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和陶澍的旷世情谊与经世思想

欧阳恩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0720)



魏源和陶澍的旷世情谊与经世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100720)

摘要：陶澍与魏源都是晚清经世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以幕主与幕僚的特殊关系共事数十载，为东南三政做出了突出贡献，两人结成的旷世情谊成为美谈。清代实学通经致用是他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他们爱国恤民、重践履、不拘一格擢育人才,在经济思想上崭露近代意识,体现了非凡的识见和胆略。同时，陶澍的“重魏文章经济之学,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二人经世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深化和升华。

关键词：魏源； 陶澍； 情谊； 经世思想； 漕盐改革

陶澍,字子霖,号云汀,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生于安化县小淹镇,嘉庆七年(1802)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御史、给事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两江总督。魏源小陶澍15岁，原名远达，字默深，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生于隆回县金潭村，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历任江苏东台知县、兴化知县，后迁高邮知州，咸丰二年因“迟误驿报”被革职。从年龄辈分上论，陶澍是长辈，曾溯资江而上拜访过魏源的祖父魏志顺，向魏家借过进京赶考的盘缠。据金潭魏氏族谱记载：魏源的祖父孝立公乐善好施，远近闻名。安化县陶澍未达时，家甚贫寒，曾慕名前往孝立公处求助，孝立公借给本钱，助其求生业。后陶澍为官，遣人备礼送还债款，孝立公不受，且说：“钱财为流通之物，吾非借以谋利，愿尔主人在官清廉，爱百姓足以。”

魏源非常崇敬陶澍，一生深受其影响，他说:“源自弱冠入京师，及来江左，受公知数十载。”道光五年(1825)，陶澍由安徽调江苏巡抚，他“重魏文章经济之学，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延魏源入幕府，这对于科举失利而又满怀经世之志的魏源来说，自然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此后，直到陶澍去世，二人共事十数载，共同联手为东南三政做出了突出贡献，两人结成的旷世情谊，流传至今，成为美谈。同时，清代实学通经致用是陶魏二人思想和行动的基石和指南，他们爱国恤民、重践履、不拘一格擢育人才，在经济思想上崭露近代意识，体现了非凡的识见和胆略。陶澍对魏源影响巨大，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二人经世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深化和升华。

一、强烈的爱国经世之志

陶魏二人同处资水之滨，他们承袭的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是王夫之等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济世救民的抱负。

陶魏二人在少年时代都曾留下不凡的言辞：十二三岁的陶澍为家乡新建的油榨房拟联为“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油光似月，照亮万里乾坤”；魏源九岁以“腹内孕乾坤”巧对考官的“杯中含太极”，表现出他们相同的少年壮志。正是因为相同的教育背景和共同的爱国情怀，陶魏二人能洞悉社会的种种弊端，探究产生这些弊端的深层原因，并力求有弊即改、有利必兴。关系清廷经济命脉的东南三政，无一不是在陶澍的倡议和主持下得以实行并取得成功的，陶澍因此成为一代名臣。这些改革魏源都参与其中，并且是作为得力助手不可或缺，他也因此著称于世，并为他以后进行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在封建社会，爱国和忠君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这在陶魏二人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道光帝临朝，看中陶澍的才干和为人，先于道光元年擢升陶澍为安徽布政使，再于道光三年擢升他为安徽巡抚，后将他调任江苏巡抚，委以重任。道光十年陶澍署理两江总督兼江西巡抚，次年并兼理两淮盐政。道光十五年道光帝亲赐御书“印心石屋”匾额。十年间数次擢升，并把江南三大政交给陶澍一人管理，道光皇帝对陶澍的信任与依赖朝野皆知。陶澍则但求能为朝廷、为国家贡献毕生精力，“以天心为心，以民事为事”，最终逝于任上。对于仕途不畅的魏源来说也是如此，虽屡经科场失意，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魏源的经世救民之志：身为僚属，他积极参与陶澍主持的各项改革，为其出谋划策、运笔修文。如果说陶澍的爱国忠君主要表现在行动和成果上，那么，对于长期身处幕后的魏源来说，则更多的表现在著书言论上：《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著作，无一不打上其爱国强国思想的烙印。

二、深谙民瘼关心民间疾苦

陶魏二人生长于资江之滨，都是成年之后才离家入京，较多接触下层人民，能深入体会民间疾苦，对于底层人民的艰难生活有着最强烈的感触，这种经历也使他们敢于批判现实、揭露黑暗。

陶澍从北京经直隶、山东，往来于淮、扬及镇江、苏州、常州时，每到一处，观察民风、体恤民情，把沿途淳朴的民风和喜人的瑞雪上奏皇上，也把社会的弊端、腐败的吏治如实地上达天听。同样，魏源以其特有的敏感来观察世事，站在农民群体的角度来批判现实。魏源第一次北上途经河南，正逢水灾过后，他作诗描写了沿途农民的悲惨景况：“中野种荞麦，春风吹麦新。二月麦花秀，三月花如银。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明知麦花毒，急那择其他。食鸩止渴饥，僵者如乱麻。冀此顷刻延，偿以百年嗟。投之北邙坑，聚土遂成坟。明年土依然，春风吹麦新。勿食养麦花，复作坑中人。”荞麦新种，麦花初放，饥饿的人们饥不择食，明知吃麦花如饮鸩止渴，却还重蹈先人覆辙。诗中表达了魏源对灾后农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

面对积弊丛生的社会现实，陶澍和魏源没有退缩，而是实践自己经世致用的一贯主张，兴利除弊，发愤图强。作为封疆大臣，陶澍一方面向道光帝陈述自己改革弊政的决心，一方面积极投身改革浪潮，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四十年如一日；魏源在陶澍的影响和带动下，也得偿夙志，“友天下士，谋救时方”，“功名待寄凌烟阁，忧乐常存报国心”。

三、重践履事必躬亲

陶澍是实干家，有才有能，他用他的实绩向世人证明了他的超凡才能：他任四川兵备道不到一年，就被誉为“四川第一”，得到四川总督蒋攸锯、安徽巡抚孙尔准等朝廷大员的推举，成为道光帝即位后看中的第一个人才，被委之以重任，并自始至终得到道光的倚重。陶澍的成功，源于他在实学思想指导下的躬行实践。陶澍从政40年，“于海观其一、于湖观其三；于江汉、于淮，皆穷源而竞其委；于五岳，则登岱望华，遥揖恒、嵩，惟衡在桑梓，犹未一观。而于禹贡之九州岛，则足迹皆已及之，不止于身行万里，半天下矣”。可以这么说，没有对河海的实地考察和海运现场的亲临督导，就没有漕粮海运的划时代成功；没有对淮盐积弊零距离的深切了解，就没有一系列章程的出台，就没有道光时期淮盐裕课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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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问上，陶澍提倡实学，其目的在于“有实行”“有实用”，要把所学用于社会实践中，在实践中检验实学，为社会政治服务。这一点，魏源也一样。

自入陶澍幕府以后，魏源帮助陶澍除弊兴利，行海运，改票盐，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使其经世致用思想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运用和检验。魏源尤其重视实践，认为知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知的准绳。他有一段著名论断：“‘及之而后艰，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因此，魏源特别重视知识的来源、理论的依据。与陶澍共事的十余年中，他跟随左右勘测实地，考察积弊，并对来自现实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综合，为海运、盐务等拟写出一篇篇理论性的文章，为东南三大政作出理论性的总结，为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四、重人才不拘一格

在改革的艰难征途中，陶魏二人都特别注重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他们的人才观各有侧重。

书院作为古代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之一。在陶澍的诗文奏折中，与书院、科考有关的文章颇多，他说：“余自翰林出官蜀、晋，宦辙所至，虽未敢遽谓能化民成俗，而于劝学造士之道，每兢兢藉为先务。”在政务处理中，陶澍强调“敦行实践，得人共理”，多次提到“以得人为第一要务”。在用人方面，陶澍提倡不拘一途，人尽其才，他说：“惟是地方情况不一，人材优绌不齐，必须因材任使，方克收治理之效，免致贻误地方。”正因为陶澍注重选拔、培养人才，他身边才聚集了那么多的经世之才：同僚中有贺长龄、王鼎、宝兴以及经陶澍亲自上奏得到批准留用的降调道员王风生等人；幕府中有如魏源、包世臣这样忠心耿耿而又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身后还聚集了如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等一大批湘籍优秀人才。

在人才问题上，魏源认为：“国家之有人材，犹山川之有草木，蔚然羽仪，而非山麓高大深厚之气不能生也。”“人才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因此，他更多的是敦请统治者创设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宽松合理的环境，希望统治者常以“谦卑育物为心”，求贤纳士、广招人才。对沿袭已久的社会弊端，魏源进行了批评，“古之得人家国者，先得其贤才”，而今世则出现“人才如蛰瑾户，湫闭槁窳，所至而百物受其怆恨”的怪相，魏源把它列为“六荒”之四，即“人材嵬茶”，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贪图享乐，不知居安思危。当然，魏源在实际工作中一样强调得人，他说：“夫集事固在于谋，而成事必在于断，得其人则能行，不得其人则不能行。”这一点与陶澍是相同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陶澍的政治生涯中，还有一个人也特别强调得人、用人，这人就是道光皇帝。道光看重陶澍，称赞陶澍“操守好，办事认真”“学问，人品俱好”，对陶澍寄予厚望，在颁给陶澍的谕旨中多次提到“得人”的问题，如在道光十年被擢升为两江总督时，道光帝就告诫陶澍，三省责任重大，非同一般，“当今之要，首在得人”。后来，魏源在《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中，写道“公自任督抚以来，如漕务之创海运，三江三修水利，淮南之裁浮费、截粮私，淮北之裁坝杠、改票税，皆恒情所动色相戎，公奋不顾身，力排群议，卒能创始善终，可久可大，而海运、票盐尤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皆由圣天子明目达聪，任贤无贰”，也就是说，改革成功并取得巨大成效，完全是君臣之间互相信赖、支持的结果。

所幸的是，两江总督陶澍之于道光帝，魏源之于陶澍，均可谓实现了他们一致要求的“得人”主张，彼此都遇到了知遇之人。陶澍之所以能顺利地实行改革，与道光帝这一强大的后盾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陶澍器重魏源，凡事与魏源商量，听取魏源的意见，并把身后之事交给魏源，而魏源竭尽全力帮助陶澍，促成清代诸多改革的成功，使他在同时代人中脱颖而出。

五、漕盐改革崭露近代意识

道光五年的漕粮海运和十一年至十九年的盐务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经济改革。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或陶澍决策，魏源运笔；或魏源献策，陶澍采纳，二人密切配合、合力完成，他们思想一致，相互影响，不容分割。有学者这样评价他们的关系：“可以说，道光时期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所有改革，都是由陶澍发起、领导，陶魏共同设计、执行。没有陶澍，魏源的改革思想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如果说魏源主要是思想家，则陶澍主要是实干家；魏源是参谋长，陶澍则是司令员。”这是非常中肯的论断。漕粮海运在清代历史上属首次，票盐制的实行也具开拓性，二者中有一个共同的举措就是利用商人力量，把商业资本引进国家经济活动之中，使商人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发挥巨大作用，这对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具有超前性、前瞻性。

清源治源，以端痼弊，这是陶魏二人历来的主张。陶澍说：“清治其源，以端吏治事。”魏源说：“正其原，顺而循，补其末，逆其棼。”“弊必出于烦难，而防弊必出于简易；裕课必由于轻本，而绌课必由于重赋……”事实上，只有找到引发弊端的根本原因，才能治本，除弊兴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陶魏正本清源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论证漕粮海运和改行票盐的可行性。根据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提议，陶澍率领一群人等通过查对历史，实地勘察，反复商议论证达成一致意见：海运可以试行。从道光五年海运之事被提上议程到海运告竣，陶澍频繁向道光帝上奏，内容包括筹议海运、沿淮沿河建仓、海运陆续应办事宜、海运图说、收买沙船余米等细节问题，进一步为海运可行提供依据，力求最大限度地保证海运顺利进行。对改行票盐也是如此，他们深入盐场，了解盐商，分析商情，制定出系列章程。

其二，从根本上除弊兴利。以盐务为例：在陶澍的奏折中，有关盐法是最多的。陶澍多年任职苏皖，对淮鹾积弊早有所察，及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务，更对其了如指掌。陶澍认为成本高，浮费多是引起诸如售价昂贵，私枭起，盐质差等种种弊端的罪魁祸首，因而提出“弊起于商而利不在商，商既自敝而课因以敝”的观点，提出“非减价不能敌私，非轻本不能减价，非裁冗费不能轻本”的思路。其次，重商用商，把商业资本纳入国家经济活动。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地位低下，历来都被视为“四民”之末。随着时代的发展，到明清商人力量已经不容忽视，陶魏发现了这股力量，重视商人，并不失时机地借用商人这股力量完成了漕运、盐务、河工这影响深远的三大政。陶魏的伟大就伟大在这里，他们富有前瞻性，敢于并善于做时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魏源在《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中写道：“东南大计，无如漕盐，二百载来，文法委曲烦重，致利不归下，不归上，而尽归中饱，官民交困。间有讲求刷剔，芟薤更革者，则中饱蠹嗜之人哄起而交持之。”陶澍在当时情况下能力排万难，在海运、淮盐政务上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与魏源等一大批人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道光六年海运实施，次年因运河通畅而停止海运，但在道光八年魏源仍代陶澍作《复蒋中堂论南漕书》，指出海运不由内河，不经层饱，“舍海运别无事半功倍之术，为救弊补偏则不足，为一劳永逸则有余……”提出永行海运的主张。

漕盐改革的初试成功，体现了陶魏二人的超凡才识与胆识。陶魏一生忠君、爱国、恤民，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疾苦，而不是个人的利益。从这一层面出发，在众人对漕粮海运疑虑重重，改革举步维艰之时，陶澍不计个人得失，力主海运，并毅然决然地挑起重担，与贺长龄等人主持海运。魏源则始终站在陶、贺这边，是他们最得力的帮手和助推器。同时，陶魏二人富有开拓创新的精神，这也是最重要的。他们不拘泥于成法，眼光深邃，能突破时代的局限，在思想上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漕粮海运，这在清朝是第一次，陶澍主持实行并取得成功；淮北票盐制，陶澍大量依靠商人的力量，遵循商品规律，并引进竞争机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两项的任何一项搁在循规蹈矩的封建官僚手中，都会被视为烫手的山芋，避之唯恐不及。

改革成法，依靠商人，把商业资本引入到国家经济活动中来，这在中国亦不多见，它是陶澍的近代意识的大胆萌生。而在改革创新路上比他走得更远，把开拓创新精神发扬光大的是魏源，他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开始由传统经世致用向近代社会思潮转型，在改革成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引领中国人做深层次的思考，这一思想的提出和陶澍的影响密切相关，与陶魏前期的改革思想一脉相承。

六、结语

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初二，两江总督陶澍去世，终年62岁，这是清代累死在任上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据说噩耗奏报朝廷，道光帝简直惊呆了，连声哀叹，“优诏轸惜，称其‘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并决定赠太子太保，依尚书例赐恤，赐其子恍主事，谥文毅；祀名宦祠，于海州建祠”，相继颁发《御制祭文》《御制入贤良祠》和《御制碑文》等。

陶澍既是一位为大清帝国鞠躬尽瘁的官场典范，又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改革家、政治家、理财家。对于他的逝世，不仅清帝哀痛、两江百姓哀痛，他的生前好友更是悲痛无已。

长期在江南督抚潘司幕府“受知至恳以笃”的魏源，更是悲痛欲绝，泣挽陶公二联，其一曰：“知遇感殊深，石屋印心，牖北垂询商大计；师恩诚普及，灵车返里，江南遗爱念宏规。”他还为履行陶公生前预托，含泪撰写了神道碑铭和行状等。在《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中，魏源以洋洋洒洒七千余字追叙了陶澍的身世、生平、治行，特别是创行海运、票盐改革和治理三江的卓著功绩。魏源认为陶澍的过早去世，完全是由于两江政务繁重而严重透支了陶澍的身心健康。他说：“公所辖三省河槽、兵农、吏治、水利、海塘，繁剧甲天下，又监管盐政，案牍如山，数载以来，心血耗罄。”因而朝廷上下对陶澍的死讯无限悲痛，魏源则深感：“公事业恢宏，巨细万端；遗孤幼稚，未克撰次。源自弱冠入京师，及来江左，受公知数十载，曾命编次奏稿，并托以后身志状，言犹在耳，其曷敢辞！”

陶澍去世后，魏源没有松懈下来，在盐政问题上继续陶澍的未竞事业，他建议仿行淮北票盐办法，改革淮南盐务之弊，并撰写了《筹鹾篇》一文，论说改革盐政的必要性及改革中进一步深入探讨减价敌私，裁汰浮费的具体办法。魏源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可以理解为陶澍对魏源深远的影响，共事十余载，这些影响是全面的，包括思想上的、性格上的、行事风格上的、工作方法上的；另一方面也看出魏源对陶澍的赞同、钦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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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 friendship and Statecraft Ideology of Weiyuan and Taoshu

OUYANG En-tao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20,China)

Abstract：As representatives of statecraft ideology in late Qing Dynasty, Weiyuan and Taoshu worked as staff and boss for decades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for Southeast development. The epic friendship between Weiyuan and Taoshu has been spread so far as anecdotes. The practical statecraft ideology in Qing Dynasty guided their minds and actions. Patriotic, compassionate, practical and individualistic in education，they demonstrated modern idea in economical thoughts and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and courage. In addition, Taoshu and Weiyuan extended, strengthened and upgraded statecraft ideology under certain history background. Taoshu advocated “practicing Wei Dynasty’s economical ideas in sea shipment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while Weiyuan emphasized “learning advanced technology from Europeans to fight against them”.

Key words：Weiyuan; Taoshu; friendship; statecraft ideology; revelation in salt and river transportation

中图分类号：B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12(2016)01—0005—06

作者简介：欧阳恩涛(1989—)，男，湖南隆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