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传统文化根源探析

吴双，韩立坤

（1.沈阳建筑大学学生处，辽宁沈阳110168；2.沈阳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辽宁沈阳110044）

“中国梦”的传统文化根源探析

吴双1，韩立坤2

（1.沈阳建筑大学学生处，辽宁沈阳110168；2.沈阳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辽宁沈阳110044）

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先秦时期儒家的“大同”“小康”、道家的“小国寡民”开始，每个时代都会出现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集体信仰和社会理想。回溯中华民族传统中信仰精神的各种阐述，对古代思想辩证分析、批判继承，不但能为“中国梦”的提出提供历史性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借鉴，展现中华民族的信仰精神和社会理想的发展脉络和历史逻辑，还可以帮助我们反省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空想、误读和歧路，为我们坚持“中国梦”、研究“中国梦”、实践“中国梦”提供帮助。

传统文化；社会理想；中国梦；哲学基础；实现路径

在中华大地上，肇始于先秦，各民族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共同浸润和影响下，形成了共同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形成了共同的社会发展理想和美好愿望。近代以来，西学东渐，面对异样文明，许多思想家和哲学界深刻比较中西文明，并揭示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天人关系、人与人关系及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信仰等方面，中华文明都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特殊之处。这些特殊之处就是中华民族专属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并归属于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可以说，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发展理念和愿望，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社会理想”，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终极发展理想，而这种社会理想在当下的最集中体现就是“中国梦”的提出和践行。回望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资源，特别是古圣先贤对于“社会理想”的重要阐释，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并发挥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关键时期凝聚社会价值、社会理想和社会共识的作用，将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古代文化中的“社会理想”及其演变

（一）先秦时期的“社会理想”

周朝时期的礼乐之制，形成了“周文鼎盛”的局面。而春秋战国时期发生巨变，稳定统一的社会秩序被破坏，“礼崩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诸侯之间为了权力和财富的争斗不但粉碎了社会共同体的法律体系、道德体系，更直接导致当时信仰体系的崩塌。思想家们为了应对这种社会现实，提出了各自的社会理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老子主张回到原始生存状态，提出“无为而治”的观点，宣扬“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1］。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2］，以更久远的夏朝作为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孔子提出“复周礼”的主张，其核心是要实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从而建构起“爱有差等”的社会秩序。“复周礼”是要求人们都“行礼”，“礼”不仅仅指君臣、夫妻、父子、兄弟、朋友等五伦的合法标准和道德规范，还是保证理想社会实现的礼节习俗、礼仪规定的规范。基于对礼法社会的理解，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3］一段的表述是对先秦时期社会理想的经典概括，其既涉及国家政治、经济，也涉及社会福利、伦理道德，成为先秦时期社会发展的最完整的构想，也为后世历朝历代的国家发展和政府治理提供了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型，“大同”和“小康”这两种社会形态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和追求的生活目标。

（二）秦汉魏晋之际的“社会理想”

秦汉时期所追求的“大一统”的国家信仰和社会理想，被东汉末年开始的起义和长期的群雄割据所摧毁。长期的战乱带来的困顿不安和流离失所，促使知识分子从国家和民族信仰的角度转到思考个人精神信仰。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再关注前人以礼乐政治为框架的社会理想模式，而是关注个人生命精神的自在与自由，将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落实到每个人的精神自由和心灵安顿上来。对于魏晋时期的哲学家而言，自由无为的生活、自然而然的心境才是人们追求的生存理想。对于如何处理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这个重大关系，引发当时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如王弼继承了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是经济、技术，也不是道德，而是人精神层面的自由。虽然社会法制和道德“名教”对于国家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有序发展是必要的，但“名教”根本上是为了维护皇权社会等级尊卑的统治秩序，其本身是大道离散的结果。与其设定礼仪规范、制度等级来规范人们的生活行为，以此打造人人向往的理想社会，还不如返回天道“自然”，从人性的自然基因来凝练生存信仰和社会理想［4］。阮籍在思想成熟期同样主张理想的生存状态或生活目标是超越现实“名教”的羁绊，而复归精神本源的自然和安宁。与阮籍很相似，嵇康也是在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无奈下，试图超越现实中的限制，而求得自我的实现。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要求抛开虚伪名教的束缚而遵循自然本性［4］282-285。

（三）唐宋时期的“社会理想”

隋唐时期，外来的佛教思想深刻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关于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认识。佛教借鉴儒家和道家关于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结合佛教的教义和修持方法，构造出永恒不死的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外来宗教不但冲击了中华文化以儒家、道家为核心的传统信仰系统，更站在尘世生活的对立面。当时的哲学家为了重建儒家的信仰系统，不得不吸收道家甚至是佛教的相关思想资源。礼法传统仅停留于世俗性的社会道德层面，就缺失了对人的精神境界和价值理想的建构，生活中的道德实践也就缺乏，故必须在天道心性等形而上学领域有所建树，才能真正维护儒家的价值世界。为此他们延续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维方式，通过本体论的重构，将天与人、人与人、人与物纳入到一个彼此关联、和谐共存的宇宙之中，将天道、天理与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了，他们既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为天道、天理的体现，以维护儒家价值原则和规范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同时，亦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都出于人本身所具有的仁义之性。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从宇宙学说中寻找社会理想、揭示人生境界。如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著名论断［5］，描绘了一个万事万物彼此紧密关联的宇宙大家庭的理想。“民胞物与”的思想解决了如何从个人的立场来看宇宙，又如何运用这种对宇宙的观察来安顿社会、人生的问题。这一思想与传统儒家的“礼运大同”的社会理想一脉相承，代表了这一时期士人的最高人生理想。

（四）明清之际的“社会理想”

从明末开始，在延续儒家为主流的个人道德心性的修养模式基础上，关于国家、民族的整体思考和讨论成为知识分子的思考重点。可以说，从明末经清朝、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几百年中，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思想语境下，对于《礼记·礼运》篇中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国家和社会理想的当代建构，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主张，要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个“天下之法”不仅仅是行政上的法律，它还应包括军事、土地、教育、礼乐、赋税制度等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这样才能养民、利民、求民、保民。黄宗羲进一步提出要建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整体是由众多的个体组成的，君臣关系是一种师友关系，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没有绝对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君臣共同担负起治理天下、服务天下的重大职责，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具体措施就是实行平民议政，而学校则是平民议政的最佳场所［5］193-195。

清朝中后期，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学习逐渐深化，以科学文明和民主制度为特点的西方现代文明强烈地冲击着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的合法性。面对进步、科学的西方社会，国人不得不改造并重建新的社会理想，以此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规律。19世纪后期，中国的哲学家、政治家面对着一个科学、进步、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课题促使国人从科学、政治、精神三个层面系统展开自我变革。

二、20世纪之后“社会理想”的重构

（一）西学东渐与民国时期“社会理想”的实践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1911年，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领导下，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以西方资产阶级制度为蓝本的中华民国。然而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所期望的三民主义并未实现，国内连年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并没有如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期望的那样，变成西方欧美国家那种政治民主公开、工业技术发达、经济发展进步、社会生活安全稳定、人民道德素质良好的理想状态。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与共产主义理想

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并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以至于组建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统一、民主、富强进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理想的重新探索和实践亦由此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此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真正掌握了自己的政治命运和经济命运，这使得在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是在随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经验和教训也是惨痛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邓小平提出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邓小平正确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应该是“三步走”：20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21世纪用30到50年时间再走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中国梦”是当下“社会理想”的集中表述

（一）“中国梦”的具体内涵

在当今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形态——“中国梦”。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国几十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的整体认识，“中国梦”是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提出的新时期的执政理念和社会发展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理想的科学统一，是对中国国家民族发展目标、前进方向、情感信仰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中国梦”本质上是国家、民族、个人三个层面的理想信仰的总称，是精神取向和社会理想的现实表达。

具体来说，“中国梦”的两个阶段：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也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梦”的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就从国家、民族、个人三个维度设定了中国共产党未来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达到或实现的目标。同时，“中国梦”的三个维度也为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管理在制度建设、市场调控、文化传承、伦理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标准。与以往单纯以经济建设和经济指标为中心、专注社会硬指标的建设不同，“中国梦”将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振兴、人民生活幸福纳入到统一的有机体之中，提出了中国发展的软指标，认为任何一个方面的进步而轻视甚至阻碍其他两方面发展的国家治理模式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二）“中国梦”的哲学基础

“中国梦”思想的正确性在于，它遵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和意识、量变和质变、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等关系的基本规律。“中国梦”的思想是对中国当下客观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道德等领域的辩证认识和正确把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论断为我们揭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三个维度和领域，符合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社会现实提出了不同的社会发展理念和建设要求，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中国梦”，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现实性特点。“中国梦”是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出发展开的论述，充分考虑到经济成就的积累、民族精神的培育、人民幸福感的逐渐提升等重要方面的准备过程，并提出具体的阶段性目标，符合量变到质变的哲学基本规律。“中国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精神层面的全新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预定了明确的旗帜和目标。“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精神意识维度方面的科学判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三）“中国梦”的具体要求和实现路径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为了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习近平提出“三个必须”的要求，即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明确指出了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梦”，需要符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和现实，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信仰，符合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诉求。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无疑正确揭示了“中国梦”的精神信仰维度。“中国梦”继承了古代信仰和价值传统的科学性元素，又将国家信仰、民族信仰、人生信仰的实践路径统一表述。“中国梦”是在辩证批判吸收古代优秀信仰精神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就、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想象，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精神信仰与社会理想的顶层设计理念。由此，“中国梦”必将成为凝聚全民族理想信念的强大精神支柱，为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产生巨大的作用，其必然成为激发和强化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发图强意识，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历史性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1］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1：357.

［2］张双棣.《淮南子》校译：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99.

［3］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192-193.

［4］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78-279.

［5］冯达文，郭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8-50.

A Study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Origin of Chinese Dream

Wu Shuang1，Han Likun2
（1.Office of Students’Affairs，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168；2.Institut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Shenya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866）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even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period’s Confucian“great harmony”“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or“small country with less population”of Taoists，each era reflects the collectivism belief and social ideals based on social realities.Backtracking the explanation of the believes in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dialectical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ancient thought can not only provide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ideological guide for the Chinese Dream and show the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belief of spirit and social dream of Chinese，but also be reasonable for us to reflect on the imagination，misreading and forked road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which should be helpful for there search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dream.

traditional culture；social ideal；Chinese dream；philosophical foundation；realizing path

G 03

A

1674-5450（2016）05-0063-04

2016-07-01

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20151s1ktzijyx-19）；辽宁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项目（LJQ2014051）

吴双，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建筑大学讲师，设计艺术学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韩立坤，男，黑龙江绥棱人，沈阳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赵颖责任校对：赵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