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医药风俗文化初探

张燕妮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450000）

明清时期中医药风俗文化初探

张燕妮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思政部，河南 郑州450000）

明清时期随着中医药的发展，其风俗文化渐渐形成，如药王庙会活动、中医养生等，医药风俗文化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民国初年中医药是四大国粹之一。明清时期中医药风俗文化形成与当时政治因素和传统思想文化密不可分，显示中医药文化独特的魅力。

明清时期医药风俗文化

伴随人类医药活动的发展，医药风俗文化也随之形成。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医药风俗文化本质是人类创造出来有关医药方面的文化，主要是和中医药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如古代百姓把行医叫做悬壶，始见于《方术列传》云：“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1］记载壶公：“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今世所有《召军符》、《召神治病王府符》凡二十余卷皆出于壶公。……其卖药口不二价，治百病皆愈。”［2］可见壶公是通过悬壶的标志实施治病救人，后世所说悬壶问世常常指医生行医。

一、明清时期的医俗文化现象

明清时期医药发展迅速，医药习俗涌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到明清时期人们更加重视。如端午节，根据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记载：“太医院例于端阳日差官捕虾蟆挤酥，以合药制紫金锭。”端午又称端五、端阳、重午。现今人们通常认为端午时纪念屈原投汨罗江而死，其实不然，因为五月天气渐热，古时为防止热毒，《夏小正》云：“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荆楚岁时记》记载“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竞采杂药”。现代药物研究表明艾的杀菌能力极强。此外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端午这天北京百姓的活动：“午前细切蒲根，伴以雄黄，曝而浸酒饮……并挥洒床帐间，以避虫毒。”［3］百姓采取各种方式驱邪避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和身体上的健康。

如北京药王庙：“著名者四，一在东直门内，曰东药王庙；一再地安门外西步量桥，曰西药王庙；一在安定门之西，曰北药王庙；一在天坛之北，曰南药王庙。岁之四月中旬至二十八日，为药王诞辰，香火极盛。”［4］京城的百姓选择在药王诞辰日去药王庙进行祭拜，尤其是在医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在百姓的心目中，药王可以保佑人平安健康，所以要前往祭拜。通常中医药行都以伏羲、神农、黄帝为医药鼻祖，各地药王庙主祀三皇，或者主祀孙思邈等某一名医。如江西省樟树的商家民众供奉药王神有伏羲、神农、黄帝、扁鹊、华佗、张仲景、王叔和、王惟一、李时珍、叶天士、皇甫谧、葛玄、孙思邈。相传道教的葛玄在樟树镇阁皂山修炼丹药，后人认为这是樟树药业的开始，之后樟树发展成为全国三大药材市场之一。

随着药王庙祭祀的人数增多逐渐发展为庙会，如河北的安国（今祁州）的药王庙内供奉邳彤。邳彤，信都人，初事王莽，后归光武，拜太守，以功封灵寿侯，图像云台［5］。从记载中说明在祁州皮场王被奉为掌管百姓身体健康的神明。在封建时代的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百姓出于敬畏神明和求得自身健康的目的，纷纷前来药王庙对邳彤顶礼膜拜，希望药王保佑自身健康。《重修明灵昭惠显佑王祠记》记载：“时清明寒食，四方瞻仰进香，赛祷于祠下，车彀填门，非淫祀也。”清朝雍正年间的进士祁州人刁显祖的《祁阳赋》中记载了祁州药王庙盛景：“皮场初封土地，历晋侯王，男女祈祷奔走若狂。年年两会，冬初春季，百货辐辏，商贾云集，药材极海山之产，布帛尽东南之美。”［6］在封建时代的农村集市中，庙会担当集市贸易和民俗活动的功能，祁州的药王庙活动具备庙会和集市的双重功能适应了当时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安国药王庙会期间不仅是百姓医药习俗的文化活动，而且是药材贸易活动的中心。“每年清明及十月十五日，商贾辐辏，交易月余，盖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7］。至此安国的药王庙会日也是明清时期全国的药材销售交流日。

此外，《成都记》记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由此可见在古代药市活动有专门的活动时间，即在成都每年九月都举办医药有关的民间文化活动，如采买药材、祭祀药王等。

随着医药交易的发展，行业专用语逐渐形成。即使是地区不同，中药材经营者们通过行话了解市场行情，例如泰字号人马，泰字由三水人三个字组成，广东三水县经营中药业的人，听到和提到泰字号人马，立马明白是三水人。三、四十年代，某些药材商人临近广东和香港，互相之间经常互报市情，熟悉货物畅销与否，以便及时赚取利润。药材金药材坭说明药材的特点，即货物短缺时药材贵时如金银，贱时如坭砂。此外，还有很多行内术语，如开盆、八珍头、花货。

二、医俗风俗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

医药风俗文化现象伴随着医药活动发生的，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医药文化风俗不断深入民众的生活，直至明清时期发展成熟，这与明清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不可分。

首先明清时期统治者加强封建专制制度，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四书五经中，即加强思想文化的统治。统治者一方面提倡程朱理学，积极进行思想诱导，另一方面对不利于统治的思想言行进行严厉的钳制和镇压，康熙和乾隆时期曾连续大兴文字狱。在这样的统治下，某些有识之士产生“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思想，《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医则未之有也。’”［8］从这段记录中可知封建时代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首选修身、治国、平天下，其次悬壶问世，救济苍生，把从医作为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认为中医治病犹如宰相治国，儒家的治国之道和中医的治病救人是相似的。在广州陈李济药店悬挂的对联可见一斑，“火煎文武调元手，药辨君臣济世心”。胡庆余堂迄今保留着“是乃仁术”的招牌，它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医者，是乃仁术也”，充分反映出治病救人的仁义宗旨。

明清时期知识分子从医数量的增多，促进了医药行业的发展，这些人不仅精通医药文化，而且熟读儒家经典，对医药风俗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楼英（1332—1401），明，“萧山人，精医术，被召至京，以老疾辞归”［9］。他生于儒雅之家，精通《易》钻研医学，治愈了朱元璋的疾病，辞谢朱元璋恩赐官职，晚年居住在天度岩治病救人，一生医学著作颇多，人称“浙东奇才”。

其次人口增多，疾病流行在主观上促进医药风俗文化的发展。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数是一千九百一十三万，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加到二千四百六十二万。江南人口众多，一旦传染病爆发很容易迅速大规模流行并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当时有记载的最严重瘟疫流行有五次，出于疾病的畏惧和战胜疾病的决心，百姓对于医药文化风俗更尊崇，许多有识之士更注重医药文化的研究，直接的成就是清代前中期江南医学在针对瘟疫的治理上取得重大成就，如温病学派。

再次是医药经济的兴盛促进医药风俗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全国形成众多药材交易市场，如河北祁州，河南百泉，江西樟树。“四十八家药材行，还有三家卖硫黄”这句樟树俗语正是药材贸易兴盛的写照，在樟树有药行、药庄、药店和药号，全国各地的药材商人都纷至沓来进行交易，唐代潘耒诗中描述樟树的药材贸易盛况：“水市章江案，由来药物赊。丛珍来百粤，异产集三巴。鲍靓应频过，韩康或此家。何须乞句漏，即此问丹砂。”

三、医药风俗文化的特点

首先中国医药风俗文化的形成和宗教紧密相连，因为宗教都是以祛病除灾作为其传播的手段和方法，许多人运用此种目的信教和入教的。明清时期的医药风俗文化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关联最大。如乾隆年间《辉县志》记载每年农历四月八日，各地百姓前来辉县祭祀卫源神，佛经记载四月八日是诸佛诞生日。佛教教义的因果报应和轮回学说百姓容易接受，佛教中的观世音、药师佛是民间百姓膜拜的重要对象。另外道教的法术通常用于治疗中，如针灸、符咒法虽不入主流，但是在古代的实际生活中屡屡可见，如道教的葛洪、陶弘景和孙思邈是医药界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不仅是杏林高手，而且是善用符咒驱邪的术士，他们成为民间中医药信仰的膜拜对象。

其次和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密切联系，按照阴阳生天地，天地生万物的道理，天为阳，地为阴，人是天地和合之气的结果，中药分阴和阳两性，折射到医药上强调人的阴阳二气，五行是阴阳运动所化生，人体器官对应五行，中医认为金对应肺，木对应肝，水对应肾，火对应心，土对应脾，养生文化由此衍生出来。

在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五者，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其中“仁”是核心，对人类、人性和生命的终极关怀和爱护是最终目的，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与救死扶伤的医德恰好吻合。“莫道小铺哉，焉能误人；是乃仁术也，岂敢欺心”，这是众多药铺的门楣廊柱上的题字，反映行医者的职业道德和儒家文化是一致的。“义”则是要在自己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维持一个适宜的行为限度。如同仁堂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企业精神，“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以义为上，义利共生”的经营哲学，“同心同德、仁术仁风”的经营理念等，这些理念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为同仁堂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和中国的巫术与迷信有一定的联系。如医药风俗中驱鬼活动，目的是远离疾病或治疗疾病，《黔阳县志》卷中记载：“病不信医药，饮水不愈，辄延巫至家，鸣金伐鼓，摇首顿足而号，谓之降神。亦有附体作神言者，谓之车童。”［10］体现人们在不发达的医疗状况下和疾病斗争的主观愿望，有少部分获得功效，某种程度上传播医学知识。但多数包含鬼神观念与愚昧成分，导致延误病情造成危害性事件。

中医药风俗文化同其他风俗文化一样包罗万象，有些药铺的对联是用药名连接而成，“当归方寸地，独活人世间”、“栀子牵牛耕熟地，将军打马过常山”反映百姓的智慧结晶。所有这些不仅是医药文化的精华，而且是我国民俗文化的精髓。我们需要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从而使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发扬光大。

［1］［2］刘晔.汉书.卷一百一十二方术列传，卷九壶公传.

［3］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4］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五百二十七.

［5］畿辅通志，康熙二十一年刻本卷二十一，人物志.

［6］祁州志，清光绪年间刻本卷七艺文.

［7］祁州志，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卷二建置.

［8］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

［9］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七.

［10］陈鸿作.黔阳县志，卷十六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