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民生计与政治博弈
——明代灾民形象检视

罗朝蓉　赵玉田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灾民生计与政治博弈
——明代灾民形象检视

罗朝蓉赵玉田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潮州521041)

“灾民形象”是值得专门研究的重要历史课题，富含历史信息。有明一代，灾民形象由“安分的可怜者”而“饿殍、暴徒及可鄙者”，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究其所以然，既与“灾民生计”有关，也与“政治博弈”有着内在关联。明后期的灾民形象，实为明朝覆亡的一大征兆。

明代；灾民形象； 灾民生计；政治博弈

明代灾荒空前严重。如邓拓称，明代“灾害之多，竟达1011次，这是前所未有的记录”。[1]据陈高傭统计，明代灾荒共计1224次。[2]鞠明库检视史料得出，明代发生自然灾害多达5416次。[3]天灾频发，灾民数量空前。明代士大夫面对灾荒之时，经常描绘灾民形象，或为了奏明朝廷，以获取更多赈灾资源，缓解救灾困境，或为了抒发忧国忧民之心，或为了寄托怜悯之心，这些带有目的性的“灾民形象”，富含历史信息。尽管当今学界少有论及，“灾民形象”研究当是中国古代史与灾荒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明代的灾民形象，经由时空的改换、自然灾害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嬗变、政治环境的变迁，在怀有不同目的、知识、情感、价值的士大夫笔下，则大抵经历了“安分的可怜人”向“饿殍、暴徒及可鄙人”转化的过程。由此可知，一定时期的灾民形象与是时政治、经济、自然、士大夫道德情感、灾民本身的行为等密不可分。本文在联系灾民生计而梳理灾民形象变迁的基础上，探讨明代灾民形象与政治博弈、明代灾民形象与明代覆亡的关系，以求教于方家。

一、灾民形象与灾民生计

所谓灾民生计，是指遭受灾害的人们维持生活的办法。灾民生计虽与遭受灾害的程度直接相关，更为政府的救济力度、引导措施所影响。明初救济有方、引导生产得力，而明中后期官场腐败，荒政废弛，时空不同，则灾民形象大异。

(一)明初“灾民形象”：安分的可怜人

明初(1368-1435)有治世之名。是时，政府鼓励垦荒，农民力耕，小民生计基本有保障。如《明史》云：“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上下交足，军民胥裕。”[4]1877安土重迁、尽心农事成为明初农民普遍性心理。如宣德五年初，一位老农称：“我事农，苟无水旱之虞，而能勤焉，岁入厚者，可以给二岁温饱；薄者，一岁可不忧。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愿易业也”。[5]卷64

明初几位皇帝求治心切，他们重视荒政，兴修水利，救荒济贫比较积极，如《明史》称：“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税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又设预备仓，令老人运钞易米以储粟……在位三十余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所蠲租税无数。成祖闻河南饥，有司匿不以闻，逮治之。因命都御史陈瑛榜谕天下，有司水旱灾伤不以闻者，罪不宥。又敕朝廷岁遣巡视官，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下狱。仁宗监国时，有以发振请者，遣人驰谕之，言：‘军民困之，待哺嗷嗷，尚从容启请待报，不能效汉汲黯耶？’宣宗时，户部请覆饥民。帝曰：‘民饥无食，济之当如拯溺救焚，奚待勘。’盖二祖、仁、宣时，仁政亟行。预备仓之外，又时时截起运，赐内帑。被灾处无储粟者，发旁县米振之”。[4]1098政府甚至为灾民提供牛具、种子以帮助其恢复农业生产，灾民生计因之有所保障，灾民对朝廷充满信心，多数灾民留在灾区，一面等待政府钱粮救济，一面开展生产自救。即便灾情严重而政府救助暂时不力，灾民大多安守本分，艰难度日，少有抢劫杀掠等“暴力”之举。如《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八年末，“皇太子过邹县，见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实者。驻马问所用，民跪对曰：‘岁荒以为食。’皇太子恻然，稍前，下马入民舍，视民男女皆衣百结不掩体，灶釜倾仆不治”。[6]又如宣德元年六月，“山西崞、繁峙二县，江西南昌、广昌、永宁三县，四川蓬溪县，山东即墨县，河南裕州，直隶庐州府英山县，安庆府望江县各奏：累岁水旱相仍，田榖不登，民无储粟，日食野菜。已发仓粮米及劝谕富户分粟赈之”。[5]卷18是时，总体上，灾民在朝廷眼中的“形象”，是虽衣难蔽体、食难果腹，却能行为安分、专心农事，堪称安分的可怜人群体。

明初灾荒之际，灾民多能安分守己，留在家园。究其所以然，一则明初政府统治能力较强，国家整体上富庶，朝廷有权威，民众归心；二则君臣励精图治，倡行仁政，民本思想受到重视。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中，作为朝廷赈恤对象的灾民，士大夫多以怜悯之心待之。故而，民众对朝廷有信心，不愿走上反叛道路。

(二)明中后期“灾民形象”：饿殍、暴徒及可鄙人

正统(1436-1449)以来，官场腐败，赋役繁重，灾荒频发，土地兼并加剧，农民贫困化，荒政废弛。是时，灾民一遇灾年，不为流民，则为饿殍。“饥民”成为农民普遍的形象，“饿殍”成为灾民“代名词”。是时，灾民卖妻卖儿卖女成为谋生手段之一。亲情沦丧，灾民心理随之畸化，由社会人而趋于自然人，礼法观念在他们心中越发淡漠。灾民吃人现象频发，甚至骨肉相食，令人毛骨悚然。为此，在士大夫笔下，灾民又成为人性泯灭的“可鄙人”。如天顺元年(1457)，官员张昭勾勒的“灾民形象”：“今山东、直隶等处连年灾伤，人民缺食，穷乏至极，艰窘莫甚。园林桑枣、坟茔树砖砍掘无存，易食已绝，无可度日，不免逃窜。携男抱女，衣不遮身，披草荐蒲席，匍匐而行，流移他乡，乞食街巷。欲卖子女，率皆缺食，谁为之买？父母、妻子不能相顾，哀号分离，转死沟壑，饿殍道路，欲便埋弃又被他人割食，以此一家父子自相食。皆言往昔曾遭饥饿，未有如今日也，诚可为痛哭矣！”[7]成化(1465-1487)以来，灾区由“点”而“面”，肆虐不止；各地灾区因灾而疫，饥馑与瘟疫并发，灾民悲惨异常。如成化二十一年，官员何乔新赴山西、陕西赈灾，一路所见，饿殍遍地，他如是记述：“山西之民凋敝极矣，或父食其子，而子亦杀父而食之；或夫食其妻，而妻亦杀夫而食之。至于叔侄相食，姻娅相屠，又其小者耳”。[8]571又如正德十五年初，户部官员奏称：“淮、扬等府大饥，人相食”。[9]卷185面对如此灾难，若不吃人，则为饿殍，或者劫掠钱粮、杀人越货，成就“暴徒”之名。

嘉靖(1522-1566)以降，明代进入灾荒高发期。是时，各地灾荒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官员杨廷和如此描述嘉靖二年前后江南灾民形象：“淮扬、邳诸州府，见今水旱非常，高低远近一望皆水，军民房屋、田土概被渰没，百里之内寂无爨烟，死徙流亡难以数计，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称斤而卖，十余岁者止可数十，母子相视，痛哭投水而死。官已议为赈贷，而钱粮无从措置，日夜忧惶，不知所出。自今抵麦熟时尚数月，各处饥民岂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毙？势必起为盗贼。近传凤阳、泗州、洪泽饥民啸聚者不下二千余人，劫掠过客商舡，无敢谁何”。[10]卷34万历(1573-1620)以后，灾荒连年，赋役繁重，农民生活极为困苦，灾区相继，农民形象基本等同于灾民形象。如万历二十九年，大臣冯琦如是陈述灾民情形：“臣等伏见自去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突无烟。据廵抚汪应蛟揭称，坐而待赈者十八万人。过此以往，夏麦巳枯，秋种未布，旧谷渐没，新谷无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数年以来，灾儆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8]4817-4818

明中后期，灾民不为暴徒，则为饿殍，究其原因，一则各级政府敛财有术，救荒无心且“无力”，二则统治者漠视民瘼，不以灾民生死为意。

二、政治博弈与灾民形象

明代“灾民形象”，绝非灾民形象的简单而直接素描，而是包含诸多政治色彩。换言之，明朝人关于“灾民形象”的塑造，既与当时灾民真实的生计情况及社会处境密切相关，也与“塑造者”塑造灾民形象的政治用意有关。下文，从明朝君与臣、地方官员与富户政治博弈角度，再对灾民形象略作论述。

(一)灾民形象与“灾荒政治”

有汉以来，包括明朝在内，灾荒之际，一些官员往往借助“灾异天谴说”，利用上呈救灾奏疏机会，以分析灾荒原因为契机，多方检讨朝廷当下政治、经济等政策得失，请求皇帝革除弊政，整肃政治，励精图治。这种借助灾荒议政的政治行为，是古代中国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笔者称之“灾荒政治”。有明一代，部分官员为使自己的政见为皇帝所接受，通常在灾荒奏疏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多使用生动形象的词语描写灾情，运用浓重笔墨塑造悲惨的灾民形象。从灾荒政治角度而言，“灾民形象”实则已经成为君臣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灾荒政治”现象贯穿有明始终。其中，万历二十二年“灾荒政治”最为典型。

万历中后期，皇帝怠政，政治腐败，官场黑暗，荒政废弛，灾民处境极为悲惨，社会危机重重。是时，“灾荒政治”比较活跃，官员关于灾民形象塑造也最为用心，意图使皇帝“警醒”。如大臣吕坤疏称：万历十年以后，“臣久为外吏，熟知民艰。自饥馑以来，官仓空而库竭，民十室而九空。陛下赤子，冻骨皴肌，冬无破絮者居其半，饥肠饿腹，日不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复乡井，弃地尚多荒芜，存者代去者赔粮，生者为死者顶役。破屋颓墙，风雨不避；单衣湿地，苫藁不完。儿女啼饥号寒，父母吞声饮泣，君门万里，谁复垂怜”。[11]9再如万历二十二年前后，河南等地灾荒不断，官员纷纷上书言事，他们塑造的灾民形象令万历皇帝产生极为深刻的印象。如万历二十二年初，“明神宗谕吏部曰：‘昨岁各省灾伤，山东、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为尤甚。民间至有剥树皮、屑草子为食，又至有割死尸、杀生人而食者。朕虽居深宫之中，念切恫瘝，不遑寝处”。[12]卷269又据《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十二年，“河南大雨，五谷不升，给事中杨东明绘《饥民图》以进。上(万历帝——笔者注)览之，惊惶忧惧，传谕阁臣”。[12]卷270又如《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乙卯，“是日，随接圣谕曰：‘昨者，朕览《饥民图说》时，有皇贵妃侍，因问此是何图？画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说此乃刑科给事中杨东明所进河南饥民之图，今彼处甚是荒乱，有吃树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图，欲上知之，速行蠲赈，以救危亡于旦夕。皇贵妃闻说，自愿出累年所赐合用之积，以施救本地之民，奏朕未知可否？朕说甚好。且皇贵妃已进赈银五千两，朕意其少，欲待再有进助”。[12]卷271再如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河南廵按陈登云极言两河饥民骨肉相食状”。[12]卷271是月，“大学士王锡爵等奏：‘适奉传旨，以河南廵按陈登云封进饥民所食雁粪持示臣等，不胜痛慽’”。[12]卷271这次“灾荒政治”活动与“灾民形象”塑造对明神宗产生了一些影响，为此，他对吏治腐败与荒政废弛问题有所反省。如万历二十二年，明神宗敕谕吏部官员：“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务讲求荒政。牧养小民，止以搏击风力为名声，交际趋承为职业。费用侈于公庭，追呼遍于闾里。嚣讼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徕。遇有盗贼生发，则或互相隐匿，或故意纵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该抚按官，亦只知请赈请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费、务省虚文，乃永远便民之术。如此上下相蒙，酿成大乱，朕甚忧之……好议论而不好成功，信耳闻而不信目见，此尤当今第一弊风，最能误事者。弭盗安民，得人为本……近来人心玩愒，朝廷诏令通不著实举行”。[12]卷271另则，万历帝对这次救灾中的腐败行为也严惩不贷。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光禄寺寺丞兼河南道御史钟化民劾河南郏县知县叶时荣侵克赈饥银两及劝借科罚等项。上怒，逮系诏狱。时荣展辩，诏将印信、揭单发回，抚按官逐一勘问具奏，令毋轻纵”。[12]卷271整肃吏治，有利于救灾活动顺利进行，有利于激发官员救灾积极性。

(二)灾民形象与民间救灾

有明一代，地方官员主要通过塑造灾民“暴徒”形象来暗示富民要主动救济灾民，灌输救灾实则救己观念；官员提倡“贫富相资论”，*“贫富相资论”在明代中后期比较盛行。如时人顾清强调：“天之生人，其不齐久矣。人之有贫富，犹指之有短长，贫富之相资，犹大小指之相为用也。”((明)顾清：《东江家藏集》卷39《回吴巡抚禁戢家人疏》，《四库全书》本。)宣传富民积极救荒是其“保富”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地方官员为了有效动员及组织富民参与救荒活动，及时赈济受灾乡邻，“灾民形象”成为官员与富民“政治博弈”的主要手段。如嘉靖《彰德府志》载：彰德府磁州涉县“大明知县沙玉，子子明，武昌人，以人材洪武末年任。值岁不登，玉惧民亡走，乃设具尽召邑中富民至县。谓曰：‘贫者，富之垣。今诸郡民将莩，即吾邑民亡，尔等存者几人？万一饥民惧死肆掠，尔辈独能守富哉？盍若留吾邑同邑民共守之，为愈也。’富民叩首曰：‘唯公悯我等小人，令得生。’玉乃均富人财予贫者，契识本息，约丰岁偿。民有二丁者，一市牛种于黎城，一灌园蔬果，皆足食。永乐二年稼熟。玉曰：‘古云获禾如盗迫。即促民昼夜刈，既而蝗起，临邑俱灾。涉则有年’”。[13]卷5

明中后期，政治越发腐败，预备仓大多废毁，国家救灾主导功能弱化，灾区动荡不安。时人称：“自嘉靖起，虽有备荒之名而无备荒之实，灾荒屡见，万姓流离。至于泰昌、天启、崇祯，尤不可问。”[14]为此，明朝转而主要借助地方与民间力量开展救荒。为鼓励富户积极参与灾荒赈济，地方官员塑造灾民“暴徒”而“胁迫”富民救济灾民则成为经常性手段。如，“景泰五年，东南饥且大疫，苏、松为甚。昆山知县郑侯达初下车，民皆向侯求食，至填塞衢路。民哭，侯亦哭，即阅济农、预备诸仓，皆虚名无实。乃连日夜走乡郭，求民家稍裕者，辄入门谕之曰：‘汝幸温饱，何忍坐视吾民饥而死乎？民穷盗且起，独无忧乎？’闻者大感动，佥曰：‘愿惟侯之听。’侯乃官立质券，称贷得谷数千斛归，急于僧寺道观与饥民约：日两给粥。疫势未歇则分治医药，皆必躬亲督视。大水后，民庐舍多废，复擘划竹材并撤官府败屋给之，俾里正各率其民复其业，而民以安全活者不可胜数”。[15]又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华亭、青浦闹灾荒，巡抚都御史周孔教撰《救荒条谕》劝告富民助赈：“每见荒年，一番佥报，阖邑骚然；奸民乘之，攘臂而起，致令富家巨室人人自危。今本院捐俸为首，以及次道府州县，倘乡绅先生慷慨仗义行仁者，听其自书；若干部院者，不强也。至于任侠募义，如顾正心者，三吴岂谓无人？倘有捐数万金救民者，本院即为题旌；万金而下，竖坊给扁，俱无所吝……夫请蠲请赈、禁抢夺、禁强借，本院之保护富家，不遗余力。倘富家终吝一钱不出，无论辜负本院，且非自为身家计也”。[16]182明朝人屠隆阐述“劝富户之赈以广相生”之论中，亦称：“夫富者，珍宝丰盈，一身而外长物耳；仓箱充溢，一饱而外何加焉。即令百姓垂毙，而吾安享饶腴？万一民穷盗起，戈矛相向，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而富者虽有所积，未关躯命，饥者稍得所济，实延余生。以吾未关躯命之粮，而为彼实延余生之助，官府敬之，百姓感之，而又有阴德，何苦不为？以此相劝，有良心者必动”。[16]516-517

三、余论：灾民形象与明朝覆亡

明后期，“灾民形象”当属明朝典型形象。是时，“明朝形象”由诸多“亡国症候”组成。其中，万历以来，明代“灾民形象”已为“亡国之民”形象。

明朝覆亡“症候”，嘉靖时期已经形成。是时，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灾荒肆虐，灾区席卷大江南北，灾区社会失控，灾民汹汹，大乱之势已成；饿殍遍野，灾区“盗贼公行”，灾民吃人惨剧频发。民心已去，明朝无力回天。如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南京科道祁清、徐栻各奏言：迩因山东、徐、邳岁荒，特轸圣慈，遣重臣赈恤。第今天下被灾之地，不独山东、徐、邳为然。若南畿、山西、陕西、顺德等府及湖广、江浙所在凶歉，或经岁恒阳，赤地千里；或大水腾溢，畎甽成川；或草根木皮掘剥无余，或子女充飧，道殣相望。其归德、滕、沂诸处，则盗贼公行，道路梗塞；大江以南，苏、松滨海诸处，则倭夷狂噬，井邑丘墟。饥馑、师旅交兴沓至”。[10]卷399再如嘉靖末年，官员林俊称：“近年以来，灾异迭兴，两京地震……陕西、山西、河南连年饥荒，陕西尤甚。人民流徙别郡，京、襄等处日数万计。甚者阖县无人，可者十去七八，仓廪悬磬，拯救无法，树皮草根食取已竭，饥荒填路，恶气熏天，道路闻之，莫不流涕。而巡抚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当先期奏闻，伏候圣裁。顾乃茫然无知，恝不加意，执至若此，尚犹顾盼徘徊，专事蒙蔽，视民饥馑而不恤，轻国重地而不言”。[9]768

万历时期，明朝统治危机加剧，“灾民形象”实为“亡国之民”形象，即“灾民”成为“盗贼”与饿殍“复合体”，“灾区”此起彼伏，“灾区社会”已呈常态化、扩大化及严重化趋势。灾民生存无法保障，灾区及灾民之社会属性严重缺失，礼崩乐化，社会大乱。如万历十年五月，“户科给事中顾问言：顺天等八府自万历八年雨赐愆期，收成寡薄。至(万历)九年、十年，恒阳肆虐，禾苗尽槁，菽麦无收，穷困极矣。兼以额办钱粮追征紧急，尺布斗粟尽以输官，大牲小畜悉行供役，村店萧条，杼轴虚竭，是以民有菜色，元气重伤，天降灾星，蔓延益烈，生者逃移，死者枕藉，见之伤心，闻之酸鼻。其在真、大一带尤甚。迩闻钜鹿县等处群盗蜂起，方巾绣服大剑长枪，凡中产之家夤夜劫掠，即以其所劫之财施济老弱，收录壮锐，此其祸故不小也”。[12]卷124社会动荡不已，人心思乱。[12]卷176如万历二十五年，大臣吕坤疏称：“当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机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万历十年之后，无岁不告灾伤，一灾动连数省”。[11]7-9又如万历二十七年，大臣冯琦称：“自去年(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突无烟。据廵抚汪应蛟揭称，坐而待赈者十八万人。过此以往，夏麦已枯，秋种未布，旧谷渐没，新谷无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数年以来，灾儆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今闾阎空矣！山泽空矣！郡县空矣！部帑空矣！国之空虚，如秋禾之脉液将干，遇风则速落；民之穷困，如衰人之血气巳竭，遇病则难支。以如此事势，而值大旱为灾，赈济无策，河流梗塞，边饷匮乏，是岂可不为长虑哉！民既穷矣，既怨矣，亦有穷极怨极而不思乱者否？不能保其不乱，而各地方又搜括已尽，亦有以应此乱者否？”[9]4817-4819

要言之，明代灾民形象，总体上讲，是被政治化的“形象”，是士大夫居高临下视域里的灾民“形象”。灾民形象“政治化”过程及政治化的“灾民形象”本身，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值得深入研究。进而言之，灾民形象研究，当属“形象史学”内容。论及形象史学，有学者指出，“形象史学的旨趣在于，将特定的文物图像(含实物)序列当作学术主体，围绕它展开相关研究活动，力求探赜表微，解读这个序列形象中先天包蕴的历史文化意涵”。[18]3无疑，形象史学不应仅仅局限于“器物”研究，还应该包括人物“历史形象”。笔者认为，“灾民形象”也包含大量“历史文化意涵”，不应被忽略，而当予以重视。

[1]邓拓.中国救荒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33-34.

[2]陈高傭.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Z].上海：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十卷线装本，1939.

[3]鞠明库.灾害与明代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5.

[4](清)张廷玉 .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明宣宗实录[Z].1962年影印本.

[6]“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明太宗实录[Z].1962年影印本:卷231.

[7]“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明英宗实录[Z].1962年影印本:卷278.

[8](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62.

[9]“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明武宗实录[Z].1962年影印本.

[10]“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明世宗实录[Z].1962年影印本.

[11](明)吕坤.吕坤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9.

[12]“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明神宗实录[Z].1962年影印本.

[13]嘉靖.彰德府志[Z].天一阁藏明代防止选刊:卷5.

[14](清)陆曾禹.康济录[Z].四库全书本:卷4.

[15]嘉靖.崑山县志[Z]. 天一阁藏明代防止选刊：卷13.

[16](明)陈继儒. 煮粥条议[Z]//中国荒政丛书(第一辑).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17](明)屠隆. 荒政考[Z]//中国荒政丛书(第一辑).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1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形象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翟宇]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11YJA770071)。

罗朝蓉，韩山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明代文学史；赵玉田，韩山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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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924(2016)08-088-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