把这幅画视若珍宝，他相信“普济地方原来就是晋代陶渊明所发现的桃花源，而村前的那条大河就是武陵源”，“他要在院里栽种桃树”，他“要在全村家家户户的门前都种上桃树”[4]15……那时的秀米不明白父亲的想法，也同旁人一样认为他是疯了，但实际上已经在秀米的心里种下了“桃源”的根。

父亲出走以后，家中莫名其妙地来了一位“表哥”张季元，“她第一眼看到张季元的时候，就觉得那张脸不属于这个尘世，而是一个胡思乱想的念头的一部分。渐渐地，这张脸变成了……变成了开满了花的桃树，露珠缀满了花瓣和梗叶，风儿一吹，花枝摇曳，花蕊轻颤，无休无止的忧伤堆积在她的内心。”[4]91后来，张季元作为革命党人被剿杀，秀米从他的日记里才知道他关于“大同世界”的革命动机。小说用了“桃树”和“桃花”的比喻，无疑也是要把“桃源”原型嵌入到张季元这个人物形象中，和秀米对张季元朦胧的情感交织在一起，随着之后张季元的死亡、他留下的日记以及秀米被劫去花家舍，“桃源”已经挥之不去，冲击跌宕，成为秀米生命中一生的烙印。

荣格认为，原型作为人类“本能自身的无意识形象”和“本能行为的模式”必然会自发地出现在个人的心理中，尤其是借梦、幻觉、妄想等消极想象和创的积极想象而显现出来[6]99。秀米轻敲瓦釜时觉得自己的身体飘向远方(后来证明是花家舍)，她发疯时的幻觉与臆想，以及后来在梦中梦见花家舍的大爷王观澄对她说的话，都屡次点出了小说中的“桃源”原型。

对秀米而言，“桃源”原来一直是在父亲的发疯性的呓语与张季元慷慨激昂的革命创想当中的，而当她真正地见到现实当中的“花家舍”时，却是一个变形、扭曲的“桃源”。这无疑也是对“桃源”原型的一种冲击，因为它夹杂着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变迁、疑惑与思索，这一点笔者将在贯穿整部小说讨论了“血”“雨”“雪”的原型意义之后，在文末展开讨论。

二、“血”的原型：觉醒、出走与回归

据笔者统计，小说中大约有15处明显描写“血”或与“血”有关的意象(血红色)。在威尔赖特的《原型性的象征》(译自《隐喻与真实》一书的第六章)一文中，他列举了一些基本的原型性象征——血、光与火、黑暗、水、圆圈和轮子等。威尔赖特认为，“原型性象征‘血’具有一种不寻常的紧张感和自身矛盾的东西”，且“由于血和死亡与诞生的时刻相联系，和青春期、结婚时的身体方面，战争，以及部落生活中更为普遍的观念如健壮、膂力等相联系，所以它就非常接近凡·吉奈普称为‘生命仪式’的那种原始观念和仪式的共同范围。”[7]

小说中第一次写到“血”，是在开篇写秀米的初潮，她看见自己衬裤上的血迹，却并不知道这是女子发育成人的正常现象，且为此担忧恐慌。从原型的意义上分析，这样的“血”是和青春期相关的身体方面有关系的。但从秀米个人的整个命运变迁来看，这不仅是生理上的一种突破与成长，同时也暗示着她的精神世界将要面临的冲击与改变。几乎与初潮的“血”同步出现的，是多次描写到的血红色的“官兵的璎珞”：“她看见那些官兵帽子上的璎珞像猪血一样艳丽 ”“昨天中午，她在上楼的时候，偶然瞥见从村中经过的官兵的马队，看到那些……火红的璎珞以及亮闪闪的马刀，她都会如痴如醉，奇妙的舒畅之感顺着她皮肤像潮水一样漫过头顶。她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也有这样一匹骏马，它野性未驯，狂躁不安，只要她稍稍松开缰绳，它就会撒蹄狂奔，不知所至”[4]22……那些官兵是与革命相关的存在，而秀米这种无法解释的心情，与“血”“血红色”交织在一起，又成为一种可以解释的预兆，一种“不寻常的紧张感”，一种“自身矛盾”终将揭露、炸裂的彻底觉醒与出走。

而这样的觉醒，同样也是以“血”的形式来呈现的，“她看见秀米将自己雪白的小拇指放在门框里，然后慢慢地将房门关上。由于房门与门框的挤压，小拇指开始一点点地变形，鲜血顺着门缝流了下来。这时，秀米对走上楼来的翠莲笑了笑，说：‘你看，一点也不疼。’”至此，因为看了张季元的日记而发疯的秀米又恢复了精神的正常。而实际上，秀米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秀米。从前的秀米只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在家里人收租时都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要给自己家里交租，孟婆婆笑她长这么大都不明白这些事，“就像是活在桃源仙境一般”。而小小的普济，她这十几年来衣食无忧、单纯无知的生活，所谓的她的“桃源仙境”，根本就是个虚假的“桃源”。她的鲜血随着门缝流了下来，她彻底击碎了这个虚假的“桃源”。

实际上，秀米身体的出走也并非是自愿的，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更能增强故事的传奇性，也能够使小说悬念迭生。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看，也有了更多可以分析的材料。从无知的秀米不识“初潮”到她被劫走后被强盗夺取贞洁，这在“血”的原型意义上，与“死亡和诞生”又产生了联系。她在被劫走关押她的船上看到的“刀把上红色的璎珞”，以及她终于看见的那片“被初升的旭日衬得一片通红”的蜷缩在山坳众的村落，都暗示着之后的经历将会给她带来继张季元之后的更大的冲击与改变。一种蒙昧死亡、一种无知死亡、一种虽然主人公仍未自我明晰的意识开始萌芽，个人的主体意识与对社会的感知与创设行为也即将随着主人公的经历诞生。整体来看，这又何尝不是凡·吉奈普所说的“生命仪式”，某一种存在状态向另一种存在状态的转化，在某些方面就好像同时发生的死亡与再生。

“血”的原型有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这种矛盾在秀米的初期体现为从无知到觉醒的转化，到后期就成为了秀米变法失败、出狱重回普济后的一种疑惑。革命失败时，同样伴随着“血”，来抓捕秀米的官兵“都穿着青灰的布袍，头戴斗笠帽，帽子上血红的璎珞不住地跳动”[4]257，秀米也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小东西”。“他的身体摸上去软绵绵的。背上的棉袄软乎乎的，血就是从那儿流出来的。”

秀米出狱回到普济后，假装哑巴，这是一种属于她自己的“失语”。她革命过，她失败了，她开始想革命的意义，这之间掺杂着太多矛盾的东西。其实，秀米在革命的过程中就有过疑惑：“你有的时候会从梦中醒过来，可有的时候，你会醒在梦中，发现世上的一切才是真的做梦。革命，就是谁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我不知道谁是鹞鹰，谁在那儿发号施令……”[4]227回到普济以后，“她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过去的岁月，她觉得自己就如一片落入江中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任何声音，就被激流裹挟而去，说不上自愿，也谈不上强迫；说不上憎恶，也没有任何慰藉。”[4]272血已经都流过了，那么，流血之后呢？

三、“雨”“雪”的原型：桃源梦断何处觅

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普济这一江南水乡，小说中也就有了许多关于“水”的意向。弗莱指出：“原型是一些连线群，与符号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在既定的语境中，它们常常有大量特别的已知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交际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它们。”[8]所以可以把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有关天气的“雨”和“雪”(据笔者统计，小说中明显的大约有9处描写)，也看作是“水”的原型。在笔者看来，“雨”和“雪”作为故事中一些转折点的发生背景，联系“水”本身的原型意义，有着“一些事情要发生”或是“一些事情要结束”的意味。

“水这个原型性象征，其普遍性来自于它的复合的特性：水既是洁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因而水既象征着纯净又象征着新生命。”[7]威尔赖特在《原型性的象征》一文中这样描述到。小说开篇，秀米发疯的父亲离家出走，在出走前父亲跟秀米要伞，并且小声地说“普济马上要下雨了”，故事由此铺展而开，让读者深深地感觉到，在普济这个小小的，自有一套社会规则、没有什么变化的简单的地方，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这种背景与曹禺《雷雨》中的滂沱大雨有着类似的文学上的作用。相比起普济“以外的广袤世界”，普济实际上算是一个“纯净的地方”。现在，这个“纯净的地方”要发生一些事情，来迸发出新的东西了。陆老爷的出走、张季元的到来、革命党人被剿杀、秀米归来以后的革命，这些事情都在普济这一方小小的土地上炸裂，不断迸发出关于社会、关于人自身的变革与挣扎、疑惑与思索。

关于“水”的另一个原型“雪”，比起“一些事情要发生”，“雪”更像意味着“一些事情要结束”，比如《红楼梦》中最后宝玉出家时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秀米在普济的革命快要失败的时候，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在去世之前眼睛亮亮的，把每个人都仔仔细细地瞧了一遍，然后很清晰地说了一句“普济要下雪了”，后来普济真的下雪了，“这些日子，成天都在下雪，院里院外都是白茫茫的一片。”[4]253官兵来到学堂抓捕秀米，秀米的儿子“小东西”(此时已取名为“普济”)为了给母亲报信被误杀，他倒在了雪地上，融化的雪水在沟里流得正急，仿佛一切都要在这“雪”里结束了。

随着秀米革命的失败，一切归于平静，“雨”和“雪”的意象衔接起来，就成了原来目不识丁的喜鹊作的诗“杏花春雨江南，灯灰冬雪夜长”，秀米也进入了一个装哑巴的“失语”阶段。由此，读者也可以随着小说中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与故事结局，慢慢平静下来，思索“桃源”的真正意义。秀米的革命失败了，普济(小东西)死了，“普济”又平静下来了，“桃源”死了，那新的东西会诞生吗？

至此，再回过头来看“桃源”这一原型在这部小说中的不同意义与体现。首先，故事的发生地点普济，本身的名字有点“普济天下”的意味，这种意味是带有大同色彩的，而它作为一个江南的小地方，实际上是封闭的，未曾有外界太多的侵扰。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是封闭的，就像秀米最初的蒙昧世界，而作者也借助老虎的想法明白地说出了这一点：“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封闭在一个黑暗的匣子里，而普济的天空就是这样一个匣子，无边无际。”[4]240普济的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很小的局部，晦暗不明，他们没法知道一件又一件的事是如何发生的，这些事情是通过什么样的丝线而缝合在一起的，织成怎样一个奥秘。所以，最初的普济是一个“封闭的桃源”“虚假的桃源”，这样的桃源经不住考验，一受到外界的刺激它便会发生变革。

再谈及秀米的父亲陆侃的桃源梦，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桃源”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最终精神归宿和理想境界，厌倦官场和世俗的士大夫们无不想置身其中、回归自我。陆侃的桃源梦部分也有这样的情结影响，但他并不完全是想隐遁，他已经萌发改变社会的意识。到了张季元，更为直接明确的是为了大同社会的革命，后来秀米创办学堂的一系列举措也是为了这样的一个大同世界，这是一个“理想的桃源”。

秀米被强盗劫走以后，第一次到花家舍时，发现父亲设想的风雨长廊竟然在花家舍实现了，花家舍最初竟然是个现实当中的“桃花源”，可是后来竟成了匪窝，变成了腥气熏天的妓院，不仅抢女人，连尼姑也抢。这是一个在现实中实现过而最终又变形了的“扭曲的桃源”，也是一种关于建立桃源的可能性结果的警示。

秀米出狱后回到普济，重新审视过去的岁月，她觉得自己不是革命家，也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替身，她甚至想让生命在自己的记忆深处重新开始，正如在花家舍遇见的照顾她的妇人韩六所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小岛，秀米已经冲出了这座岛，在寻找桃源的路上颠沛流离想要归来。那么桃源呢？它始终没有真正地出现过，哪怕在普济遇到饥荒的时候，男女老幼井然有序地领粥的时候，桃源似乎也只是若隐若现，没有人知道，桃源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实现，它又能维持多久。秀米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枝花间迷路的蚂蚁，寻找着一个“看不见的桃源”。

可以说，这个过程中，桃源的原型意义是在变化着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复杂的。笔者认为，即使换一部作品换一个作家，乃至换一个时代，人类的心中还是会有这么一个原型存在，并且驱使着自身不断朝那个方向走去，上下求索，这就是集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就是艺术创作源泉。一个象征性的作品，其根源只能在集体无意识领域中找到，它使人们看到或听到人类原始意识的原始意象或遥远回声，并形成顿悟、产生美感。人面已变，桃花不改。

在秀米的梦中，花家舍的大爷王观澄说过一段话：“花家舍迟早要变成一片废墟瓦砾，不过还会有人重建花家舍，屡我覆辙，60年后将再现当年盛景。光阴流转，幻影再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怜可叹，奈何，奈何。”[4]151“桃源”原型将会一直在人类的心中，随历史沉浮，时隐时现。那现在所要创建的社会与世界是什么呢？

研究者们大多愿意把《人面桃花》定位为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小说，而笔者更愿意从个体出发，从人类的使命与对人类自身的关怀，也从自身提问，再做些个人的自我解答。小人物的个体在历史的裹挟中挣扎、迷失，去创建、去失败，也并未能看清历史，看不见前方。而我们愿意去付出这种努力，愿意去求真，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将延续这个过程。也许，这将是人类的永恒命题。永远误解，却不会停歇。令人失望，却又令人无法停止。我们都是误入桃源、花间迷路的蚂蚁。《人面桃花》正是在这样一个维度上，才讲出了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故事，一个故事又在横向与纵向、共时与历时上讲遍了全人类，贯穿了历史与当下。这应该就是文学人类学这门学科与原型批评这种批评方法的独特分析角度，可以给人带来的不一样的思考。

“如果说，心理学家限于职业习惯，主要是从心理根源和象征表现方面来考察原型的，那么，原型的符号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则是由文学批评家们加以补充说明的。”[3]11由此再阐发的理解与提出的疑问，大概就是文学的意义。“桃源”的原型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又不断注入新的价值观念，这代表着一代人的思索。这样的思索对当下而言，又何尝不是幽微之处的一缕光芒？

[1]N.弗莱.作为原型的象征[M]//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

[2]C.G.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M]// C.G. 荣格.荣格文集.冯川，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226-228.

[3]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

[4]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5]张立.论新时期小说中的桃源叙事[D].苏州：苏州大学，2007.

[6]C.G.荣格.集体无意识的概念[M]//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王艾，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

[7]WHEELWRIGHT.Metaphor and Reality[M]. NewDelhi：Indiana Univ. Press，1962：111-128.

[8]FRYE.Anatomy of Criticism[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102.

(责任编辑：杨燕萍)

Where to Find the Lost Dream of 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An Analysis of Archetypes inFacesinPeachBlossom

Yu Jing

(1.Th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100083)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archetypal criticism, analysis of the novel will be presented in this thesis, centering on archetypes including 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 or the Haven of Peace, blood, rain, snow, etc., which indicate the dream of 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 that the author hopes to display. This study will also reveal the individuals’ dream and struggle, choice and helplessness in a drastically-changing age, and hopes to serve as a reflec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age and the future.

FacesinPeachBlossom;archetype, land of peach blossom, utopia

10.3969/j.issn.1672-7991.2016.04.010

2016-08-30；

2016-09-22

虞 婧(1993-)，女，浙江省浦江县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I206.7

A

1672-7991(2016)04-00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