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交流及其影响研究

吕模 张燕军

【摘 要】中国是茶的故乡，从唐代开始，中国茶文化开始向日本传播，对日本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作用，其影响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日本“禅茶一味”文化的形成，日本茶道的哲学化、艺术化和美学化均与中国茶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影响体现了积极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并结合本民族特质进行创新对历史发展的巨大意义。

【关键词】茶文化 日本 中国 茶道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基金（2013M532013）；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4JK1787）；陕西省重点扶持学科基金（Szxky1211）；咸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12XSYK05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波及世界。而在古代中国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内，日本由于毗邻中国，受中国茶文化影响尤为深远。茶虽是一片树叶，却承载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茶叶向日本的传入

唐代以前，日本既无原生茶树，更无饮茶习惯，茶叶传入和茶道文化的形成均源自中国，而在此过程中，遣唐使尤其是其中的僧人发挥了关键影响。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具体表现在：首先，这一时期饮茶成为一种精致的文化现象且风靡于整个社会。其次，出现了“茶圣”陆羽及其名著《茶经》。再次，茶艺的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和操作步骤均在这一阶段形成，如宫廷茶艺、文人茶艺、民间茶艺、宗教茶艺（尤其是佛教）、女性茶艺等。第四，茶文化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体现，中国的茶文学（体裁主要是诗歌）由此开始形成，如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再如齐己的《咏茶十二韵》：“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甘传天下口，贵占火前名。”杜牧的《题茶山》：“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

茶文化在唐代的流行必然影响到遣唐使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使得遣唐使将茶文化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茶叶与其他唐代先进文化一道引入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提及日本佛教天台宗始祖最澄（767-822），最澄于公元804年入唐求法，归国时不仅带回了天台宗典籍，还将茶树引入日本，从此开启了日本的茶道文化。而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第二个人物则是日本临济宗始祖荣西（1141-1215），荣西于1168年前往中国求法，并再次将茶种带回日本，开启了镰仓时代日本的饮茶之风，荣西之功一是在于他将中国茶叶的加工方法介绍到日本；二是在于他使日本人认识了中国茶文化中的“茶德”，并将其在日本推广，使日本对茶叶功用的认识从物质层面上升至文化层面；三是荣西写就了日本文化史上第一部有关茶叶的专著《吃茶养生记》，荣西在书中指出：“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灵之妙术。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昔嗜爱之。”

此后随着日本茶树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日本人的饮茶习惯逐步形成，茶文化不断从皇室贵族和寺院向民间传播，从而使具有日本特色的茶道和茶会文化开始形成，到安土桃山时代，千利休（せん の りきゅう，1522-1591）将中国茶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文化。

中国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首先，“禅”与“茶”文化的结合。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和流行与佛教有着莫大关系，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茶与佛教形成了彼此相依的关系，一方面佛教使茶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另一方面，茶促进了佛教徒的修行。唐代佛教禅宗盛行，禅宗倡导以坐禅的方式修行，并以饮茶的方式提神来促进禅修，这使得在有唐一代，寺院僧侣饮茶之风大兴，并由此形成了寺院茶艺和禅茶文化，最终实现了佛教与茶文化的有机融合，使得“禅”“茶”形成一体、融为一味。

中国茶文化中的这种“禅”与“茶”的关系深刻影响到日本对宗教与茶文化关系的认知，并引发了它们对这一现象的学习和模仿。这在日本茶道的“鼻祖”和集大成者千利休的茶道思想中有着鲜明体现，针对此前村田珠光（1423-1502）和武野绍鸥（1502-1555）的茶道思想只注重外在形式的不足，他提出饮茶应以佛法修行为根本，过于强调外在形式和器具，会失去茶道的本意。为此，千利休努力提升茶道的精神境界，他将禅宗精神、寺院清规、僧侣修行方式与日本茶道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草庵茶”，并将起自村田珠光、经武野绍鸥发展的“侘茶”文化发扬光大，使之普及民间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茶文化深深影响着日本茶道的精神追求，日本茶道文化推崇的“侘茶乐境”境界和奉行的“和敬清寂”信条，同中国茶文化所追求的“和、静、怡、真”有着相通之处，共同体现了对茶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功能追求。

其次，喜饮绿茶及煮茶的传统。有唐一代，花茶以及红茶等发酵茶尚未出现，制茶以蒸青为主，因而成茶均为绿茶，唐人饮绿茶的这种习惯对日本茶文化有着巨大影响。唐代制茶，以饼茶为主，而在制作饼茶的过程中，蒸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可去除茶叶的青涩之味，同时保留茶叶的色、形和营养，这种制茶工艺后来流传至日本，一直到今天都是日本制茶的重要程序，对抹茶而言更是必不可少。日本不仅从中国继承了饮用绿茶的习惯，还坚守着在中国已经遗失的煮茶传统，中国茶文化以明代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此前以煮茶为主，而在明代以后，中国人饮茶方式演进为泡茶，至此，中日两国的茶文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但日本一直坚持使用从中国学习来的煮茶方式。因为这种煮茶方式，在日本还兴起了“铁壶”文化，铁壶源自中国，后流传至日本并逐渐发展为两大流派，即以观赏为主的关西铁壶和以实用为主的南部铁壶。近代以来，煮茶所需的铁壶已成为日本茶道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强调礼仪、程序的日本茶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使用铁壶煮茶之风渐次形成了向中国的回流，这成为一千多年来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再次，饮茶是一种修身养性、提升人生境界的生活方式。唐宋两代，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饮茶不仅是一种生理需要更是一种促进自我境界升华的生活方式。中国茶文化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对日本茶道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其在日本演变成一种生命美学。近代日本文化大师冈仓天心（1863-1913）在名著《茶之书》中指出：“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①在推动日本茶道文化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的过渡过程中，高僧空海（774-835）起到了关键作用，空海于804年入唐。在806年回到日本，同其他入唐日僧相似，他同样对茶非常爱好，并且对中国朝廷寺院内茶文化发达的情景非常羡慕，非常想在日本国内也营造相同的文化氛围，并使茶叶上升到更高、更伟大的地位。②

在使日本茶道实现哲学化、美学化、道德化的过程中，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北向道陈、千利休、山上宗二、南坊宗启等人均功不可没，而以千利休影响最大。千利休对茶文化物质层面进行了极度压缩，与茶文化相关的一切外在形式在其看来意义都微不足道。村田珠光的茶室为四张半榻榻米大小，而千利休的“草庵茶室”则仅有一张半榻榻米。千利休之所以为饮茶设计出这种不能再小的空间，意在提醒世人物质需求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能够摆脱世俗的牵绊，超越外在事物的束缚，从而实现无我状态，达到“和敬清寂”的至高境界。

中日茶文化交流的思考

自隋唐至今，中日之间茶文化的交流已持续千年，这种交流是同时期中日两国整体交往的一部分，但借此也可一窥东亚历史的演变和不同民族、国家文化发展的分野。

首先，中国茶文化是包括日本茶道文化在内的东亚其他国家茶文化的母体。中国是世界最早培植茶树和饮用茶的国家，从隋唐开始，中国茶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向整个东亚地区传播，内容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包括茶种、饮茶器具、饮茶方式等，精神层面包括茶文化、茶德、茶礼仪等，可以说中国茶文化为其他国家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全面性借鉴。中日茶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两国文化整体关系的一个缩影，正如日本近代研究中国学的著名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所认为的那样，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为古老的文化，但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两者的关系，内藤湖南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他认为，日本文化如同磨成的豆浆，依靠中国文化的卤水才凝集而成豆腐。在内藤湖南看来，日本文化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长。③

其次，中日交流是中国茶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交流是一个文化扩展自身影响、增进其生命力的有效渠道，具体到中日交流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上，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茶文化的传统在日本得到坚持。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认为，日本的巨大魅力之一是它大量移植并保留了中国唐代文化，包括它的建筑风格甚至著名的“日本茶道”，包括那相当苦涩的烂泥状绿茶、漂亮的碗和所遵循的精细仪式，都完完全全是那个时代从唐朝的中国学来的。④另一方面，茶与日本民族文化的结合使中国茶文化在域外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以中国茶文化为基础日本发展出极为讲究规程、场所、礼仪的“茶道”文化，并将其深深嵌入本民族文化的内核，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理想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尤其在二战后，茶文化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与日本茶道的传播有着重要关联，这可谓是中国茶文化在新的时空环境中的再生。

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中日交流史上，大部分时间是日本在学习中国，日本借助对中国的学习，加快了自身的发展步伐，体现了文化交流对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现在中国也处在一个加快发展的历史时期，探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更深的认识，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以带给我们很大启发，将学习外来先进事物与本民族传统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创新之路，从而推动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注释：

①[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第15页。

②[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侬佳、刘涛、姜海蒂译，东方出版社，2011，第12页。

③[日]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IV-V页。

④[美]罗兹·墨菲：《亚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2004，第227页。

作者单位：吕 模 咸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陕西咸阳

张燕军 咸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咸阳