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教育过度的关键是去功利化
——访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奇勇

文／本刊记者　陈宝泉



破除教育过度的关键是去功利化
——访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奇勇

文／本刊记者陈宝泉

开栏语：关注教育改革进程，分享教育管理智慧。从本期起，本刊将开设“厅局长面对面”栏目，特派出记者奔赴各地与厅局长面对面交流，用对话记录各地教育管理与改革的实践进程。本着“凝聚智慧，分享成果”的栏目宗旨，努力为广大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欢迎大家关注。

提振教育的前提是客观认识、分析教育现状。很多“老教育”难于走出自己认识上的老套路， “只缘身在此山中”太久。客观地看待、分析教育事业，需要多角度、多方位地观察，思考。就这一话题，贵州省教育厅李奇勇副厅长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记者：读过李副厅长的一些文章、访谈录。你对教育的现状分析很有见解，观点独特。

李奇勇：我是从教育以外的行业来的，虽然大学毕业后也教过几年书，但不是在中小学，到了贵州才开始接触基础教育。我去过不少乡镇，全省88个县都跑过了。之后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升教育，贵州各地党委、政府，付出了不少，有不少地方真的是勒紧了腰带搞教育，但是一排队，很多指标排名仍然很靠后。我们不是不努力呀，为什么还是翻不过身来？

记者：因为教育上很多硬指标和物质条件有关。

李奇勇：我转行到教育时间不是很久，所以我也许跟别的同事看法不一样。教育行业有其特殊性，喊的和做的不一致。社会上都在说学生课业负担重、择校不合理、应试教育害人，同事、朋友私下也是这么议论。但是各地、学校都在做，在搞应试教育。你要是不做了，家长不答应。这是明显的悖论。

我思考的结果是，错在本源。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方面太过时了。比如教育常喊的一些口号，“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都是上个时代的意识。在知识、文化不普及，教育主要功能包括扫盲的阶段，劝学、动员群众送孩子上学时你可以这么讲。那时知识代表伦理、代表文化、代表科学，有知识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状态，读书确实能改变底层民众的命运。现在教育普及了，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各种知识、信息层出不穷，有人统计说网络上每秒钟产生300万条信息。现在的知识有好也有坏，有真也有假，所以我们对低龄孩子要做一些屏蔽，还怎么能再重复“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呢？既然知识这么好，这么宝贵，那应该是多多益善，为什么还要减负呢？

记者：这个穴位点得很准。我觉得应该提倡“业绩改变命运，奉献提升社会”。我们不能过分功利地看待教育，片面讲哪门课有用、哪门课没用。但是这么久了，学校教育把孩子、老师、家长都累得够呛，国民素质却没得到相应的提升。很多人不懂得做人，不会做事，不擅长合作，社会诚信差甚至无秩序，确实应该反思。

李奇勇：基础教育存在着四个过度。一是内容过度。中小学的课程内容越来越多。初中向高中蔓延，高中加进大学的内容。翻开高中课本，已经涉及原来本科的内容。二是功能过度。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教育到底是什么，教育应该承担哪些功能，不应承担哪些功能。在培养下一代的总体目标下，哪些功能是学校要承担的，哪些功能应该是家长要承担的，哪些功能是社会要承担的。比如，现在大学在统计每年毕业生的就业率。按此思路我反问一下，上大学就是为了就业吗？那么大学岂不是成了职业学校？

记者：我在言论里曾经提过，毕节五个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箱里，撤了当地校长的职，实在是没有道理。事后有人调查，孩子们的父母都严重超生，生下孩子不尽父母之责，以打工名义远遁他乡。出现“留守儿童”，首先是父母不尽职，《未成年人保护法》失效。这跟校长有什么关系呢？

李奇勇：不仅撤了校长，还撤了个局长。现在一听说哪个留守儿童怎么了，就紧张得不得了。

三是政府的办学责任过度。现在只要是在校学生出了问题，甚至像您刚才说的，哪怕当地是学龄儿童出了问题，在不在学校都要问责学校，问责政府教育部门。另外，政府办学责任过度，没有给民办教育留下发展空间。我曾率队去东部发达地区考察，想学习一些民办教育的经验，却找不到多少像样的民办学校。“不差钱的”东部政府在该建学校的地方都建了公办学校。这就是说，在教育领域，政府教育部门既是办学者、又是管理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教育的供求关系中，政府既是矛盾的一方，又要充当矛盾的仲裁者，这不是为难它吗？

记者：一些乡村学校盖了没几年，孩子跟着家长走了，学校成了空壳。

李奇勇：四是学制过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然后去上大学，前后十五六年。现在人的发育在提前。生活条件好了，媒体内容不分级，网络管理漏洞多，青春期在提前。但是我们的学制没有变，高中生都要闯过高考再去想别的。人的成长、发育是有其规律性的，到哪个阶段就要做哪个阶段的事。按现在的情况，高中都已是青春期后期了。这难免造成压抑，造成一些心理问题。

记者：我们的一些教育没质量的院校、不靠谱的专业，如果在国外招不来学生。许多国家的人认为，二十岁上下是金色年华，干啥都是最出效益的时光。不干事、不挣钱还要花家里钱，又得不到真才实学，没人会来。

李奇勇：教育的过度还表现在技术化、神圣化和功利化。

“技术化”，老师把一堂课上得精而又精，每一分钟站在哪里笑，站在哪里看，板书从哪边开始写，字写多大，让哪个学生互动……精细到这个程度，全部是工业流程中的那些标准，这样的教育怎么能有活力，怎么能有温度？技术化还反映在评价上，流行的评价标准有可操作性吗？猜想一下，老师们拿着这些东西怎么办？还有时间去研究学生吗?当这些东西太严密、太技术化的时候，你就发觉运行成本很高，折腾死人。长此下去，学校没有文化、没有特色，不可能出优秀人才。但是这样的教育却大行其道，因为这种教育容易比出高低，容易出成就、出“名师”，容易产生“专家”。

记者：在语文教学领域，有专家反对教师讲课时“过分表演”，反对教给小孩子朗读时摇头晃脑、拿腔作调。

李奇勇：“神圣化”，是指对教育脱离实际在政治和道德上的拔高。教育肯定是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但不能无限扩大。当下社会的其他问题和矛盾不能解决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追问教育，这就是将教育神圣化。神圣化也是一种悖论。一方面教育的重要性被强调得无以复加，过去讲“天地君亲师”，现在说 “知识改变命运”、“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另一方面呢？在政府和民众两方面，并非真的重视教育、尊重教师。各地政府，一把手有分工抓教育的吗？二把手也不多吧。多数地方教师待遇不如公务员，就是工资数与公务员相当了，而这两个职业的软福利，或者叫附加值也不会相当。比如在县医院，公务员去看病不用排队，教师就难说了。在民众当中，为子女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不遗余力，但是一旦子女的学业成绩拔尖了，却没人鼓励孩子报考师范，包括高三年级班主任。

第三是“功利化”，这里的教育功利化并非仅仅指用教育来赚钱，主要是指教育的培养方向、教育理念过于功利。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知识改变命运”，等等。既然这些功利目标都要靠考试实现，考上大学“走出大山”，那你说减负该怎么解读？减负动真格的家长不干，减负成了死结，成了悖论。另一方面，人们看到很多人读完大学找不到工作，在城里落不下，这样就引发另外一个极端——读书无用。教育捆绑的功利目标太多太大，表面上看是强化教育，其实走到极端就是反过来的“读书无用”，极大地伤害了教育。

以上的三个问题累积起来就成了教育“过度化”的基础。

记者：一方面是功利化的过度，另一方面是对教育根本目标的背离，基本素养培养的缺失。

李奇勇：所见略同。

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其根本使命就是帮助孩子长大成人，顺利融入社会，完成生物人社会化的过程。尽管我们的教育存在各种过度，但是对这一根本使命却有所忽略。比如在学生来说，对自我的认知，对周围环境特别是人群的认知，对世界、自然的认知都远远不够或残缺不全。在自我认知方面，很多学生都存在偏颇，不是骄傲自大、过于自我甚至自私，就是自卑、缺乏自信。在如何与身边人，比如父母、老师、同学相处方面也不懂得，经常出问题。至于对待世界、对待自然，往往是既缺乏敬畏，又不懂得珍惜。

记者：时代背景发生巨变，但是观念跟不上的情况还有。

李奇勇：是这样的，教育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的观念转变跟不上。旧中国，上学读书是少数人的事。这少数人一类是特别聪明、勤奋，即真正热爱学习的人，另一部分非富即贵，肩负“富贵传家”使命的人。现在不同了，义务教育早已普及，是强制性的。过去学校如果不是知识传授的唯一渠道也是最主要的渠道。现在不同了，网络无时无地不在，人人都持有手机。

与过去不同的还有，教师也不再是怀有远大理想，由国家免费师范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分子。现在教师当中多数是“为稻粱谋”选择这一职业的普通人。对于入行教育，选择这一职业的新教师，我们当然要进行理想追求教育，让大家懂得“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道理。但是想仅仅以崇高理想感召，高尚道德自律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恐怕难以达到目的，还是要按照现代职业岗位的管理理念，制定职业规范、守则，设计匹配的薪酬体系，大幅提高农村教师待遇，规划好每一个教师的职业生涯。

记者：产生教育四个过度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李奇勇：教育是经济基础、社会现象和人群思想交融、合力的映射。当社会浮躁、人群迷茫的时候，你不可能指望教育有多么冷静、多么明智。在当下，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出现的偏颇，不当的发展观、成功观和幸福观充斥。一提发展就是GDP直线上冲。同样是高速发展，速度稍微降下来点，政府、民众即产生严重焦虑，好像GDP就应该是直线上升，总应该处于第一象限。那么什么叫新常态，别的国家经济停滞不前或出现负增长日子还不过了呐？一提成功就是升官发财，名利双收，最好是一夜成名，一夕暴富。教育的成功就是高考得高分，过去是升入名校，近来又变成直取清华北大。一提幸福就是家财万贯，住豪宅、开名车，至少也是人有我有。这些迷失最后都会聚焦教育，于是就出现了应试教育、功利教育、离农教育。

记者：比较典型的有“艺考热”。一是报考比例远离理智，一比数百；二是很多家长不惜花钱、花时间带着孩子辗转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赶场。其中肯定有醉心于艺术追求者，但也有很多是参加普通高考无望，以为艺考是捷径；还有的梦想着一夜唱红，一出戏成名，全不顾多数艺校毕业生在专业领域就业困难的现实。再一个例子是有的农业院校做了调查，越是农村考生越不报农科专业，成绩上线的多报考管理、金融。

在贵州这种多贫困山区的省份，山里娃考出去、走出去一部分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学校教育仅仅是为这部分离开的孩子铺路，忽略了为本地发展培养人才，忽略了为其他考不上大学，应该留下来的孩子提升素质，为其生存、发展奠定基础的使命，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这样教育就成了离农教育、抽血教育。不要忘了教育是花公共资财举办的事业，首先应该为本地发展服务。

李奇勇：离农教育的背景是农村的凋敝。看看这些年乡村的变化，“乡绅”没了，村小学空心化，很多村小被撤并了。一个村庄没了学校，就没了生机、没了灵魂、没了文化。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城镇化指标，限定时间撤并村小。于是乎，为让十里八乡的孩子升学进城，走出大山就成了乡村学校的目标，就成了乡村教师的使命。

记者：面对这些情况，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改变现状呢？

李奇勇：面对这些情况，教育当然任重道远。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不是教育应有的状态，要通过努力使教育回归本源，回到使受教育者素质得到全面提升，实现社会化，成长为现代社会合格公民的道路。当然，这不是教育一家的事，首先要全社会调整心态，戒掉功利浮躁，回归常态发展。现阶段要做的就是调整发展目标，调整政策，公平优先、兼顾速度；调整对于教育的评价。当务之急是资源向农村教育倾斜，停止人为撤并，改善农村教师待遇，留住村小，留住农村的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