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与拉里

杨志

一、拉里是谁？

毛姆的《刀锋》，粉丝很多。关于主人公拉里，国内有个说法，认为原型为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以谈拉里，必提维特根斯坦。其实，这个说法纯属中国土产，为译者周煦良琢磨得来，周先生是毛姆的粉丝，有此心得，兴高采烈地写进了译序里。但是，周先生的论据，除了两人都散尽家财，参加一战之外，其他很牵强。拉里人很温和，外圆内方；维特根斯坦脾气暴躁，连宽容如罗素都觉得难处，更甭提他到山村教书，体罚小孩，被家长驱逐的丑事了。大家乐意相信周先生，只是因为既喜欢拉里，也喜欢维特根斯坦罢了。

其实，拉里的原型，《刀锋》一出版，欧美文坛就八卦过。毛姆写小说，向有原型，而且他多次宣称，世上根本没有不靠原型写小说的小说家。拉里的原型，嫌疑最大的，各种传记及《毛姆百科》都认为是英国作家衣修午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这人，抗战时跟英国诗人奥登来过中国，奥登影响穆旦等九叶派的名诗《在战时》，最初就是跟他的访华记合出的。衣修午德为毛姆晚辈，性格开朗，讨人喜欢，是毛姆的忘年交；他喜欢印度教，跟拉里一样在印度拜师修行，事实上，他跟毛姆最早就是在印度结识的。因为大家认定衣修午德是拉里的原型，搞得他很困扰，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一再否认。

嫌疑最小的，是毛姆的情人兼秘书哈克斯顿（Gerald Haxton，1892-1944）。外人不知道他，但不少毛姆的熟人认为他就是拉里的原型。法国作家波伊尔的《天堂之魔：毛姆传》就取此说，认为拉里是“哈克斯顿的理想化”。这个判断，我觉得深具慧眼。哈克斯顿是美国人，跟拉里一样，外向健谈，富有魅力，也参加过一战，就在战场上结识的毛姆。不过，该书认为毛姆写《刀锋》，意在悼念哈克斯顿，则搞错了。毛姆动手写《刀锋》时，哈克斯顿还在世，书出版时才突然患病辞世。真相是，毛姆写《刀锋》时，跟他共处三十年的哈克斯顿计划离他而去，留在美国生活，毛姆也同意了—这也正是拉里最后跟叙事者“我”断绝来往，回归美国的情节原型。所以，毛姆写《刀锋》，其间蕴含着澎拜的个人激情。

我们知道，毛姆这人，人性观很特别，认为人乃善恶同体。他的主人公，向来优缺点集于一身，只有两个近乎完人，一个是《无事生非》（Cakes and Ale）里的罗西（原型是毛姆为双性恋时的情人Sue Jones），另一个则是拉里。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诀别在即，正是“理想化”的背景。而他以哈克斯顿为原型的另一部小说《别墅之夜》（这一点，没人有异议），男主人公则是不怎么完美的浪荡子。顺便说一下，拉里的这两个原型，衣修午德与哈克斯顿，彼此也认识。而且，据Jeffrey Meyers的《毛姆：一生》（Somerset Maugham： A Life），哈克斯顿的另一个同性恋情人Bill Caskey，后来还成了衣修午德的情人。

但是，如果只这样讨论拉里的原型，我以为，那还没读透《刀锋》。

谈《刀锋》，大家都会想到《月亮与六便士》。表面上，两部小说很相近：《月亮与六便士》写了一名超凡脱俗的艺术家，《刀锋》写了一名超凡脱俗的宗教徒，两人最后都抛弃尘世荣华追求精神解脱。读者可以当同类故事读；但作者则不能这样看，因为两书的写作意图差别很大。实际上，《刀锋》的意图，毛姆在小说里交代得很清楚：一开头，他就明说自己写的是美国人，没法像《月亮与六便士》那样把原型的法国人高更改写成英国人；在结尾，拉里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们欧洲人一点不理解美国。因为我们积聚了大笔财富，你们以为我们只是要钱。我们一点不要钱；我们一有钱就拿来花掉，有时候花得好，有时候花得不好，但我们总是花掉。钱对我们来说是不在话下的，它只是成功的象征。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我只是认为我们把理想放错了地方，我认为一个人能够追求的最高理想是自我的完善。（周煦良译）

正如鲁迅写《阿Q正传》是写中国人的“国民性”，毛姆写《刀锋》，也意在美国人的“国民性”。这一点，周先生疏忽了，那些毛姆传记的作者也都没看出来。当时毛姆身在美国，这么写或有恭维美国人的嫌疑，但他向来对美国人感兴趣，甚至计划装作找工作，前去应聘，借此了解美国社会。一九三○年代末，又撰长文“在美国文学中寻找最富美国特性的作家”，最后在惠特曼身上找到了“摆脱了欧洲影响的纯粹的、地道的美国气息”，认为“哪个美国人读了惠特曼而不感到自己的国家地大物博，未来充满无限希望，那他准是头脑太滞钝了”。为什么拉里只能是地大物博的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这段话可作注脚。

毛姆一生，喜欢琢磨人，在回忆录《总结》里宣称自己“喜欢单个的人，对群体没兴趣”，但《刀锋》是他突破自我口味、尝试研究一个群体的作品。对于读者，两部小说可能没有太大区别，但对于毛姆，《刀锋》的的确确是个人创作的一大突破。同时，这也是为何拉里给人的感觉有点“虚”，不那么血肉丰满的原因—原来他也是《阿Q正传》里的阿Q、《局外人》里的默尔索这类“概念化人物”，只是毛姆手腕高超，骗过读者罢了。

我的答案是：拉里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至于他的原型—衣修午德（以及其他人）是“皮”，哈克斯顿是“肉”，而“理想主义的美国人”才是“骨”—其中蕴含着毛姆对美国社会长达数十年的观察与阅读。

二、“我”背后的毛姆

二战后，“拉里们”真的在美国出现了，那就是—垮掉派及其精神后裔嬉皮士。《刀锋》写于一九四三年；垮掉派的最早集结，始于金斯堡与凯鲁亚克、伯罗斯结识，也在这一年；而嬉皮士的崛起，标志是一九六七年旧金山的“爱之夏”。拉里的很多言行，我们都能从垮掉派身上找到影子：拉里计划回美国当司机，游遍全国，自比为托钵僧，如同自称“达摩流浪者”的凯鲁亚克，以及被凯鲁亚克写进《在路上》的汽车司机卡萨迪（Neal Cassady）；拉里的性解放态度，如同被凯鲁亚克写进《达摩流浪者》的垮掉派诗人斯奈德（Gary Snyder，此人为学者陈世襄弟子，当年嗜好寒山诗，视为中国第一诗人，最近来华，被人问起，矢口否认自己曾有此高论，可惜早被《达摩流浪者》记录在案了）。拉里游历世界，皈依印度宗教，如同斯奈德与金斯堡（拉里信的是印度教，凯鲁亚克和斯奈德信的是佛教，但金斯堡等垮掉派基本把两者混为一谈）……至于《刀锋》出版二十三年后的一九六七年，涌现在旧金山街头的浩浩荡荡的“反物质主义”的嬉皮士们，更验证了毛姆对美国社会未来动向的判断之精确。

但是！如果你知道，毛姆写《刀锋》时，年近七十，那你更会觉得，《刀锋》里最厉害的人不是拉里，而是跟拉里侃侃而谈的叙事者—“我”，原型就是毛姆本人。当时，垮掉派只是美国社会的“边缘人”，毛姆呢，却是英国社会的“上流人”。写《刀锋》前三十年，毛姆已经功成名就，为英国著名戏剧家，照《笨趣》的说法，连莎士比亚都嫉妒他。写《刀锋》前二十年，他已经被英国政府派往十月革命爆发前的俄国，试图阻挡革命爆发（！）。他的三哥是英国大法官，密友是丘吉尔（他跟丘吉尔是实力相当的朋友，而非阿谀奉承的朱门客人）。这样一个大英帝国的“上流人”，居然能敏锐洞察美国未来民间运动的“精神末端”！实际上，毛姆的政治嗅觉向来灵敏，二战前夕，他就比英国首相张伯伦更准确地预测到了大战必然爆发；到了二战中期，又准确预测到丘吉尔二战一结束必然下台。扪心自问，等我们七十岁时，对人性对政治可也有这样的推断能力？

只把《刀锋》当小清新读物？买椟还珠。

毛姆如此嗅觉灵敏，跟他缺乏安全感的孤儿处境是分不开的。他生于法国，八岁亡母，十岁丧父（据他回忆，父亲其实不怎么关心他），被迫返英寄居叔父家。他有三个哥哥，但早早就回英国读书，接触就少，父母去世后更形疏远，甚至彼此有敌意，说他是孤儿并不为过。所以，他在自传体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里，干脆把自己写成了孤儿。据特德的《人世的挑剔者：毛姆传》，毛姆的“一大怪癖是把钱存在世界各地的银行和保险公司里”，结果，因为存得太多，有的存款连他自己也忘掉了。

毛姆承认：“我很矮；有耐力，但没体力；口吃；羞怯；身体不好。我缺乏运动神经，偏偏在英国人的日常生活里，运动特别重要；不知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还是因为本性，我天生就畏惧同伴，很难跟他们建立交情。”然而，外表孱弱的毛姆绝非弱者，他最喜爱的书，是歌德的《浮士德》，事实上，他也如同浮士德，“艰危气益增”，一生不断挑战自己，奋斗不止。他周游世界，多次遇险，几乎丧生，却倔强不肯止步。特别是，像他这样一个口吃，居然志愿加入英国谍报组织，先是前往日内瓦搜集情报，最后被派往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跟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称兄道弟，折冲樽俎，策划政治密谋。这又岂是一个弱者所为？

Selina Hastings在《毛姆的私生活》（The Secret Lives of Somerset Maugham）中指出：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毛姆也未停止手头的活儿，每日的写作之于他，是逃避的鸦片。事实上，这是很多工作狂的心理机制，也是毛姆改造自己、奋发向上的动力源。终其一生，他掌握了六门外语，写了几十部戏剧、十多部长篇和二百多篇短篇。除了“工作癖”，毛姆还发展出“理智化”的性格，努力摒除感情，理智看待自己与世界。英国有绅士精神，又是经验主义的发源地，冷静客观本是传统，但毛姆的“理智”到了“强迫症”的程度。作为无神论者的他在水上遇险，眼看就要淹死，不自觉地祈祷上帝保佑，然后他立马警觉，痛斥自己甭这么懦弱。俗话说，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生死未卜，还这样理智，也真匪夷所思。《毛姆：一生》指出，毛姆的口吃时有时无，认为这是他在交际时的“消极防御”；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工作癖与理智化，则是他在事业上的“积极进取”。

事实上，就连《刀锋》的文风，也是毛姆积极进取的证明。毛姆之所以成为我们熟悉的毛姆，并非随手得来，而是经历了一番艰苦的自我改造。在我看来，他早期的散文，因为濡染维多利亚时代的华丽典雅文体，难免繁冗之弊，就是《月亮与六便士》也余味犹在，啰啰嗦嗦，不够洗练。但写《刀锋》时，他学习小他二十五岁的海明威的“电报体”（毛姆揶揄为“袒胸露背的文体”），文笔比《月亮与六便士》来得老辣锐利，更上一层楼了。

多数毛姆的传记不认为哈克斯顿是拉里，一个原因是哈克斯顿跟拉里有些方面还是不太一样，特别是好色贪杯好赌。但这就是“现实性”与“理想化”的差异了。毛姆写拉里，我以为，的确滤掉了拉里的某些暗面，隐而不发。比如，拉里那种奇异的性解放思想哪来的？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他如同毛姆、维特根斯坦、金斯堡等，是同性恋。另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他接受了藏传佛教的男女双修观念。再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他如同赫胥黎、金斯堡、迪伦、卡萨蒂及嬉皮士，也吸毒，而吸毒者对性欲的要求是很低的。总之，如果我们把拉里“去理想化”，放回现实中，跟《刀锋》粉丝的想象肯定大不相同。事实上，我就认识些《刀锋》的粉丝，他们清楚拉里就是垮掉派的“前身”，但都不愿多作联想。

论做人，毛姆比凯鲁亚克、伯罗斯他们更坚韧，也更有责任感。凯鲁亚克的刚健帅气，我以为骨子里是虚弱。他恋母情结很重，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离开母亲便惶惶不安，不停酗酒。而《在路上》的原型卡萨迪，因为名利无望，颓废吸毒，皈依邪教，最后身死异国。这跟毛姆的宁可淹死也不许自己信上帝，毅力的差异一目了然。凯鲁亚克跟妻子有了孩子，始终不肯负责，钱也不付，逼得妻子把他告上法庭。伯罗斯枪杀了妻子琼，至今也不清楚有意还是无意，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毫无内疚。毛姆呢，情人怀了孕，作为诸多备胎之一的他虽然不乐意，但为了孩子，还是跟对方结了婚。毛姆对大英帝国的官僚商贾，向来热讽冷嘲，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爱国报国。一战事起，他马上挺身而出，先当军医，后当间谍，最后染病两年，差点死去，但毫不后悔，二战又继续为国效力。而垮掉派，除了嘴上骂骂政府，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真肯为自己的国家特别操心。打个比方，垮掉派，就像鲁迅《秋夜》里的“小粉红花”，幻想太多，毅力太少，而毛姆更像那棵“枣树”。这也是为什么在《刀锋》中，他跟拉里侃侃而谈，虽自称“尘世中人”，及不上拉里的“人中麟凤”，却隐隐有与之匹敌的气势的原因。

这气势来自毛姆的自信，我认为，他的确也应该有这个自信。

三、毛姆爱“拉里”

毛姆赞成拉里的观点吗？

只要对毛姆有一定了解的人，都清楚答案是—否。毛姆是无神论者，对宗教不感冒，印度宗教也不例外，认为骗子居多（后来，披头士乐队跟拉里一样跑到印度朝拜导师，结果遇到黑社会的神棍，吓得弃了财物逃归）。因为缺乏安全感，毛姆把金钱与实力看得很重，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态度。所以，他在生活中喜欢衣修午德，在《刀锋》里欣赏拉里，但不会认同他们的观点。

但是，毛姆爱“拉里”—这是我们读《刀锋》不能不知道的。

王朔编过一本《他们曾使我空虚：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选了毛姆的一篇小说，并评论说：“那种冷酷的笔法常使我感到，英国人谁也不喜欢，包括他们自己。”这话很符合毛姆给人的印象。提到毛姆，大家都会想到“刻薄”两个字。毛姆品评他人，即使意在肯定，也先要批评一通。从这个细节，我们自可看出他待人接物的心理模式。他的第一个同性恋情人，他四十年后的评价是“既无想象力，也无热情”“完全缺乏意志力”“虚荣”；更不用提晚年跟女儿打官司，写文章痛骂前妻了。至于同行，他更不会冒好词儿。他的小说《无事生非》，嘲笑刚去世的哈代不说，还顺带把自己的作家朋友兼校友沃波尔（Hugh Walpole）挖苦了一把，让他沦为“伦敦的笑柄”。他对自己借鉴过的作家康拉德，也不遗余力地贬损。唯一能从他的挖苦里受益的作家，依我看，是写《美国人》的詹姆斯（Henry James），也不知道毛姆对他哪来的仇恨，骂得废寝忘食，有事没事都要骂一嘴（《刀锋》开篇也骂了），结果，我专门找了詹姆斯的小说来读，看到底是怎样一个作家—相信跟我同样做的粉丝不在少数。

但王朔的话也不全对：毛姆再冷漠，还是深爱一个人的。这人，给了他灵感，给了他激情，给了他材料，去世前还给了他《刀锋》的一个原型。

这人，就是把他彻底“掰弯”的哈克斯顿。

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写男主人公在一战的战场上找到真爱凯瑟琳，这是虚构的故事，但于毛姆倒是真事—他的的确确在一战的战场上结识了一生的爱人。不同的是，这个“凯瑟琳”是个男人，也没有早逝，而是整整陪伴了毛姆三十年。

要了解毛姆的前半生，我们可以读《人性的枷锁》。小说的男主人公，父母双亡，在茫茫人海中漂泊，为找到一个可以爱并信任的伴侣吃尽苦头，甚至作贱自我，演出了一场不折不扣的虐恋（虐恋的女主人公，大家都感觉像个男人）。毛姆承认，写它是“为了完全摆脱那禁锢着我的难以忍受的精神枷锁”。故事的结尾，主人公找到心上人，为此放弃了环游世界的梦想；好事成双，小说尚未出版，毛姆也找到了哈克斯顿，终于开始了憧憬已久的结伴环游世界的旅程。只不过，因为英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敌视态度—他跟王尔德是同代人，王尔德因为同性恋事件身败名裂，从天堂被打入地狱，他在旁目睹，不寒而栗—毛姆一直讳言哈克斯顿的存在，仿佛自己是孤身一人周游世界似的。

不仅哈克斯顿的陪伴很重要，而且，他本人对毛姆的文学创作也有影响。毛姆承认，自己“羞于结识陌生人”，旅途遇到感兴趣的人物，就把健谈的哈克斯顿（没点出名字）“放出去”跟对方攀谈，“通过他结交到大量的人”。哈克斯顿也跟毛姆的侄子罗宾透露：“是我给他提供写作素材。比如在槟榔屿这些地方，我总是深更半夜地跑到酒吧，先结识些殖民者、律师等，再设法把他们灌醉。这样，他们便会滔滔不绝地把事情讲出来。毛姆的许多小说是靠我提供材料写成的。”（罗宾《盛誉下的孤独者：毛姆传》）总之，毛姆不但自己有个探测人性的“狗鼻子”，还有哈克斯顿这样一个搞调查的“狗鼻子”。

我们不必高估哈克斯顿对毛姆文学创作的影响。没有哈克斯顿前，毛姆已奋斗成为英国最出色的剧作家，并写出了《人性的枷锁》。但是，他的生命要是没有哈克斯顿，则损失惨重，没准终生困在“人性的枷锁”里苦熬。谁都渴望有个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孤儿毛姆也不例外。但是，要获得像他这样缺乏安全感的人的信任是非常难的，就算他暂时信任了你，也会反复测试你的忠诚度，哪怕微乎其微的一点小事不合意，他都会疑云满腹，甚至怒火中烧，完全收回原先的信任。《论语》讲，“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其实，小人未必长戚戚，但缺乏安全感的人倒的确长戚戚如地窖里的老鼠，就算财产万贯，也时刻担心被这个世界抛弃。你要知道，毛姆晚年对自己的女儿都要玩弄权术，最后闹到打官司，就可想而知他的难相处。他晚年跟侄儿承认“认识我的人都以憎恨我而告终”，这是实话。但他没想到，憎恨他的人也有眼前这个侄儿，后来，毛姆一死，罗宾马上加入诋毁他的行列。

但是，无论哪一部传记都同意，他对哈克斯顿的信任是毫无保留的。一九一五年，作为美国人的哈克斯顿犯了事，被逐出英国（到底什么原因，至今还是个谜，档案被列入绝密级别，2019年才解密）。但是，毛姆为了他，从此长居法国。他们之间的感情，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我见过一张毛姆与哈克斯顿的合影，两人在灿烂的阳光下彼此相视而笑，充满深情。毫无疑问，遇见哈克斯顿，是毛姆最美好的时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毫不奇怪，热衷探讨人性弱点的毛姆，在两人即将诀别之时，把拉里写得这般美好，一尘不染。而《月亮和六便士》的男主人公，除了才华之外，纯属彻头彻尾的恶棍。一句话：《刀锋》，谨慎蕴含着毛姆对“拉里”的深情。

问题是—哈克斯顿死了。《刀锋》出版的一九四四年，他突然溘然长逝。毛姆痛苦至极，朋友想来吊唁，他的回答是：“我不要见你！我谁都不想见！我死了算了！”周作人讲，寿则多辱。毛姆一生，特别是中后期，功成名就，没什么人辱他，只有他辱人的分儿。但他晚年不开心，跟女儿打官司，写文章痛骂已死的前妻，责怪对方毁了他一生。他的痛苦，归根到底，是不能跟自己所爱的人白头偕老，多活了二十年。这是幸运，但你也可以说是不幸。

哈克斯顿这一死，毛姆的爱情就断了，只剩下事业。他四十岁才找到真爱，又在七十岁时失去了。从此，他的残生，除了工作，只剩下跟女儿和管家的“宫斗剧”了。这种无爱的人生，他不陌生，没有遇到哈克斯顿前，他就是怎么过的—这就是《人性的枷锁》所讲的故事。但是，对于一个有过爱又失去了的人，这样的后半生就显得格外凄凉。

哈克斯顿死后，毛姆又找了个新管家西耶尔（Alan Searle）。这个西耶尔，作用跟哈克斯顿近似，也是他的同性恋情人兼管家，但跟哈克斯顿的“王子”地位比，他的地位差多了，只是个“小厮”。据《毛姆：一生》，一次，西耶尔在园子里逗青蛙玩儿，毛姆让他别逗了，西耶尔反应慢了一点，他过去狠狠就是一脚！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暴君，一个满腹怨毒的老人，没有爱，也没有温情，谁也不信任，把愤怒的毒汁喷向能攻击的每个人。他拼命使唤西耶尔，使唤到最后一刻，逼得他喘不过气来，苦不堪言。至于撰文痛骂前妻这事，如果哈克斯顿还在世，我们很难想象毛姆有必要这么做。

最后要说的是，以上都是贴着毛姆来讲的，这段感情，哈克斯顿又是怎么看的呢？哈克斯顿虽然健谈活泼，富有魅力，却如同垮掉派的卡萨迪，是个无恒心的浪荡子兼酒鬼，一事无成，基本靠毛姆过活。他父母早已离异，靠母亲养大，无兄无妹，母亲去世后，也是孤身一人。就算他不爱毛姆，也离不开他，两人是一种共生关系。毛姆大哈克斯顿十八岁，是情侣，也如父亲，对他的好色赌博花钱酗酒向来纵容。但毕竟是男人，感情再好，生活仰人鼻息，又见不得光，过得也不容易。哈克斯顿死后，毛姆给朋友写信，说他死前很平静。这不是实话—事实是，哈克斯顿死前，满怀怨愤地把毛姆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指责他毁了自己的一生。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却未必客观。正所谓“升米恩，斗米仇”，共生关系中的两个人，太过弱势的一方，无以回报的歉意转变为怨恨，其实人之常情。哈克斯顿的这种爱恨交加情绪，《盛誉下的孤独者：毛姆传》里有详细记录（按，因为罗宾怨恨毛姆，他回忆录的可信度，多数毛姆传记都持保留态度，但罗宾与哈克斯顿为密友，哈克斯顿临终前把银行存款留给了他，我以为，他关于哈克斯顿的记录当是可信的）。所以，哈克斯顿临死时，对死亡的怕、对毛姆的怨与对自己的恨，三种情绪恐怕很难区分。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同性恋人兼秘书格蕾丝，临死前也满怀怨恨，破口大骂尤瑟纳尔。坐在床前默默挨骂的毛姆，到底什么感受？我们无从得知，但这个“人世的挑剔者”想必酸楚地从自己的爱人身上再次见识到了人性的复杂。

哈克斯顿死后四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毛姆整理出版了《作家笔记》，题献给哈克斯顿，书里记录了两人共同度过的三十年岁月。不过，哈克斯顿在书里照旧是个淡淡的影子，我们要不留神，根本意识不到他的存在。

二○一六年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