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位视角下的精准扶贫解析

杨　未

(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生态位视角下的精准扶贫解析

杨未

(贵州大学，贵州贵阳550025)

精准扶贫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人类对“贫困”的认识和对“发展”的理解都是不断深化的。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反贫困史。回顾我国的反贫困实践，在不同的时期反贫困策略也是不同的。基于生态位视角对精准扶贫进行分析，精准扶贫需要更新发展理念，要精准找寻贫困地区的最适资源位，精准把握贫困地区的“态”与“势”，科学构建精准扶贫成效的评价标准。精准扶贫不只是一种新的理念，还是一种具体的行动，它是用新的发展理论来终结西方“元叙事”，建立“中国叙事”发展观的伟大实践，精准扶贫意味着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扶贫开发理论体系的形成。

生态位； 精准扶贫； 发展

一、贫困与反贫困：走向生态学意义的发展

人类对“贫困”的认识和对“发展”的理解都是不断深化的。将“贫困”与“发展”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发展就是人类在寻找合适生态位，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千百年来，人类与贫困进行不懈的斗争以求得自身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反贫困史。

“维持生命”到“经济增长”——回溯“贫困”概念，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最先是从物质层面开始的，贫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的生存空间不足，物质条件匮乏，基本生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一种状况。梳理“贫困”一词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完善的说法，它似乎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无论是卢梭最早提及贫困问题，还是马尔萨斯贫困的人口学解释，无论是萨缪尔森的“收入可能性曲线”，还是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无论是庇古的“福利总和”，还是沃尔曼“甘于贫困”的贫困文化，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这些定义有经济学意义的解释，也有社会学的角度给出的。我国学者关于“贫困”的定义几乎是同我国推进扶贫开发的进程不断拓展和完善的，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贫困”定义中都有一个核心词——“不足”，生存条件不足而带来的维持生命困境就是贫困。

如果说贫困是因为生存条件的不足，生计资源不足，而发展则是拓展生存的空间和提高生计能力。“发展”这一概念最初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与生命的发生密切相关——“生命的渐成”，“发展”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一种基本的生存意义——维持生命；中世纪基督教中，“发展”是人对自己原罪的反省，是人类求上帝救赎，力求抵达来世彼岸的过程，发展目标是成为神的子民。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对“贫困”和“发展”的认识，启蒙运动让人类把目光由遥远的彼岸世界拉回到现实生活，“发展”开始走出神学的藩篱，我们通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读到了生物进化的过程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进化是对生命现象历时态的描述，斯宾塞将进化的思想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渐渐用于描述社会变迁的过程，意味着社会按照自然法则，从简单到复杂逐渐前进。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发展”的意义得到进一步拓展，不单是对宏观世界运动、变化的表达与描述，而且还代表进步，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工业革命让人们摆脱贫困和自然力的束缚，也让人们建立起了“增长即发展”的发展观，但“发展”也被局限于“经济与技术”的领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西方国家取得成效，西方人关于发展与增长的各种公式和战略不断的发挥着影响力，他们将自己设定为“一个新世界的社会建筑师，作为工业化国家的体制、措施和技术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去的专门接生婆，”尽可能的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过程使“发展”与经济学联系得更加紧密，发展意味着经济的增长；这种过程是伴随着殖民扩张进行的，“他们怀着骑士般的自信重塑各种文化和价值体系”[1]7-8“二战”之后出现的各种反贫困援助、发展计划、发展项目看上去是帮助贫困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转型，这种发展方式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一种渐进的非干预式的变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干预式的制度与结构的转型。

“多义理解”到“多维视角”——二十世纪中后期，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实践丰富了人类对“贫困”和“发展”的理解，人们意识到发展不再只意味着数量上的经济增长。围绕“贫困”与“发展”的辩争使两个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贫困成为一个多层面的问题，贫困的界定是多维度的，造成贫困的原因也是多维的，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资源的有限，比如经济结构性失调、文化教育落后、安全隐患、就业机会等。贫困成为一个综合的、动态的概念，它不仅与人类所处自然生境紧密相关，它也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其他因素相关。1987年，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会议”发表的《 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着重论述了贫困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发展的危机是贫困化，而贫困本身又造成了环境恶化。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在1992年经过了“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确定：“在满足当代人的生活需要前提下，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从而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协调可持续、健康的发展”。[2]学者们在研究“贫困”或“发展”问题时，不再固守经济学的界线，达德利·西尔斯提出在国家发展经济过程中，要反思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等问题；[3]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现代的社会制度的‘断裂论的解释’”——“取代进化论的叙事，解构故事主线”；[4]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加入到现代化理论语境体系中，德尼·古莱的《发展伦理学》强调以伦理精神反思发展问题，他认为“发展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既是资源与环境管理问题又是文明问题。”“发展的主要标准并不是生产或物质福利的增加，而是人们生活质量的充实”[1]3-7他将“美好生活”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维持生命、尊重与自由作为发展的三大要素，提出发展要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生存物品。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提出“可行能力”不足带来的“可行能力贫困”，消除贫困需要提高人们按照自己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发展是扩展人们所享有的实质自由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经济、政治、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因素。[5]295

生态位视角——如果说，最初的发展只是基于生物生命渐成的概念，那么，今天再次思考“贫困”与“发展”，可以尝试回归生态学的视角，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人类社会这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占有不同的生态位，生态学家哈其森(Hutchinson)将其定义为“n维超体积(n—dimensional hypervolume )”[6]，“位”既有空间含义也有功能含义。资源位与适应位构成人类的发展生态位，从空间意义上说，自然生境资源与社会生境资源构成的资源位，资源位包括人类对生存需求的自然生境、食物、文化、信息等生态因子；从功能意义上说，“可行能力”构成的适应位，“可行能力”指的是人实现各种意愿生活方式的功能性活动组合。[5]62人类生态位与其他生物物种相同在于，都有食物生态位、栖息生态位和种间关系生态位等要素，不同在于，人类还有信息生态位，通俗的说，人不仅需要能吃的食物，还对食物有“舌尖上的美”的要求。在这个生态因子构成的“多维超体积中”存在一个点——最适资源位；在这个多维空间中也存在另一个点，“可行能力”因子与资源位贴近，存在一个基础生态位适应度。不同的人类群体因年龄、性别、民族，居住地区、文化素养差异，有着不同的类群生态位，不同的人类群体个体的基础生态位适应度和最适资源位也会不同。人类生态位可用公式表示：Fi(x1,x2,x3…xn)，其中x为生态因子，1，2，3为生态因子序号，i为某个人类群体，i群体对n个生态因子的适应与利用就是i的生态位域，也可用公式来进行表示：这一区域的生境就可以表示为多个生态因子综合的作用：E=i1×i2×i3×…in，当Fi∩E≠φ，生态位域与生态因子域相交不为空，i人群可在E生境中生存。[7]

由此，可以推断“贫困”就是人类同其他生物一样，生存空间不足，生境中可利用的生计资源不足带来发展机会不足的生态状况；生计资源既包括自然生境资源，也包括社会生境资源。 而“发展”的内涵在经过人类发展实践的总结与反思，应该产生一种理论上的跃迁，那就是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把“人”在精神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全面发展放在重要位置，超越人的生物生命需要走向不断满足人的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消灭贫困和小康社会的建成。

二、反贫困的轨迹演进：从“大水漫灌”走向“精准滴灌”

在人类反贫困的实践中，生态位相似的类群在某个时间段生存策略和发展方式可能会雷同，但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类群生态位都是多维的，因此，每个国家的反贫困策略与发展方式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回顾我国反贫困实践走过的道路，我国在不同的时期反贫困策略也是不同的。

从救济开始的反贫困之路——建国之初，国家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加之复杂的地域环境，自然灾害多发，减贫之路异常艰辛，扶贫以救济为主，这是扶贫工作的起步阶段，也是我国扶贫工作的第一阶段(1949-1977)。第二阶段(1978-1985)与改革开放同步开始的，主要是解决温饱，先后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重点土地、市场和就业等体制方面的改革，农民收人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大规模的缩减。分析这两个阶段的扶贫，是一种“输血”式的扶贫方式，是基于人道主义的救济援助，针对的是类群的资源生态位，通过拓宽食物生态位、栖息生态位，解决生物性的“吃”与“住”的问题，但它不是发展援助，“可行能力”提高不大，因此，出现过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略不同群体栖息生态位差异，而一段时期的“剪刀差”政策带来的“输血”不均导致了城乡差距过大，出现农村“返贫”现象。

“大水漫灌”解决温饱——第三阶段(1986-1993)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主要标志，是开发扶贫的初始阶段，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第四阶段(1994—2010)，中国扶贫进入到攻坚阶段，主要特点是开发式扶贫。进入新世纪，国家公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将扶贫工作的重点从以县级瞄准转向村级瞄准机制，村级瞄准机制减少了贫困漏出率，提高了扶贫目标的精准性和扶贫的效果。这两个阶段的扶贫开始以县作为扶贫基本单位，后逐渐向更小的类群靠近，以村为扶贫基本单位，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解决“最低生存需要”和“基本消费需要”，在维持生物生命的基础上拓展了资源生态位，基本必需品不只是食物，还涉及人们在一些仪式中的需求。在扶贫中开始着重自然生态脆弱区的群体，开发式扶贫开始倡导多元化的扶贫方式，同时强调贫困主体参与以增强了自我发展的“可行能力”。开发式扶贫的反贫困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多年的反贫困开发,解决了中国农村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实现贫困地区群体的“温饱”愿望，以县、村为单位的扶贫也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但与贫困户的缺乏直接联系。

“精准滴灌”走向小康——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前后到了河北、甘肃、湖南等省考察，“探真贫”、“访最贫”后逐渐明晰“精准扶贫”的理念；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调研，提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精准扶贫”一词跃然而出，其后，在2013年12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了要“推动建立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扶贫开发进入到第五个阶段。2013年12月，在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这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了“地方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视察工作再一次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并提出了六个精准——“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提出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颁布，提出“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坚持精准帮扶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紧密结合，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坚持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咬定青山不放松，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的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思想。精准扶贫意味着我们将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

我国的反贫困策略从最初的救济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从解决维持生物生命的能“吃”、能“住”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能“看”、能“品”的精神生命与社会生命的需要，目前正从针对类群生态位进行的“大水漫灌”逐渐走向“精准滴灌”，从“温饱生活”走向“美好生活”。

三、精准扶贫：基于生态位视角的分析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贫困与饥饿一直是困扰人类发展的问题，在中国千百年的历史中，几乎是如影随形。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7年的扶贫工程，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反贫困，贫困水平有了较大降低,但长期依赖于自然生境求生存的状况依然存在，目前，我国的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14个片区，有59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这些地区自然生态脆弱、大多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较差，不仅如此，目前剩余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呈现出区域性、复杂性叠加的特点。

精准扶贫作为我国当下发展的基本方略，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中国的发展问题时，实事求是的一种选择，是我国在发展实践中的一个链条，它向世界昭示：除了要面对人类共同的发展困境和发展危机外，还必须面对自身的复杂性、特殊性和艰巨性。

(一)更新发展理念激发新动力

地球上的生物物种，在自然选择的推动下，积累遗传创新，从而获得更大的生存机遇，而人类除此之外还需要依靠社会选择，积累文化创新，从而获得生存与“可行能力”，如果说每一次的遗传创新都为生物物种的总体进化提供可能，那么人类也是在一次次的文化创新中拓宽了自身的生态位，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创新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7]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加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的创新，创新就是立足全面系统的整体性观念，抓关键环节的突破以带动全局，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看，扶贫开发是发展中最大的“短板”，从全面深化改革来说，扶贫开发是发展的重点领域，从全面依法治国来看，扶贫开发是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全面从严治党来说，扶贫开发是发展的有效实践。

协调发展就是要找出短板。目前，我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占国土面积的40%，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2948.5万个贫困户、7017万贫困人口。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贫困问题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复杂性的特征，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的突出短板，协调发展注重的就是发展中不平衡的问题。从生态位的视角来看精准扶贫，那就是让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在生态位中确定并保持自身角色的稳态，这个稳态不仅涉及每个成员的生存能力的提升，也涉及人类如何利用生计资源，倡导绿色发展，就是解决发展可持续的问题，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注重生态建设与修复，将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联系起来。发展也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将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措施和路途以及技术移植到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发展需要内外联动，要从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既注重资源位的空间拓展，又强调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这需要以开放的观念面向发展。精准扶贫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新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针对类群生态位而采取的发展策略，是针对个体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策略，这种策略倡导共享，凸显了生态整体观的意识，是一种基于反思的有约束、有节制、有规范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二)精准找寻贫困地区的最适资源位

如何实现“精准”？我国的扶贫开发，经过长期的实践，对一个地区的区域特点、发展规律已经基本把握，这如同一个类群生态位一样。按前面的公式分析，一个人类群体的生存一定在“n维空间”中存在着若干个点，其中

XA=x1a,x2a,x3a,…xna

使得：F1(x1a,x2a,x3a,…xna)=MaxFi(x1,x2,x3…xn)，XA为最适资源位；也存在一个点为可用资源

Xk=x1k,x2k,x3k,…xnk，当XA与XK贴近时，可表示为FA=φ(XA,XK)；FA是基础生态位适应度；也存在这样一个点

XL=x1l,x2l,x3l,…xnl，有碍于人类群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当XA与XL贴近时，可表示为FB=φ(XA,XL),FB则是保险适应度；X可以是环境因子，也可以是社会因子，当XA与XL贴近度小时，就会产生贫困。[7]精准扶贫首先要找准“贫根”所在，解决“扶持谁”的问题，就要精准分析贫困地区的生态位，才能为贫困地区针对不同的情况，“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解决“怎样扶”的问题，就要对XA、XK、XL等因子进行精准分析，对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的人群就可以采用改变空间生态位——易地搬迁、生态移民，在易地移民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迁入社区的资源位，也要考虑迁出群体的“可行能力”，先是寻求基础生态位适应度，继而才能找到其最适资源位。对于自身“可行能力”不足的个体可以采用提高生计能力甚至“兜底”扶贫的方式，“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不仅要考虑其自然生计资源，也要考虑其社会生计资源，提高其可行能力，这样才能远离风险区位，找寻最适资源位。

(三)精准把握贫困地区的“态”与“势”

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位之态是指某一物种的发展状态，主要是其占有的空间地位；而“势”指的是这一物种对资源和环境的适应度。从一个地区来说，可以从人口数量、资源占有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维度指标去判断这一地区发展生态位的“态”，同时，从现实影响力和支配力，通过生产力、增长率、经济发展速率等多维度指标去观察其“势”。地区生态位的“态”与“势”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达：

其中i,j 为两个不同区域生境，为1，2，3，…n；Fi；为某一地区的生态位，Si为i地区的“态”，Pi为i地区的“势”；Sj为j地区的“态”，Pj为j地区的“势”，精准扶贫就是要寻找不同地区的人群的最适生态位。合理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态”与“势”，无论是i地区与j地区在“贫根”上可能不同，有“态”的因素，也有“势”的因素，因此既要了解贫困地区的自然生态状况，也要对其人力资源、技术状况、发展潜力进行有效分析，才能做到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位精准、派人精准。同时可以通过精准分析后共享集群资源，在资源配置时,要考虑各个贫困户的生态位宽度，贫困村落之间的生态位相似性，如果是竞争性的生态关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避免生态位重叠，至少要求某一维度的资源不要重叠；构建态势互动机制，拓展生态位宽度，促进贫困地区“协同进化创新”，从而实现扶贫成效精准。

(四)科学构建精准扶贫成效的评价标准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扶贫的成效，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选择的问题。二战以后诸多西方国家立足于经济增长以便为社会成员提供大规模消费，努力做大经济蛋糕，几乎等同于追求美好生活的有效目标，我国以往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过于偏重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导致经济、社会、环境出现一系列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因此，精准扶贫同样需要构建一个科学的成效评价体系。

1.要体现发展伦理的原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伦理文化是不同的，真正有着伟大价值的伦理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精准扶贫体现“基本人类需求”的伦理选择，指明了有增长的再分配的可计量内容——“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的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要求和总体目标。将发展的取向定位于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基于人的生物生命需求的营养、住房、医疗、健康；基于人的精神生命需求的教育、扶志与扶智；基于人的社会生命需求的求职、乡风文明建设。这种发展模式还体现了两种偏好，一是强调地方与全国的自力更生；二是用问题导向吸引所有的人参与决策与解决问题，激励人自身发展的内源动力。这是一个聚焦“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选择，发展就是为人类提供美好生活的机会，也就是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

2.科学的评价体系不仅要评价发展的水平、发展的质量、发展的节奏、发展的进程，还要评价发展的潜力、发展的成本、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影响。精准扶贫以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基点，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融入其中，将“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评价标准。这一标准把“人”这一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既看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也看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获得感不仅是要满足人在物质方面如食品、住房、衣着、保健等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满足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如民众自由、享有民主权利、参政议政等的需求，发展的标准不只是生产或物质福利的增加，而且是人们生活质量的充实；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消灭贫困不仅反映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体现了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念。

3.精准扶贫不只是一种新的理念，还是一种具体的行动，它是马克思学说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完善”精髓的体现，也是中国对人类发展问题的再思考与实践。应该说，精准扶贫是用新的发展理论来终结西方“元叙事”，建立“中国叙事”发展观的伟大实践。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更加关注“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发展”、“为了什么而发展”以及“谁在发展、为了谁的发展”，这是一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意味着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扶贫开发理论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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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芝佳，译.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7.

[3](英) 达德利·西尔斯.发展的含义[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30.

[4](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3.

[5](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美)R.M.梅，等.理论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119.

[7]王刚.人类生态位[J].西北人口,1988(3)：20-25.

[8]杨庭硕,等. 生态人类学导论[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52-64.

[责任编辑：赖力]

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专项资金项目“混杂与融合：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空间建构问题研究”(黔省专合字[2012]50号)。

杨未，贵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民族学、发展伦理学、思想政治教育。

C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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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924(2016)08-155-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