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止于至善”
——于润洋专业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张乐心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 100031)



·音乐教育·

“知行合一，止于至善”
——于润洋专业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

张乐心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 100031)

摘要：文章在梳理于润洋先生专业音乐教育经历的基础上，总结评述其教育思想体系特征及与教育实践活动之间的密切关联，最终透视于先生对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于润洋；专业音乐教育；教学体制改革

引 言

于润洋教授是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不但在专业音乐教学、科研及教学体制建设等多个领域耕耘不辍，还以一位理论家的自觉意识不断反思总结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套结构完备、见解独到的专业音乐教育思想体系，并使自己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活动不断互相印证、互相促进，推动着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音乐人生——于润洋专业音乐教育经历

1932年7月，于先生出生于沈阳市的一个书香世家，在美妙的中外音乐熏陶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并跟随一位俄国钢琴家学习，打下了良好的音乐基础。1952年从北京育英中学毕业时，他同时被一所工科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录取，出于对音乐的由衷热爱，他选择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56年，在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生的业务考试中，他从数百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被录取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指挥，后因国家学科建设的需要，在赴苏前夕转赴波兰华沙大学攻读音乐学，自此走上了音乐学研究的道路。求学期间，先生师从波兰著名音乐理论家索菲亚·丽萨，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并用波兰文撰写学术论文，受到好评。

1960年，于先生学成归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担任教师，先后开设了“欧洲音乐史”、“西方音乐美学史”(文革前)和“音乐美学”、 “西方现代音乐哲学导论”(文革后)等多门在当时具有开拓性的课程。1979年，即文革后全国恢复职称评定的第一年，先生就被破格从助教直接晋升为副教授，为中央音乐学院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学专业研究生(音乐美学和西方音乐史研究方向)。他与人合著的《欧洲音乐史》(张洪岛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和由他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也相继成为全国各专业音乐院校普遍采用的教材。在科研领域，自70年代末以来，于先生先后发表了 60 余篇学术论文，出版译著《论音乐的特殊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音乐美学新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专著《音乐美学史学论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音乐史论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音乐史论新稿》(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音乐史论问题研究续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等十余部，内容不仅涉及音乐美学、音乐史学，以及音乐学科建设、音乐教育等多个领域，而且以其独特的思想性、深刻的思辨性影响着当代中国音乐学的发展趋势。

由于能力出众，德才兼备，于先生先后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外国音乐教研室主任、音乐学系副主任，学院副院长(1983-1988，主管教学、科研)和学院第四任院长(1988-1992)，为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行政等各项工作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他还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召集人，文化部艺术院校教材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第一、二任会长及名誉会长、西方音乐学会名誉会长、音乐学术期刊《音乐研究》主编等，并被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等院校聘为兼职教授。先后获得波兰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的“波兰文化贡献奖章”(198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教育部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1993)，以及“杨雪兰音乐教育奖”(1996)；“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2000)，文化部授予的“区永熙优秀音乐教育奖”(2001)，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名师奖(2009)，所在的音乐美学教学集体获“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3)；著作《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2002)、“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2)，论文《关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获中国文联授予的“文艺评论奖”一等奖(2003)，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授予的“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2005)，西方音乐史课程获教育部“精品课程”奖(2008)，论文《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获全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特别奖(2010)等。[1]

可以说，于先生80余年的人生道路始终与音乐教育息息相关，成绩卓著，硕果累累。

二、“品字形”人才素质结构——于润洋专业音乐教育思想体系

于先生的专业音乐教育思想体系，是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专业音乐人才”这一教育的核心问题构建的，他认为，良好的专业音乐教育应使学生具备综合而全面的能力素质，即：良好的品德意志、扎实的音乐专业能力，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只有三者平衡发展，互为支撑、互相促进，才是真正优秀的专业音乐人才。笔者将其具体归纳为：以“德”为先，“艺”与“文”为两翼的“品字形”人才素质结构。

1．“品德意志”是专业音乐教育的内在核心

于先生一贯强调品德意志对于音乐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认为“深邃的思想境界和民族意识、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感体验，这是艺术的灵魂，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东西，没有它，音乐的创作和演奏活动就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2]笔者认为，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进一步理解先生所说的“品德意志”的具体内涵。

所谓“内”，即对自己的人生发展负责。首先，要树立明确的、高尚的人生目标。于先生更推崇将对精神而非对物质的追求作为人生奋斗目标，他说：“一个人一生总要有一种追求，……人生的价值是不是也还是有些客观标准呢？唯有读书高自然不对，但是，读书、教书、倾心于学术，毕竟是一种高尚的、有价值的追求。[3]其次，要有坚定的意志，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幻，要始终坚持内心的理想信念不动摇，对于目标之外的东西要敢于舍弃。于先生谈过：“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呢？……对许多东西要淡泊一些。得到了什么，淡然处之；失去了什么，坦然处之。”[2]最后，要有踏实、谦和的态度，不卖弄不浮夸。这一点集中于先生对学风的论述中，他指出，学问要做到扎实、朴实、老实，即“引证的材料、文献要确切、可靠……；提倡朴实无华，反对浮躁、夸夸其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学术上对待自己对待别人都应实事求是。”[2]

所谓“外”，即对自己所在的学科、国家、民族与时代负责。于先生从不认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避世态度，他认为，真正的音乐家也应将眼光从书斋、琴房投向广阔的社会，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使命，这是优秀音乐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他说：“除此(即热爱，笔者注)之外，也还需要一点东西，那就是一种使命感”[2]；“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从长远讲是否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理论思维来给予支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此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从事音乐学事业的人们的一种历史责任。”[4]

笔者于上世纪90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本科学习时，曾多次聆听先生的共同课和学术讲座，对他反复强调“淡泊名利、耐住寂寞”的情景记忆犹新，作为刚接触这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并不太理解先生为何如此强调这个看似与专业无关的问题，直到多年之后才切实感到“志不强则智不达”，品德、意志乃至整个精神境界的高低，而非才智或技艺，才是决定一个人生命质量与层次的最根本性因素，这是于先生几十年人生历练中最为宝贵的人生经验，是他最想告诫青年学子们的肺腑之言，也自然成为他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

2.音乐能力是专业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

尽管不同专业的能力培养内容大相径庭，但于先生从整个音乐学科的角度提出了音乐专业能力培养的基本原则。

既注重基本功，又发挥创造力。针对国内教育界当时普遍存在的浮夸、盲目求新等现象，于先生强调：不能放松对基本功的培养，反对盲目追求创造性，只有建立在扎实基本功基础上的创造性才是真正的创造性：“基本功训练与发挥创造性这二者虽然对造就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来说都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但是学生在学院学习时期，我认为还是应该要求他们把侧重点主要放在基本功训练上，……同基本功相比，创造性居于更高的层次上。它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在艺术上不断趋向成熟的过程才显露出来的。创造性的真正形成其前提离不开坚实的基本功。”[1]

跳出中西界限，力求“学贯中西”。自西方音乐进入中国近现代教育体系以来，如何处理中西音乐关系就一直成为各方人士争论的焦点。于先生认为，一味推崇西方或一味专注于本民族音乐，都不利于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长远发展，解决的办法是力求“学贯中西”：“我们既不能做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固步自封，排斥其至拒绝外来音乐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更不能做一个缺乏民族意识的、只对西方音乐文化顶礼膜拜的民族虚无主义者”[5]；“过去曾经有过一个口号：学贯中西。达到这个境界是否可能我不知道，至少是极不易的。然而，这四个字作为我们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却是应该的。只要我们毕生不懈地追求它，我想总会是越来越接近它的。”[1]

当然，于先生对待中西关系问题的立足点是牢牢扎根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要考虑如何使我们的专业音乐教育的整体具有自己的本民族特色，在国际音乐教育的大家庭中独树一帜，做出无愧于具有悠久音乐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我们的目标毕竟是培养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者，我们当然应该面向世界，但我们的创作和表演首先应该面向中国的广大听众，并能为他们所接受。”[1]

3.文化素质是专业音乐教育的牢固基石

音乐作为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艺术，在人才培养时很容易将全部力量集中于音乐技能与知识，而忽视文化素质所起到的潜在而关键性的作用。于先生批评当时专业音乐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重技轻文”的倾向，指出：“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从长远看，后果将是严重的：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将来可能是一批技术训练不错，但整个文化素质(包括音乐文化素质)低劣的‘音乐匠人’而不是真正够格的‘音乐家’。”[1]他认为，音乐归根到底是人类心灵的艺术，而文化修养素质是人获得内心丰富的重要途径，是音乐家想要获得卓越长远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因此，文化素质培养应成为专业音乐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我们培养的目标不是片面追求技艺的畸型发展的人材，而是既具有坚实的技艺根基，又具有较宽厚的音乐素养、更大后劲的更全面的人材。……我们不能设想,一个虽有良好的技术功底、熟练的手指、漂亮的嗓音,而文化素养贫乏、对音乐历史一知半解、对音乐文化孤陋寡闻的人能对伟大的音乐作品有深刻的理解和表现。艺术毕竟不是技术,音乐终究是有丰富充实的内心生活的人的心灵的声音。”[1]

三、“知行合一，止于至善”——于润洋专业音乐教育实践

在2012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中，笔者见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于先生的同事、学生、家人和朋友们对他的由衷敬意，笔者认为，这种由衷的敬意不仅出自先生所取得的高度学术成就，更是由于他毕生所践行的“知行合一”的人生态度，他是如何说的，就是如何做的。具体到专业音乐教育领域也如是：多年以来，不论以何种身份，处于何种历史境遇中，于先生都尽可能地使其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保持着高度的统一。

1.作为领导，以体制改革促进人才优化

自1983年出任副院长以来，于先生就在中央音乐学院开展了一系列教学体制改革工作：“我是有感于当时音乐学院自身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学科面那么窄，除了拉琴其他都不会，没有一个可以制约学生必须学习不同类别课程的强制性的东西，我要改变这种不利的教育局面。”[6]具体来说，改革主要有三点举措：(1)由固定课程制改为学年学分制；(2)调整教学方式及课程内容设置；(3)坚持文化课录取标准。

所谓学年学分制，即：既规定修业年限，又实行学分制的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制度，这在8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属于新生事物，于先生的改革可以说引领了国内艺术院校的先河：“大学里边只有我去过的几所高校在搞学分制，艺术院校里是几年之后才开始做。”[1]35不仅如此，作为一所专业音乐院校，改革还需充分考虑音乐的特殊性，难度可想而知。于先生没有纸上谈兵，而是展开了充分的国内外调研：“我当时搞这个学分制在北京跑了四所大学，又带着教务处长、教务科长跑到天津南开大学，还把我在美国考察七八所大学的收获，在日本考察的结果都融进来了。”[1]34最终，中央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数量与内容在短时间内有了极大的改观，达到了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开阔知识视野，改变和丰富学生知识结构的目的。

此外，改革还对专业课的教学方式和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例如：主课老师和学生可以相互选择，从而增强了学生的自主性；为演奏专业设立乐队课，培养他们的合奏能力，而不只是单方面发展独奏能力等。此外，不论中乐还是西乐专业，一律安排学生学习中国音乐课程“学院开设了一系列任何一个专业的学生都必修的有关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课程，……。除了民乐系的教学曲目全部是中国乐曲外，钢琴、小提琴等外来乐器的教学曲目中也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中国乐曲，以使学生们在学习外国经典音乐文献的同时,对中国自己的音乐文献有起码的理解和表现能力。”[1]

最后，针对当时一些人过于关注音乐技能，相对轻视文化素质的看法，于先生坚持不放低文化课录取和培养标准，不仅不放松，他认为“还应该争取我院本科高考文科录取最低分数线比目前的规定能逐步有所提高，以便使目前入学新生文化素质过低的现象逐步有所改善。对附中、附小的文化课要求也应予以充分重视，以便为大学输送不仅音乐业务合格，而且具有较好文化素质的后备力量。[1]

作为全国艺术院校中“首个吃螃蟹的人”，于先生主持的教学改革遇到了来自各方的阻力，但他没有退缩：“我们实施得最早。但当时这是外边的新事物，在刚开始实施的过程中非常困难，各系的主任几乎都反对，我是一个一个地把系主任请过来开会，给大家做工作。”[1]34最终，凭借着坚定执着的精神，改革于1985年试行，1987年起全面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们的学习不仅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灵活性和选择性，而且已经出现修满学分准予提前毕业的学生，也有的学生同时攻读了两个专业。音乐演奏系科实行教师学生双向选择的‘双选制’……对协调教学双方，提高教学成果方面都是有良好作用的。”[7]

2.作为教师，以教学科研推动学科建设

尽管事务繁忙，但于先生从未中断过所热爱的音乐学专业。他通过教学、科研等多种方式，在文革后一片荒芜的音乐美学、西方音乐史及至音乐学领域开山辟路，不仅极大促进了音乐学的学科建设，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体学术发展方向。

在教学方面，于先生做到了基本功与创造性培养并重。先生本人学术基本功之扎实全面，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与他共事多年的张前教授就指出：先生的西方音乐美学、史学，作品分析和钢琴演奏等俱佳；能进行熟练的英语、波兰语阅读和会话，以及德语、俄语和日语的阅读；文字与语言表达能力优秀，思维严谨、缜密，逻辑性很强。[2]14实际教学中，他也格外注重对学生基本功的培养。笔者有幸在于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亲身体验到了其教学方式：从入学开始，于先生就布置了大量的中外文献阅读作业，首先是哲学、美学和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其后再逐步引入与论文题目相关的音乐美学、史学文论，最后才是具体的史料。阅读时必须做详尽的读书笔记，包括重点文论摘要和个人见解想法等。每次上课，先生总让笔者先陈述所阅读材料的精要，之后师生再据此展开充分的讨论。这样的阅读和讨论持续了近2年左右，之后才进入实质的博士论文写作阶段。这些珍贵的阅读和对话使笔者的基本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不论对博士论文写作还是今后继续开展科研工作都获益极多。在锻炼基本功的同时，于先生还注重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他认为“如果说前一个收集、熟悉、梳理资料的过程中尽量要使自己采取客观的态度，那么，在这个阶段则要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了。一篇博士论文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出前人没有提出的看法，这应该是一篇博士论文与一篇硕士论文最大的不同之。”[8]在笔者的论文写作过程中，于先生一般只就理论的吸收方向提出建议，但对于如何使理论与音乐的特殊性相结合，与论文的论点相结合等需要发挥创造性的问题，他则从不直接给出答案，也很少使用结论性的句式，而是不断提问、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正如他自己总结的：“……鼓励学生去独立地思考问题和勇于提出自己大胆的学术见解，尊重学生的看法，用探讨问题的方式使学生认识到自己见解中哪些是不尽正确的东西……。”[9]在经历了这样培养过程之后，可以说，于先生的学生们尽管学术风格不同，专长成就各异，但都形成了一种扎实、严谨和勇于探索的学术志向与追求。

在科研方面，于先生的诸多成果是推进音乐学学科建设，激发广大学生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先生的文论总具有一种深刻的洞察力，能从“人所共见”的史实中挖掘“人所未见”的内涵与规律，这使得他成果的影响常并不止步于结论，而是在学术界产生一连串的“涟漪”效应。早在90年代初，于先生就提出音乐学研究应“既要考察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语言、审美特征，又要揭示音乐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并做出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判断，而且应该使这二者融合在一起，从而对音乐作品的整体形成一种高层次的认识……”，并将之命名为“音乐学分析”方法论，[10]为文革结束后，面对大量现代思潮的涌入而陷入迷茫的中国音乐学界指出了一条富有潜力和预见性的学术发展道路。从那时至今的二十余年来，音乐学分析法历久弥新，越来越成为被学界关注的热点，它不仅直接促成了大量具有一定深度和价值的学术成果的产生(它们或是应用了音乐学分析法，或是进一步剖析与丰富音乐学分析法)，而且对在学界普遍建立“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史论互补意识”，起到了重要的指引和启发作用，并与当代西方学界“新音乐学派”的主张遥相呼应，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学研究的特色与旗帜之一。

3.作为学者，以言传身教彰显榜样力量

对于品德培养，于先生一直强调“身教”的重要性：“教书育人,这是一个多么神圣而崇高的使命！但如何才能真正完成这个使命？我从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师们给我的教益中得到一个启示：言教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身教。作为一名教师，一位学者，他的治学态度、思想品德、精神境界、行为实践，一句话，他整个‘人’，在学生的心目中应该能留下一点不易磨灭的印记，这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书育人吧!”[2]可以说，于先生亲身实践了自己的话，他所表现出的“温和而坚持”思想境界，已成为后辈心目中当之无愧的学者典范。

与先生有过直接接触的人都知道，他接人待物一贯非常温和而谦逊，很少发火，也从不凭借著名学者、长者、领导的身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教学中，他总是非常耐心地聆听学生也许是十分幼稚的观点，肯定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提醒有可能的偏颇和错漏；在面对争论时，他总以客观而尊重的态度提出自己的建议，从不妄下论断。他说；“我不太愿意用给人的感觉是在那里指手画脚，我一直反对这种思想，什么音乐美学是指导音乐创作的，我说要少说这种话，……也尽力不去这样做。”[1]25

但与此同时，于先生的内心世界又有非常坚定的一面，在人生的几个关键时刻，他都能够做到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选择，表现出让人敬佩的勇气和魄力：读大学时，他为了国家使命而毅然放弃热爱的作曲专业，将音乐学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文革时期，在整个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知识分子的地位急转直下的特殊历史境遇中，于先生却独自学习黑格尔哲学和外语，收集翻译史学资料，为日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1]；担任院长时，他顶住众多反对的压力，坚持推进教学体制改革；院长任期满后，他谢绝连任，并相继放弃众多社会职务，潜心追求他热爱的学术；在90年代中西音乐界普遍追求“新技术”的创作潮流中，他始终不讳言自己对于传统风格的坚持，不怕被贴上“保守”的标签*“我认为作为中国的作曲家创作的现代的作品，有两个东西你决不能抛弃：第一是传统当中旋律的写作不能完全消解，……；另外一个是调性，……这两点如果你没有，你想让我们广大的听众在体验作品的时候来爱它，能够感动，很困难。”转引自人民音乐出版社期刊中心编：《乐苑秋实：中国著名音乐家访谈录》，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第27页。，并以此鼓励他人坚定艺术信念。*“写了《枫桥夜泊》等等作品的徐振民教授，……有段时间他很苦恼，他说我跟不上这个社会，我又不愿意写那些东西，我写的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我就一直鼓励他，我说你就按照你的艺术观念去做……”，引自人民音乐出版社期刊中心编：《乐苑秋实：中国著名音乐家访谈录》，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笔者认为，于先生的这种“温和而坚持”的人生态度与他一贯强调的“历史与理论深度融合与渗透”的学术追求不无关联，可以说，他不仅用这种厚重而思辩的视角来考察学术问题，也用来看待自我，面对人生。他说，“别把自己太当作是一回事！这点很重要。此外，人不能没有敬畏之心……”[12],要能做到“别太把自己当一回事，……有敬畏之心”，实质上需要一种将“自我”放置于人类发展长河中的广阔历史意识，以及透过纷繁现象把握本质的深刻理论头脑，唯有如此，才能够如先生一般，不论外界风云如何变幻，始终保持平静的内心、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人生方向。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大格局，方能产生大智慧。

续 言

就在本文即将完稿之际，笔者突然得到恩师重病的噩耗，仅仅二十多天之后，先生就永远离开了我们，让他所有的家人、同仁和学生们都倍感震惊与悲痛！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先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经历不仅是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更是一位正直的、有理想的“人”如何在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中实现“知行合一”的典范。思之忆之，何尝不是对我们后辈学人的一种心灵滋养。愿以拙文作为馨香一瓣，纪念恩师，寄托学生的无尽哀思。

参考文献:

[1]王次昭，韩钟恩，主编.庆贺于润洋教授八十华诞学术文集：附录一、附录二[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430-445.

[2]于润洋.对高等专业音乐教育问题的思考[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2(1)：3-9.

[3]于润洋.心境·方法·学风[J].人民音乐，2000(6)：2-6.

[4]于润洋.关于音乐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J].人民音乐，2009(1)：5-11.

[5]于润洋.音乐史论新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3)：216.

[6]人民音乐出版社期刊中心，编.乐苑秋实：中国著名音乐家访谈录[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35.

[7]于润洋.在改革开放中前进的中央音乐学院：写于院庆40周年[J].人民音乐，1990(3)：7-12.

[8]吴晓萍.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谈研究生教育[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4)：28-32.

[9]于润洋.对培养音乐学专业研究生的几点认识和体会[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2)：81-84.

[10]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下[J].音乐研究，1993(2)：86-100.

[11]潘必新.于润洋教授二三事[G]//王次炤，韩钟恩，主编.庆贺于润洋教授八十华诞学术文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51.

[12]罗小平，冯长春.乐之道：中国当代音乐美学名家访谈[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52.

【责任编辑：吴修文】

收稿日期：2015-12-30

作者简介：张乐心(1975-)，女，北京人，文学博士，中央音乐学院“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项目主管，主要从事西方音乐史、中西音乐交流方面的研究。

DOI:10.3969/j.issn.1008-7389.2016.02.014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89(2016)02-01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