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切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知识逻辑

伍醒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宁波 315100)



适切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知识逻辑

伍醒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宁波 315100)

[摘要]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开展知识实践活动的基本单元，知识演进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知识观念、知识体系和知识制度分别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产生作用，知识观念的变革、知识体系专门化和综合化的矛盾运动、学术职能和知识活动方式的演进，是推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重要原因。适应知识演进的需要，激发基层学术组织的知识活力，构成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形态结构不断变革的基本逻辑。

[关键词]知识逻辑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组织变迁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3.002

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学术制度的汇聚点，也是大学开展知识实践活动的基本单元。历经近千年的发展，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形态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必要从知识的角度梳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历史过程，探究知识演进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互动关系。知识具有主体建构的特点，知识主体的观念变迁以及知识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构成了知识演进的内涵。据此，笔者从知识观念、知识体系、知识制度的维度梳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探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知识逻辑。

一、知识观念演进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迁

知识观念涉及到大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知识的性质、价值、标准等问题的态度，决定了什么样的知识能够进入大学，并且影响着大学师生的行为方式。中世纪以来，大学知识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形而上学知识观、人文主义知识观、科学知识观和后现代知识观等阶段。

在形而上学知识观念影响下，中世纪大学成为探究和辩论经院知识的场所，开展学术活动主要依靠学者个体的思辨、逻辑和抽象来进行，成立学术组织的要求并不十分迫切，大学也仅仅是师生出于保护自身权益而成立的行会组织。按照丹麦历史学家彼德森的说法，13世纪的“universitas”(university一词的前身)只是表示大学师生组织，并没有学术组织的含义[1]。作为师生行会组织的大学主要有三种形态：同乡会(Nation)、教授团(Faculty)和学舍(College)。“同乡会”是相同出生地的学生行会；“教授团”是某一专门知识领域的教师团体；“学舍”则由个人或慈善机构创办，为那些背井离乡且家境贫寒的大学生提供免费的住宿和膳食。

到了中世纪(15世纪)后期，教师行会组织、专门的教学部门及学生管理等职能部门逐渐融合为一体，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学术组织出现了。在此过程中，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大学国际性的减弱，同乡会逐渐消亡；Faculty从“教授团”演变为“学部”(此处将faculty译为“学部”，没有采用“学院”等译法，主要是想避免与college一词译法的冲突)，成员包括教师和学生，成为大学实施专业教育的单位；College则超出了单纯的住宿功能，演变成为主要进行教学授课的场所——“学院”。

16-18世纪的人文主义知识观念借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进入大学。人文主义知识观念对“神性”的批判和对“人性”的弘扬推动了大学知识(特别是文科知识)的世俗化，古典人文知识重新涌入大学。大学知识的繁荣促进了大学组织的发展，大学由中世纪的单一结构形分化为双层结构，如建于1538年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就具有双层结构——底层是传授人文学科的学院，而在学院之上又有一层准大学性质的上层结构[2]。在此过程中，大学的组织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欧洲大陆，以法国和德意志地区的大学为代表，教师按学科组织成学部，实行集中教学，大学建立在学部(Faculty)的基础上；在英格兰，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为代表，大学内有按照日常生活需要组建的教师和学生组织——学院(College)，大学教学分散在学院中进行。”[3]学部和学院成为近代早期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两大基本形态。

在科学知识观的推动下，19世纪的大学开始了“科学革命”，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导向的科研活动成为大学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与以学者个体思辨、逻辑和抽象为基础的学术研究方式不同，科学研究需要建立在观察、实验、实践的基础上，需要在集群化、组织化的条件下展开。因此，围绕特定的知识领域建立专门化的基层学术组织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科学已经进入一个先前所不为人知道的专业化阶段。”[4]

进入20世纪，后现代知识观反对科学知识观所宣称的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认为知识是有文化性和境域性的，凸显了知识活动的社会性价值。在后现代知识观念影响下，大学的学术活动开始表现出境域性的特征，往往是在应用背景中实施的。在特定的应用背景下，大学的学术活动不再仅仅是一种小规模的、基本无须学术分工与协作的活动，高度分工、协同合作成为其常态，多学科联合和跨学科研究开始大量出现。多样化的跨学科组织成为大学保持学术活力的基本单元。

二、知识体系演进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迁

大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知识的专门化和综合化两种趋势。专门化是大学知识体系的显著特征。中世纪的大学已经拥有文、法、神、医等四科知识，而学部(Factulty)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大学组织应对知识专门化的结果。近代大学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之后，古典学科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迅速发展，新的分支学科不断涌现，更加专门化的学术组织逐渐在大学中出现。这种变革起源于苏格兰和德国。16世纪下半叶，梅尔维尔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时，曾采用设立单科教授职位以取代传统的教师负责全部学科教学的做法，这“对知识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5]，对学系制(Department)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些德国大学里也出现了少数教授固定负责单门学科教学的现象，为讲座制(Chair)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诚如克拉克教授所说：“从1558年莱比锡大学的发展可以看出，讲座制已基本成型。”[6]

19世纪，自然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在大学得到确立，新知识的出现加速了知识分化和学科建制的形成，基层学科组织成为大学学术活动的基本单元。第一个成熟的大学基层学科组织是制度化的讲座组织。1809年，柏林大学在学部下面设立由讲座教授主持的研究所，并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使讲座成为德国大学最基本的教学科研单位。讲座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标志着现代大学学科制度走向成熟，也开启了大学学科制度化的进程。

在19世纪，学科制度化的另一条路径是学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学系制度产生于英格兰的城市大学，被美国大学最早普遍采用。一般认为，美国大学最早分化出来的基层学术组织是哈佛大学在1825年成立的学系(Academic Department)。“到1890年，美国规模较大的大学都设立系，其中一些较大的系升格为学院。到20世纪初，所有的大学均有系或学院的建制”[7]。

讲座制和学系制的成熟适应了知识专门化的发展趋势，也导致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形态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具体来说，欧洲大学的学术组织形式是“学部”(Faculty)——“讲座”(Chair)建制，英国新大学的学术组织形式是“学院”(College)——“学系”(Department)建制，而美国大学则包容了前两者的传统，形成了专门知识领域内的“学院”(School)——“学系”(Department)建制。

知识的综合发展趋势出现在20世纪初，于20世纪中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知识综合在大学里主要表现为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相互影响、交叉，以至于形成跨学科的现象。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影响一直存在，但在20世纪之后，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系统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许多社会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其解决方案超过了某一门独立学科的能力范围，于是知识综合成为有意识和自觉的行动。知识综合与知识分化表面上是一对矛盾，而实际上知识综合的出现是知识发展克服自身危机的途径。因为在知识专门化程度提高的同时，一方面知识的整体性得到了破坏，却又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知识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学专门的知识体系无法有效解决复杂的和需要学科合作才能解决的实际社会问题。

与知识综合发展趋势相对应的是，在传统的学系和讲座、研究所等学科组织之外，大学组织横向衍生出形式各异、机制灵活的跨学科组织。跨学科学术组织在大学的兴起，不仅提升了大学开展实际问题研究的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知识生产的专门化与知识应用的综合化之间的张力。正如盖格所言：“美国大学当初在院系组织内部成立跨学科研究组织，或者单独成立校属的跨学科研究组织，为的是开展传统院系组织所不能开展的问题导向的项目研究，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张力的‘缓冲器’，起到缓冲的作用。”[8]现代科学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在总体上形成了纵横交错、多重矩阵结构的组织体系。

三、知识制度演进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迁

大学知识制度的演进促进了大学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的确立。大学教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学部和学院的唯一职能，而在大学的研究职能确立之后得以改变。19世纪，在“教学、研究相统一”理念的指引下，开展研究生教育也成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职责。研究生教育不仅强调学生应具备某一学科的系统理论知识，还要求学生要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学习。由此，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开始成为被赋予教学与科研两项职能的基本单位。此时，无论是专业学部还是住宿学院都不能满足研究性学习对知识专门化的需求，因而在学部之下衍生出了讲座组织，学系组织也从学院组织中分裂出来。

随着大学研究职能的不断加大，大学研究活动的方式逐渐多样化。从研究性质来看，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从从事研究的动来机看，有基于好奇心的研究，也有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从研究涉及的知识范畴来看，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工程技术的研究，等等。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带动了研究组织方式的多样化，不仅有传统的以个人为主的研究，还有合作的研究、团队的研究，更有大规模的项目化研究。与研究活动多样化相适应的是，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既有面向学科发展的基层学术组织，又有面向项目和问题的基层学术组织；既有实体性运作的基层学术组织，又有以学者之间松散联合为特征的临时性基层学术组织；既有单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又有跨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

服务社会是大学最晚出现的一项职能，“20世纪还仅仅是美国州立大学的一个办学特色，20世纪50年代后便已逐渐成为各国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9]。此项职能成功地统一了大学发展学术与承担社会职责的双重目标。服务社会实质上是大学教学和科研两大职能衍生出的职能，但服务内容却是多种多样的，大学为社会提供继续教育、决策咨询服务，向企业转让科研成果或直接兴办知识企业等，这些都可以纳入大学社会服务的范畴。大学服务社会内容的多样化也促进了基层学术组织形态的多样化发展，特别是在欧美创业型大学中出现了很多产学研合作共建的研究所、研究中心，以及面向大项目、依托大团队的规模较大的基层学术组织。这些组织有的具有稳定的组织形态，能够长期存在，而有的则体现出项目化的特征，并没有固定的建制。至此，名称不一、规模不等、形式多样、机制灵活成为各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显著特征。

四、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知识逻辑

回顾上述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知识观念的变革、知识体系专门化和综合化的矛盾运动、学术职能和知识活动方式的演进是推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重要原因(演进过程见图1)。适应知识演进的需要，激发基层学术组织的知识活力，构成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形态结构不断变革的基本逻辑。

当前，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不能适应知识发展要求的问题依然存在，一是组织形态仍然不够多样，基于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多，面向问题和项目的基层学术组织少；单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多，跨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少；成建制、稳定形态的基层学术组织多，灵活、动态的基层学术组织少。二是组织结构的行政化问题比较普遍，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自主权有待落实。三是基层学术组织之间的人事壁垒很难突破，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面临很多障碍，等等。在知识观念、知识体系和知识制度多样化发展的当下，大学必须根据知识演进的逻辑建立起相应的基层学术组织制度，从而为知识演进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保证大学的知识活动获得持续的活力，这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近千年的基本经验，也是当下改革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

图1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示意图

参考文献：

[1]Pedersen,O.The First University:studium Generale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44-145.

[2][3][比利时]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2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68.

[4]马克思·韦伯.以科学为业[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7.

[5]伯顿·克拉克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7.

[6]Clark,W.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44-46.

[7]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94.

[8]Geiger,R.L.Organized Research Uints: Thei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Research[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00(1).

[9]顾建民.大学职能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分析[A].胡建雄等.学科组织创新[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260.

(责任编辑：刘新才)

Appropriate Knowledge Logic for the Change of University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U Xing

(NingboInstituteofTechnology,ZhejiangUniversity,Ningbo,Zhejiang315100,China)

Abstract：The university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s the basic unit of the university to carry out the knowledge practice, knowledge evolution ha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university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Concept of knowledge, knowledge hierarchy and knowledge system affect university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the contradiction movement of knowledge system’s speci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the academic func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llectual activity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to improve the university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Meeting the needs of knowledge evolution and inspiring knowledge vitality of the basic academic organization are the basic logic to form structure of university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Key words:knowledge logic; basic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university; organizational change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3-0007-04

[作者简介]伍醒(1976-)，男，安徽南陵人，博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政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13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西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历史变迁研究：知识演进的视角”(项目编号：DIA130295)。

[收稿日期]2015-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