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位之争中的唐太宗与史臣

高泽峰

[摘 要]唐太宗一生经历两次皇位之争，先是作为争夺者和李建成竞争皇位；贞观后期，又亲眼目睹了儿子李承乾、李泰之间为皇位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两次皇位之争引起的政治风暴，将以房玄龄、魏征为首的诸多史臣纷纷卷入其中，史臣从维护李唐政权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为唐太宗献言献策。唐太宗和史臣君臣关系情深义厚，然而，这也不足以使皇帝完全放弃对他们的猜忌，不足以保护他们及其家族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

[关键词]皇位之争；唐太宗；史臣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85-05

Abstract： Tang taizong lived through the throne fight twice，first as a contender compete with Li jiancheng.In the late of Zhenguan period，he personally witnessed the fierce struggle which his son Li chengqian，Li Tai launched.Many Shi Chen ，for example Fang xuanling and Wei zheng，were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storm caused by two throne fight.Shi chen start from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maintaining Li Tang regime stability and put forward advice for emperor taizong actively. Emotion between emperor taizong and Shi chen were very deep，however this was not enough to make the emperor completely give up suspicion，at the same time，it does not do enough to protect Shi chen and their families from the impact of the political storm.

Key words：the throne fight；emperor Tang taizong；Shi chen

为解决贵族在权力、财产，以及土地等继承上的矛盾，西周时期制定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被后世的封建王朝所沿用，在太子选立问题上遵循“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中，皇位继承制度无法避免皇子们为夺得皇位而展开的殊死搏斗，唐太宗一生经历了两次皇位之争，先是作为争夺者和李建成竞争皇位，贞观后期，又亲眼目睹了儿子李承乾、李泰之间为皇位展开的激烈斗争。皇位之争往往和其他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引起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你死我活的生死博弈，很容易导致政局不安和社会动荡。皇位之争过程中，唐太宗十分注重听取史臣们的建议，而史臣们也能殚精竭虑为唐太宗建言建策。唐初的皇位之争对史臣的政治前途和命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唐太宗和史臣的关系又该怎样审视，笔者略陈己见。

一、皇位之争与唐太宗李世民

唐高祖李渊于隋义宁二年（618年）五月即皇帝位，改元武德。六月，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封为秦王，李元吉封为齐王。李建成虽被封为太子，但李世民“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李建成深感太子之位不保，“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1]（p.2415），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武德七年（624年），太子建成对李世民动了杀机，趁李世民跟随唐高祖李渊巡行仁智宫之际，私下指使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与庆州都督杨文干密谋发动兵变诛杀李世民。尔朱焕、桥公山惧罪向朝廷告发，杨文干遂举兵叛乱。李渊急忙召见李世民商讨平叛之事，他对李世民言道：“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重。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2]（p.6099）李建成想杀李世民，诱发杨文干起兵作乱，直接威胁到李渊人身安全，李渊许诺李世民平息杨文干叛乱之后立为太子，这样的决定既出于鼓励李世民出兵平叛之目的，也是对李建成谋杀同胞兄弟极为不满的反应。“世民既行，元吉与妃嫔更为建成请，封德彝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变，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又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嶲州”[2]（p.6099）。因李建成谋杀李世民而导致的杨文干叛乱事件，李渊将其归因于皇子之间的不睦，将太子身边的几个官员流配边疆草草了事，事件的始作俑者李建成并没有得到严厉惩处。李建成有恃无恐，迫害李世民的步伐丝毫没有收敛，反而借机在李渊面前不断诬陷李世民。

唐初突厥不断犯边作乱，有大臣向李渊建议迁都，李世民正言谏阻：“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同时向李渊陈述平定边患的决心：“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虚言也！”李建成串通李渊妃嫔，共同在李渊面前诬陷李世民名为御寇，实则总揽兵权意欲篡夺皇位，“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內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2]（p.6101）李渊狩猎城南，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跟随，太子将自己的胡马让给李世民骑乘，胡马性烈好蹶，几次三番将李世民掀翻在地，李世民对宇文士及言道：“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李建成闻听之后，令妃嫔谮之于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大怒，召李世民，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2]（p.6102）李建成多次设计构陷李世民阴谋夺权，李渊对李世民逐渐“猜嫌益甚”。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李建成再次痛下杀手，企图毒杀李世民，李渊让李世民去洛阳避祸自保，安抚李世民道：“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2]（p.6116）李渊在二子之争中袒护李建成，不忍夺其太子之位。李建成始终认为，李世民是自己登基称帝道路上最大绊脚石，只有除之方能后快。李建成、李元吉素知李世民身边多骁将、智略之士，密以金银器“欲诱之使之为用”，在引诱不成的情况下，他们向李渊进谗言，将尉迟敬德下狱，程知节、房玄龄、杜如晦等放逐。政治斗争局面对李世民越来越不利，在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大力扶保之下，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玄武门发动兵变，一举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当年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玄武门之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兄弟相残争夺皇位的典型事件，也是唐朝历史上王室成员争权斗争的开端。

唐太宗凭借发动宫廷政变，从哥哥手中夺来帝位，儿子们步其后尘，再次陷入王位争夺的政治旋涡之中。唐太宗继位后，长子承乾立为皇太子，然“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 [1]（p.2648）。承乾因身残而倍感自卑，嫉恨魏王泰，派刺客暗杀李泰，而魏王李泰仰仗唐太宗宠爱暗怀争夺太子之位，指使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太子承乾、魏王李泰拉帮结党，一时间朝堂文武各有比附，这引起唐太宗的警觉。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丙寅，唐太宗告诫群臣道：“闻外间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颖悟，多从游幸，遽生异议，徼幸之徒，已有附会者。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孼代宗，启窥窬之源也。”[2]（p.6297）唐太宗十分清楚废长立庶会直接导致庶子们觊觎皇位，明争暗斗，直至骨肉残杀，他向群臣公开表明了维护太子承乾的鲜明立场，太子承乾虽有足疾，但不至于无法走路，太子承乾儿子已经5岁，按照周礼规定，嫡长子死还可以立嫡长孙。唐太宗这样说的目的，无疑就是告诫魏王泰等庶子即使承乾当不上皇帝，还可以让承乾的儿子让继承王位，他是不会皇位传给庶子。唐太宗的表态使李承乾保住了太子之位，但李承乾注定时运不济，是年三月，齐王李祐造反牵连到李承乾的私人卫士纥干承基，纥干承基上书告发了太子谋反之事。唐太宗下令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责力与大理、中书、门下“参鞫之，反形已具”，经查属实，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参与谋反的汉王元昌赐死家中。“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2]（p.6308）承乾被废后，魏王泰和晋王治又开始了太子之位的争夺。唐太宗再三考虑，认为“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2]（p.6310）。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支持下，唐太宗出于保护承乾和李泰目的考虑，将晋王李治立为太子。这场太子承乾与魏王李泰的王位之争，最终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承乾被废，李泰被幽禁，晋王李治却登上了太子之位。

二、皇位之争中的唐太宗与史臣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3]（p.1715）。记述往事是史官的传统职责，李世民身边的史官不仅仅只承担为其记言记事的责任，他们还是李世民治国理政的贤臣良佐。在处理皇权斗争问题上，李世民十分注重听取史臣意见，史臣亦能积极向李世民出谋划策，极力维护李世民的切身利益和李唐江山社稷。武德年间，李建成多次陷害李世民，李元吉又密请李渊杀李世民，“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为敕命，非反而何！但愿速杀，何患无辞！”[2]（p.6117）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李世民身家性命有朝夕不保的危险，李世民深知“祸在旦夕”，然而，他却意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李世民这样打算是考虑到如果主动武力出击和李建成争夺皇位，势必授人杀兄夺位的口舌，对自己声誉不利，一时犹豫不决，而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当时的长安城中弥漫着浓重的煞气。“博览经史”、颇晓政治形势瞬息万变的房玄龄洞察时机，以史学家敏锐的观察力高瞻远瞩，同长孙无忌议论形势，指出：“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2]（p.6117）房玄龄认识到一旦李建成先下手用武力谋杀了李世民，这不仅仅是宫廷政变，而且是国家之害，当务之急就是劝李世民当机立断，先发制人效仿周公旦诛管叔、蔡叔，房玄龄的建议得到长孙无忌认同。二人面见李世民，房玄龄向李世民力谏同李建成夺皇位，他指出：“国家患难，今古何殊。自非睿智钦明，不能安辑。大王功盖天地，事钟压纽，神赞所在，匪藉人谋。”[1]（p.2460）国家外有突厥扰边，内有反叛势力不断爆发，国家危难之际，只有具有雄才伟略的李世民君临天下才能稳定政局，安抚天下。房玄龄的话语最终打消了萦绕在李世民心头的顾虑，坚定了李世民为维护国家社稷的长远利益也要果断出手争夺皇权的决心。李世民登基后，论功行赏，认定房玄龄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与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

李世民即位不久，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承乾时年8岁，“性聪敏，太宗甚爱之”，李世民育有14位皇子，他比较宠爱的有吴王恪、魏王泰，吴王李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魏王李泰“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亲手射杀长兄，威逼父皇退位，靠武力夺得皇位的李世民，深知“手足相残，古今大恶”，他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在儿子之间，如何能避免皇子们争权夺位悲剧的再次发生成为他十分关切和用心思考的问题。为提高太子承乾的道德修养，李世民起用一大批史臣先后辅佑太子，寄希望于他们对太子“辅之以正道，无使邪僻开其心”。贞观三年（629年），拜房玄龄为太子少师，房玄龄“固让不受，摄太子詹事”，贞观十三年（639年），加太子少师。受诏撰写《齐书》的李百药，贞观四年（630年）被委任为太子右庶子，贞观十三年（639年），转令狐德棻为太子右庶子，贞观十六年（642年），拜魏徵为太子太师。唐太宗李世民起用史臣匡扶太子教育，旨在用这些史学家渊博的知识、高深的政术、忠直的品行去熏陶太子，以期培养未来天子——太子德才兼备、沉稳干练的性格，可谓用心良苦。而这些史臣也能尽职尽责，规谏太子。“太子颇留意典坟，然闲燕之后，嬉戏过度，百药作《赞道赋》以讽焉”，太宗见而遣使谓百药曰：“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献赋，悉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1]（p.2577）

贞观后期，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之间的皇位争夺日益明朗化，如何处置这等棘手之事，李世民向史臣征求意见，史臣积极向献言献策，代表人物主要是褚遂良。贞观十年（636年），褚遂良由秘书郎迁著作郎，贞观十五年（641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负责皇帝起居注的撰写。“时魏王为太宗所爱，礼秩如嫡”，唐太宗向身边侍臣问询，“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褚遂良立即指出，太子与诸王名分为最，言下之意就是处理诸王子之间皇位争夺之事最为要紧，“当今四方仰德，谁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在褚遂良看来，定太子与诸王名分，使他们各遵其道，各安其分，不再起争端。贞观十五年（641年），魏王泰撰《括地志》功毕，表上之，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不久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唐太宗宠爱魏王李泰，对他的封赏已经超过了太子承乾，褚遂良立即上疏陈述其中利害关系：“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乘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作为嫡长子的太子，需要尊崇，宠爱庶子不能超越太子，否则的话只能是损公乱国。对待魏王李泰，要“常存礼则，言提其耳，且示俭节”，还要“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谦俭，又劝之以文学”，“道德齐礼，乃为良器。”[1]（p.2654）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魏征上奏反对：“今移此殿，便在东宫之西，海陵（此处应指李元吉，他被李世民封为海陵王）昔居，时人以为不可”，“魏王既是爱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1]（p.2655）这样看来，魏征也和褚遂良看法一样，要主张对魏王泰加强抑制骄奢、敦以谦俭的道德教育。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承乾以罪废，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褚遂良极力反对，他向李世民进言曰：“陛下昔立承乾为太子，而复宠爱魏王，礼数或有逾于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鉴不远，足为龟镜。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1]（p.2732）褚遂良当着李世民的面，直接揭示太子承乾被废是因为李世民宠爱魏王泰，尊卑不分造成的，无疑揭了唐太宗心中的伤疤。一定立魏王泰为太子，就请给晋王别的地方来安置，这又再提醒太宗，魏王李泰一旦日后登基会伤害到晋王李治的安全。唐太宗再三思考，“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 [1]（p.2655）。即日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责力与褚遂良等定策，立晋王为皇太子。唐太宗最终选定晋王李治为太子，这出于保护承乾、李泰性命的目的，李治没有卷入承乾与魏王泰的争斗之中，和他们没有积怨，并且李治平日以“宽仁孝友”著称。唐太宗认为，他日李治登基称帝后，是可以保存承乾、李泰等诸兄弟生命的。后来的历史并没有像唐太宗所希望的那样发展，承乾被废两年后，贞观十九年（645年）“卒于徙所”，承乾确实是没受到李治的迫害。魏王李泰在李治登基为帝三年后，薨于郧乡，年三十有五，死因虽因史料限制不得而知，但肯定的一点是魏王李泰一天不死，高宗李治的心就一天不安，吴王恪被诬参与房遗爱谋反被诛，晋王李治最终对他的同胞兄弟还是举起了屠刀。贞观后期，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之间的皇位之争，最终没有造成宫廷喋血的场面，一方面是因为皇子们势力没有壮大到发动政变的地步；另一方面，是因为唐太宗对皇子之争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和警惕性，事态发展未出现失控局面。

回顾唐太宗经历的两段皇位之争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史臣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谏言献策，所献对策大都高屋建瓴，影响政局的走向和历史的发展。在李世民和建成、元吉皇位之争中，正是在房玄龄先发制人的谋略指引下，李世民才果断出击发动玄武门之变。在贞观后期，太子承乾和魏王泰皇位争夺中，正是由于褚遂良“立魏王，别置晋王”的建议，才使得唐太宗重新审视太子人选。至于选聘优秀史学家辅保太子承乾而承乾最终被废，这不能单单要史臣来承担责任。唐太宗本人也很清楚：“古来帝子，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4]（p.247），在激烈的政权斗争之中人的本性是很容易被泯灭和弯曲的，史学家的规劝和教导是不会阻止李承乾对皇位的垂涎和向往。李承乾铤而走险，发动政变意欲提前抢得皇位最终失败以后，唐太宗对太子右庶子于志宁说：“知公数有规谏，事无所隐。”深加勉劳[1]（p.2697）。太子右庶子承担教导太子的责任，太子犯下谋逆大罪，太子右庶子理应受到严惩，但唐太宗没有责罚于志宁，这就说明唐太宗心中明白太子犯罪，与辅保的大臣无关。况且李百药、褚遂良、魏征等史臣在各自上疏中都从维护国家社稷安定的长远利益出发倾向于保护承乾太子地位的，李承乾没有宽阔的政治胸襟和高远的政治视野，未能像其父亲那样虚心纳谏、从善如流，无功于国家，无德于社稷，幻想一举而成，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

三、皇位之争中唐太宗与史臣的关系

皇位之争是一场波及面很广的政治风波，这样的政治风波冲击力很强，许多大臣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会受到影响。唐太宗时期的皇位之争使得很多史臣的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有的受到奖擢，有的遭到贬黜，有的因皇位之争的余波而身败名裂，家道中落。房玄龄先扶持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后任太子詹事辅佑太子承乾，晋王李治入主东宫以后，加太子太傅，官居宰相之位多年，屡受恩荣。太子承乾事败后，太子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无谏书，皆从贬责[1]（p.2697）。贞观二年（628年），杜正伦拜给事中，兼知起居注。贞观六年（632年），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贤馆学士。贞观十年（636年），兼太子左庶子。时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谒，好昵近群小。太宗谓正伦曰：“我儿疾病，乃可事也。但全无令誉，不闻爱贤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须来告我。”正伦数谏不纳，乃以太宗语告之，承乾抗表闻奏。太宗谓正伦曰：“何故漏泄我语？”对曰：“开导不入，故以陛下语吓之，冀其有惧，或当反善。”帝怒，出为谷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后承乾构逆，事与侯君集相连，称遣君集将金带遗正伦，由是配流驩州[1]（p.2542）。杜正伦因漏泄皇帝言语贬谪出京，最终又受承乾叛乱所牵连而被贬黜到遥远的驩州（今越南境内）。太子承乾被废，杜正伦受牵连，这场皇权之争的余波还冲击到了魏征，魏征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征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1]（p.2562）。魏征曾向李世民举荐杜正伦和侯君集有宰相才能，杜、侯因卷入太子承乾谋反而被黜、被诛，唐太宗就怀疑魏征有结党之嫌。魏征把自己同李世民之间来往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这也导致唐太宗很不高兴。此时魏征已死，唐太宗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惩罚，下诏停止了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的婚事，魏家自此失去了皇家的恩泽，逐渐衰败下去。房玄龄女为韩王妃，次子房遗爱娶唐太宗宠爱的高阳公主，房玄龄一生官居相位，先后被委任为太子詹事、太子太傅辅弼承乾、晋王治，房家显贵至极，深知官场险恶的房玄龄多次“频表辞位”，但都被唐太宗婉拒。为保家室不败，房玄龄“尝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圣贤家诫，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谓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然而，皇权之争的政治风波还是冲击到了房家，高宗继位后，房遗爱与高阳公主谋反，遗爱伏诛，主赐死。遗直以先勋免，贬铜陵尉。诏停配享[5]（p.3858）。

通晓史籍，一贯坚持“以史为鉴”的唐太宗熟知帝王治国离不开忠臣良弼尽心辅保。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在和杜如晦交谈中提到：“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4]（p.97）贞观末期，唐太宗撰《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李治，在《求贤篇》中，唐太宗忠告太子李治：“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鹤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治国也，必藉匡弼之资。”[6]（p.215）唐太宗对史臣尤为尊敬和重用的。前文提到的房玄龄、魏征均被委任为宰相，李百药贞观元年（627年）召拜中书舍人，贞观十年（636年），因撰成《齐书》而加为散骑常侍，行太子右庶子，赐物四百段。姚思廉撰成《梁书》《陈书》，赐彩绢五百段，加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以“藩邸之旧，深被礼遇”[1]（p.2593）。宰相之位何其显赫，自不必赘言，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虽无实权，但皇帝身边的顾问，实为近臣，仍不失为尊贵之官。就私人感情来讲，唐太宗与个别史臣也是情深意笃。李世民初见房玄龄 “便如旧识”，房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而不为”[1]（p.2469）。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旧疾复发，“乘担舆入殿，将至御座乃下。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敕遣名医救疗，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减损，太宗即喜见颜色；如闻增剧，便为改容凄怆”[1]（p.2464）。闻之房玄龄病情好转，唐太宗面露喜色，一旦听说病情加剧，立即面露悲伤，足以说明唐太宗与房玄龄君臣之间得的感情十分深厚。魏征早年追随太子建成，建成败，李世民不计前嫌，“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1]（p.2547）。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病笃，唐太宗“舆驾再幸其第，抚之流涕”，“后数日，太宗夜梦征若平生，及旦而奏征薨，时年六十四。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1]（p.2561）。魏征病重，唐太宗却梦到魏征身体无恙，说明唐太宗十分挂念魏征的病情。魏征死后，唐太宗亲临吊祭，痛哭不已，“恸哭”更能表明唐太宗和魏征的私人感情至真至诚。

唐太宗在创业之际与房玄龄等人东讨西杀、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使他们的私人感情非同一般。唐太宗登基称帝后，魏征等诸多史臣不避刀斧，敢于直谏，尽心辅佐，在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活中君臣一心，开创古来少有的盛世局面，君臣之间情深意切，符合人之常情。但君臣之间的感情并不是坚如磐石，如前文所述，魏征死后，唐太宗怀疑他有结党之嫌结果手诏停止婚约，魏征于是家道败落。房玄龄次子房遗爱与高阳公主谋反被诛，当时房玄龄已死，仍然被停止配享太宗庙廷，以示惩罚。魏征、房玄龄生时功勋卓著，与皇帝关系密切，但这也不足以使皇帝完全放弃对他们的猜忌，不足以保护自己死后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魏征、房玄龄之所以落得这样的结局和下场，主要是受皇权斗争政治风波的冲击，他们已经触及帝王维护根本利益的红线。唐太宗的根本利益是维护手中皇权的巩固与李氏皇位的顺利传袭，其他的任何东西不能与之相抵触，哪怕对李唐政权的威胁只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有时候这种威胁就是帝王的感觉，那么他们也是深信不疑，坚决清除，唐太宗诛杀李君羡即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贞观初，太白星频昼现，太史卜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这引起唐太宗的警觉。当时李君羡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警卫王宫安全。李君羡小名“五娘子”，李君羡的封邑及属县皆有“武”字，太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谋结，将为不轨，遂下令诛之[1]（p.2524）。皇位之争对史臣的影响视域下再审视唐太宗与史臣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得出，封建社会里无论多么融洽的君臣关系，多么深厚的君臣感情，在君主维护根本利益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横亘在君臣之间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

[参 考 文 献]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骈宇骞译注.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吴云，冀宇编辑校注.唐太宗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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