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走出去”的现状与发展

邓惟佳

中共中央2004年3月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大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为此，过去的十年间，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致力于学术对外传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道路上，邓正来教授认为，我们的优势在于对中国的认识，因此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1.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2.让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3.让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秩序性质、走向的重构与理解走向世界。这三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烙印，也是中国可以为世界学术做出贡献的地方。这一观点正是本文在考察近十年（2005-2014）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对外传播现状基础上探讨中国学术自信和价值坚守的基石和起点。本文将从学术论文国际发表、国际学术期刊发行、图书国际出版和跨国学术共同体建设四个学术对外传播渠道分别展开论述。

一、学术论文国际发表中的中国成就彰显

通过在WOS平台上以“CU=China（国家=中国）”、“时间跨度=2005 2014”或“时间=2005、2006……2014”为检索条件所获得数据显示，中国学者（含港澳，但不含台湾，这是WOS默认的分类方法）2005-2014年在SSCI上共发表文献54368篇，在A&HCI上共发表文献6448篇，两个索引库中2014年发表文献数量分别是2005年的5.86倍和4.2倍。如此迅猛的发展是中国学者不懈努力的成绩，也是国家相应政策和机制推动与保障的结果。其中，学术论文国际发表中成果最为显著的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分别占发文总量15.65%和10.08%。

当然，学术国际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成果发表的数量上，还应重点关注和分析其质量，其中文献被引情况就是一项重要的考察指标。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尤其是管理学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献被引情况相对较好。所谓“被引用”，就是发表文章中的内容被其他发表文献作为参考运用到其他学术研究和写作中，而在国际学术核心期刊中被国际学者关注，并被引到同类质量的文献中则更能体现学术质量和学术价值。经济学和管理学之所以在国际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献数量和质量在各学科中领先，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及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等原因，这足以证明国际学术领域及各国学者对中国近年所取得成就的兴趣和关注度在大幅提高。

另外，一些国际学术核心期刊的主编和编委们在接受采访或访谈的时候都表示，投稿论文能否被其录用并发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题，要想从众多同一学科研究稿件中脱颖而出，论文标题、摘要和前言部分就要体现研究的创新价值。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最新成就和面临问题是相关国际学术圈内具有创新价值的选题和内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学者发表在国际核心学术期刊中文献数量最多的原因。

再有，本文在做有关“合作国家或地区”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时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即使中国学者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联合学术文献发表数量很多，但中国学者大部分都不是第一作者，甚至很多都在非常靠后的排位上。这说明这些学术合作中，中国学者处于从属地位，外国学者主导了整个学术研究的主题、方向和结构等核心要素，这对我国学术对外传播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中国学者必须树立这样的意识：国际学术不是某几个发达国家的专利或专享，国际核心学术期刊也不是学术霸权的传播场域，中国学者应该在学习和吸收世界先进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本国，重点关注和研究中国各方面发展的最新成果和面临问题，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对外传播中国最新科研成果，从而建立坚定的中国学术自信。

二、国际学术期刊发行中的“中国团队”打造

在国内外研究学术传播的所有成果中，学术期刊无论从传统路径还是创新发展角度都是其中最有效的传播载体。本文从我国学术期刊被国际核心学术数据库收录情况考察了其“走出去”程度，结果显示：1.被SSCI和A&HCI两大引文索引库中收录的中国学术期刊一共有22份，属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有21份，其中主办单位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有16份，占76%；2.在主办单位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5份学术期刊中，只有《外国文学研究》1本期刊是由中国本土出版，其余均是国际合作出版，因此真正意义上由中国大陆主办和出版的学术期刊仅有1本；3.22份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普遍不高，均没有超过1，且90%以上低于0.5。从这几个简单的数据及其他一些调查数据来看，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程度”实质不高，要想让承载着中国学术思想的期刊真正走向国际，打造“中国团队”是核心和关键。

首先，学术对外传播的核心是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即期刊发表的作者和论文。以《中国世界与经济》为例，其在WOS数据库中共有376篇论文，截至201 5年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前三篇论文作者均为海外学者，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国外知名大学。从这一数据来看，提高学术期刊学术传播主体的国际化程度无疑有利于提高期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绝不能说只有国际的学术传播主体才能生产出国际化的学术成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对外传播的是中国学术成果，而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往往更有发言权。“国际化”这个概念不是单指地缘角度的“海外”，更多指的是一种标准、一种国际学术领域的学术规范，因此努力打造“中国团队”，提升中国学者的国际科研水平，促进国际化学术成果的生产和传播也是打造国际级学术期刊的有效途径。

其次，学术期刊对外传播过程中打造国际化的中国编辑团队也是关键因素，其中，主编是灵魂式的领军人物。例如第一本被SSC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经济学英文期刊《中国世界与经济》主编余永定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其丰富的海外学术经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各权威科研机构和组织的工作阅历，在获取社会资本和学术人脉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对于期刊的选题把握、质量把关和稿件来源等方面都大有裨益。除此之外，拥有国际视野的中国编辑团队也是发展国际学术期刊的中坚力量。编辑应具备较高的学术和学科敏感性，在各学术期刊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状况下，以最快的速度发现和掌握最新、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焦点问题，有效进行期刊选题策划和组稿、约稿工作；编辑同时还必须具备较高的英文水平，满足期刊走向国际的语言方面的要求，比如审阅英文投稿、查阅英文文献、与国际编委和作者交流、向国际知名学者约稿等。

三、图书国际出版中的中国文化传播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历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中的数据显示，2002-2012年间，中国图书出口从2000年的704119种次发展到了2011年的878174种次（2012年的官方统计数据中没有“种次”这项），增幅为25%；出口图书的数量也从2000年的240万册增长到2012年的1325.69万册，涨幅达到了6倍之多。这两个数据足以证明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成果丰硕。

在《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中，中国成品图书被分为六大类：哲学、社会科学类，文化、教育类，文学、艺术类，自然、科学技术类，少儿读物类和综合类。根据统计数据，在2001-2012年各类图书出口数量比例结构中不难看出，在图书出口数量方面，文学、艺术类图书最受国外市场欢迎；文化、教育类以非常小的差距位居第二，这说明民族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等更具有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排在第四位，这可能与其具有较高学术性和专业性有关。

此外，根据三大国际图书博览会版权交易情况和业内评选的“2012中国热书榜之输出、引进优秀图书”榜单，2012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热门种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华文明类图书、中国当代发展类图书、少年儿童图书和汉语学习类图书，如《中华文明探微》、《中华文明史》、《国宝档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历史的见证：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等。2013年，当代题材的“中国概念”和“中国故事”图书依然是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重点和亮点，《中国梦：谁的梦？》、《中国强军梦——强军梦护航中国梦》、《朱镕基讲话实录》（英文版）、《中国专利案例精读》、《永远有多远》、《民族精神——精神家园的内核》等表现我国时下政治热点、文学风貌和学术思考的作品不断走出国门，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而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经典案例《狼图腾》和《于丹<论语>心得》更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获得了海外发行的巨大成功。

由此看来，中国图书国际出版的未来发展道路依然要以“传播中国文化与最新成就”，以及“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竞争力，无论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还是“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和“大中华文库项目”，都要着力打造承载中国传统文化和最新发展成果的国际图书出版渠道与发行平台，全面促进“中国梦”的全球传播。

四、跨国学术共同体建设中的中国价值坚守

本文所定义的“跨国学术共同体”指的是由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组成的旨在共同进行相近科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团队之间的学术交流从本质上说就是国际学术传播的过程，因此，建设“跨国学术共同体”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对外传播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国内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采取的是“外国学者”请进来的方式，组建由国际知名学者领衔的“跨国学术共同体”。然而，在真正实施和推进过程中，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学者不能仅仅为了追求自我提升而急功近利、盲目崇外，也不能为了获得国际关注而轻易丧失价值底线。因此，在构建“跨国学术共同体”和推进中国学术成果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价值坚守与中国学术“走出去”同样重要。

一个好的学术共同体不仅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也是一个知识人追求真理、尊重学术规范的价值共同体，同时它还应该是一个知识同行交流思想、代际传承的情感共同体。中国学者在“跨国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中可能会遇到“文化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压迫”，无论从学术语言到学术规范，还是从科研评价标准到国际学术期刊的主办国等，无不透露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霸权，即使是关系不错的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西方的学者教授们也常常以世界前沿学术引领者自居。面对这些，“跨国学术共同体”中的中国学者在学习国外先进科学知识和学术研究方法的同时，除了要积极传播中国学术成果，树立中国学术大国形象，更要有坚持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命感和中国理论、中国文化及中国价值的自觉与自信。

中国学术最新成果，应该在“跨国学术共同体”的各类活动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国际传播和全球扩散，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应该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问题做多元思考和各方辩证，在吸取西方乃至世界普适性学术科研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价值主张和理论体系，并使之通过“跨国学术共同体”向世界传播，这是具有国家责任感的中国学者理应的中国价值坚守。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