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传播出路

严怡宁

一、2015年国际媒体涉疆报道特点

国际媒体对中国民族问题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注以往长期聚焦于西藏，新疆的概念远不如西藏概念在西方炒作的程度火热。但由于2008年西藏“3·14事件”与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接连爆发，外媒的涉疆报道数量也明显上升。暴力事件成为分水岭，以其严重的破坏性抓住了世界的眼球，将外媒的关注吸引到中国新疆地区。笔者在Factiva全球媒体数据库对标题和导语中含有拼音“xinjiang”的信息进行搜索，发现了明显的数量变化趋势。2007年相关信息只有3609条，2008年则由于在西藏“3··14事件”的阴影笼罩下发生了一些疆独分子破坏北京奥运会的事件，相关信息数量上升到6351条，而2009年数据库里的相关信息跃升至13085条，2015年（截至11月29日）也达到了9174条，全球传媒对新疆的注意力变化明显。

外媒的涉疆报道，尤其是西方媒体的报道，在本质上与涉藏报道体现了相当的一致性，即通过对民族矛盾的凸显烘托出一个“不民主的高压”中国。具体表现为：

（1）聚焦冲突事件

2015年外媒有关新疆的报道中，大部分都是关于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和处理。外媒不仅偏爱报道冲突事件本身，在其他报道的背景信息中也往往反复提及过往发生的暴力事件，支撑起理解新疆的大框架。Factiva数据显示，2015年的所有涉疆信息中，恐怖活动与罪行，法庭话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大类别。具体以法新社报道为例，Factiva自动生成的数据显示，法新社2015年涉疆报道排名前十位的主题中，军事行动、罪刑，法庭、恐怖活动、谋杀、攻击、民间破坏行为等六大主题都与冲突事件直接相关。综观西方媒体的涉疆报道，新疆地区给人的印象就是暴力事件此起彼伏，民族关系、社会氛围极为紧张，新疆的面貌已基本被冲突所定义。

（2）透过冲突事件，营造民族对立的长期存在

西方媒体在为冲突事件提供理解背景的语义框架中，少数民族受到的压迫和少数民族权利的限制和剥夺成为既定的框架。冲突事件永远被解释为源于维吾尔族人民对民族压迫和文化身份被剥夺的反抗。在一些非事件类报道中，西方媒体还会深入审视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受到的“歧视”和不尊重。西方媒体将进入新疆的汉族移民视作稀释边缘化维吾尔族的政策产物，并极力塑造汉维互不交融、互相警惕甚至憎恨的格局。法新社一篇关于新疆地区葡萄酒行业的报道别有用心地指出国家对新疆的经济发展政策总是有利于汉族移民，而不是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并将此视为加深民族矛盾的因素之一。美国CNN则以不同报道渲染了所谓维吾尔族民族服装（其实是伊斯兰妇女的蒙面长袍）、斋月宗教活动等被限制，认为维吾尔族的宗教文化传统被歧视和消解。在西方媒体中，这样的民族对立被树立以后，分裂分子的暴力活动和分裂行为就演变为争取独立的民族文化身份的一种努力，其合法性也随之建立。

（3）强调中国政府严加管理

西方媒体在2015年涉疆报道中着力塑造了一个实施高压政策的铁腕政府的形象。这一形象由三大维度构建而成。第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渲染政府的严厉手段。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打击新疆地区暴力袭击行动的举措往往被描绘为对维吾尔族严酷无情甚至过度的打击和惩罚。报道中总是强调抓捕、打死人数之多，频频截取政府讲话中关于严打政策的话语，并突出描绘维吾尔族社区四处布有防暴警察的场景。《纽约时报》还直截了当地表示，政府的打击行为是对愤怒又沮丧的少数民族反抗行为的强力压制。第二个比较鲜明的维度就是塑造新疆地区高压管理的“不自由”环境。所谓的“不自由”一方面体现为媒体极力渲染信息控制的环境，比如《纽约时报》专门发文报道新疆地区网络及移动通讯“封锁”的话题，着重强调新疆地区信息审查之严格，甚至将此延伸至整个中国的信息受控环境。“不自由”的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塑造维吾尔族行动的不自由。《纽约时报》在报道新疆哈萨克自治州一些护照管理的举措时，则援引国外学者批评相关举措是对维吾尔族人行动自由的限制，并将之定义为边缘化维吾尔族人的做法，认为会引发更多不满。第三个表现政府“高压”政策的常见维度就是渲染异见者的“不公平”待遇。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专门文章报道在美异见者控诉其在新疆遭受的所谓“迫害”。美联社则聚焦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族记者，痛陈其家人遭遇，并援引纽约的相关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压制涉维报道”。

从西方媒体的报道手法来看，在报道中国政府的声明或解释时，往往会通过引用自由亚洲电台、人权组织、疆独组织（如世维会）、异见者、西方学者等信源的相左说法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言论来降低中国政府的信度。同时报道也会批评政府在冲突事件中缺乏信息公开性，以显示其他信源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衬托政府的“高压和强硬”。

二、西方媒体对非西方国家民族问题的报道特点

涉疆报道的这些特点是西方媒体对待非西方国家民族问题一贯做法的体现。很多国际学者对此类报道的研究都有相似的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世界民族分离运动和民族冲突的此起彼伏，以及西方利益及其干涉行动的介入，西方媒体开始对危机地区的冲突事件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以非洲为例，作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非洲在通常情况下很少被西方媒体报道，西方记者也缺乏长期的驻扎，但媒体一旦对非洲有所涉及，总是狭窄地聚焦于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并以此定义了非洲的媒介形象。这一方面与西方记者和编辑出于西方新闻价值观报道外国冲突的偏好有关，也与其对新闻生产成本的考虑有关。因此，他们总是在冲突爆发时迅速出现，快速连续地报道突发的戏剧性事件。一旦冲突结束又迅速撤离，等待下一个冲突出现赶赴危机地区。这种报道方式被形容为“伞降式报道”，往往只关注冲突事件的现状，却不了解当地的政治、文化和历史，因此民族问题国际报道的简单化问题非常突出。西方新闻媒介总是将地区冲突归因于民族问题，无视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Banks和Murray指出西方媒体的话语预设了民族问题的固化及其历史必然性，于是这些冲突就成为决定论，具有了不可避免性。结果就是，尽管各国媒体会蜂拥而至报道冲突，但其框架都不可避免地落入这样的范式。究其原因，“古老的民族冲突”最能满足现代新闻媒体的需要，因为这样的解读最简单方便。但这最终会使民族冲突陷于无解的境地，把各民族分开成立单一民族国家就似乎成了唯一出路。

国际学者还指出，在这类报道中，记者们往往倾向于为冲突一方“挑错”，另一方则成为受害者，并进一步分析这种两极化的媒介框架是在为西方的外交政策或干涉行动做铺垫。waltzer认为，干涉行动的修辞逻辑极度依赖于加害者与受害者、好人与坏人的叙述模式。而这种叙事模式中派生出的英雄与受害者叙事又进一步为西方的干涉行动背书，介入的西方国家于是成为拯救受害者的“白骑士”式的英雄。而当西方媒体所在国牵涉在内时，报道框架就具有了更加明显的本国视野，呈现鲜明的本国文化框架和利益框架。

西方媒体的涉疆报道很明显继承了这种一贯的思维模式，同时还投射了其对共产党国家这一“洪水猛兽”所谓“集权”“高压”的他者想象。在这种逻辑下，让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从“铁腕统治”中分离出来就变得顺理成章，为疆独、藏独树立了合法性。

三、国际涉疆舆论的扭转空间

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在中国民族问题上投射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利益，显示出与中国较大的文化价值观的分歧，这种根深蒂固的分歧要改变非一日之功。然而正因如此，探索中西共享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点、打造相互的认同对于改善中国民族问题的西方语境是非常有必要的。其中，结合全球反恐形势，在反恐框架下引导国际社会的涉疆舆论具有一定的空间。

这种空间的转折点出现在美国白宫就2014年5月22日乌鲁木齐暴力恐怖袭击发表声明进行谴责。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在正式声明中将新疆暴恐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美国《华尔街日报》随后在5月24日发表的《暴力影响大巴扎生意》一文中指出，暴力袭击使得出于安全担忧的客流骤减。《华盛顿邮报》则在多篇报道中指出，以前发生在新疆的暴力袭击事件都是针对政府，特别是针对警察部门的，现在暴力分子开始越来越多地将袭击目标放在公共场所，并通过专家之口分析称，这种恐怖袭击已经具有选择任何时机以任何方式攻击任何地方的能力，还指出这种具有不定时性的针对平民的袭击，是任何国家都很难去应对的。

西方国家和媒体对新疆暴恐行为的认定和担忧是建立认同的开始，当然西方的固有观念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全改变，应该看到，在西方媒体谴责恐怖主义袭击的同时，仍然时不时会将暴力的根源引向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压制”，而且还会借其他信源认为，中国夸大“恐怖分子”活动的事实以转移冲突的责任。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影响之根深蒂固。笔者采访过的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安德鲁·雅各布斯以及法国《世界报》驻华记者布莱斯·佩德罗莱蒂都表示，在来到中国之前，他们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主要来自西方主流媒体和西方的相关书籍，而且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受众是从国内单一渠道获得信息，视角有限，因而他们的报道旨在提供更“全面”的视角。尽管这两名记者都不认为他们在报道前具有对问题的主观预设，但是很显然西方媒体与中国不同的文化与知识体系起到了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中国民族问题上建构与西方国家的共识和认同空间将会经历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探索过程。

此外，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及中国对建设周边利益共同体的重视，我们还应该摆脱西方舆论的桎梏，与周边国家从共同的地区安全利益出发营造积极的民族话语。就涉疆问题而言，新疆所处的中亚地区民族、宗教复杂，极端势力猖獗，而新疆地区与俄罗斯及其他中亚国家接壤，并与这些国家都有着多个跨界民族。随着极端势力在中亚和相邻地区的流窜和联系，以及“车臣一中亚一新疆”恐怖主义活跃带的形成，这些国家都非常关注新疆的稳定以及与其有关的民族问题。尤其是俄罗斯，其自身也饱尝民族分裂问题之苦，同时也担心新疆骚乱对其局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一向反感西方对其民族问题的插手，因此其与中国在民族问题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以及可以合作的空间。比如俄罗斯媒体对中国涉疆问题的报道就明显不具有意识形态分歧，更显示出对新疆骚乱影响稳定的担忧。因此中国在涉疆问题上应该积极与中亚地区的周边国家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打造不同于西方的共同话语，并可以将这种共同话语提升为在全球改变西方话语主导国际舆论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努力。

此外，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周边国家乃至更多国家与中国共谋发展的需求使得涉疆国际报道有了更大的空间。新疆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理应在更多方面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作为“一带一路”上紧邻的国家，其媒体就非常关注新疆地区的发展，尤其是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甚至《纽约时报》在2015年也已经注意到了新疆地区与巴基斯坦的经济合作并给予专门报道。虽然这类内容的涉疆报道还没有在国际舆论界形成主流，但随着中国在全球构建“命运共同体”，并积极将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国际传播纳入这一共同体框架，相信打造中国民族问题更大的话语空间前景可期。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