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根基与他者视野：现代美学创新的立足点
——论朱光潜诗学理论与悲剧美学中的融合创新及其当代启示

张文杰



传统根基与他者视野：现代美学创新的立足点
——论朱光潜诗学理论与悲剧美学中的融合创新及其当代启示

张文杰

摘要:朱光潜先生的《诗论》系统地运用西方现代美学原理解释中国古典诗歌，同时也用中国古代的诗歌、诗论印证、纠正西方诗论，通过中西比较融和，获得许多“独创见解”；他的《悲剧心理学》通过中西戏剧的比较，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及生活态度，剖析了中国戏剧殊异于西方戏剧的原因。这种以西方学术视角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根底结合起来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诗学批评理论以及悲剧审美特征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与审美批评的创新，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朱光潜；诗学理论；悲剧美学；当代启示

朱光潜的美学理论是将西方文学、哲学、艺术理论与中国文化中的诗学元素结合起来，巧妙地融合与沟通中西两种文化，论证时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来阐释和分析中国诗学与戏剧中的自身特征，寻找能走进中国读者心灵的文字表达方式，在国内人文学界获得很高的声誉。从国内学界研究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成果来看，对其诗学理论、西方美学发展、悲剧理论以及文艺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多达上百篇，论著至少有20多部。但在这些研究的论著和论文中，对其《诗论》中的美学思考和见解显然不够深入，尤其对当代文艺界需要整理本土的美学资源和文艺思想，挖掘中国传统美学中有生命力和原创力的资源，朱先生的诗学著作和观点更不应该忽视。他认为《诗论》一直是自己的“心中主题”，在书的后记中坦率承认：“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创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1]311。《诗论》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最早运用西方美学视角来阐释中国古典诗歌的史学理论著作。此外，朱光潜先生在其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中主要以尼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内涵来展开，从而也真正抓住了悲剧的实质，找到了悲剧美学对生命拷问和反思的哲学基础，并且将这种悲剧美学的观点引申到他的诗学理论之中。在尼采、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的两种思路的整合下，使得朱先生的悲剧理论既有倾向于澄怀观道而不是对生命意志的沉醉和肯定，也带着本土传统文化长期形成的“中庸”调和而不走极端的思想色彩[2]。这种以西方学术视角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根底结合起来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诗学批评理论以及悲剧审美特征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与审美批评的创新，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

一、诗学理论的启示：创新离不开本土文化与传统资源

朱光潜研究诗学离不开心理学的分析视角和对中西方诗歌作品的深入解读和准确把握，他的《诗论》一方面阐释诗歌发生的源头、诗歌与音乐、绘画等艺术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始终不忘阐释中外诗歌文本中的典型例句，使得读者看后深受启发，因此连他自己也认为《诗论》的著述是自己“用功最多”“比较有点独特见解”[3]。首先，他承认“诗是有音律的纯文学”[1]98，同时，诗歌也是诗人人格涵养的外线呈现和自然结晶，是人的天性中“至性至情”的产物。因为诗歌的真正内涵就是“理智渗透情感所生的智慧”，即是“物我默契的天机”。[1]78-80诗人创造需要锻造自己高尚而纯粹的人格境界，要富于想象力和善于发现的审美眼光，才能有所创新。其次，作者在《诗论》的《抗战版序》中，对中国传统诗歌研究中的只重视感觉和印象的批评方式和“偏见”，应该矫正过来，多学习西方的“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因为这恰恰是被中国诗学批评家所忽略而其实是“治诗学者所需的方法”[4]1。第三，诗学批评不应该仅仅死守一角，需要运用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式，才能使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不会过于偏激或走向极端。

朱光潜对诗学的精湛见解，除了来自他扎实的中西文化学术积累之外，还离不开他寻根究底不信旁门邪说的科学研究态度，以及善于发现疑难敢于质疑的“问题意识”。如在《诗论》中，一开始探究诗歌起源的古老问题时，为了得出确切结论，作者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古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错误判断，他认为：一是“它假定在历史记载上最古的诗就是诗的起源”；二是“它假定在最古的诗之外寻不出诗的起源。”[4]3他用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具体经典作品，从情趣和景象的要素来分析中国诗歌变化发展的三个步骤：首先是汉魏以前的诗歌如《诗经·国风》，多以抒情为主，因情生文，或因情生景；其次，发展到汉魏时代，代表诗歌作品如三曹的诗、《古诗十九首》以及陶潜的诗歌，多注重意境的制造，或情景交融，或情文并茂；第三是六朝时期的山水诗和骈文，如大小谢的山水诗歌，多感物兴发，或即景生情，或因文生情。此外，朱先生认为，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还在于赋这种散文体的兴盛，是它将内在情趣与外在景象完美结合形成意境的关键，因为“赋偏重铺陈景物，把诗人的注意渐从内心变化引到自然界变化方面去。”[5]

“情趣”在朱光潜另一部论著《文艺心理学》中变得十分重要，作者主要立足于本民族美学土壤，把情趣、快感、诗的意境与传统的中国古典诗学观点结合起来分析，并适当参照了西方诗学的视野来思考本土理论中的问题。他认为，诗歌表达的“意境”是诗人的情趣与直觉中的意象美妙的契合而成，“美就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时心中所觉到的‘恰好’的快感”[4]45-46。他把情趣、情感与英文翻译的词“feeling”加以对照，找出了细微的差别，情趣即“情”，是内在的感受和趣味，而意象是诗人所面对的外在的“景象”。这样一来他将中国古典诗学中表现情感、情趣、趣味的那些观点，如“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诗以道性情”就联系起来了。

“凝神注视”是朱光潜先生诗学理论中强调文艺创造和欣赏的又一个概念，它的根源与道家老庄的“虚静”说和华夏古典美学倡导的“审美静观”论息息相关。因为在朱先生看来，只有艺术家在凝神创造的时候，注意力高度集中，心中只有想到或看到那个“孤立绝缘”的完整意象，这样会达到物我同一、物我两忘的神秘境界，也符合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实际上也是他所谓“情趣”与“意象”相契合的审美创造境界。显然，诗人的创造性活动总是离不开理想化的沉思与情境，他总是以艺术化的眼光看周围的世界，“以部分暗示全体”，“以片段的情境唤起整个情境的意象和情趣”[4]45，这样才使得诗歌发挥了审美的功用。《诗论》写作的整个架构是在中西诗学结合和双向阐释的尝试中展开的，以西释中或以中证西，找到许多阐释本土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的空间，值得当今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借鉴。加上朱先生所具备的现代科学的眼光、撰写严密的逻辑思路和清醒的反思本土文化的精神，标志着他超越传统诗学批评和敢于创新的勇气，这方面的贡献也完成了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6]。

二、悲剧理论的启示：批判地阐释和借鉴并为我所用

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和西学的强势影响渗透，扎根本土十分深厚的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和封建文学在世界性文学对话沟通的大潮中出现碰撞和动摇，这时在文化文学领域中也涌现出了一些的启蒙者和先驱者，如王国维、鲁迅和朱光潜。他们在历史演变的剧痛中，敏锐地反思中西文化发展的巨大差异，深刻地感受到西方文化的高明之处和对本土文化腐朽落后的冲击，他们都能以科学的态度去借鉴学习西方的美学成果，这时西方的悲剧美学思想，如尼采和叔本华的悲剧理论，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跟当近代历史现实的多灾多难的凄风苦雨有关。因为悲剧理论毕竟让人对本民族的命运和生命力的强弱会产生深度的思考和哲学叩问。三人不同的治学思路与方式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选择：王国维先是被叔本华的美学观点所吸引，后来又疏离叔本华而倾向尼采的悲剧观；鲁迅先是对尼采的“超人”反抗权威的精神较为欣赏，后来因国内的革命现实需要而信奉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朱光潜对西方各种美学思想中的悲剧论述了解和比较之后，欣然接受尼采的悲剧理论。朱光潜把悲剧类型的文艺作品看作是最高的文学形式，他认为那些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也就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因为在他眼里，悲剧才是那个民族生命力旺盛与否的标志，因而“一个民族必须深刻， 才能认识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又必须坚强，才能忍受。较弱的心灵更容易逃避到宗教或哲学教条中去”[7]301，其实他也是把悲剧美学的内涵与现代性的文化启蒙、民族命运的拯救结合起来，悲剧反思的目的也是为了阐释和回答本土现实问题的理论需要。

朱光潜先生用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全名是《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英文为“ThepsychologyofTragedy:ACriticalStudyofVariousTheoriesofTragicPleasure”,到了1933年，这部专门研究悲剧美学的理论著作由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论著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论述、阐释和批判分析西方悲剧美学理论的开山之作，无论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切入问题的心理学视角，还是借鉴西方美学家布洛等人的“心理距离”说来分析悲剧艺术的效果和接受，都有不少创新和发现，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悲剧快感”[8]中一些众说纷纭的难题。

首先，朱先生把悲剧的欣赏看作是一种审美经验，认为观众观看欣赏的结果，常常得到的是审美领域中的同情，并非一般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同情。为此，他用概念范畴和主客对比的严密推理的方式，细致区分了审美同情和道德同情。朱先生不仅仅是从悲剧美学，而是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来把握审美同情和道德同情中，看到了悲剧审美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其次，朱光潜主要是从西方悲剧艺术的心理学层面来看待悲剧效果和悲剧的审美价值的，并没有重视中国本土的戏剧艺术中悲剧常常要传达的道德说教、教化风俗或伦理关系的主旨，因而只是强调悲剧的审美意义，在悲剧的道德伦理价值上有点失之偏颇，故而得出中国无悲剧的结论。当代学者叶朗评价说：朱光潜先生的悲剧观否定悲剧艺术应该担当起积极的道德伦理的任务，也反对将悲剧与道德信念联系起来，因而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中国人很难产生真正的悲剧，当然更不用说能诞生伟大的悲剧了[9]。第三，朱光潜的悲剧理论在分析西方悲剧理论的同时，也把中西悲剧的文本加以比较，从而也对中国戏剧艺术和悲剧发展的本土特征与民族风格有了新的发现和掌握，甚至条分缕析地推究出了中国悲剧艺术不同于西方戏剧的原因何在，可谓切中要害。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用英文论著向读者介绍中西戏剧不同的文化特征与传统根源，独特地分析中西人生态度上的差异，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夏尔·布朗德尔(CharlesBlondel)教授十分欣赏《悲剧心理学》中关于中西戏剧比较这一章，认为“是最有独创性的”见解，“这些最富有独创性的见解也是最值得争议的，但同时也是对我们最有教益的”。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的拉斐尔(D·Raphael)教授在他的《悲剧是非谈》 (The Paradox of Tragedy)专著中，在谈到中国戏剧问题时，也是大量引用了朱光潜关于中国本土戏剧艺术的观点， 认为他对中国和西方以及印度戏剧的比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建立一种全面的悲剧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论据。”因此，《悲剧心理学》这部不可多得的论著，无疑奠定了朱光潜在中国悲剧美学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的辉煌地位。

三、借鉴西学的启示：翻译西学资源与中西比较的视野

朱光潜除了是美学大家，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美学方面的论著，而且还翻译了大量的美学著作，他的译文既有文采而又非常流畅。他借用自己扎实的中西文化知识积累和懂几门外语的优势，创造性地将西方美学著作做了通俗化的翻译介绍和阐释，尤其是他的代表性著作《西方美学史》为中国学者了解西方美学理论、发展自己当代的理论提供了理论参考资源。在翻译引进西方理论过程中，他善于结合中国读者对艺术趣味的不同理解，能够以读者为中心，根据不同时期要求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同时，他不是随意选择自愿来翻译，而是一种采取选择、引进和创新相结合的学术研究型的翻译方法，以便更好地引进他国的文艺理论资源，比如，他翻译的克罗齐《美学原理》和《克罗齐哲述评》，目的在于促进本土传统诗学和文艺美学的繁荣发展，体现了一个有责任感和学术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品质。

由于40年代的国内动荡不安和建国后的政治话语的强势，朱光潜的《诗论》虽然在国内同一时期的诗学论著中可谓独树一帜，视角新颖，论证充分，在他自己的整个学术体系中也占有一定的分量，但还是没有被当时的文坛和后来的文艺界所重视。其实，他在《诗论》中善于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古典诗作，又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学的观点，真正实现了中西诗学和东西美学的对话与沟通，尤其是对中国诗律形成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他十分熟悉古典诗论的特点，并且论证时态度客观，不偏不倚，如他说：“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中国诗论的优点在于“片言中肯，简洁亲切”，不足是因为“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10]其实这种对本土文化不盲目自大而又能发现传统诗学主张中的优点，体现了朱先生做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也是对后人研究最有启示的价值所在。

由于西学归来的学术视野和翻译阐释西方美学资源的功底，又加上朱光潜从小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得比较中西美学成为自己的强项。朱先生一直认为:“一切都由比较中来’[11]，用这种对比方法来阐释中西诗论总能通过他者这面镜子，将自己的本土美学的特征看得更清楚。他一边批判，一边综合分析中国古典诗论的独特之处：由于中国人的心里偏向综合而不喜欢分析，长于直观而短于逻辑的思考的惯性，使得中国的诗歌表达强调文字简洁优美，贵在传达对生活哲理的领悟之妙和感受之真切，贵在对审美对象的整体把握和诗歌文字自身的含蓄蕴藉的韵味、趣味，追求一种典雅、朦胧和深沉的阴柔之美。总之，《诗论》在中西学互相比较中去阐释分析，在批判中综合对照，体现了作者不偏不倚的所谓“折衷的”态度[12]！

同样，在《悲剧心理学》运用中外对比的论证分析中，朱光潜将中国、印度各民族的戏剧发展跟西方做了对比分析，旨在考察和阐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伟大悲剧的原因。他从中国人的生活习俗、思维习惯以及哲学伦理对文学的影响谈起，认为中国人讲究实际，喜欢从世俗习惯考虑问题，不擅长抽象思辨，也不愿费力去思考那些跟身边现实有关但又“好像没有什么明显地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7]283虽然“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 就有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7]287认为根源在于中国没有哲学。当然，这种将中国缺乏伟大悲剧产生的原因仅仅归于没有哲学思考或理性沉思，甚至把宗教、哲学堪称是跟悲剧对立的观点，是有待进一步商榷的。朱先生同时也指出：中国人、印度人和希伯来人这些民族仅仅满足于自己本土的宗教或哲学，“虽然在文学各个领域都取得很高成就， 却根本没有写出一部真正的悲剧”[7]336。但朱光潜在中西悲剧艺术对比分析中，显然对中国戏剧中悲剧生长的状态不满意，这种对民族悲剧的自觉探索和反思却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在他看来，悲剧在艺术境界中是乐观的，其本质要展现的是英雄不屈的品格，可以激发任何人的生命感和不屈不挠努力向上的顽强意识，这些也许正是我们华夏民族最需要吸纳的东西。

综上所述，作为现代美学的奠基者，朱光潜先生将西方美学理论翻译引进到中国，又将中国诗论和艺术与西方对照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这无疑拓展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也颇为自信地使中西诗学和中西美学展开积极的交流、沟通和对话，让世界美学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朱先生的人生态度和对待学术的严谨治学精神值得当代学者所效法学习。在“文革”带来的十年浩劫的压力下，虽然学术研究处处遭受批判，但朱光潜顶着压力依然默默耕耘，珍惜仅有的时光，先后翻译了黑格尔《美学》第二、三卷和《歌德谈话录》，并且在生命的而最后几年里，依然没有放弃翻译意大利美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凭的就是学者应有的一种热爱学术乐观向上的求知精神。同时，他也认为，悲剧感如同崇高感一样之所以能打动我们，首先是因为其在体积力量上的无比强大；其次那种宏观壮大的景象迫使我们感到自己与对象相比十分无力和渺小，但这种恐惧毕竟带有某种鼓舞或积极情绪在内。[13]但他对悲剧精神的理解既有悲观和乐观交融之处，主要是受到尼采《悲剧的诞生》的启示。因为他认为：尼采以哲学家的敏锐的洞察力，注意到了自然界生存的残酷和宇宙历史演进过程中处处有着毁灭性过程，人类只有以审美的目光去关照充满苦难的人生，也许会多少得到一些安慰。欣赏悲剧也许会使我们感受到痛苦和生活中的不和谐，但同时也能体会到悲剧创造的崇高的壮美的精神境界。朱光潜研究悲剧精神和美学品质，旨在让观众懂你的悲剧中的苦难人生，人不能盲目乐观，但也鼓舞人们在看到悲剧的巨大苦难之后要有一种反抗挫折的崇高勇气，这才是我们民族振奋起来的很重要的精神动力。仅就“诗论”与“悲剧理论”研究成果来看，王国维是促成中国美学走向现代的先驱者，但真正将其形成完整严谨的体系来传播和推广，还是朱光潜先生。因此，今天我们研究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不能将其前后的美学思想截然分开，应该将他的人生论、艺术论、悲剧论、美学论等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样也许才能有所突破，才能更好地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诗学和悲剧艺术的长处。

[注释]

①此为中国古典诗学中认为诗歌用以传达表达情感、思想的三种代表观点，实际上相当于朱光潜所说的诗歌表达情趣、意趣、趣味等主观的内在精神。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诗论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2]杨晶.在中西之间：朱光潜的诗论[J].文艺生活，2014(8)：273.

[3]朱光潜．诗论·后记[A].朱光潜全集：第3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331．

[4]朱光潜．诗 论(抗战版序)[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5]朱光潜.诗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52.

[6]文学武.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转换--以朱光潜《诗论》为中心的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84.

[7]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8]杨菊.从《悲剧心理学》看朱光潜对悲剧快感的创新性论述[J].阴山学刊，2007(10):17.

[9]叶朗．美学的双峰：朱光潜、宗白华与中国现代美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26．

[10]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4:1.

[11]肖兵.中国的潜美学[A]．湖北省美学学会编:中西美学艺术比较[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130.

[12]向天渊.朱光潜的诗学建构、美学研究及人生态度 [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9)：30.

[1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89.

责任编辑：刘海涛

On the Foothold of Modern Aesthetics from Traditional Foundation and Other Viewpoint

Zhang Wenjie

Abstract:The book Poems written by Zhu Guangqian achieved many creative ideas about aesthetics by interpreting Chinese classic poems with the theory of western modern aesthetics and Chinese ancient poems thought. In his book Tragic Psychology, he analyzed the reasons why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drama. His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occurrence of Chinese poems, poetic critical theory and tragedy aesthetic features has som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value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poems research.

Key words:Zhu Guangqian; poetic theory; tragedy aesthetic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收稿日期：2015-10-11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SKL201501)；滁州学院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后备人选专项资助

作者简介：张文杰，滁州学院文学传媒学院院副教授，博士，南京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文艺学，中西美学比较(安徽 滁州 23900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794(2016)01-00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