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刚
对古埃及文明了解甚少,没有亲眼见过的金字塔,以及在域外的数家博物馆看到过的古埃及的大量文物,只给我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古埃及人活着的时候,似乎全部劲头都用来思考和应对死亡了。前些时来华讲学的德国知名埃及学家、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者扬 ·阿斯曼(Jan Assman)的一席话,倒似乎是印证了这一点。在阿斯曼看来,古埃及人全部活动的中心议题,归纳起来无外乎两个: “如何得到后人永久的回忆 ”和“以什么样的形式记忆先人 ”。
死亡让所有的生命,不断地成为过去。寻常情况下,过往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难免坠入忘川。正像济慈的诗句所云:“人的一生,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被人遗忘是自然的,被后人的记忆所眷顾,反而是特殊的和异常的。可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想要被别人想起、被后人记住,又仿佛是人心中最常见不过而近乎本能一样顽固的愿望。在中国,要按《吕氏春秋》的说法,夏禹的时代,就开始了 “功绩铭乎金石 ”的传统。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从神庙到墓地,从城市到山间,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碑铭,要让自身的成就在后人的记忆中获得永恒的存在。
近年来,历史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这样一些概念,在学界和更加宽泛的文化生活中成为热点。在历史学界内,甚至有人称之为 “记忆的转向 ”。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自下而上的史学 ”的兴起颇有关联。历史学开始更多地关注普通人在过往生活中的经历,
关心他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他们的穿着如何,他们日常活动的范围、彼此交往的方式,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怎么看待性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