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

2016-04-13 11:16
关键词:文学学科理论

陈 一 军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

陈 一 军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文学地理学”概念出自西方,西方建构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实践也比中国早,但是,迄今西方仍未能建立起成熟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这一任务便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学者的肩上。文学地理学目前在中国已进入一个学科建设的自觉阶段,这在文化上显示了重要的“中国意义”。当然,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现存的问题不少。然而注意规避自身文化的缺点,建立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学派是完全可行的。

文学地理学; 学科建设; 相关问题

目前中国学界正在积极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这自然是让人颇为欣喜的事情。多少年来,我们的学科建设都跟在洋人身后亦步亦趋,能自主建构一门新的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的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学界积极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知道,创建一门新的学科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它必须面对相应学科建设的前提与背景,需要凝聚一大批为此学科建设倾注心血的研究者,需要拥有特定的历史机缘,还需要克服自身文化可能有的缺点和不足……那么,对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而言,中国学者面对的是怎样的处境呢?

目前中国学界已经基本明了了“文学地理学”概念的由来。“文学地理学”这一概念是18世纪中叶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梁启超1902年于《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提出“文学地理”之说,很可能是孟德斯鸠、康德等人影响的结果。[1]于是,梁启超首倡文学地理学的提法只有在中国的学术圈里有效。然而蹊跷的是,在康德以后“文学地理学”概念却遭遇了长期的冷落。此后的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并没有使用过。

“文学地理学”概念在20世纪的西方逐渐受到青睐。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地理学”理论在法国兴盛起来。1942年,迪布依出版了专著《法国文学地理学》。1946年,费雷出版了他的《文学地理学》著作。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以后,法国出现了大量从文学地理视角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论著。波确德·维斯特伏是法国文学地理批评的代表人物。他在《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这部专著里建立起了一套文学地理批评的理论框架,系统阐释了文学地理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2]。

积极从事文学地理批评的人还有美国、日本等地学者。罗伯特·泰利是20世纪美国从事文学地理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主编了汇集美国当代文学地理批评实践的最新成果——《地理批评探索: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空间、地方和制图》[2]。二战结束不久,日本学者久松潜一就明确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构想。杉蒲芳夫算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活跃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人员。[3]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国外已经有了成熟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呢?答案是否定的。

一门学科的建设需要三个条件:首先是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里包括文学家、文学文本、读者等文学要素与地理环境的复杂关系。国外文学地理研究主要是对文学文本的地理批评,在其他方面则显得薄弱,影响和制约了对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全面观照,也影响到文学地理学的整体理论建构。其次要有成熟的学科基础理论。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西方所建立的“文学地理学”理论明显是哲学化的、抽象的。迪布依和费雷的“文学地理学”著作中国学者至今尚未窥其全貌。而波确德·维斯特伏的《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则明显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味。西方存在两种有关文学的空间理论,一种是文学地理学的空间理论,关注文学的地方性问题;另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空间理论,研究文学文本的空间形式。文化传统和思维惯性似乎使西方学者总不情愿把文学安放在切实的土地上。结果,西方主要建立了文学文本的地理空间批评理论基础与研究路径,这种地理批评主要涉及文学作品,实际上只构成文学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这与成熟完备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是有距离的。就算法国有较完备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但是在法国文学地理学的地位不高、文学地理学仅仅作为西方文学理论的补充却是不争的事实。[4]第三要有提供该学科专业培训的教育机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专业人才培养。西方人文地理学学科中往往包含“文学地理”内容,但仅仅是其小部分内容,从未获得独立的学科品质,而文学本位的文学地理学一直未被西方主流文学理论界接纳;虽然也有研究生做文学地理学方面的毕业论文,但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一直未能建立起来。

再看看中国的情形。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顾颉刚、汪辟疆等人的文学地理研究已经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为文学地理学建设做了重要准备。改革开放以后,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学地理学研究走向兴盛,学科对象逐渐明确了。文学地理学研究也有了自己的学术机构,成立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至今已举办了五届年会,成功集结了一大批有志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学者,他们借鉴吸收国外文学地理研究的成果,转化与涵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积极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在许多方面有了突破。文学地理学的专业人才培养也在一些科研院所悄然展开。2011年起,广州大学的曾大兴教授给本科生开设了“文学地理学”课程;与此同时,杨义、梅新林、邹建军等著名学者也开始培养文学地理学方向的研究生。随着时光推移,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所开设起文学地理学课程,培养越来越多的文学地理学专业人才,文学地理学对其他学科的连动效应将会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文学地理学已进入一个学科建设的自觉阶段,这与从来没有积极把文学地理学作为学科建设的西方学术界截然区别了开来。[5]相信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与地理资源的中国,能够把文学地理学打造成一门“显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话语体系。

不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话语体系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一大批学者的长期努力。就眼下状况来说,文学地理学的性质、概念、基本理论、整体框架都需要辨析、凝铸。比如说,“文学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仔细辨诘的概念。目前人们使用这一概念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出现了“文学地理”、“地理文学”、“文学地理学”等不同提法。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文学地理”为梁启超首倡。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的“文学地理”意在强调:地理因素对文化(包括文学)的有力影响,是这种影响造成了文化(包括文学)的空间分布格局。所以,梁启超的“文学地理”概念重在文化(包括文学)中的“地理作用”。

有些学者主张使用“地理文学”概念。对此有人这样辩白:地理文学表达的是“关于地理的文学”,或“和地理有关的文学”。[6]如此看来“地理文学”这一概念重点强调的倒是“文学”。

“文学地理学”一词在目前学术界运用得最为广泛。有学者称:“从文学为本位的立场来看,文学地理学之所以名为文学地理学而非地理文学,表明文学在先,地理在后,文学与地理之间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主导、为核心。”[7]这是把议论的重心放在了修饰和限定词上。然而,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不管修饰限定多么重要,也不过是对“主词”的修饰限定,问题的实质仍然要由“主词”来决定。如此说来,有学者对“文学地理学”的驳诘就不是没有道理,认为“文学地理学”表达的是关于文学的地理学,或者和文学有关的地理学,把文学看成了地理学的分支,带有浓重的地理学痕迹。[6]

这样辨析词语是有意义的,有助于人们对“文学地理学”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不过在辨析过程中发现,要截然区分这些词语是徒劳的,因为它们都把文学和地理结合在一起,实际强调的都是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如果要突出“文学地理学”的文学本位,不应把文学看作是地理的修饰限定词,而是视“文学”、“地理”皆为主词,形成对释关系,这样就变成了“文学+地理+学”的模式,这个时候完全可以这样说:把文学放在地理之前,意在突出文学地理学的文学学科本位。

“文学地理”、“地理文学”和“文学地理学”三个词语的一个重要区别还在于:相比前两个概念,文学地理学更加突出了学科特性,是一个学科概念。在中国学界,梁启超首创“文学地理”概念,但还不是一个学科概念,和他同时代的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及其他学者当时都没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8]使用“地理文学”的学者也意在强调研究者所持的视角,同样学科意味不明显。而“文学地理学”一开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科范畴。首提“文学地理学”的康德,就把文学地理学视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不过,康德所谓“文学地理学”的“文学”与今天的文学概念有较大出入,它泛指包括文学在内的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1]这应该也影响到梁启超,或者说,梁启超的运用也暗合了康德的用意。因为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所言“文学地理”之“文学”,包括了哲学、经学、佛学、词章、美术音乐等五个方面,与今天文学的含义显然不同,实际等同于文化,所言文学地理实际为文化地理。[9]1806-1808实际上,在这里梁启超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文学概念。

康德的观点是后来众多人文地理学家对待文学地理学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为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所认同,因为后者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的“文学”本位。这在新时期以来积极从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学者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不过在学科的具体定位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并不统一。杨义坚持大文学观,主张文学地理学为“会通之学”,强调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10]陶礼天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文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4]这是承认文学地理学具有文学和地理学的双重学科属性,与胡阿祥的主张类似。曾大兴着重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对文学的意义立论,主张“文学地理学是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乃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8]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是一门综合性学科。”[7]邹建军则以为“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属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与文学伦理学、文学政治学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文学地理学的特定研究对象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11]

文学地理学学科属性上的这些歧义事实上暴露了文学地理学在学科定位、概念体系和基本原理问题上还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显然这是需要时间解决的。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业已实实在在的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而且中国学者立志要承担起“辉煌”文学地理学学科的重任。虽然我们说西方已在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是始终没有得到西方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的认同。这显然抑制了文学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致使文学地理学在西方没能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学批评或流派”,结果“文学与地理关系”之课题,主要被纳入到文学社会学的范围进行研究。[4]根本原因大抵在于西方文化本身,因为西方文化一直强调文学的虚构性、抽象性与普遍性,便不会在文学“坐实”的一面过多考虑。中国历史和文化却不这样,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中国学者惯于就“实”,这与文学地理学的“接地气”的性质相契合。正因为这样,从“地理”角度研究文学构成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并且积累了极为丰厚的思想理论资源。中国广袤复杂的地理版图也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样,中国学者有意识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不仅成为必然,而且具备了充分条件。

中国学界时下已经初步建立了文学地理学这一“学科”规范。然而“受传统文学地理研究范式的影响,当前国内的文学地理研究依然走实证路线,专注于对具体的文学事件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考证,客观上导致了长期以来文学地理学理论研究上的相对薄弱。”[2]因此,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成了当务之急。笔者以为,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方面要开阔胸襟,广泛吸收、借鉴中外已有的理论成果。在三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兼采中外,不能厚此薄彼。中国有文学地理学理论建设的丰厚资源,西方这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小觑。从古希腊到现在,堪以开掘的不少。比如,古希腊思想家就已经在思考人的性格、智慧与气候的关系。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探讨了远古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诸要素在诗歌起源中的作用,孟德斯鸠则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本质的决定性影响。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阐发的地域美学思想已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美学和地理学的基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有对文学地理问题的精妙论述。其后,产生了文学地理研究方面影响巨大的斯达尔夫人、泰纳、蒂博岱等人。直至20世纪中叶乃至当下,重要人物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还有韦斯利·A·科特和他的《现代小说的地方和空间》,菲利普·E·魏格纳和他的《空间批评:地理、空间、地点和文本性批评》等等。[2]

二是广泛吸收借鉴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中关于文学地理的丰富理论成果,不要因为对“地理学”的偏见而轻忽这一部分知识。这方面的成果举不胜举:冯·洪堡1847年出版的《宇宙》对文学和绘画做了理论探讨。维达尔·白兰士1904年写下的《奥德赛》短文从地理学角度讨论文学。米尔斯1910年出版的《地理学导论》探讨了文学地理问题。而怀特在1926年所作的《历史地理学的使命》则被西方公认为确立了文学地理的学科分支。[12]英国学者迈克·克朗的重要著作《文化地理学》中列专章讨论了“文学地理景观”,并在书中明确宣称:“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13]等等。这些论述都是建立文学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资源。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随着人本主义地理学、激进主义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演变,人文地理学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设又积累了一笔丰厚成果。这里不妨引述一下人文地理学家段一孚的观点,段一孚认为,文学可以对人本主义地理学者提供三种形式的帮助:它是揭示人类经验方式的一种思想实验;它是阐明对某一环境的文化感知的一种人工产物;它是地理学综合和写作的一种模式。[14]128这里笔者不妨反其道而用之,如此表述:(人文)地理学对文学理论(包括文学地理学)的贡献也必然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有学者指出,在建设文学地理学方面应该打破“以地理为本位的文学地理学和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学的并存”的“两个文学地理学”的假象,尽快走向融通并轨。[12]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也是有益的。

三是积极译介西方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成果,推动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前文已经表明,西方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方面有丰富的积累,虽然因为其文化特性没能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方面获得长足发展,但是,总是“理论先行”[2]的西方学术还是在文学地理学方面累积了不可忽视的理论成果。尽管西方文学地理学未被西方主流文学理论界接纳,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建设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过程中可以轻视它。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它们是中国学界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最为直接,也是最为紧要的理论来源。只有如此,中国文学地理学才能少走弯路,才能尽快走向成熟。

虽然不能抛开深厚的历史传统谈论问题,然而,从直接影响上讲,文学地理学是20世纪西方文化空间转向的结果。文学地理学是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文学地理空间是其关注的焦点,实际也是在空间意义上展开的。这正应了福柯的话,眼前的时代首先是一个空间时代。检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日渐流行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实践,可以清晰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空间化趋向。

笔者以为,把握了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性,就算抓住了这一学科最根本的意义。约翰斯顿认为,文学是“对人们如何经历他们的世界*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一种透视”。[14]128文学地理学的空间实践就是对约翰斯顿所说的“世界”的回应。回应的最好方式当然是实地感受或者去做田野调查。这是文学地理学赋予文学研究的有效方式。这里最好不过引述一下卢梭和佩斯塔洛奇的格言:“关于世界的知识是由步行和长途旅行中直接观察自然得到的”。[15]38地理学大师李特尔反对“圈椅里的地理学”也是同样的意思。[15]43这些都在提示人们,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有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

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建设早已提上议事日程。随着这门学科的日益成熟,它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将更加凸显。这将是中国文学研究日益切近它研究对象的“生命现场”,寻找到它的“生命依托”,开掘出它的“意义源泉”,创造真正的“大文学观”的重要契机。[10]

今天中国学界热火朝天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劲头势必会引起国内外学者侧目。虽然“文学地理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应理论建构最早不是中国学者所为,但是,中国学界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热情和雄心恐怕不是西方学者所能比拟的。陶礼天曾经疏理过西方文学地理学的“过去”,指出:“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和研究,应该是间接受到中国古代有关这一方面的学说和理论文献的影响。因为孟德斯鸠的著作,实际上运用了中国这方面的丰富文献……梁启超提出‘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及其研究思路,当是受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当时日本译介西方人文地理学有关。而《论法的精神》又受到中国古代相关文献关于文化地理风俗记载和论述的影响。”[4]这里可能是受到手头所掌握的研究资料的限制,陶先生在这里没有提及康德,这是立论的不足。但是,陶先生指出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和研究乃是间接受到中国古代相关学说和理论文献影响的结果,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其实从一个重要方面回答了当前中国学界为什么极为重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有太过于雄厚的建设资源,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的优势所在,似乎在从学术层面迎接“中国时代”的到来。

[1]钟仕伦.概念、科学与方法:文学地理学略论[J].文学评论,2014(4).

[2]颜红菲.开辟文学地理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评述[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6).

[3]小田匡保.日本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趋势[J].卡苏米,译.世界文学评论,2012(2).

[4]陶礼天.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文化研究,2012.

[5]梅新林.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的进展与趋势[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6]王祥.地域文学性质、特点及其他[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7]梅新林.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

[8]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J].江西社会科学,2012(1).

[9]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M].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10]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镜[J].文学评论,2012(4).

[11]刘遥.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发展前景——邹建军教授访谈录[J].世界文学评论,2008(2).

[12]戴俊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与学科融合趋势[J].地理科学进展,2015(4).

[13]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4]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商务印书馆,2000.

[15]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M].商务印书馆,1996.

[责任编辑:王建科责任校对:王建科陈 曦]

2016-04-12

2016-05-26

陈一军(1970-),男,汉族,甘肃通渭人,文学博士,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文学地理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3XZW002)

I206.2

A

1673-2936(2016)03-00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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