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特色城镇发展的文化路径探析

文 李 鹭（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89）

推动特色城镇发展的文化路径探析

文 李 鹭（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89）

特色城镇理念的提出为应对粗放城镇化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路，特色城镇的核心在于特色文化，特色文化通过引导力、生产力、向心力和平衡力引导城镇战略发展，拉动经济增长，提升城镇吸引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特色文化城镇应将营造特色文化风貌、培育和吸引创新创意阶层以及重视发挥文化社群的作用作为抓手，全面提升特色城镇的文化力，推动其长远健康发展。

文化力 特色城镇 社会治理

当前，盲目推进的城镇化建设令许多城镇“千城一面”。2016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强调，应以提升文化力为突破口，依托特色文化资源，为城镇发展注入更多“地方性元素”，因地制宜完善城镇功能、创新治理结构、提高居民素质、提升城镇的综合竞争力，从而实现我国城镇的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最新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要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更好地延续历史文脉。如何挖掘文脉，如何提升文化力，注入地方性元素，发挥特色文化资源的黏性带动中特色城镇的全面发展，是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建设特色城镇为应对当前城镇化产生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一）实现人与土地的同步城镇化

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的城镇化，实际上可以称之为“造城运动”，学者刘士林（2014）将其称为“城市化大跃进 ”［1］，人口的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土地的城镇化是其突出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城镇户籍人口增长速度的滞后：1996~2012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迅猛，全国建设用地年均增加724万亩，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加357万亩。截至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6.1%，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7.7亿。但与之相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比较缓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比较低［2］。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镇化生活发展水平的滞后：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均集中在城市，资源与服务上的巨大优势吸引着外来务工人员前赴后继涌入一线城市，并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漂”族遍布各大城市各行各业。许多离开中小城镇外出上学和务工的年轻人，宁可挤在大城市的地下室，从事一些不甚稳定的工作，也不愿回到家乡生活就业。《2010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约2.61亿，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数字增长了约81.03%［3］，其中，绝大部分为进城务工人员。因此，留住居民在本地就业和生活，是实现人地同步城镇化的关键。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新兴城镇的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只能从事一些对专业技术要求不高的工作。特色文化资源是地方居民世代生产生活的高度凝练，是居民们天然拥有的宝贵财富。建设特色城镇，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能充分发挥本地居民的文化竞争力，争取到更多就业机会，对稳定城镇人口结构，引导居民实现从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的平稳转变意义重大。

（二）优化产业结构

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城镇是由各种生产要素、经济关系及利益相关者集聚所构成的物理空间和动态系统。产业的结构及围绕其形成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关系，与城镇化质量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王亚飞、黄勇和唐爽（2014）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林毅夫、陈斌开（2010；2013）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必然选择，同时，重工业占工业产值比重越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就越低。叶阿忠，邢晓卫，黄志刚和蒋玲香（2015）通过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证实：“我国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进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4］”工业和制造业均受到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等诸多因此的制约，因此，其驱动力往往是具有时效性的。多位国内外学者如Jayasuriya（2005），Bertinell（2007），张自然（2008），叶阿忠，邢晓卫等（2015）均认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应成为新兴城镇，尤其是劳动力基本素质不高的中小城镇的最佳选择。从世界城市转型的成功经验来看，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突破经济发展天花板，促进城镇长远健康发展的最佳选择。城镇的发展理念和形态只有与产业特点相匹配，才最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的潜能，追求个性化、差异化、自由化的特色文化产业只有在与之相匹配的特色城镇中才能产生最大效能。因此，建设特色城镇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弥合城乡收入差异的重要途径。

（三）延续地方文脉

特里·N·克拉克教授在其 《欧洲城市的文化政策》一文中将文化对城市更新的作用总结为三点：文化能推动城市发展，文化能引导城市教育，文化还可刺激消费。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过分关注于城镇的现代化建设，注重了工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却忽略了特色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许多城镇的历史建筑和街区风貌在工业化、标准化的城镇化进程中被摧毁殆尽。据统计，在全国近 12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已经有约20个没有历史文化街区，有将近一半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5］。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中，约七成以上为农耕文明的历史遗存，这些沿袭下来的传统节庆、习俗、技艺等均与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也随着时代的变迁面临着消亡。凯文·林奇在其著作《城市的印象》中写到：“生动的综合的物质环境具有清晰的印象，同时它也产生社会作用，它是符号的原材料，也为群体交往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回忆的基础……良好的环境印象给它的拥有者重要的感情庇护，当某人不仅熟悉自己的家而且还有鲜明的印象时，一种最甜蜜的家庭感，便由然而生［6］。”周依敏（2014）在其文章中指出，缺乏文化内涵的低质量城镇化会对文化传承、文化认知、文化繁荣等产生消极影响，使得文化在城镇化建设中的灵魂和命脉作用弱化［7］。城镇的特色文化是一个城镇区别于其他地方，赋予居民以文化烙印和地域特征的根源。缺少了有形的建筑、街区、地理标识等以及无形的语言、节庆、习俗等，城镇与居民之间维系情感的纽带将日益单薄。建设特色城镇是延续地方文脉，提升居民对城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方式，也是增强社会凝聚力，提升文化自豪感和城镇吸引力的重要手段。

二、文化力推动特色城镇发展的方式

贾春峰（2007）将文化力概括为“强大的内在驱动力”。由于文化力具有潜移性、转化性、变动性等特征，可转化为竞争力、创造力、生产力、吸引力、影响力、先导力、平衡力等多种形式。高占祥 （2007）、王超逸（2009）从文化经济的视角，进一步将文化力聚焦为“文化蕴含的巨大吸引力、渗透力和推动力 ”［8］。对特色城镇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文化力的驱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引导力、生产力、向心力和竞争力四个方面：

（一）引导城镇战略发展

从中外城市的发展历史来看，文化引导力对城镇战略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影响集中体现在制度文化对城镇发展的引领作用。比如，绿色环保是哥本哈根的城市文化，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零碳排放城市，政府一方面对汽车征收重税，减少汽车消费，另一方面则大力建设各类自行车便利设施，如自行车专用道、免费自行车站、自行车停放设施等，鼓励市民选择自行车作为首要交通工具，如今哥本哈根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之城。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引导力不但有助城镇自身良性发展，还能带动其他文化力，如文化影响力的提升：自行车文化已成为哥本哈根新的文化名片，其发展自行车交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被多个城市和国家所效仿，引领着丹麦乃至欧洲绿色交通的风尚。制度文化不单包含政府的各项规章制度，还包括民间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保继刚、孙九霞和刘相军分别对雨崩村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旅游收入分配的社区增权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结论：造成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传统环保民俗民规的缺失，而社区增权的成功则恰恰因为“各项管理制度都朴素而简单，均来自社区内部的地方性知识，有赖于藏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平等和公平理念。［9］”因此，文化引导力不但有助于完善特色城镇的制度创新和优化，还有助于传承地方性知识，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和优化，维持公序良俗。

（二）拉动城镇经济增长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第三产业尤其是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成为评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性指标。文化产业尤其是创意文化和文化服务以其绿色环保、高带动性、高成长性、高劳动密度、高附加值等突出特点，已成为多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2014年9月1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强调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从特色城镇的人口构成来看，农业人口居主流，较低的本地劳动力素质不利于其与资源城市一样走工业化道路。特色城镇文化资源富足，文化力生产力能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通过经济贡献和就业贡献等，形成稳定的社会人口结构，并通过促进本地消费、带动投资等方式，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及城镇基础设施与服务的优化，从而全面促进特色城镇的经济增长。文化生产力既包括直接的文化经济生产力，也应包含间接的文化知识生产力。文化经济生产力主要体现在特色文化及其相关产业直接带来的产值和就业人口数量，比如2014年东阳市木雕·红木家具从业人数达13.4万余人，完成总产值240亿元左右。文化知识生产力主要体现在文化人才、文化创意、文化科技创新等方面。比如，东阳拥有多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文化知识产权成果丰硕，每年培养出众多木雕专业人才，随着时代的发展东阳在木雕技艺和雕刻工具方面产生了众多科技创新成果。尽管文化知识生产力产生的只是文化产业中的几项生产要素，不能独立体现经济价值，但其效用隐含在文化经济生产力中，是特色城镇文化产业的核心基石。

（三）提升城镇文化吸引力

埃比尼泽·霍华德认为，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向外放射出巨大的强烈磁力（即辐射力）。美国城市社会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爱德华·格里则等人提出了3T理论，指出包容性是促进创意城市发展的管教要素之一，这里的包容性，主要是指文化包容性。文化的包容性既体现在多种文化的并存，更体现在文化的向心力。“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与生命，是城市的核心实力和形象；城市是文化的凝结与积淀，是文化的容器载体和舞台。［10］”伦敦、巴黎、罗马、纽约等世界著名城市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厚重的文化是支持一个城市长盛不衰的核心要素，是一个城市最具号召力的品牌。2014年7月英国文化协会总部发布的 《英国文化，吸引力和软实力》报告显示，文化历史名胜、城市景观和人为最重要的吸引力要素。因此，除了历史建筑、老街区等实物载体，教育、语言、艺术、节庆、民俗等无形载体同样深具文化吸引力。可见，特色城镇的建设不能“徒有其表”，更要“金玉其内”。特色文化也不应单纯局限于传统文化，只要富有特色，同样能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比如英国小镇海怡，面积仅有2平方公里，常住居民约1900人，因密集分布着20余家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书店，被称作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最有书卷气的小镇，小镇还创办了书香气十足的“海怡文学节”（Hay Festival），并逐渐从单一的图书主题发展成为融合音乐、电影、建筑、科学的艺术盛会，每年吸引着全世界各地上百万爱书人到此游览。值得注意的是，提高特色城镇的文化吸引力不但有利于促进城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更有利于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挖掘，文化基因传承以及培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豪感。

（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出现社会需求，即情感和归属感需求，包括友谊、爱情、信仰、认可与接纳、认同感等多个维度。当今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随经济结构的变动长期存在，如何弥合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文化差异，帮助其尽快适应和融入社会，是城镇治理的重要内容。丹尼逊·纳什（2004）综合对比了弗朗西斯科·朱尔道·阿罗涅斯对西班牙米哈斯地区、林顿对印第安苏人的“幽灵舞”以及维卡恩·亚当斯对尼泊尔夏尔巴人的案例研究，旨在分析外来人口和文化涌入对本地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原因。结果显示，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破坏性冲击导致了米哈斯地区社会秩序的混乱，本地人对外地人产生了强烈的抵制情绪；夏尔巴人选择性地将外来人的文化与本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提高了外来人对本地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安苏人则选择固守本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和社会没有造成冲击。纳什认为决定外来文化冲击程度的关键在于 “目的地文化接受体系中的自我决定特点［11］”，即本地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可度及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度。有学者通过案例研究证明，纳什的这一结论对外来人融入本地社会同样适用：外来人对本地文化的认可度与其社会融入程度高度相关。学者杨昀和保继刚（2012）在对桂林阳朔的外来经营者进行细致的调研分析后得出结论：外来经营者选择居留阳朔主要是因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情感性依恋，较高的地方依恋对外来经营者的商业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情感认同越高，对阳朔本地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带来越多的积极影响，甚至对阳朔在情感上产生地方感的游客，也会对东道主地区的文化传播和资源保护产生积极的效果［12］。因此，除出台有针对性的制度措施，特色城镇还应充分利用自身文化优势，发挥文化的凝聚、渗透的特性，促进本地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共生、交流与融合，营造友善、开放的社会环境，引导全社会树立起具有本地特征的价值观，并以此为依托平衡各方诉求，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提升特色城镇文化力的路径思考

（一）营造城镇特色文化风貌

传统意义上的特色文化风貌仅局限于物质层面，如特色建筑、纪念碑、博物馆、老街区、特色标识等，随着城市文化理念的不断发展，除了令人眼前一亮的物质文化载体，人们更期望在充满文化符号的物质环境中感受文化的氛围，通过物质与精神的交相辉映提升文化的体验感。以北京庙会为例，据北京市旅游发展委统计，春节假期，北京市接待旅游总人数达到918.6万人次，集中了京韵大鼓、剪纸、皮影、清代皇家依仗等京味儿文化活动的庙会大受欢迎，其中地坛庙会共接待游客98万人次，同比增长1.4%，龙潭庙会共接待游客7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7.1%［13］。庙会对大众的吸引力绝不仅仅来自于庙会举办的地点，而是其中富有京味儿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气息。因此，特色城镇不仅要将加强本地特色文化建筑和设施的建设，更要重视城镇特色文化空间的营造。

首先，需加快对现有文化建筑、街区和设施的改造，提升城镇的外观形象。比如，景德镇多条主干道边的街灯外形均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瓷器品种——青花瓷，且不同路段的街灯具有不同的纹样和外形，令人直观感受到瓷都的浓厚艺术气息。其次，应为文化建筑、街区和设施注入更多的人文气息，使之成为具有文化人群的集聚场所。成都的宽窄巷子为老街区改建的产物，改造后的建筑外观多为清末川西民居风格（少数西洋风格老建筑在改造中得以保留），但不同的街区通过不同的文化定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风貌。宽巷子主打怀旧，集聚着成都的老民俗、老手艺，对展示成都历史民风，促进蜀锦、蜀绣、川剧、漆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窄巷子主打现代休闲，将极具现代气息的酒吧、咖啡馆、生活馆等搬入了老成都的院落建筑中，令人们得以在竹椅与餐刀的碰撞中体味成都中西合璧的现代休闲文化。除了固定的景观和店面，宽窄巷子还存在着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如定期的茶会、宽窄讲堂等，还有不定期的摄影作品展、创意产品市集等，极大地提升了宽窄巷子的文化吸引力，使之成为成都乃至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第三，利用好普惠性文化空间，加强特色公共文化服务。特色不等于复古，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交融是当今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特色城镇也不应拘泥于传统文化领域，活用文化馆、公园、文化广场等公共文化设施，为群众提供传统与现代兼具的公共文化服务，为特色城镇增添更多样化的文化魅力。如编排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文体活动，组织群众特色文化演出或节庆活动等。这对增强地方文化的认同感，激活社会的文化活力，形成文化凝聚力，唤起外来者的文化共鸣成效显著。

（二）培育和吸引创新创意阶层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镇发展的驱动力已不再简单取决于土地、资金等原始资源，人力资源尤其是创意创新人群已经开始成为城镇发展的关键性驱动要素，直接或间接决定着城镇的文化生产力水平及可持续性。互联网及云技术的出现为进一步提升和扩大创意创新人力资源的驱动效能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创意创新人群对所处城镇自身产业要素水平的要求得以降低，成果转化所需的相关产业要素均可通过互联网和云平台所构筑起来的虚拟要素市场和虚拟产业链来获得，这给予了文化资源丰厚但产业要素集聚度低的中小城镇崛起的机遇。因此，特色城镇应将培育和吸引文化创新创意阶层留驻作为提升文化生产力的核心任务。既要重视对本地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宣传，吸引文化创新创意人才的关注，更要大力营造专业、舒适、便捷、富有人情味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引导其留在本地长期居住创作。

政府应改变以往大规模建设产业园、旅游综合体的做法，提高对创新创意孵化基地、文化部落、文化创意街区、大师工坊、创意设计教育培训点等创新创意人才集聚区的重视。将创新创意人才集聚区的建设和维护纳入特色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从城镇战略发展的功能和结构出发，加强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专业工作室、网络覆盖、公共交流空间等，为创新创意人才创造适合其创作的工作环境。同时加强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城市绿化、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学校、医院等，为创新创意人才提供舒适便利的生活条件。此外，政府还应加快职能转变，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水平，为文化创新创意人才发挥潜力打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如深化对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加强对特色文化产品及领军文化创新创意人才的宣传推广、组织策划特色文化创新创意会展和活动、加强对造假、侵权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清查惩处、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和数字化办公建设等。

（三）重视发挥文化社群的积极作用

群居是人类的天性，价值观相近的人们总是会集聚到一起，形成各种各样的文化社群。克拉克的场景理论认为，富有特定文化内涵和信息的文化设施总是会对特定人群产生吸引力，从而引导形成或相对固定或随机的各种文化社群。因此，文化社群同时具备吸引及同化两种职能，能吸引外部的同类人士加入社群之中并逐渐成为社群文化的新载体。维系文化社群的是社群中所有个体对社群文化的高度认同，自信和自豪。社群成员会积极主动地传播社群文化，维护社群秩序，众多文化社群的加入将最终构成城镇治理体系的骨肉。从中外社会治理的成功案例来看，以文化社群为细胞构成的城镇治理体系对延续地方文脉、提高社会凝聚力以及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贡献显著。

首先，特色城镇应为文化社群的萌芽提供丰厚的文化土壤。“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人群文化的性质。”。因此，要重视对本地优秀文化知识的挖掘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综合文化素质，并通过建设特色文化公共服务设施等手段引导地方性良风良俗融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文化人群的集聚和文化社群的产生提供机遇和平台。其次，特色城镇应给予文化社群自由成长的空间。文化社群是自然集聚的社会有机体，具有成长、更新等特征，形成稳固的个性及发挥功用需要多种要素的综合作用，既需本地特色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也需要不同文化元素的引导和分流。因此，特色城镇应将文化社群看作正在学步的幼儿，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只需为其提供生长所需的文化营养大餐并在其越过底线时实施惩罚和督导即可，使其成长为文化特征多样，具有较高社会治理能力的成熟文化社群。第三，特色城镇应加强与文化社群意见领袖的沟通与合作。从东阳、曲阳、景德镇等多个特色城镇的调研情况来看，具有较高本地文化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社群意见领袖对特色城镇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理念和观点将对所处的社群乃至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特色城镇的发展需要充分激发这些有识有志之士的活力和主人翁精神，使其成为政府与文化社群之间的桥梁，通过沟通与交流，令政府与文化社群得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特色城镇的健康有序发展。

此外，特色文化城镇还应注重文化产业结构的均衡，从众多城市转型面临的困难来看，单一产业尽管容易形成集聚效用，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强的城镇竞争力，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容易受到外部大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因此，特色文化城镇应立足于自身文化资源，积极推进基于本地文化内核的文化衍生产业，如文化旅游业、休闲农业、艺术教育等，在提高产业附加值的同时，提高抗风险能力。

［1］刘士林.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文化转型［J］.学术月刊，2014(07).

［2］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6.1%（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N］.人民日报，2016-01-31（02）.

［3］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2012-04/20/ content_2118413.htm.

［4］叶阿忠，邢晓卫，黄志刚，蒋玲香，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城乡收入差距——基于 PVAR模型的实证［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11).

［5］刘良恒，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现状堪忧［N］.经济参考报，2013,02,01(6).

［6］凯文·林奇，城市的印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7］周依敏，文化断层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4(06).

［8］王超逸，软实力与文化力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9］保继刚，孙九霞，雨崩村社区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增权意义［J］.旅游论坛，2008(01).

［10］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11］丹尼逊·纳什著，,宗晓莲译，旅游人类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12］杨昀，保继刚，旅游社区外来经营者地方依恋的特征分析——以阳朔西街为例.［J］.人文地理，2012(06).

［13］北京市旅游发展改革委员会：2016年春节假期旅游综合情况 ［EB/OL］.2016-02-03.http://www.bjta.gov.cn/xwzx/xwyl/381 448.htm.

责任编辑：唐 琼

F291

A

1008-6323（2016）03-0028-05

李鹭，四川大学管理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在站博士后。

2016-04-2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B14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