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的人际健康素质及其对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效应*

周丽丽　洪　炜　谢中垚　郝树伟　徐红红

中国.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心理学教研室（北京）100191 E-mail: zhoullbjmu@ yeah.net△通讯作者　E-mail: hongwei35@ 163.com



公务员的人际健康素质及其对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效应*

周丽丽洪炜△谢中垚郝树伟徐红红

中国.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心理学教研室（北京）100191 E-mail: zhoullbjmu@ yeah.net△通讯作者E-mail: hongwei35@ 163.com

【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分析公务员的人际健康素质、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检验人际健康素质的调节效应。方法：采用方便抽样，使用中国成年人人际素质量表（IDSCA）、公务员压力量表（CSSS）、中国人主观幸福感量表（CHI），调查了403名公务员的人际健康素质状况，并通过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男性公务员的合群性显著高于女性公务员（F＝8.27，P＝0.004），而女性公务员的共情性显著高于男性公务员（F ＝5.97，P＝0.015）；在共情性、友善性、人际健康素质（F＝3.83，7.41，8.38；P＜0.01）的得分上行政级别的主效应显著，LSD检验显示，高行政级别公务员的共情性、友善性、人际健康素质水平显著高于低行政级别公务员；居于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利他性、共情性、友善性、人际健康素质（F＝5.89，、6.72，11.49，8.07；P＜0.01）的水平均显著高于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人际健康素质各维度与压力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负相关（r＝-0.26～-0.18，P＜0.01），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正相关（r＝0.21～0.37，P＜0.01），压力的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不同程度的负相关（r＝-0.41 ～-0.24，P＜0.01）。人际健康素质调节模型拟合良好，各拟合指数分别为：χ2/df＝2.34，GFI＝0.90，PGFI＝0.71，NFI＝0.91，CFI＝0.94，TLI＝0.93，RMSEA＝0.06。压力与人际健康素质乘积项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显著（γ＝-0.12，P ＜0.05）。结论：良好的人际健康素质可以缓冲压力的负面影响，维持公务员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心理健康素质；人际健康素质；压力；主观幸福感

Civil Servants’St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terpersonal Diathesis as A Moderator

Zhou Lili，Hong Wei，Xie Zhongyao，et al
Clinical Psychological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Beijing 10019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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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terpersonal diathesis，st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and further test the moderated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diathesis.Methods: Employing accidental sampling method，403 civil servants were assessed by Interpersonal Diathesis Scale of Chinese Adults（IDSCA），Civil Servants’Stress Scale（CSSS），and 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CHI），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l modeling to analyze.Results: Male civil servants performed more gregariousness than female（F＝8.27，P＝0.004），while female felt more empathy than male（F＝5. 97，P＝0.015）.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civil servants of various administrative levels in empathy（F＝3.83，P＝0.010），friendliness（F＝7.41，P＜0.001），and interpersonal diathesis（F＝3.83，P＝0.010）.Further LSD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se personality traits mentioned above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in high administrative leve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low administrative level.Scores in altruism（F＝5.89，P＝0.016），empathy（F＝6.72，P＝0.010），friendliness（F＝11.49，P＝0.001）and interpersonal diathesis（F＝8.07，P＝0.005）of those in the leading positions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leading positions.Interpersonal diathesi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tress（r＝-0.26～-0. 18，P＜0.01），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subject well-being（r＝0.21～0.37，P＜0.01）.The figure also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st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r＝-0.41～-0.24，P＜0.01）.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dicated that the model fitted the data well（χ2/df＝2.34，GFI＝0.90，PGFI＝0.71，NFI＝0.91，CFI＝0.94，TLI＝0.93，RMSEA＝0.06）.It pointed out that interpersonal diathesis（γ＝-0.12，P＜0.05）had a remarkable moderated effect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happiness.Conclusion: Interpersonal diathesis plays as a protective role in the statu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with high stress level.

【Key words】Mental health diathesis；Interpersonal diathesis；Stress；Subjective well-being

作为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群体，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各项公共事务的顺利进行，其心理健康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国内研究显示，不同地区的公务员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强迫、焦虑、抑郁及职业倦怠等心理健康问题［1-2］。然而心理健康不仅仅意味着各种心身症状的缺失。国外学者指出，主观幸福感来源于成就体验、价值感、积极情绪及积极的人际关系等，是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预示着积极的适应和成长，提高主观幸福感也是促进心理健康的主要目标之一［3］。因此，关注公务员的主观幸福感，对促进其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结以往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主观幸福感主要受到两类因素影响，即个体所处的外在的环境因素和其内在的人格特质［4-5］。对于公务员而言，由于工作任务繁重、职场人际关系复杂等原因，公务员往往受到来自于工作、家庭、人际等多方面压力的影响，长期处于压力环境中。研究发现，压力容易导致更多的负性情感，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从而引发更多的心理问题［6］。能否成功应对压力以维持主观幸福感，往往还取决于个体本身人格因素的影响。其中一种个性品质就是人际健康素质。

人际健康素质是近年来国内学者提出的“心理健康素质”概念中的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它是指个体借助人际交往或沟通，与人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所需要的个性心理品质或人格特质，包含合群性、亲仁性、共情性、利他性及友善性5种亚特质［7］。作为一类重要的心理健康素质，人际健康素质也具备其特点，即在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而形成内在的、稳定的心理品质，并且影响个体的心理社会功能，进而影响心理健康水平［8］。

关于人格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领域，目前尚没有研究关注公务员的人际健康素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指出，人格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可能与某些能增进人际关系的特质有关［9］。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正是主观幸福感的来源之一。公务员在工作中既要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又要与同事保持良好的沟通，才能保证各项社会公共事务的顺利进行。人际健康素质正是一种包含众多人际人格特质的复合特质，是建立和维持良好人际关系所需的重要个性品质。因此，公务员应具备良好的人际健康素质，以保持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升主观幸福感水平。

此外，研究还发现，人格通过影响个体的压力事件暴露、压力反应、应对策略的选择及其有效性等压力过程，进而影响心理健康水平［10］。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说，良好的人际关系亦是人格功能健全的表现［11］，人际关系与人格特质是密切相关的。积极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有效缓解工作和生活中各方面的压力［12-13］；同时有助于减少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4］。综上所述，人际健康素质同个体的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均具有密切的关系。

上述关于3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勾勒出其简单的关联结构，但这种认识仍旧是简单和片面的。国内学者梁宝勇在Braunstein的“素质-应激模型”基础上进行修正，提出“应激-素质相互作用模型”，指出个体的心理素质因素与应激源的交互作用产生应激行为和反应，而应激的后果包括疾病，或者适应和成长［8］。该理论提出的模型如图1所示。由图1可见，心理健康素质作为一种个性品质，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调节外界应激源对应激反应的影响。由此假设，公务员的人际健康素质可以调节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图1　应激-素质相互作用模型

基于上述已有研究结果及理论模型，我们希望在了解公务员人际健康素质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与压力、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简单的彼此相关关系，还是具有一定的预测指向？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健康素质，人际健康素质在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是否真的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这些都将是本研究重点考察的问题。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选取北京、辽宁、山东、云南、内蒙古5省市自治区部分地区的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样本涵盖党政机关、公安、司法系统的公务员，共发放问卷420份，均为现场填写，当场回收。回收后剔除不合格问卷17份，得到有效问卷403份（95.95%）。

403名公务员中，男性262人，女性137人，缺失值为4；平均年龄（35.49±8.50）岁；受教育程度，专科以下72人，本科300人，硕士26人，缺失值为5；职位类型，综合管理类124人，专业技术类35人，行政执法类116人，司法类122人，缺失值为6；行政级别，正处级3人，副处级11人，正科级66人，副科级92人，科员192人，办事员29人，缺失值为10。居于领导职务121人，非领导职务278人，缺失值4人；工龄平均（13.10±9.48）年。

1.2方法

1.2.1自编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龄、职位类型、行政级别、职务等信息。

1.2.2中国成年人人际健康素质量表（Interpersonal Diathesis Scale of Chinese Adults，IDSCA）［7］共5个维度30个条目，包括合群性、亲仁性、利他性、共情性、友善性，每个维度含有6个条目。全量表中反向计分8个条目。条目采用1～4级评分标准，1表示“几乎完全不符合”，2表示“不太符合”，3代表“比较符合”，4代表“几乎完全符合”。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在0.71～0.86之间，分半信度系数为0.80。

1.2.3公务员压力量表（Civil Servants Stress Scale，CSSS）［15］共6个维度38个条目，包括管理与发展、生活关系、工作关系、健康与责任、经济压力和工作负荷。采用0～10级评分标准，0表示“完全没有压力”，10表示“有极大压力”（中间数值1～9不作文字说明）。评分越高，表示压力越大。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85～0.93之间。

1.2.4中国人主观幸福感量表（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CHI）［16-17］采用台湾研究者陆洛编订的20个项目简本，包括乐天知命、向下社会比较、工作成就、自我满足、身体健康、掌控感、正向情感、社会承诺、乐观共9个维度。每个条目由4种程度不同的陈述组成，从负向到正向依次记为0、1、2、3分。分值越高，表示主观幸福感越强。经以往研究验证，该量表适用于我国居民且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6，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0.91，Spearman-Brown系数为0.93。

1.3统计处理

采用SPSS 20.0和Amos 20.0对全部资料进行分析，数据均使用总量表及各维度的均分。其中，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变量的得分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了解各变量的相关程度，采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人际健康素质的调节效应，并通过简单斜率检验作进一步分析，同时建立交互作用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公务员人际健康素质

见表1。以性别、职位类型、行政级别、职务为自变量，人际健康素质及各维度得分的均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考察是否存在人口学变量的差异。表1显示，在合群性和共情性的得分上性别的主效应显著，男性公务员的合群性显著高于女性公务员，而女性公务员的共情性显著高于男性公务员；在共情性、友善性、人际健康素质的得分上行政级别的主效应显著，LSD检验显示，高行政级别公务员的共情性、友善性、人际健康素质显著高于低行政级别公务员；在利他性、共情性、友善性、人际健康素质的得分上职务的主效应显著，居于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利他性、共情性、友善性及人际健康素质水平均显著高于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其余人口学变量均不存在显著的主效应。此外，人际健康素质所有维度上的人口学变量的交互效应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表1　公务员人际健康素质状况（±s）

表1　公务员人际健康素质状况（±s）

注: * P＜0.05，＊＊P＜0.01，＊＊＊P＜0.001，下同

项　目　合群性　亲仁性　利他性　共情性　友善性　人际健康素质总　体　2.79±0.49　3.30±0.42　3.28±0.46　3.22±0.46　3.11±0.49　3.14±0.35性　别　男　2.84±0.52　3.29±0.45　3.27±0.49　3.18±0.49　3.09±0.52　3.13±0.38 女2.69±0.41　3.32±0.37　3.31±0.40　3.30±0.40　3.16±0.42　3.16±0.29 F 8.27＊＊0.41　0.63　5.97＊＊1.88　0.34行政级别　处级及以上　2.82±0.36　3.54±0.32　3.34±0.33　3.43±0.29　3.36±0.37　3.30±0.25科级　2.78±0.48　3.34±0.39　3.33±0.41　3.29±0.43　3.22±0.45　3.19±0.33科员　2.80±0.52　3.27±0.44　3.24±0.50　3.18±0.48　3.04±0.50　3.10±0.37办事员　2.80±0.48　3.17±0.48　3.19±0.55　3.07±0.58　2.91±0.53　3.03±0.40 F 0.06　3.27*1.58　3.83＊＊7.41＊＊＊3.83＊＊职　务　领导职务　2.81±0.50　3.35±0.40　3.37±0.44　3.31±0.44　3.24±0.45　3.22±0.33非领导职务　2.78±0.49　3.28±0.43　3.24±0.47　3.18±0.47　3.06±0.50　3.11±0.36 F 0.40　2.92　5.89*6.72＊＊11.49＊＊8.07＊＊

2.2公务员人际健康素质、压力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人际健康素质各维度与压力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负相关，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正相关，压力的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存在不同程度的负相关，见表2。

表2　公务员人际健康素质与压力、主观幸福感的相关（r）

2.3公务员人际健康素质的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人际健康素质是否对压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在进入结构方程分析前，先将变量的各维度中心化，并采用指标配对策略产生乘积指标项，由于压力和人际健康素质的维度数目不等，从压力的6个指标中选出较高负荷的5个指标与人际健康素质的5个指标配对［18］。根据Marsh等人的研究结果，优先配对高负荷的指标，即采用“大配大，小配小”的原则进行配对［19］。然后以压力、人际健康素质及二者的乘积项为外生潜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内生潜变量建立预设模型，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压力与人际健康素质乘积项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显著（γ＝-0.12，P＜0.05）。模型的各拟合指数分别为:χ2/df＝2.34，GFI ＝0.90，PGFI＝0.71，NFI＝0.91，CFI＝0.94，TLI＝0. 93，RMSEA＝0.06。该模型的拟合度达到可接受范围，拟合指标均符合温忠麟等人推荐的模型拟合指标的理想值［20］。这表明人际健康素质可以负向调节压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见图2。

注: S1～S4分别指管理与发展、工作负荷、经济压力、工作关系、健康与责任图2　人际健康素质对压力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调节模型

图3　人际健康素质的调节效应

为进一步分析人际健康素质对压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将人际健康素质和压力的得分按照（±s）分为高（-x＋s）、低（-x-s）两个组，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人际健康素质水平较低时（低于1个标准差），压力总分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预测效应显著（β＝-0.13，t＝-3.50，P＝0.001），即当公务员人际健康素质水平较低时，压力能显著降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而人际健康素质水平较高时（高于1个标准差），压力总分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预测效应不显著（β＝-0.05，t＝-1.54，P＞0.05），即当公务员人际健康素质水平较高时，压力对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负向影响作用不显著。同时建立交互作用图，如图2所示，当公务员的人际健康素质水平较低时，随着压力水平的上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下降；当公务员的人际健康素质水平较高时，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则较少受到压力的影响。上述结果均表明，人际健康素质对于压力情境下公务员的主观幸福感具有保护作用。

3　讨论

人际健康素质是建立和维持良好人际关系所需要的人格特质。它包括5个维度，其中:合群性指个体乐于并善于与他人相处，乐意主动地接近他人；亲仁性指个体表现坦诚、讲信用、有社会责任感、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利他性指个体乐于帮助他人，关心他人，具有较强的公德心；共情性指个体能设身处地考虑他人的感受，善于体谅和理解他人；友善性则指个体为人积极乐观，与人为善，常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他人［7］。本研究发现，男性公务员的合群性显著高于女性公务员；而女性公务员的共情性显著高于男性公务员。一般女性比男性感情更细腻，考虑更周全，更能体察和顾及他人情绪、情感反应［21-22］。居于高行政级别和领导职务者的共情性、友善性及人际健康素质均高于低行政级别和非领导职务者。国外有研究指出，作为领导者，应能够觉察其所领导小组成员的需求并最大程度地满足这些需求，这种能力亦被视为共情性，共情性与领导力是显著相关的［23］。本研究亦发现，居于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友善性更高，表明友善性可能体现领导者的亲和力，利于建立良好的上下级沟通，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领导力，提高工作绩效。此外，居于领导职务者的利他性高于非领导职务者。领导者往往需要以全局观考虑问题，为寻求部门间的合作，有时候需放弃本部门的利益而考虑他人的利益，以消除工作冲突，建立相互信任，从而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在国外大量研究中，这种利他性的领导风格被称之为Altruistic Leadership［24］。综合上述几方面，高行政级别和具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表现出更高的共情性、友善性和利他性，其人际健康素质也更高。

相关性分析显示，公务员压力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均呈显著负相关，压力较高的公务员报告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低，结构方程模型也显示压力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向预测作用，即压力越大，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就越低，反之，压力越小，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就越高。这与诸多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6，25］。长期压力易导致焦虑、抑郁、失眠等心身症状，个体体验到负面情感会越多，进而降低生活满意度，导致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下。此外，人际健康素质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结构方程模型亦显示人际健康素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表明公务员的人际健康素质越高，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这也证实了之前的假设。以往研究表明，在报告有健康问题的个体中，利他性是维持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26］。在一项关于依恋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发现，共情性在社会互动和社会支持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作为中介因素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27］。而共情性和利他性是公务员人际健康素质中得分较高的两类亚特质。这部分解释了公务员的人际健康素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另外，人际健康素质是建立和维持良好人际关系所需要的人格特质。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良好的人际健康素质体现了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进而能建立满意的人际关系。而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够让个体体验到更多的主观幸福感［13］。相关分析还显示，人际健康素质各维度与压力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负相关。这与谢中垚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28］，说明具有较高人际健康素质的公务员体验到的压力更小。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果验证了“应激——素质相互作用模型”，即人际健康素质对压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有调节作用，进一步的交互效应检验揭示了良好的人际健康素质对高压力水平的公务员维持主观幸福感具有保护作用。研究表明，情商与人际关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高情商者具有高水平的共情性、高社交技能［29］。情商是导致人际吸引的个性素质，这也体现在了人际健康素质各维度的特点中。具有良好人际健康素质的公务员可能具有更高的情商，在其复杂的职场环境中能建立和维持积极的人际关系，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更好地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压力事件，提高对工作和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从而体验到更多的主观幸福感。国外亦有相关研究证实了这一点［30］。

综上所述，良好的人际健康素质可以缓冲压力的负面影响，维持公务员的主观幸福感。同时，人际健康素质中多个亚特质与领导力相关，应将人际健康素质纳入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升中，有助于培养高层次的领导型人才。因此，关注公务员的人际健康素质，对加强公务员整体素质，有效应对压力，促进心理健康，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探讨了人际健康素质对压力和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但调节效应较弱，有可能受其他中介或调节因素的影响，未来可加入认知、社会支持等其他因素进行考察。本研究显示，人际健康素质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但对于其具体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的方法，对于3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解释力度较弱，未来有待采用纵向研究或实验研究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不同人际健康素质水平的个体在压力情景中的不同反应，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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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职业心理）

收稿时间：（2015-07-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素质的研究”（编号: 11JJD190001）

doi:10.13342/j.cnki.cjhp.2016.01.005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252（2016）01-00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