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多语种译丛的策划、统筹和运营
——“蓝色东欧”译丛编辑出版过程回顾

朱燕玲

大型多语种译丛的策划、统筹和运营
——“蓝色东欧”译丛编辑出版过程回顾

朱燕玲

2013年，中国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中东欧诸国正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蓝色东欧”译丛的出版，无意间踩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成为沟通“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桥梁。该项目是花城出版社的重点出版项目，计划以十年时间出版东欧文学100种，被纳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两次得到国家出版基金扶持。“蓝色东欧”项目因体量庞大，涉及语种众多，出版过程克服了种种困难。目前运行顺利，正进行进一步的项目延伸开发。

东欧文学；版权引进；小语种翻译；大项目统筹

2009年底开始策划的大型文学译丛“蓝色东欧”，是花城出版社重磅打造的十年出版规划。丛书囊括中东欧诸国近百部当代经典作品，是百年来中东欧文学的一次整体性巡礼。截至到2016年初，已经出版品种近三十个，包括小说、诗歌、散文、随笔、传记等等，名家云集，群星闪耀，在出版界、读书界赢得了广泛赞誉。

“蓝色东欧”译丛，因其规模大、覆盖面广、发掘度深，在国内东欧文学出版史上有着填补空白的意义，因而被纳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之后又于2012年、2015年，两度成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为花城出版社开启先河。

出版的成果可谓丰硕，出版的过程却堪称艰辛。有译文社的行家坦言：“现在大家羡慕你们拿到出版基金，但是倒过去几年，恐怕没有人敢下这样的赌注，因为我们知道小语种翻译出版太艰难了。”

的确，虽然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东欧文学是个较为冷僻的出版领域，培育市场会有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我们却没有料到自以为熟悉的编辑过程，也会遭遇巨大的挑战——原因主要源于小语种翻译人才的极度紧缺。由于“蓝色东欧”译丛遵从尽量从原文翻译的原则，译者的缺失造成译文跟不上，打乱整体出版计划，最终使得出版无法按照原定每年十本的速度进行。

不过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回顾六年来走过的每一步，整个编辑团队付出了大量心血，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如今，“蓝色东欧”项目已进入平稳有效的运行状态。

一、前期策划

某种程度上说，“蓝色东欧”项目的产生，基于多年出版经验的积累和理想主义的职业追求。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对东欧都有着特殊的记忆。当我偶然结识《世界文学》主编、东欧文学专家高兴，交谈中了解到国内东欧文学的引进状况不如人意，编辑出版一套东欧文学丛书的想法就萌发了。

随后的调研发现，长期以来，东欧文学在中国的出版状况不仅不如人意，还存在着巨大的空白，很多宝藏未被挖掘，大有可为之处，因而也存在着出版商机和市场空间。

东欧国家有着十分灿烂的文明，历史上经历多次瓜分和融合，民族形态丰富，民族性格多样，文化底蕴丰厚，产生过许多世界级文学和艺术大师，存有大量经典作品。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中就有多位东欧籍作家，阵容极为强大。在上世纪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东欧和中国还曾有过相似的社会形态，东欧作家反映社会批判现实的作品，使中国读者尤感亲近。

东欧文学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读者基础。但分析也看出，面对东欧文学这座富矿，中国出版界的引进，事实上又存在着严重偏差和空缺，总体来讲，既不够系统，也呈出现点和面的失调。

主编高兴在后来的丛书总序中，这样说道：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①高兴《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蓝色东欧”译丛总序）

我们准备了详细的选题报告，除了梳理近年来翻译图书的总体市场状况，也回顾了本社翻译图书的出版历史，更对东欧文学引进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分析：

1，东欧文学引进在我国出现过几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始于辛亥革命之前的20世纪初，东欧各国因在历史上多次受到外族的统治与蹂躏，他们的命运与中国当时的境况极其相似，引起了“用笔救国”的中国文人的高度共鸣。李石曾、鲁迅、周作人、周瘦鹃等都是东欧文学翻译和介绍的先驱。鲁迅的功绩尤为突出。

第二次高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的文学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出版也同样迎来了新机遇。茅盾、郑振铎、沈泽民、胡愈之、施蛰存、冯雪峰、林语堂、楼适夷、巴金、朱湘、孙用等都译介过东欧文学作品。

第三次高潮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跟东欧国家建交，大量介绍苏联和东欧文学。但进入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和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也因此日趋冷谈。及至 “文革”期间，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基本停顿。

第四次高潮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一批从原文直译的东欧文学出版。但很快，随着政府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东欧文学研究和出版再次出现疲软的状态，基本停滞。

及至新世纪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姆博尔斯卡、凯尔泰斯、赫塔米勒等东欧作家，重新带动了中国读者对东欧兴趣。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成功推出了赫拉巴尔、塞弗尔特等的作品，东欧文学出现回暖迹象。有评论家甚至认为，在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美国文学、拉美文学等纷纷掀起过热潮之后，人们很可能把目光转向东欧文学和东方文学，假以时日，很可能将成为读书界的另一个热点。

所以，出版一套整体性、艺术性、思想性、专业性与可读性协调统一的精品译丛，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时机已到，也十分必要。

抓住此时机，引进东欧文学尤其是东欧的当代文学，开辟的东欧文学精品文库生产线，既是一种社会担当，也对一个出版社的文化积累和品牌建设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二、确立选题，聘请主编

选题经过详细论证后一致通过。之后聘请丛书主编。一套丛书成败，主编的人选至关重要。要使一套精品丛书具有专业上的可靠性，必须选全国有影响力的权威学者专家担纲。事后证明，它在申报各种项目时起到也将起到关键作用。

高兴是不二人选。他既是东欧文学研究专家，也是翻译家，还长期在国内最专业的外国文学杂志《世界文学》任职，这意味着他不仅熟悉东欧文学的概况、现状，还熟悉全国的译者状况。高兴虽一再以各种谦辞推却，最终还是被我们的诚意打动接受聘请。

关于丛书名的确定：

1，虽然原东欧国家已经不太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更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②③ 高兴《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蓝色东欧”译丛总序）

2，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③

丛书名遂确定为“蓝色东欧”。

三、多方统筹，编辑出版

按我们的约定，主编前期负责筛选书目、译者，并提供可能的版权线索。后期审定译文。

从2009年下半年起策划，到2010年开始联络版权，落实译者，2011年进入编辑出版阶段，至2012年1月，第一辑6本首次推出。

从第一辑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由于编辑出版小语种翻译图书的经验不足，我们在主编高兴手把手指导下，从零学起。

主要难点如下：

1.东欧作者版权难寻。

因为丛书定位是近百年来首次引进的当代作品，绝大多数作品都存在版权问题。当我们初次面看高兴列出的长达几十种的书目时，无不感到震惊和兴奋，对丰富的东欧文学宝库赞叹不已。但着手寻找版权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东欧作家的版权散落各处，大的版代公司往往也很少代理。因为长期遭到忽视，一些作品找不到版权持有人，或版权归属不清晰。由于开始的几年里，我们并没有专门的版权编辑，使得我们必须自己尝试各种办法找寻线索，包括试图直接联系出版社、作者或港台版译者，有些版权线索也仍然一断再断。

2.小语种翻译译者难寻。

买到版权，寻找译者时，再度遇到困难。由于对译文要求高，又要坚持尽量从原文翻译的原则，致使寻找合格的译者非常不易。长期以来，由于译酬的极度低廉、翻译作品不算科研成果等原因，小语种文学翻译人才已经后继乏人。偌大中国，每个东欧语种的优秀译者竟只寥寥几人。后来了解到，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外语学院招收的东欧语种学生非常少，比如波兰语，甚至四年招一个班（20来人），毕业后能从事、又愿意从事文学翻译者极少，致使像易丽君老师这样的杰出译者，八十多岁了，仍然是中坚力量。

每一位译者的情况都大不相同。我们的译者团队中多为翻译界名家，名家水平稳定，有些专心译事，有些却工作繁忙，进度难以把握。

3. 译文水平参差不齐。

文学翻译需要极高的素养，中文、外文都要好。我们遇到的多数译者两者兼具，但是也有少数译者的译文不理想，信达雅不能兼备，需要编辑介入和译者做大量的沟通，甚至进行逐字逐句的探讨，以立足中文表达的原则帮助润色。此外，东欧各国由于历史的原因，交融程度高，常常一部作品中夹杂多种语言，涉及多种宗教、文化、地理名词和与之相关的代表人物，使得文本错综复杂。为要保证重要的人名地名有出处，有原注的，译者常要跨几种语言翻译无；原注的，译者更要查对资料加注，；译者漏注的，编辑必须加注。仅此，编辑一本图书往往就要花费平时几倍的精力，是对编辑能力的极大提升。

4，体例繁多。

由于“蓝色东欧”译丛体量庞大，题材广泛（涉及小说、散文、诗歌、传记等等）、语种众多（中东欧各国）、文本多样、形态复杂（字数差异以十倍二十倍计）、版权形式不同、版权期不同，等等，统一体例变得成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而一套丛书必须尽量统一体例，包括版式、字号、字体、注释等很多细节。而“蓝色东欧”编辑团队又是一个松散的团队，责编分散在不同的编辑室，各自都有其主要业务需要完成，各室都有自己的工作安排时间表，所以协调起来又增加了难度。我们启用年轻编辑担任出版统筹，专门制作了一个体例文档，并在遇到新问题时不断修改完善。

5，协调出版时间。

丛书的规模庞大，涉及的国家语种众多，从找版权、谈版权、找译者到等译稿，每本书的情况都各个不同。又因为两次拿到国家出版基金，对项目完成的质量和时间均有严格要求，它与版权方对我们的限制交错在一起，形成多重压力。简单地说有多个“时间点”需要协调：和版权方签订的出版时间、版权到期时间；和译者签订的交稿时间，翻译版权到期时间；申报国家基金时间，完成基金项目时间；申报外方翻译资助时间等。

具体地说，版权方一般要求出版方在合同签订之后一、两年时间内出版图书，而版权期一般是五年，也就是说剩下的销售期其实理想的状况就是三年，遇到译者延期交稿，版权期只能缩短，甚至有等到版权期过了，也没有交稿的情况。所以，从译文的角度说，我们希望译者精心打磨，而从版权期角度看，我们又希望译者越快交稿越好，因为可以相对增加销售时间。

可第二个问题来了：目前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需要70%以上的译文。也就是说，我们要等到每年7月，集中各种已完成70%译文的书稿进行申报，再用半年时间等待是否通过。因为如果通过了，必须在封面上打上国家出版基金的logo，所以我们不等提前印刷出版。当然，即便贻误半年的出版期我们也愿意等，因为对于一套投入巨大的非畅销书来说，每本几万的补贴事关重大。然而，如果申报没有成功，我们就白白错失了半年的销售时间。

而另一种情况，就是当年七月译者还没有译到70%，于是没有申报资格，可是再等一年后申报、申报后再等半年等待申报结果，有些已经过了出版日期，将面临版权公司的巨额罚款（几与版权购买费用相等）。如果等到了基金算是了有补偿，如果没等到则就完全是鸡飞蛋打。

至于申请外方的翻译资助，每个国家要求都不同，填报申请也是相当复杂。一般需要在出版前数月申报，申请成功也需在出版的书封上打上相关基金的LOGO。

如此等等，整套书的统筹头绪众多。

四、立体营销，持续推广

从第一辑面市开始，我们就进行了多方位的宣传营销，并随着新书不断出版，持续进行。我们抱着这样的心态：不放过哪怕是深夜两点钟的广播。即：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

以2012年上半年为例：

2012年1月第一辑六本首次面世，在北京召开首发式，众多专家、译者、学者参加，从各个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多家媒体、网站报道。

四月，高兴主编南巡做一系列有关东欧文学的演讲：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图书馆，深圳旧天堂书店东欧诗歌朗诵会……

《花城》《随笔》杂志做彩色插页广告。

2012年8月南国书香节，获得首届国际文学周“最具开拓意识的国际出版项目”奖。

2012年8月，南国书香节期间，举办“东欧电影和东欧文学——“蓝色东欧”丛书读者见面会”。

2012年八月底，参加北京BIBF，继续寻找版权。在京期间，去人天书店交流，促进馆配。

等等。

之后，媒体宣传、地面活动成为常态。所有宣传一一列表存档。基金办年检和验收时，均给予了充分肯定。

2016年5月，国家基金办根据2015年绩效考评结果，《“蓝色东欧”第一第二辑》被评为优秀项目。花城出版社因此赢得增加一个申报指标的奖励。

五、搭建平台，长期交流

目前，“蓝色东欧”项目已经进入中期运行，编辑出版已基本磨合顺利，我们将投入更大的精力到项目的延伸发展上。一个项目，如果做完即完，是对人力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因此，我们策划了“花城国际写作和翻译中心”方案。中心计划设国内部和国际部，分别先选一个点落地筹建，今后逐渐复制多个站点，建成一个长期的文化交流平台，让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充分对接，将图书出版和面对面交流深度结合，在“引进来”的基础上大力推动“走出去”，推动中国和中东欧各国乃至其他各国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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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5

朱燕玲，《花城》杂志主编、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