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陪榜者塔洛克

熊秉元

在社会科学里，经济学是唯一设有诺贝尔奖的学科。由一九六九年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总是经济学者茶余饭后的话题。而且，不只如此，对于得奖者固然臧否褒贬，对于一再擦身而过、终生没有得奖的学者，更是有诸多揣测臆度。戈登 ·塔洛克被公认是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学派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布坎南（J. Buchanan，1919-2013）于一九八六年荣获桂冠，塔洛克却失之交臂。根据经济学者们的口耳相传，在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塔洛克多次表达不解、不豫和不满 ！

塔氏和我隔得很远，我们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他在一九八八年前后访问台北，我们曾碰面谈话；第二次，是不久之后在香港，晚餐时意外发现他和一友人正在邻桌。我趋前致意，表示前不久刚在台北碰过面。他回应：“当然，我记得 ！”很客气的社交礼仪。然而，学术上的影响，不一定要靠频繁往来，或关系密切。在这篇短文里，对于塔洛克的其人其文，我将以后学和仰慕者的身分，略作回顾。以下的内容，主要分成三部分：公共选择、塔洛克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他为学时极为特别的个人风格。一言以蔽之，在经济学的主题（subject matter）和研究方法（analytical approach）上，塔洛克都大有可观。

公共选择

《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1962），由布坎南和塔洛克合著，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之作；而且，被誉为二十世纪政治学里重要的巨著之一，早已是经典中的经典。

记得二十余年前，我在台湾大学任教时，曾经连续多年在研究所里开 “公共选择 ”这门课；一年的课程，上下学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