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小说中孔子形象的传承

詹红霞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语言文学】

现当代小说中孔子形象的传承

詹红霞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摘要]不同时代，孔子这一历史人物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内涵。不同时期的现当代小说中，孔子被塑造成了种种不同的形象。分析不同文本中孔子的形象特色，整理孔子形象在现当代小说中的传承路线。深入挖掘不同孔子形象背后的含义，探究重写型小说的影响，为以后的同类型文学创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现当代小说；孔子形象；传承；影响

孔子，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之一，与之有关的史料十分丰富，然而多是散记其言论，少有叙述其生平的，并且对于同一事件不同典籍时有不同记述，因此重塑的空间很大。再加上孔子其人身份良多，事迹丰富，还常与统治阶级挂钩，所以现当代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以孔子为主人公的文本。这些重写型小说重塑了孔子形象，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影响。

一、 现当代小说中的孔子形象

1.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建国前。

20年代，中国社会对孔子评价正是处在极端的两极化境地。

郭沫若于1925年作《马克思进文庙》，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马克思走进文庙与孔子对话的场景。小说中，孔子被塑造成了一个“尊贤好学”、“最注重民生”、向往“大同世界”、“尊重物质”的人，是马克思两千年前在东方的“一个老同志”。然而，就在郭沫若大肆赞扬孔子之时，有人对孔子却抱以批判和同情。

冯至同年写作《仲尼之将丧》，在小说题目中大胆地提出“仲尼之将丧”，并且把圣人塑造成一个孤独、绝望、缺乏归属感，进而恨世的“丧家之犬”，实际上正是高调宣告旧道德、旧文化的终将破产，预示着新道德、新文化的锦绣前程。不过，作者在创作细节中流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悲悯。

王独清的《子畏于匡》(1929)则不同，小说讲述了孔子被匡地农民围困的故事，只一味嘲讽孔子。作者塑造了一个装腔作势、自私怯懦、贪生怕死的伪君子形象，字里行间，无不透着对孔子的讽刺鄙夷。

1934年，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过尊孔祀圣的决议，倡导学生尊孔读经。郭沫若次年作《孔老夫子吃饭》，讲述处于困境的孔子一群人好不容易有饭吃，但孔子怀疑颜回偷吃，发现是误会后，孔子向弟子们告白自己的疑心以维持领袖形象。小说把孔子描写成一个虚伪、狡黠、言行不一的丑陋师者，让“虚伪”的孔子充满“领袖”意识，矛头直指以大力尊孔推孔来麻痹和笼络民心的政府行为。

是时，有些人意识到理应批判的是给孔子裹上了利己外衣的反动阶级而不是孔子本人，他们力图还原孔子的本来面目。以曹聚仁的《孔林鸣鼓记》(1936)为例，小说采用戏剧体形式，将儒学名人们聚集在同一场景中，孔子对他们曲解其为人与学说进行了强烈的批驳。小说中，孔子直言“我要做‘君子’，偏不要做‘圣人’”。曹聚仁就是要“替他脱下袈裟，除去冠冕，洗涤香料油胶，还他一个通体轻快”[1]，让他由圣人做回君子。

重写孔子的小说，发展到40年代，某些作品的情感倾向变得不甚明晰。典型的有廖沫沙的《凤兮，凤兮！》(1944)，着力描写孔子经历了从谋于政事轻于农事到亲身耕作的转变。小说中提到“伯牛有疾”，祝宇红曾将伯牛的恶疾比作中国传统文化所遇到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文化，只能叹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在感情上，对其不无留恋；在理智上，却看不到它的未来。”[2]由此可见，读者看来，作者对孔子是爱憎不明的。

2.建国后至新时期前。

到了1974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孔子遭受了更为沉重的打击。这次政治运动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孔子被视为奴隶制复辟者，成为一切反革命集团的代表。以巴金于这一时期发表的《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为例，小说主体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改编而来，看上去符合史书记载，但感情倾向截然不同。巴金完全将孔子作为一个力图挽救奴隶制社会的反革命来描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史书中的客观陈述被加入贬斥嘲讽；二，将孔子的全部作为视作反革命行为，即使是公认的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也被写作是“培植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三，大书孔子诛杀少正卯、批评樊迟学稼等饱受争议的事件，揭露其“罪恶”。巴金反思文革时曾表示，他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也写过一些违心的文字，这篇小说大概就属违心之作。

3.新时期以来。

拨乱反正以后，重写孔子的小说由多为短篇发展到流行长篇，由于篇幅长、时间跨度大，孔子的性格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变化，形成了流动丰满的形象。此外，小说塑造的孔子优缺点并存，从片面走向立体。

李冯的《孔子》(1996)、钱宁的《圣人》(2004)，两者都渲染了孔子对于政治理想的坚持，敬仰其信念坚定，且致力于塑造一个脱去“圣贤”光环的孔子，他生活于现实世界、拥有常人性格、追求世俗荣耀、一生困顿失意。孔子博学、机智、热情、自信，他这一生，真正践行了“在路上”的准则，从未放弃。他也会犯低级错误，如因儿媳的抱怨便感叹“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他也有平凡人该有的情欲，一见南子竟将准备的治国之道全然忘却。李冯和钱宁塑造的“圣人”是“人”本位而非“神”本位的。

二、 孔子的艺术形象与不同时期政治文化语境的关系

孔子形象在现当代小说中的流变与五四以来的政治文化语境以及作家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

五四先贤号召打倒以孔子为护身符的封建独裁者和专制制度，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旧文化的浪潮。袁世凯利用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禁锢思想，试图肃清民主主义。《子畏于匡》中写到匡人嘲笑孔子：“你到处去勾结皇帝，勾结官僚，想来蒙蔽我们百姓，你是只要我们百姓跟到你走，你是不要我们有知识的呀！”，这正是对躲在孔子背后的袁世凯狼子野心的暗讽。无论是王独清辛辣的讽刺还是冯至同情的批判，都是在“非儒反孔”的潮流下将孔子塑造为一个反面人物。而《马克思进文庙》则是一个例外。郭沫若早期认为儒学根植于民族固有文化的精神，且孔子最圆满地体现了他当时的“泛神论”思想，因而他对孔子曾长期持肯定态度。随着对西方思想的深入学习，他日趋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病，对统治者用作面具的孔子感到不满，到了1935年，作《孔老夫子吃饭》，“在小说中突出了孔夫子旺盛的领袖意识和维护领袖地位的意识”，“将其批判矛头鲜明地指向了提倡尊孔读经的新生活运动的核心人物——蒋介石”[3]。同样的政治背景下，曹聚仁则清醒认识到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对孔子的神化，和五四以来激进文化者对孔子的丑化。他要将圣人孔子的层层包装揭开，同时他也不愿歪曲孔子，于是就有了《孔林鸣鼓记》中的“君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蒋介石政府大肆宣扬封建文化，企图用之推行反动统治，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继续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然而民族存亡之际，不同知识团体大都认识到民族危机更是民族文化的危机，他们“呼吁为实现民族复兴而着力复兴文化”。[4]那时，“救出孔夫子”的口号已经叫响，以曹聚仁为代表的力图客观评价孔子的趋势正在形成，40年代，在多种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下，人们更加难以片面地评价孔子。正如《凤兮，凤兮！》，展现了一个可爱又可恶的孔子，然而这样的客观倾向却使它成为文革中批斗廖沫沙的材料之一。

文革时期，在政治先行的年代，在批判孔丘成为政治主题的背景下，孔子只能以反革命的形象面世。196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林杰的《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指出《凤兮，凤兮！》是密切为蒋介石的反动政治阴谋服务的。廖沫沙回应：“全文对孔子不但没有‘歌颂’，而且是在嘲讽他，实际上我是否定孔子这个人物的。”“孔子是因为‘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才出走的。这怎么能说是在‘歌颂’国民党反动统治？”[5]细致分析小说文本，某些语段确有讽刺意味，但并不辛辣，自称否定孔子看作是政治高压下的表明立场更为合理。廖沫沙的反驳体现了文革时期孔子被硬生生扣上反动派帽子的现象。

改革开放时期，传统文化得到了重视与弘扬。针对儒家文化，列文森的全盘否定观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而杜维明的观点中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态度被广泛赞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是，孔子的形象向常人化方向发展。同时，作者的价值体验和情感认同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钱宁的《圣人》，作者想要塑造的是一个“真实活过”而非“完美无缺”的孔子。

综观各个时期，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孔子形象经历了两次从否定到还原的过程。两次否定，前者是文学上的自觉否定，后者是政治高压下的被动否定。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认为国家的出路在于现代化即西化，而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彻底摧毁它是实现西化的前提。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首当其冲，成为文学上自觉否定的对象。1966年，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九·一三”以后，江青等人在林彪住处搜到一些他肯定孔孟的材料，报给了毛泽东。“这些材料当时只是为数很少的几页，然而，到了从来就有反孔尊法(法家)的思想、又正希望能够找到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新文章的毛泽东手里，无疑是恰逢其时的。”[6]孔子成了替罪羊。四人帮出于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目的，大肆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孔子作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至于两次还原，出发点有所区别，新中国成立前对孔子的还原出于政治目的，是对利用传统文化者的批判，而改革开放以后则更注重文化重建，致力于吸取传统文化中的养分，树立辩证对待传统文化的思想，这是对孔子形象一次更彻底的客观重写。

三、 小说造成的影响

首先，从文化影响角度来看，重写型小说在孔子形象的传承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历代名家把圣人放到文本中，多选择传纪，走比较庄重正式的套路，而小说不同，历史人物一旦进入小说，其受众面就下移了，阅读人群不再拘泥于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并且，小说塑造的孔子形象不同于正史、传纪中所提到的中规中矩的扁平人物，而是鲜活生动的人物，更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使人印象深刻，有利于孔子形象在大众范围内传承。但是，小说的虚构性使得它所受的约束相对较小，其中的想象成分如果被无限放大，偏离事实甚至是歪曲历史的话，所起的效果将不是更好地传承孔子形象，而是将错误的认知传递给下一代。

其次，从社会影响角度来看，重写型小说涉足了诸多方面，不同时代各有侧重。

现代重写孔子的小说，它不局限于当时的历史，将当代事件与历史事件巧妙融合，在关照历史的同时能够透视当代，许多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可以从其折射而出，甚至可以预测未来，具有前瞻性。这些特点都使得这些小说具有强烈的愤世嫉俗的讽喻性，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前文已提到某些小说借讽刺孔子来批判袁世凯、蒋介石。

到了当代，文学逐渐边缘化，小说构成的社会影响更加偏重于思想精神的传播。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大面积的摧残；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而来。这一前一后的双面夹击使得人们将传统束之高阁，不断增强对新潮物、舶来品的青睐。新千年长成的一代人，更是不知传统为何物，盲目追求新潮时尚。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家钱宁写作了小说《圣人》，他感动于“孔子经历了许许多多失败后，仍不肯放弃”。当今时代的人们物质上一天比一天富足，却慢慢失却了丰富的精神世界，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时时面临困境，我们是像孔子那样积极地面对，还是不断地麻痹自己呢？这也许是作家想要通过《圣人》留给我们思考的命题。

21世纪的今天，相较于氛围压抑的封建时代，比之于信仰单一的20世纪，我们能够拥有的言论自由，实在是无可比拟。历史人物成了大众品头论足的对象，不过，如若评头论足仅仅为了调笑逗乐，那就流于媚俗了；若是在调侃中将一个被神化的人物还原到世俗中来，在逗乐中挖掘生命的严肃和不容侵犯之处，那才算得上高明。所以虽是小说，但毕竟讲述历史，又涉及孔子这样一个敏感人物，仍应保留一定的严肃性，同时要注重小说的社会、文化影响，使得重写型小说对孔子形象的传承、传统文化的继承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曹聚仁.挖掘孔林私议[A].胡靖.曹聚仁杂文集[C].北京：三联书店，1994:680-682.

[2]祝宇红.“故”事如何“新”编——论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杨华丽. 论郭沫若两篇历史小说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J]. 现代中文学刊， 2012 (5):56-61.

[4]张坚强.民族文化与民族复兴——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的考察[D].河北：河北师范大学，2009.

[5]廖沫沙.关于《凤兮，凤兮》[A].海帆.廖沫沙全集：第五卷[C].广东：花城出版社，1997:106-108.

[6]柯云路.极端十年[M].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张君宽]

Confucius’Image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Zhan Hongxia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

Abstract：In different times， as a historical figure，Confucius has been given different value connotation.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of different periods， Confucius is fashioned into a variety of different image. This paper analyses Confucius’ image features in different texts and cleans up inherit route of Confucius’ images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 At he same time it digs the meaning of different Confucius’ image deeply， inquiries effects of rewriting novel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ame type of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Confucius’ image;inherit;effects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49(2016)01-0085-04

[作者简介]詹红霞(1994—)，女，江苏省南京市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收稿日期]201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